读《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三题

作者：邓庆平（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哲学门》（总第四十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

经典诠释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立言或思想创造的基本途经和方式。作为宋明理学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朱子最重视的经典应属四书，他一生花费很大精力来诠释四书，所著《四书章句集注》是其代表作，在后世六百多年中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历来对朱子四书诠释的研究都是朱子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许家星先生新近出版的《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堪称目前所见朱子四书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该书视野开阔，问题意识集中，资料异常翔实，分析讨论非常细密，观点可靠。在研读过程中，笔者获益良多，同时也引发了三个思考：一、四书何以为一个有机整体？这点涉及朱子对四书的基本定位，即四书的整体性何以可能；二、如何理解以朱子解朱子？这是作者研究朱子四书学的基本方法，指向的是如何还原朱子四书的原意；三、道统说对于四书的意义何在？在介绍朱子四书学概说之后，作者首先讨论的就是朱子道统说，这样的章节安排有何特殊之处，这点涉及朱子四书学的特色。

一、四书何以成为一个思想有机体？

作者对朱子四书学的基本判断是具有内在整体性的、新的经学（或曰经典）体系。“朱子对《四书》的贡献，首在于将分散独立的《学》《庸》《论》《孟》视为一相互贯通的思想有机体，将理气、心性等理学思想融入到《四书》注释中，形成了《四书集注》这一经学与理学合一的新经学系统。”[①]“朱子在继承、消化前辈《四书》思想的基础上，首次将《四书》作为一个内在整体，展开全面系统精密的阐发，最终形成了‘四书学’这一新的经典体系。”[②]但是，“就朱子编撰四书过程可知，四书并非自始即是一整体，而大致可分为《学庸章句》与《论孟集注》两类。”[③]作者也明确指出“朱子真正提及‘四书’这一名称者极少”，[④]那么这里便自然出现一个问题，《四书》作为一个思想有机体的整体性是如何可能？

首先，从朱子对四书的态度可以看出其整体性。无论是《朱子语类》，还是朱子文集，朱子经常四部著作同时来讲，比如对四书的特点及相互关系，朱子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⑤]类似的说法非常多。许先生的书中专门讲《四书》特点与定位，并对四书的六种排序有所讨论。由次可以明确，在朱子那里，四书是一个整体。

其次，就四书内部关系来看，《大学》具有统摄四书的纲领性地位，为四书之首。“《大学》在《四书》系统中的特殊处在于首尾完备，前后贯通，相互发明，均匀一致。而其他三书则杂乱无序，不易把握。总之，《大学》是纲领，《论》《孟》就具体经验事实阐发。”[⑥]“朱子将《中庸》定位为神妙高远之书……因为《中庸》多上达本体而少下学工夫，故在《四书》次序中，前三书是基础，《中庸》为压轴，须在学习三书基础上再研读《中庸》。”[⑦]由此四书形成一个逐层展开的完整体系，在阅读次序上也有先后之别。

再次，作者对朱子四书学的整体理解是以工夫论为基础的。作者明确指出：“朱子尤重以工夫论《四书》，正如学者所论，朱熹的《四书》学‘建立了一套工夫论形体的《四书》学’。故对工夫范畴的阐明，既是朱子理学思想要领所在，亦是其道统论根基所在。在朱子看来，工夫实践是第一义的，无体道工夫，则不可能领悟道，更无法传承道统。”[⑧]文中所引观点虽来自朱汉民、肖永明的《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但这也是许先生对朱子四书学的基本定位。这点从本书集中于四书学义理的三章主要内容可以得到印证。本书第二章为“朱子道统说新论”其中对朱子四书学道统的理解是基于工夫论的，尧舜禹“十六字心传”、孔颜克复心法之传、孔曾忠恕一贯之传，作者直接以二程《四书》工夫道统论来标举四书道统说，与濂溪《太极图说》形上道统论相对而言。即便是其中第五节“道统的‘门户清理’”，也是特别强调工夫论。第三章名为《经学与实理》与该书书名重合，是该书的重点内容，这里的实理涉及四书的七个主题，这七个主题大体上都是工夫论意义上。第一节为“复性之学与教化之乐”；第二节为“克己复礼之仁”；第三节为“生死、义利、去就”讨论《论语》的管仲评价问题，关注的是如何处理具体的人生问题；第四节为“俯仰不愧怍便是浩然之气”集中讨论《孟子》“浩然之气”章诠释；第五节为“真知格物，必成圣贤”，集中于《大学》的格物诠释问题；第六节“诚意，自修之首”，则为《大学》的“诚意”章诠释；第七节为“本体、功夫、境界的‘三位一体’”，集中讨论朱子《中庸》诠释中的成德问题；第四章为《圣贤人格》，是朱子四书诠释当中的境界论问题，可以视作工夫实践的效果与目标问题。由此，也可以说，本书标题《经学与实理》中的“实理”主要是工夫之理。

最后，四书的整体性必然涉及四书与朱子学的关系问题。作者在前言中引用钱穆的“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来说明四书学在朱子学学术体系中“尤具特别之地位”[⑨]，第一章一开始也指出，“《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标志着‘四书学’的形成，此后的中国思想史，主要是在‘四书学’的框架内绵延展开，以迄于今。”[⑩]不仅四书学是朱子学的学术中心或其结穴，而且也是此后中国思想史的中心。这个定位不可谓不高，但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讨论，这个“中心”需要再理解。

作者通过朱子的两个比喻来解读四书与五经之间的难易、远近、大小关系，即禾饭之喻，阶梯之喻。他进一步指出：“朱子视《四书》为整个为学之本，掌握《四书》，对理解其他著作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四书》与它书存在本末关系。《四书》所体现的义理之学为本，史学、文学为末，文史可以作为四书义理学的必要补充，但不可颠倒本末，以史学、文学取代《四书》。”[11]就作者这里的判断来说，这种本末关系主要是针对《四书》与五经关系、《四书》与史学、文学关系来说。对于《四书》与《太极图说》等道学经典著作的关系并未直接点明。

就如何理解朱子学学术思想的完整体系问题，我们认为，《朱子语类》的编排次序直接体现了对朱子学的整理理解，应该说是“朱子学学术思想整体结构的第一次清晰完整的表达”[12]。透过这个编排次序，我们可以发现朱子学学术思想体系包括六个方面：第一部分是朱子哲学思想体系，涉及以太极为首要概念的宇宙论本体论、以性命义理为核心的心性论和以求得此理为核心的为学工夫论；第二大部分是朱子学对儒家所有经典即四书五经的诠释，此为朱子学的经学部分；第三大部分即朱子学的道统谱系论，即儒学思想史部分；第四部分是“理”的外王维度即朱子学的政治史学部分；第五个部分是不好分类的其他，如诸子、天文、地理等，是朱子学的杂学部分；第六部分是朱子学的文学部分，有感于“后世理学不明，第以文辞为学”[13]的现实，将这一部分列于最后，可使学者明了“理本文末”的理学基本原则。总体来说，朱子学包括哲学、经学、道统论、政治史学、杂学和文学六部分。就《朱子语类》的篇幅来看，第二卷朱子学经学部分篇幅最多，是朱子学的重心所在，而第一、二、四部分篇幅也较多，其中第一部分涉及朱子之“理”本身内涵，受今日哲学研究者重视，也是朱子学的基础理论部分，而第五、六部分篇幅较少。

由此来看，四书学作为朱子一生学术工作的重心是可以理解的，但若理解为本末关系中基础性的“中心”不一定十分准确。而且《四书》诠释著作与朱子其他著作的本末关系，不一定适用于《太极通书解》《西铭解》等朱子对北宋道学经典的诠释著作。作者在比较《四书》道统说与《太极图说》道统说时也指出，“他极力推尊周程，精心诠释道学著作，使《太极图说》成为足与《四书》相当的道学必读经典，构成了以《太极图说》《通书》《西铭》为主的道学新经典，道学文本的经典化极大树立了道学的权威地位，强化了道统的道学特色。朱子的思想建构依托于对道学范畴的创造性诠释，他的道统世界奠基于对道统、太极、格物等系列范畴的开创性诠释上，这些范畴与其经典诠释浑然一体，影响了身后数百年儒学的发展，是贯穿后朱子学时代理学发展的主线，直至今日仍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转化不可或缺的资源。”[14]相比较而言，作者这里意识到朱子对北宋道学经典著作的诠释在朱子学当中的基础性地位，对四书学与《太极通书解》、《西铭解》等著作共同影响后世理学发展的表述更为妥当。

二、还原朱子《四书》本意

朱子四书学即朱子对于四书的理解与诠释。如何研究朱子四书学？“朱子一生的治学目标，即是求圣贤本意。”[15]作者自称其研究“以忠实阐明朱子《四书》本意为宗旨”[16]，何为朱子《四书》本意？如何还原朱子《四书》原意？

朱子《四书》本意至少应该包括：朱子表彰《四书》的真实初衷，朱子诠释《四书》的具体演变过程，朱子对《四书》的基本理解，朱子《四书》学的独特贡献与历史影响等内容。这些内容在本书都有涉及。“本稿从朱子四书学的构成与形成、道统论、经学与实理、圣贤人格、寓作于述、文本考辨、传承发展七个方面对朱子四书学作了初步考察与梳理，试图阐明朱子四书学的若干哲理内涵及经学诠释。”[17]七章内容均以还原论为基本特点，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还原：

其一是朱子四书学形成、发展与传播过程的历史还原，尤其是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过程。这是本书第一章、第五章与第七章的主要内容。其中第一章和第七章是梳理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过程、后世发展与海外传播，而第五章则是对朱子诠释四书的内在方法进行揭示，即寓作于述。

其二是文本还原，朱子四书学的系列文本经过了复杂的修订和一版再版的出版过程，这些过程在朱子四书学著作中留有蛛丝马迹，这点在第六章有详细考辨。这个工作对于朱子四书学研究来说是基础性的工作。

其三是义理还原，主要在第二、三、四章。正如上文所说，这个部分是以工夫论为重心的讨论，涉及《四书》当中基本的工夫范畴，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本书没有太极阴阳等宇宙论和心性情等心性论方面的集中讨论，这点和四书文本的侧重点有关。相对而言，四书是孔孟儒学的代表作，在宇宙论、心性论等方面讨论不多，而在工夫论、道统论、境界论等方面比较突出。

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朱子解朱子。作者自述：“本稿写作，恪守以朱子解释朱子的立场，力求以朱子四书文本研读为依托，从其固有的论题出发，采用朱子的治学方式，以忠实阐明朱子《四书》本意为宗旨，可谓一‘述朱’之作。”[18]还原朱子《四书》本意，根本方法在于“以朱子解朱子”，包括继承朱子的意志、忠于朱子的材料、借鉴朱子的方法三方面。“‘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之说，实为理解其思想之必由之路。”[19]该书以求朱子本意为主旨，花费十多年的精力专注于还原朱子《四书》本意，重走朱子四书研究的曲折心路历程，充分展示了朱子四书学的复杂性。

以朱子解朱子，最主要的是依托朱子本人的材料，坚持从朱子材料的细致考辨出发，然后旁及后学和现代学者的材料，这为四书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本保障。朱子本意是朱子早中晚各个时期的本意，并非完全是指朱子定见。这种本意的探寻首先就需要细密的文本考证，以确定文本的时间以及所代表的朱子思想发展阶段；其次还要通过对不同年代的文本思想进行精微比较，以彰显朱子思想的变化发展过程；再次，对朱子与其他前人之说进行比较辨析，由此看出朱子说法的特别之处。在这些文本与思想的梳理与比较当中，体贴朱子的心智活动之特点，包括其旨趣、态度、基调、立场、价值指向等，逐步进入朱子丰富的内在精神世界。这点在该书的每一个部分均有充分体现，可以视为本书研究成功的第一原因。

以朱子解朱子的另一内涵是以朱子的方法来还原朱子的学术思想。朱子认为，经典诠释应贯穿三个原则：求本义、发原意、立学方。[20]就本书而言，作者亦遵循此三原则来解读朱子四书学。“本义”首先是朱子材料的本义，其次是朱子生平思想变化之本义；作者所“发原意”，这是透过朱子四书诠释的复杂历程来展示朱子所理解的圣学原意。“朱子一生的治学目标，即是求圣贤本意。他反复倡导求本意的原则，然而从实践效果看，朱子的经典阐发是在重视经文文本之义的同时，在义理解释上却多出己意。但朱子坚持认为，只有经过其阐发（甚或调整）的文本才是符合经文本来面目的。”[21]“创造性的阐发与具体文本的训释同为实现求本意的应有之方”[22]。在这里，经文文本之义、圣贤本意、己意与经文本来面目，这四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如何消解是朱子四书诠释时求本意所必须面对的。经文文本在后世传承过程当中出现的错漏为以己意解经求本意提供了可能性。同样，作者在进行朱子四书学研究时也同样需要以文本考辨与义理分析为基本方式处理这几个方面问题。

“立学方”是朱子诠释四书的重要特点，针对现实问题，指示学者正确的为学之方。这点在朱子四书诠释中随处可见，也是作者解读朱子四书诠释方法的重点内容。同时，这样一种在进行传统学术研究的同时重视现实关怀的精神在作者的朱子四书学研究当中也时有体现。如本书“前言”最后作者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在研读朱子四书过程中，始终绕于怀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朱子《四书》所提出的哲学命题和思想观念，迄今仍然具有其相应的合理性。那么，朱子所采用的‘注经’形式，是否就完全不适合于当下的哲学表达需要呢？……其经注形式之淘汰，恐势所必然乎！思之，能无憾乎！”[23]在讨论朱子与黄榦《论语精义》之辨时，作者指出：“朱子师徒《精义》之辨所体现的重视前人成果，强调理性反思，实与现代学术精神颇为吻合，其所秉承的‘会看文字’‘尽着仔细’的治学理念于‘略一绰过’的浮躁学风亦具针砭之效。它亦启示今人，在经典研习和义理探索之途上如勉斋一般重走朱子之路，或许是时下传统儒学的转化与创新取得突破的可资之鉴。”[24]这点在作者的研究过程当中虽常常是引而未发，但亦构成作者进行朱子四书学研究时不可忽视的问题意识背景之一。

三、道统说的意义

表面上来看，除了第三章略有说明之外，其余六章的内容安排均未有集中说明，全书的具体内容尤其是某些章节的内容安排像是论文合集而非一事先有完整提纲的作品。但实质上，仔细考察每个部分的内容，都可以发现作者特别的用心所在。下面以第二章《朱子道统说新论》为例，作一说明。

道统论主要涉及所传之道与传道之人两个因素，既有对儒学之道的体认，也是在儒学人物品评基础上的儒学发展史叙述。在一般的理学研究著作当中通常不是首先关注的话题。本书在第一章的朱子四书学概述之后，第二章就安排朱子道统说研究。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节关注尧舜禹的十六字心传，这是朱子道统说研究者通常关注的命题。作者指出，“朱子道统说主要有两方面：传道谱系和‘十六字心传’。”[25]该书对朱子道统说的一大新论应该是在对孔颜克复心法的深入挖掘上，因此，作者说“朱子道统说虽以十六字心传为根本，然此并非朱子道统思想之唯一表述……孔颜克己复礼为仁的心法传授实为十六字心传的重要补充。”[26]这个重要补充在第二节得到了特别表彰。第三节讲孔曾忠恕一贯之传，一开始作者就指出“在整部《论语》中，朱子特别重视忠恕一贯章，认为忠恕一贯乃儒学第一义，本章是《论语》最重要的一章，对此章理解关涉到对整部《论语》的认识，亦反映出个人儒学造诣的高低。”[27]作者这一节内容基本没有出现道统说方面的解读，其之所以编入此章仅仅只是标题上突出了孔曾之传的正当性。第四节讲道统之两翼：《四书》与《太极图说》，主要从文本的角度对朱子道统说做出全面论述，此节的第一部分是“一、何谓朱子道统”，这个问题按照逻辑应该是本章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接着此节提出两个道统概念：二程《四书》工夫道统，濂溪《太极图说》形上道统论。第五节是“道统的门户清理”，以早年的《杂学辨》为主要文本，详细讨论了朱子早年对张九成《中庸解》当中的阳儒阴佛思潮的批判，阐释朱子对《中庸》性道、戒惧、忠恕、诚、知行诸核心概念的认识，揭示其此时的中庸学水平，阐发其辟佛老、重章节的学术风格。“故探讨该书，可以充实丰富朱子早年学术思想研究，对把握朱子思想的演变、朱子的道统意识皆有重要参考意义。”[28]该节着眼的道统门户清理主要针对的是洛学内部阳儒阴佛思潮以及相应的洛学内部的禅学化集团。

总的看来，这一章的内容呈现出一个论域逐渐拓展的倾向，先从常见的十六字心传为开始，然后对作为道统说重要补充的孔颜克复心法进行深入讨论，接着以朱子《论语》忠恕一贯章的诠释为例对曾子传道地位的肯定与阐发，再接着从《四书》拓展到《太极图说》对朱子的道统世界进行完整描述，最后是反面立论，以朱子早年的《中庸》诠释为例对道统说的门户清理工作进行揭示。五节内容以朱子的《四书》诠释为重心，在第四节拓展到《太极图说》来完整阐发朱子的道统世界。从人物谱系来看，本章对朱子道统说的论述涉及尧舜禹、孔颜曾，更涉及二程与濂溪的传道地位。透过这些论述，朱子所构建的完整的道统说也就被构建出来。

对于为何以道统思想作为朱子四书学研究在概述之后的首要内容，作者并未集中阐述。在前言中作者的解释是，“道统是朱子四书学一个富有创造性的重要话题，其内涵深刻丰富，体现了朱子学的鲜明特征。”[29]这点还不足以完全说明该章的安排理由，因为后面章节的内容几乎也同样适用这个论述。在第二章的第一节的第一部分就是“一、四书学与道统”，其中的一些观点或可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问题。“朱子四书学与其道统说关联甚紧，二者关系可概括为：因《四书》以明道统，明道统以率《四书》。[30]”道统因四书而明，故研究道统说必须重视《四书》诠释；道统是统率《四书》的关键问题，故《四书》学研究必须以道统为首。“朱子道统思想源自对四书思想之提炼，构成贯通四书学的一条主线。”[31]这里的问题是道统何以率《四书》？作者指出“道统概念的提出，也是对四书作为传道之经这一性质的点醒。”[32]传道之经是朱子对《四书》本质的重要判定，也是朱子之所以重视《四书》中道统思想的内在根源。作者在别的地方讲到“朱子注释《四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落实道统观念，以道学思想规定道统内容。《四书集注》始于道统、终于道统。”[33]这个说法应该可以视为朱子四书学研究以道统说为始的最好说明。

事实上，道统论在朱子四书学当中的重要意义也早有学者注意到。如朱汉民先生把道统论与天理论作为朱子四书学最重要的两个理学思想来介绍，他指出“道统论是宋学标榜自己承传先秦孔孟正统儒学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是理学家们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重要精神支柱。……另外，朱熹等理学家确立“四书”为主要经典，其中重要的思想依据就是道统论的考虑。……“四书”所体现的正是朱熹等理学家反复讲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授受系列。宋代程朱等理学家重视“四书”，为“四书”作“集注”，所体现的正是一个道统相传承的观念。”[34]朱子四书学所建构的这个道统观念构成朱子对正统儒学的基本理解，这种理解一方面在后世的朱子学者那里得到普遍的接受，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影响深远，另一方面也成为后世不少朱子学的批评者质疑与解构的焦点。如劳思光先生批评朱子对四书中《大学》《中庸》“未稍作考证”[35]，而受道统观念支配，而且“朱氏编注古籍，其旨趣主要不在于训诂，而在于确立道统”[36]，这点是朱子学不能完全契合孔孟心性学的重要原因。

虽然从诠释学的观念来看，作者本意是不可寻的。诠释所要达到的只能是读者与作者视域的融合，这是诠释活动的实质。但是作为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本书坚持以朱子解朱子的立场，以大量细致可靠的文本考辨为基础，对朱子诠释四书的复杂演变历程有着清晰的梳理，其对朱子四书学义理的细密分析很好地呈现了朱子四书诠释时的阶段性、复杂性与统一性，对于深入体认朱子学精神与思想具有非常可靠且有效的解释力，在四书学研究领域具有典范意义。作者在书中所显示的朱子学研究功夫也具有很好的示范价值。

注释：

[①] 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3月，第14页。下引该书不再标注版次。

[②]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17页。

[③]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27页。

[④]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27页。

[⑤]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9页。

[⑥]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18页。

[⑦]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19页。

[⑧]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111页。

[⑨]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之“前言”，第1页。

[⑩]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1页。

[11]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27页。

[12]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5页。

[13]黎靖德，《朱子语类》之“朱子语类后序”，第7页。

[14]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125页。

[15]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之“前言”，第1页。

[16]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之“前言”，第1页。

[17]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之“前言”，第3页。

[18]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之“前言”，第1页。

[19]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160页。

[20]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160页。

[21]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之“前言”，第1页。

[22]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之“前言”，第1页。

[23]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之“前言”，第11页。

[24]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386页。

[25]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58页。

[26]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73页。

[27]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88页。

[28]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125页。

[29]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之“前言”，第4页。

[30]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54页。

[31]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55页。

[32]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54页。

[33]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110页。

[34]朱汉民，《朱熹的四书学》，《朱子学刊》1999年第一辑。

[35]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增订本）卷三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09页。

[36]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增订本）卷三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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