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新见唐代墓志多维视域研究

作者： 王伟  （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十月十五日己丑

          耶稣2023年11月27日

秦汉以降，丰碑大碣云起。至隋唐，世习所趋，社会各阶层多将墓志视作通往彼岸世界的重要凭证而深埋幽泉。自宋至清，文人雅士穷遐方绝域，以集古为乐，金石学应运而兴。20世纪以来，各地墓石多有出土，尤以关中为盛。出土墓志所及人物，显人晦士多隐名其间，加之未经后世文献传抄、改易，故极具文献价值。陈尚君云“新晋学者的治学，必须更多地关注新见的文献与前沿的研究，不能臻此，终难预流”，新出墓志遂渐为学界所宝重。

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尝道：“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关中为隋唐帝京所在，它不仅是各阶层人物生前的辐辏之地，亦为他们死后的理想归葬之所。20世纪以来，关中地区出土大量中古墓志，这些墓志对隋唐家族文学之研究来说，极具研究价值。

首先，在文献层面，结合传世文献材料，勾稽墓志的文献信息以资考史、证史，进而揭示历史事件的复杂背景。据新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的《陈叔达妻王女节墓志》载，志主王女节系武德朝宰相陈叔达妻，“贞观十年七月七日薨于京师善和里宅”。善和坊位于长安城朱雀门街西北第一坊，宋敏求《长安志》缺载，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则臆测坊名为“光禄坊”，后世多沿袭之。黄永年《述〈类编长安志〉》始订“光禄坊”为“善和坊”，然始终缺乏实物印证，今据《王女节墓志》所载其卒于“善和里”，始得名实相洽。另，出土于高阳原之《韦虚心墓志》系崔宗之所撰，志中叙及韦虚心在波诡云谲的中宗政坛事迹时，刻意将窦怀贞在神龙年间与先天年间的事迹予以混淆，旨在凭籍墓志文本书写策略的构思，回护其父崔日用在神龙间依附韦后之丑行，以建构其父在开元、天宝时代的忠良形象，展现出文本策略与家族心性间的微妙关系。韦匡伯系京兆韦氏郧公房之贵种，卒于隋末炀帝江都行在，初葬于王世充洛阳政权鼎盛之际，武德初迁葬于长安韦曲祖茔。前后两次安葬所撰之墓志在内容表述与人事牵涉上互有不同。对内容予以比对，可见出时代变局中个体家族之俯仰。

其次，在文学层面，不仅众多碑志之撰者多为知名文学家，而且碑志内容也多可与传世文学文献相比勘，从而推动文学研究走向深入。《何邕墓志》出土于高阳原，结合传世唐诗文献，知何邕系杜甫寓蜀期间的知交，他出身阆州名族，父何千里曾预天宝三载贺知章告老归乡之诗会。杜甫寓蜀期间，与之过从甚密，并撰《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赠别何邕》等诗，清代杜诗注本对二诗注解颇存讹误，今可据《何邕墓志》予以辩正，并烛见杜甫寓蜀时内在情感的波动和生活实境的变化。同样出土于高阳原的《何公（邕）妻李夫人墓志》，则为学界展示了盛中唐之际蜀中本土文学家族起步、发展与鼎盛的实况。李夫人本姓鲜于氏，隋唐以来，其家族文化由“慕财货”应时衍为“重文翰”，在父子、兄弟等血缘关系内建构出文化、文学传承的纵向路径，并打通血缘、姻缘、业缘、地缘等壁垒建构出的“复式”文学发展网络与图谱，此亦反映出唐代区域性文学家族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和力图摆脱地域束缚、追求主流特色、贴近时代方向的积极努力。

常衮为大历后期宰相，以制诰文写作独步一时，号称文宗。然长期以来，对他的研究多局限于《文苑英华》《全唐文》等所录作品，对其文学活动所知甚少。据榆林市榆阳区石刻艺术博物馆所藏常裒夫妇墓志知，常衮一族唐初迁京兆新丰。常楚珪作为常氏移居京城之第二代的主要人物，因曾任雍王李贤文学侍从，而对家族文学发展肇启先机，所育四子亦在盛中唐政坛、文坛表现卓异。由大历朝宰相常衮主盟文坛，知其家族以文而仕发展道路的成功，并契合时代风气的潜转暗换。常氏家族墓志多出李阳冰、韩择木等名家之手，由此可推知其家族文化交往之层次与范围。常衮晚年外任福建观察使，不仅对于涵养闽地士人向学之风有推助之功，而且对欧阳詹等闽籍文人进入京城文化圈之推挽亦不遗余力，展现出京城文学力量对边地文学发展、文学人才培植的助推之力。榆阳区石刻艺术博物馆另藏姚汝能所撰《史仲莒墓志》及其夫人《杜氏墓志》，经对墓志内容考辨，不仅对姚汝能生年、科举、官职除授和《安禄山事迹》作年等问题可得出新的结论，且对姚汝能与“芳林十哲”等同代文人的交往研究亦有所裨益。

碑志还富含丰富的文化信息。结合传世文本，既可对碑志文化信息予以筛选、研究，亦对一时一地之政治事件、文化潜转、社会发展等研究具有重要推助作用。安史之乱后，为守备两京，河西、陇右及北庭精兵悉数回防两京，参与平叛。及乱平，西域及河西、陇右又尽为吐蕃等所据，故此部将士之人生走向陷入多变境地，文史学界少有注目。

榆阳区石刻艺术博物馆所藏《许耀卿墓志》为对象，揭示了时代变局下个体人物命运之升降起伏，为正史的宏大叙事提供了个案与支撑。许耀卿墓志的价值在于，既为神策军这一中晚唐最重要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历程提供个人化的观察视角，又为外镇行营于安史之乱后在关中地区的重新组合情况及其政治因由提供微观阐释语境。据新出土《司马志诚墓志》记载，墓主司马志诚天宝间为节度使哥舒翰麾下核心将领。安史之乱后，赴肃宗凤翔行在，效命于关中与河南战场，后入卫禁中，并从臧希让至山南西道节度使府任都兵马使，终入李抱玉凤翔节度使府，任陇右节度副使。其经历实乃安史之乱后陇右道主力被打散后，残存陇右将士个体命运的微观展现，其仕途得到共有陇右及平叛经历之臧希让、李抱玉的援襄，展现出身份认同、情感认同的可贵价值。司马志诚的辗转与尴尬，展现出时代剧变中陇右流寓将士的共有命运。突厥毗伽公主墓志于20世纪初出土于西安市北郊龙首原，墓志记载了毗伽公主身处风云激荡之大时代，伴随家国剧变，个人命运辗转起伏。她由胡入唐，再戏剧性地由唐返胡，虽毗伽公主最终的生命抗争所导致的悲剧，使和亲草原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其墓志文本所记载的悲剧性一生，仍为学界透过历史烟尘了解7世纪至8世纪前半叶唐与突厥关系的复杂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载体，同时也为唐代的和亲行为多了一份近距离的观察，从而窥见历史发展之复杂面相。

关中是隋唐都城所在地，亦为墓志最重要的出土地。2019年以来，伴随西安咸阳机场三期航站楼的建设，考古工作人员先后发掘了4800余座古墓，其中包含大量隋唐时期的家族墓志。“日往月来，地厚天长。陵谷可毁，竹素易亡，不镌金石，何以流芳。”若说一方墓志仅勾勒出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则一时一地的墓志总合，则为学界观照一个族群、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乃至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史志，提供了研究材料。从此意义上看，关中地区的出土墓志对于中古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具有的文献意义和学术价值，皆具有不可替代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出土墓志与隋唐家族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21&ZD27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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