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华】子夏的历史贡献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4-01-21 12: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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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的历史贡献

作者:高培华(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腊月初三日丙子

          耶稣2024年1月13日

 

子夏是孔子的高徒,魏文侯、李悝、吴起等人的老师,孔、孟之间最有影响和成就的儒学大师;是孔子身后《六经》的主要传人,经学鼻祖和《论语》的主编者之一。但是,由于宋儒片面推崇思孟学派、疑古思潮盛行等原因,学界对子夏及其开创的西河学派,长期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评价。笔者依据20多年的研究,在此略陈管见。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公元前507年生于晋国温邑(今河南省温县),卒于公元前420~前400年之间。其先祖世为卜官,故以卜为氏,六世祖为晋文公名臣卜偃,颇有家学渊源。他15岁拜师入孔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患难与共;弱冠之年任卫国行人(外交官),颇有政绩;自卫返鲁又任鲁国莒父宰,两年后回到曲阜协助孔子“作春秋”,并为其他弟子解疑释惑。

 

据《论语·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想到自己“无兄弟”,不免忧从中来。子夏先以闻于孔子的话开导他,进而讲道:“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以仁爱为准则谈君子修养,创造性地描绘出一幅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又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去见子夏,陈述了孔子的话和自己的困惑。子夏一听便深刻理解了孔子的话,随即举出舜“举皋陶”、汤“举伊尹”的历史典故,在阐发孔子“举贤才”之语的同时,提出了“选于众”的思想:即举贤才,需要在众多的待举对象中慎重选择,只有选中真正的贤才,才能取得预期效果。这就为孔子的政治思想,增加了新质。

 

以上两例说明:子夏在孔门求学的后期,已经成为孔子事实上的助教。他为司马牛、樊迟解疑释惑的言论,表现出一个大思想家、教育家的潜质和思想深度;他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发端于孔门求学的后期,被列入孔门“四科十哲”绝非偶然。

 

 

作为孔、孟之间的儒学大师,子夏为孔子服丧三年期满之后,回到家乡温邑,在北流黄河之西的广阔地域设教授徒,长达半个世纪。魏文侯、魏成子、李悝(即李克)、吴起、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穀梁赤等,众多名流出其门下。史称:“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史记·魏世家》记载:“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可见子夏影响之大,堪称名震诸侯。在子夏的教育影响下,魏文侯、李悝等人对魏国的治理,可说是孔子“内圣外王”之道的第一次成功的实践,使魏国在战国初期成为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最为强盛的诸侯国。子夏开创的西河学派,与魏国同时崛起,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其成就和影响,在当时的文化教育界独树一帜。

 

 

子夏是孔子身后《六经》的主要传承者,经学的开创者,是当之无愧的经学鼻祖。先秦所谓“文学”,大致相当于今之古文献学。作为孔门“文学”高徒,子夏在西河教授期间,继孔子之后整理和传授古文献,对《六经》做出初步的分章、断句和必要的解释,创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章句”之学,即最初的经学。经过子夏及其弟子、后学一代代薪火相传,形成了一批解经之作,如《春秋三传》《子夏易传》《毛诗故训传》《韩诗内传》《仪礼·丧服传》等。汉代立于学官的多家经学,都把自家的学术渊源追溯到子夏。东汉名臣徐防上疏曰:“臣闻六经,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发明章句”开创经学,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

 

古文献是文明的载体。我们说中国拥有五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史,究竟凭什么呢?在很大程度上,凭的是孔子、子夏等人在“周衰,礼乐废,诗书缺”的乱世中勇于担当,以文明传承为己任,下功夫搜集、整理、传授下来的经典文献。倘若这些经典失传,或者没有贴近经典的经学,夏、商、周三代文明将茫无可寻,所谓五千年文明史也会大打折扣。

 

子夏整理和传授古文献的功绩,可以说是仅次于孔子,是其他孔门弟子难以比并的,其他学派的学者更难以企及。其他如墨、道、法、阴阳等学派中人,要想卓然自成一家,就不能不学习古文献、不能不师从儒家。因此,子夏不仅对荀子及汉儒经学一派有深远影响,对于法、墨、道、杂、阴阳等其他学派,也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催生或助长作用。他无疑是继孔子之后,为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做了奠基性工作的文化巨人。

 

 

子夏是《论语》主编者之一。汉儒郑玄说及《论语》领纂者,两次都提到子夏。有论者以《论语》载有孔子对其批评、告诫为据,排除其主编的身份,显然是低估了七十二贤的道德水准。我们知道:在《论语》之前只有官书,没有私家著书。囿于历史惯性,孔子生前及逝世后的一二十年间,孔子言论仅有个别零散记录,绝大多数内容仍以口头形态珍藏在弟子们记忆中,而没人想到“著于竹帛”汇集成书。《论语》实诞生于孔门弟子授徒的需要,这里简述如下:

 

孔子去世后,一些孔门弟子在授徒时,起初只是凭个人记忆引用孔子,随着“教然后知困”的加深,逐渐萌生出汇编乃师言论集的想法。当此想法和需要日益强烈,才可能将合作编纂《论语》之事提上日程。但这时,前期弟子多已去世,中后期弟子也陆续步入老年。在发起和共同领纂的过程中,仲弓、有若、子游、子张等相继去世,比较长寿的子夏、曾参在后期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从《论语》中有若、曾参皆称“子”等情况来看,在曾参去世后,补充、调整、誊清定稿者,是以有若、曾参门人为主的鲁国再传弟子。其中收录子夏、曾参语录颇多,则是对他俩在后期接近成书阶段所起重要作用的一种肯定。可以设想,要将个别弟子零散记录的,众多弟子记忆中孔子口述的、具体行为表现的、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思想材料,编写成确定的文本,需要做多少广泛搜集、反复琢磨、系统梳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创造性劳动啊!使《论语》比较全面、准确地记录孔子思想,成就这个在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上不朽的经典,子夏和曾参功莫大焉!全体《论语》编纂者功莫大焉!如果没有他们的巨大付出,事实上存在过的孔子的思想学说,就有可能像子产、叔向、晏子的那样,因为缺乏比较及时的传述、整理和完善,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剩下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甚至是面目全非的记述。

 

 

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前200年(公元前500年是高峰期),一大批先哲在互相隔绝的世界东、西方出现,如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孟子,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波斯的索罗亚斯特,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释迦摩尼)等。这期间产生了人类至今仍在思考的基本哲学思想,创立了宗教,是人类意识的觉醒期和历史的突破性发展期。此后人类历史每一次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从中获取动力和希望。

 

子夏、曾子等人正处于轴心时代的高峰期,他们传承和主持编纂的中华元典,积淀了中华文明的底色与特色,凝聚着最可宝贵的民族性格,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这些元典精神滋养下长大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难辨识。这种文明基因的决定性作用,不亚于血统与肤色。《论语》记录孔门师徒的嘉言懿行,也记录其缺点与不足,毫无造神的意图;记录孔子对弟子的批评性评价,并不回避主编者自己,毫无私心,值得称道。如“师也过,商也不及。”“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所以,国人灵魂的安放不在天国,在于现实担当“内省不疚”;中国也没有占全社会统治地位的宗教,没有教皇和宗教战争,没有“黑暗的中世纪”,能够在整体上长期处于古代世界的领先地位。

 

总之,子夏作为“轴心时代”高峰期的儒学大师,承上启下的大教育家和思想家,为传承和主持编纂中华元典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华文明史的突破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奠基,民族精神的积淀,民族性格的塑造,作出过特殊重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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