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卡尔卡特】在相对主义中挣扎

栏目:他山之石
发布时间:2024-03-14 19: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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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主义中挣扎

作者:丹尼尔·卡尔卡特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认为,人的伦理学是由文化和历史塑造而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正确的。

 

旅行和历史都能激发起人们一种道德相对主义的感受,就像它们在公元前5世纪时让希腊历史学家和旅行者希罗多德(Herodotus)产生过这种感觉一样。全球各地的人们是如何看待通奸这个事实呢?当代作家帕梅拉·德鲁克曼(Pamela Druckerman)在《翻译中的色情》(2007)中记录了不忠的法则“从东京到田纳西”有多么大的变化。人们忍不住得出的结论是,道德问题的正确答案从终极来说是靠常规来解决的,或许就像餐桌礼仪问题。在希罗多德看来,承认文化差异导致他跟随希腊抒情诗人品达(Pindar)的脚步宣称“习惯为王”。

 

备受称赞的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在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中显示,主张道德相对主义的一种常见方式是令人困惑的和自相矛盾的。但是,他接着为纳入了相对主义背后的某些观点的哲学世界观辩护。当我们思考当今正在进行的有关道家价值观的文化战争的时候,从遭遇贯穿威廉姆斯著作始终的相对主义中,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是,首先,弄明白为什么文化战争的一个压倒性特征是非常有用的,即使用词语的争吵本身很快导致的相对主义争论。

 

请考虑下面让人难忘的场景,萨利·鲁尼(Sally Rooney)的小说《与朋友的对话》(2017)。核心人物弗兰克斯(Frances),和波比睡在一起,却拒绝了她朋友菲利普的坚持,“在基本的词汇中,她是你的女朋友。”弗兰克斯拒绝菲利普在事物上贴熟悉标签的企图是正确的:她试图生活在一种不用词语表达的方式。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弗兰克斯质疑使用单词“对象”或者“关系”来描述她和波比的生活的做法。如果她不能肯定如何描述她的复杂处境,那部分是因为它没有轻易适应规范的思想框架。如果使用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形象,她想“飞翔”在语言的框架之外。

 

正如弗兰克斯高度认识到的那样,你的社会使用的词汇塑造了你能够成为的自我。语言装载有道德伦理期待。如果你赞同你和某人在处“对象”,那么通常(虽然并不总是)携带着的期待,你将不能再与别人同床共枕。这个规范能够遭遇那些处于开放性关系的人的挑战,也一直遭遇挑战。但是,如果你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生活,不遵循习以为常的命令,那么你可能被误解或者被剥夺得到社会认可的机会。即使如此,正如美国哲学家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消除性别规范》(2004)中论证的那样,的确存在一些场景,就算不可理解也可能比强迫自己进入社会选择的现有菜单更好。

 

如果日常生活语言能够有时候感受到压迫性,那或许是因为它变得难以避免地描述性和评价性:它告诉你不仅事物是怎么样的,而且告诉你它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是某人的女朋友,比如,那么很多的信念就行动起来,会告诉你应该采取什么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弗兰克斯非常警惕接受那个标签。

 

语言如何能够同时具有描述性和装载价值观的最清晰例子或许是哲学家所说的伦浓厚理概念的案例。想想诸如“友好”、“吝啬”、“攻击性”、“粗鲁”、“不耐烦”、“残忍”等等,注意到这些术语在描述行为时表现出的积极或消极评价行为。浓厚伦理概念之所以如此命名是与稀薄伦理概念如“正确”、“应该”和“理应”等对比而言的。这些高速抽象的术语几乎纯粹是评价性的,似乎并没有描述任何具体行为。相反,正如美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娜·科斯嘉德(Christine Korsgaard)在《规范的源头》(1996)中所说,它们似乎就像学校里使用的金星,可以被别在任何东西上面。

 

有关争议性道德问题发生的文化战争部分是关于应该让什么样的装载伦理含义的概念在特定社会中占上风的斗争。性别是应该以和性纯洁和性限制有关的术语被概念化(如制裁、贞洁等)还是以性自我表现和性实验(解放、怪癖等)被概念化呢?这让人看到如下事实:伦理词语和概念不是仅仅抽象的观念,而且是不同生活方式的产物和表现。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围绕有时候被贬低为“有关词语的争论”的政治狂热强度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文化战争就是有关如何更好生活的概念战争。

 

从广义上说,我们都使用上文介绍的伦理概念。那些认为他们能够生活在没有价值观的世界的人并没有想明白那样真正意味着社么。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评价自己的体验,我们这样做的方式是不同的。在最近的一场有关罗马帝国的课程播客中,历史学家汤姆·赫兰德(Tom Holland)强调了古代罗马和现代西方有关性规范方面的戏剧性变化。这仅仅是一个或许已经熟悉的常见事实的例子,说明伦理规范各有不同,甚至在文化内部都有不同。而且,表面上看共享的伦理概念在深层上理解上也有不同。请考虑点头时如何显示尊重:它可能代表尊重作为相互认可的一种形式;或者尊重作为对另外一个人了不起的力量的敬佩之情。

 

称其为反人道主义分叉:相对主义还是宗教?

 

因此,道德多样性的事实提出了道德相对主义的议题。这也变成了文化战争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这些辩论已经在美国失去影响之时。许多道德传统是基于这样的概念,存在普世性的价值观,它们或许扎根于人的天性。你本人可能就是在普遍主义观念下成长起来的,认定存在一个单一的、真正的道德,它们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但是,如果生活在许多不同伦理生活方式对人类是再自然不过的环境中,那么,这将鼓励人类创造出多样的伦理世界的观点,认定道德真理与人们生活的特定世界相关。道德真理就像有关礼仪的真理一样,是随着地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在普世主义者来,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太糟糕了。

 

当有关道德相对主义的战斗在文化战争中被描述的时候,它们往往被以如下方式纳入框架之中。论证的一边称赞文化多样性,将此观点与强调价值观的社会构建的本质联系起来。这是通常与后现代主义、身份认同政治和拒绝普遍主义传统等联系在一起的世界观。但是,这种看似“相对主义的”目的地恰恰是让道德保守主义者警惕不已的东西。文化战争的另外一面是:如果道德普遍主义没有共同的人类标准作为基础,那就需要某种超越人性的东西。这正是文化战争与需要回归宗教的必要性联系起来的一面,是道德上的反动派对社会多样性做出的回应。

 

有关道德源头的这些辩论成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老派的世俗人文主义者面对发现以人为核心的道德的普遍性基础的困难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之中:要么选择一个以文化为核心的伦理学,要么回归以上帝为中心的伦理学。我们不妨称之为反人文主义分叉:相对主义还是宗教?英国坎特伯雷前主教罗万·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最近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宣称“现代人文主义者可能是比前辈更加充满激情的文化多样性辩护者。”他没有涉及到的是下面这个极具反讽意味的内容:适当承认道德多样性已经倾向于破坏人文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普遍主义。

 

注意到信念的多样性本身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这一点很重要。毕竟,不同的文化对于地球的形状拥有不同的观念。这是否意味着没有非相对的物质事实,我们能够说的话是,对于某个文化来说,地球是真正圆形的,对另一个文化,它是真正的扁形。如果你的朋友说,地球是扁平的,你可能向他们显示被称为“蓝色大理石”的照片,那是阿波罗17号宇航员1972年登月时拍摄的照片。如果你足够有钱和奢侈,可能订购一张前往太空的旅行机票。你不大可能成为“相对主义者”。

 

但是,成为有关地球形状的非相对主义者并不要求你成为任何事上的非相对主义者。道德相对主义仍然是一种选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如果你将人类用人类构建伦理现实的方式因文化不同而不同的主张与构建伦理现实的观点结合起来,那么道德相对主义就变得难以避免。其实,那些很快从观察道德观念的多样性转而拥抱道德相对主义的人或许已经倾向于认为,道德是文化构建的产物,而地球的形状不是。被吸引到有关道德的相对主义的其他人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更加聪明和更加宽容。有人说,“他们有他们的方式,我们有我们的方式,需要说的就是这些。”。

 

伯纳德·威廉姆斯(与罗万无关)在其第一本书《道德》(1972年)中敏锐地指出反对他所说的“庸俗相对主义。作为英语哲学中的领袖人物,他后来普及了上文介绍过的术语“浓厚概念”(他是在1985年第一个在印刷品上使用这术语的人。)威廉姆斯拥有深厚的伦理生活的文化和历史多样性的认识。但是,他也看到被当时的某些人类学家典型地拿来支持宽容的道德相对主义在根本上是不连贯的。

 

或许,至少对于暴力社会来说,战争就是问题的答案。

 

威廉姆斯说,庸俗相对主义者认为某物是否“在道德上正确”意味着“对特定社会”表示正确。结果,若要讨论比如与多个伙伴发生性关系在道德上是否正确,你就必须首先询问:对谁来说正确?没有普遍性的答案: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时候是被允许的,甚至是得到称赞的,而在其他地方或其他时候则是受到道德谴责的。的确,威廉姆斯描述的庸俗相对主义者认为,“一个社会的人谴责干涉另外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是错误的,” 因为道德与人的生活方式捆绑在一起。

 

威廉姆斯继续显示,庸俗相对主义的问题是宽容原则的地位。如果得到宽容是正确的,“正确”是相对的,那么我们必须问:对谁来说是正确的?毕竟,如果一个攻击性的战斗社会在辩论是否应该干涉邻居时,按照其价值观,答案应该是确定无疑的,“是的,我们应该干涉。至少对于暴力社会来说,战争就是答案。威廉姆斯说得很清楚,要点是你不能连贯地说所有道德真理都是与文化相关的,并且鼓吹一种非相对的道德法则----所有文化都应该相互尊重。庸俗相对主义者在提出宽容作为普遍性的道德原则,但是,这与道德相对主义者本身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威廉姆斯得出结论说,庸俗相对主义是“荒谬的”,但是,这可能给出一个容易误导人的印象:他非常严肃地对待支持道德相对主义的很多观点。事实上,他赞同道德相对主义者的观点,即伦理学现实是人类构建的产物,像相对主义者一样,他强调道德观的多样性。有些道德和宗教传统认为,道德现实是客观的和普遍性的,就像地球形状的事实一样。威廉姆斯当然并不认同这一点,进而宣称他的道德立场是“非客观主义者。”

 

威廉姆斯对道德相对主义者的动机的尊重,或许最令人印象深刻地体现在他的中期著作《伦理学和哲学的局限性》(1985年)的如下段落之中:

 

如果你意识到非客观性,它是否应该不仅适当影响你看待你的伦理世界观的应用和程度的方式?如果我们意识到伦理变化和它可能获得的种种解释,这种意识应该让一切都保持原样而不影响你的伦理思想本身,这是难以置信的。毫无疑问,我们能够继续简单地说,我们是对的,其他任何人都是错的(也就是说,按照非客观主义者的观点,确认自己的价值观,拒绝他人的价值观。)但如果我们来到反思的这个阶段,这种回应似乎是明显不充分的。

 

威廉姆斯主张适当承认伦理学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同时结合一种谨慎的意识,认定何时进行道德评判是有道理的,何时进行道德评判是没有道理的。这让他更加接近相对主义的精神---事实上,他甚至提出了所谓的概念“保持距离的相对主义”。

 

拥有敏锐的历史感的危险在于,你可能最终陷入相对主义者的泡沫中不能自拔。

 

威廉姆斯的保持距离的相对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在跨越整个人类历史的背景下确认人的道德世界观的真理是说不通的。他可能愿意支持世界人权宣言,但与此同时,他会质疑将这种价值观和心理智慧应用于过去几千年的战斗文化。威廉姆斯认为,没有必要争取“相对主义者有关过去的沉默誓言”,但是,另一方面,“对其评论也不是义务性的。”

 

在1998年的《纽约书评》的文章中,威廉姆斯给出了这些观点和心态的难忘表达:

 

我必须想象自己是访客,对历史上的任何阶段都做出判断吗?当然,人们能够想象自己是亚瑟王朝廷的康德,不赞同其不公平不正义,但是,这究竟能够给人的伦理思想产生什么影响呢?

 

18世纪道德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相信,人人都知道同样的普遍道德法则,因此求助于它的存在总是可以理解的。在大部分时候,威廉姆斯认为产生道德感的东西更多受到文化的限制。当我们向内心观看,我们发现的不是道德法则,而是历史上形成的身份认同。

 

拥有敏锐的历史感的危险在于你可能最终陷入相对主义者的泡沫中不能自拔。但是,如果威廉姆斯共享相对主义者的认识,伦理生活的文化根源本质,他也想纳入到他的道德哲学里一种批判工具,这意味着你无需接受与道德相对主义联系起来的最糟糕内容:要么“做什么都行”要么社会能不评估和评判对方,要么你必须接受自己所在社会的现状。

 

威廉姆斯的伟大著作《真理与真诚:谱系论》(2002)称赞了与追求真理相关的美德。在威廉姆斯看来,没有客观的和普遍性的道德,但道德哲学仍然能够根据事实得出某些真理,比如行星的形状是客观的和普遍性的。如果一种道德世界观依据公然虚假的东西,通过揭示真理就能戳破其合理性。要拒绝否认气候变化论者的主张,你无需辩论是否存在有关道德的客观真理,你只要知道存在有关二氧化碳对空气的影响的客观真理就足够了,比如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年平均温度发生的变化等等。

 

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是,所有现实都是文化构建。威廉姆斯很少有时间去考虑这个观点。人类已经戏剧性地重新塑造了地球,但是,他们并没有创造所居住的那个星球。伦理现实是通过与“已经存在的物质世界”的互动构建起来的,这个物质世界不是文化的产物。他在若干场合与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拔河,此人在20世纪的后来几十年成为学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领军人物。事实上,当我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生时,我曾向罗蒂说到他和威廉姆斯的观点的对比。罗蒂说,“是的,威廉姆斯的观点更多呼应常识,罗蒂用令人难忘的话总结说,“我则想改变常识!”

 

但是,像罗蒂一样,威廉姆斯的确强调了伦理生活的文化构建本质。受到19世纪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影响,威廉姆斯对概念的谱系作为哲学方法特别感兴趣。从本质上说,这里说的意思是,你能够追踪一个概念或者观念的起源和发展---比如自由---来看清由此产生的叙述是鼓励这个概念的使用还是要驳斥它。

 

一个概念的历史帮助你明白,是否想成为使用这个概念的部落成员。

 

想想这与有关爱情和性的文化战争辩论的关系。不是每个人都像鲁尼(Rooney)的人物弗兰克斯那样想回避与浪漫爱情有关的传统概念。但是,概念谱系学邀请你反思诸如“女朋友”等词汇和概念的历史,并决定你是否想继续使用它。你可能决定,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95年说过的有关亵渎神灵的话语,那“不是我的词语。”

 

很多与爱情尤其是婚姻有关的观点在历史上与浪漫爱情没有多少关系。正如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的著作《婚姻史》(2005)说明的那样,“世界上大部分社会对婚姻的看法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最近才有的观念。理解概念史有助于我们理解是否愿意成为使用这个概念的部落成员,是否愿意成为这种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有时候,加入一个机构意味着修改这个概念使其变得更好,正如在同性恋婚姻这个案例中揭示的那样。

 

尤其是在焦点集中在权力滥用时,真理性能够成为刹车皮。威廉姆斯引用被称为批判理论的哲学传统,强调对社会结构的考察和批判。他写到:

 

如果人们逐渐明白人们接受某种道德主张的唯一原因是,某人的权力带来了人们接受这个概念,而且人们接受它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人们将没有理由继续接受它。

 

毫无疑问,威廉姆斯最可敬的、和最持久的品质是他竭力为不方便的真理和向当权者说出真相的潜在的惊人清晰性提供哲学空间的欲望。

 

威廉姆斯论证说,所有人类社会都有一种需要,想弄清楚准确性和真诚性等基本概念:这样的品质结合起来构成真诚性美德。这就为其世界观引入了一种普遍主义元素。但是,虽然对真诚性的需要是普遍性的,威廉姆斯再次明确指出,不同的文化拥有不同的结构,并将依据这个需要建造不同的结构。他在《真理和真诚》的末尾表明了希望,与真理相关的更“勇敢的、非临时性的、社会效果显著的美德形式”将继续存在下去。

 

公平地说,虽然听起来怪异,但在当时的人文学科领域,威廉姆斯为真理和真诚性辩护并不是一种时髦的事业。他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千禧年的转折阶段,在其人生临近终结的时候写作。书中讨论的形形色色的否认真理形式将在21世纪出现或者再度出现。想想只是看到了开端的因特网时代,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行为再次变成稀松平常之事。其实,如今在网上广泛传播的一个段落中,他写到因特网如何“让更多从前孤立的极端主义者更容易相互找到对方,并在小群体之间交谈沟通。”。

 

道德批判必须常常呈现为让平凡真理广为人知的形式。但是,如果某些论证的确最终演变为有关价值观的冲突,怎么办?比如,有关气候变化的争论要比熟悉相关科学能够救赎的地方更加深入得多。威廉姆斯有关价值观的理性辩论本身说得很少,这或许受限于他的世界观,即“不承认任何终极辩护”的原则(正如科斯嘉德所说)。威廉姆斯也表达了一种世俗怀疑主义,并不看好道德争论所能获得的成就。他写到,“当他们推开房门,一把摔碎他的眼镜,将其掳走,教授的合理性论证能够做什么呢?”

 

他从来没有想到,道德哲学能够让伦理生活变得更容易。

 

威廉姆斯的著作表现出一种人们在有关价值观的更大文化战争中看到的那种紧张关系。一边是承认看似普遍性的和无可辩驳的罪恶的欲望,一边是将普遍主义遗产留在身后的欲望。比如,在一本书中一篇名为“人权和相对主义”的论文中,他认为,存在若干基本的道德冤屈是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的东西,即使在其著作的其他地方,他坚决拒绝了普遍性的道德法则。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他的世界观和道德哲学家比如他在牛津的长期同事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的世界观。帕菲特的确相信伦理事实是客观的和普遍性的,就像有关地球形状的事实那样,寻找能够说服任何人的道德论证。与此相反,威廉姆斯在《羞耻和必要性》(1993)中论证说,追求“社会和政治诚实”比“理性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更能说得通。如果威廉姆斯很少有时间来谈论罗蒂广义的、放大了的后现代主义,他也不赞同帕菲特的希望(通常与有效利他主义运动有关),即伦理学研究能够转变成为用来解决世界问题的道德科学。

 

真实性、概念谱系学、对比伦理研究:这些成分赋予威廉姆斯的价值观哲学至为重要的关键影响力。在威廉姆斯所说的“普遍主义阴影”之下---或者他竭力要显示出这一点,充分浮现出来的道德哲学之后,存在很多资源对它们进行伦理学的和政治的批判。他的目标是抓住“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关键差别,同时维持有关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本身从终极来说属于文化创造物。在这方面,他的立场类似于如下观点:人类创造了规范,认定什么是好艺术,什么是坏艺术,而不是发现了独立于思想的无时间差异的美学真理。

 

威廉姆斯从来没有想过道德哲学能够让伦理生活变得比实际情况更容易一些。但是,他提供了一种视角,哲学若与其他学科如历史结盟,将能够为一个人在世界上的道德定位提供批判和支持。在他参与道德相对主义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在他的同代人理查德·罗蒂和德里克·帕菲特之间指出一条中间道路。他提供了一个如何如果在文化战争中前进的案例。

 

作者简介:

 

丹尼尔·卡尔卡特(Daniel Callcut)自由职业者作家和哲学家。曾任耶鲁法学院跨学科区域研究院研究员。在爱情哲学、价值观本质、媒体伦理学、心理哲学等领域讲授课程和发表文章。担任《伯纳德·威廉姆斯解读》编辑。

 

译自:Callcut, Daniel. Wrestling with relativism, Aeon, 20 October 2023 

 

Bernard Williams, moral relativism and the culture wars | Aeon Es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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