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四书文取士”具有三重意涵

作者：陈维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二月三十日壬寅

          耶稣2024年4月8日

在明清科举史上，“四书文取士”的表述有三种不同意涵。一是指考官在阅卷衡文过程中，懒政渎职，或因时间紧迫，只阅首场四书文，便决定士子的取舍；二是指在科举考试中，某人因其四书文特别优秀而被录取；三是指四书文在本质上是一种理学文章，因强调理学在科举中的首要位置，便以“四书文取士”统称科举取士制度。分清其不同意涵，对我们深入认识明清科举制度的特点和本质有积极作用。

作为懒政的“四书文取士”

明代乡试和会试长期存在专重首场的弊端，这种现象至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时期尤为引人注目。万历元年（1573），礼科给事中林景旸上疏，针对当时考官重初场的弊端，提出必须“重后场”（林景旸：《玉恩堂集》卷2，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50册，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41—42页）。万历七年，他又上《申明敕旨以隆宾兴盛典疏》，提出“正文体”等五事，指出：“查得隆庆元年题准，主考官阅卷，除初场仍旧分经外，其二三场改发别房，各另品题，呈送主考。查果三场优取者，即置高选。其后场隽异而初场见遗者，务必检出详看，虽未尽纯，亦为收录。若初场虽取，而后场空疏者，不得一概滥中。”（林景旸：《玉恩堂集》卷2，第75—76页）万历二十年前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范谦上《申饬科场事宜疏》，谈到当时《春秋》科的命题情况：“策论两场果有能扬搉古今，条悉时事，绰有抱负者，即初场稍有未纯，亦宜斟酌收录，以示激劝。其止工时文而后场空疏，及后场虽工，而初场文字故违禁约、崇奇说者，俱毋轻取。至于较阅末场，毋得以时日迫促、精神加倦、头场已在取中，惟恐失之。不为博览以求相称，解卷时阅出，定以违例参奏。”（范谦：《范文恪先生双栢堂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61册，第353页）这些上疏都是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考官只重首场的弊端而提出的。

到了清代，这种重首场、重首义的现象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乾隆九年（1744），上谕：“至于主司衡文，向来专重四书文字，而忽于经义、后场。其实经文所以考其学，后场所以验其用，各有深意，无容轩轾其间。”（《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21，乾隆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由专重八股文，发展到专重四书文。“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总不出四书文之外。”（《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23，乾隆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清代学者钱大昕也说：“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转引自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校注：《日知录集释》卷16，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57页）在这种情况下，“四书文取士”显然是一种科举弊端。

因四书文优秀而中式

“四书文取士”也可以用来指在考生的科举诸文体（四书文、五经文、论、表、判、策）文章中，因其四书文特别优秀而予以录取，或因此而定为会元、解元。

我们先来看明代考试录的情况。宣德五年（1430）会试，陈诏为《书》经魁，会元，但《会试录》仅录其他四书题文，而不录其《书》经义。这只能理解为陈诏“以四书文中式”。第九名李若林并非五经魁，但其《立则见其后行》题文入选该科《会试录》，文后考官评语：“理明词畅，可取！可取！”（龚延明主编：《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上册，宁波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此可视为“以四书文中式”。

在乡试录方面，嘉靖七年（1528）顺天府乡试，会元马一龙本经为《书》，第二名王健本经为《易》，第三名孟绂本经为《诗》，第四名徐九皋本经为《礼记》，第五名张镐本经为《春秋》，这是五经魁。但《乡试录》中入选《书》题程文的，是第六名钱萱和第二十四名周臣（周臣之前以《书》为本经的，还有第十一名沈谧、第十七名安如山）；入选《易》题程文的，是第十三名杨守谦（第九名江良才也以《易》为本经）、第七名樊深；入选《诗》题程文的，是第八名杨维诚、第十三名田泽（第十名李纶也以《诗》为本经）。前三名马一龙、王健、孟绂都有四书文入选，但都没有本经文入选。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如果是出于三场的综合考量，这种情况起码说明，在马一龙、王健、孟绂三人被录取和被确定为五经魁的过程中，他们的四书文相比五经文起了更大作用。如果单是考虑首场的情况，此三人被录取、被确定为本经魁，其四书文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外，从一些有关考场阅卷的记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四书文在录取、排名过程中的重要性。嘉靖四年乙酉科，浙江乡试的第三道四书题为《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钱楩墨卷中有“复之也微”“复之而渐”两股，考官对此拍案叫绝，因而定他为该科解元，“闱中称‘复之也微’数语为绝句，遂以作元”（杨廷枢、钱禧辑评：《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第11册，崇祯间金阆叶聚甫、张叔籁刻本，第42A页）。即是说，钱楩是因其四书文而被定为解元的。

“书主理”与“四书文取士”

“四书文取士”还可以指考官在对考生三场各体文章进行综合考量的过程中，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立场，为了强调理学的重要性而对考生的四书文予以特别关注。

在中国科举史上，元代首次将四书作为一个整体而定为科举考试科目。明沿元制，至洪武十七年（1384）定得举成式，开始出现先书后经的情形，自此成为定制，并延续至清末。明末清初学者朱彝尊说：“朱子注《论语》，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为之章句，配以《孟子》，曰‘四书’。由是淳熙而后，诸家解释四书渐多于说经者矣。元皇庆二年定为考试程式，第一场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明代因之，亦先四书而后经。”（凌扬藻：《蠡勺编》卷25，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13页）元、明这种先四书而后五经的倾向，被称为“四书文取士”。它表明，一个重理学、重政治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到来。

虽然《大学》《中庸》取自《礼记》，但是当四书在宋代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时，它标志着儒学的理学化的完成。对于四书乃理学之书，明代艾南英说：“《易》《书》《诗》《春秋》《戴记》各占其一以为业，而《学》《庸》《语》《孟》四子之书则士皆合而治之，呜呼！祖宗朝取士之法可谓尽伦尽制矣！窥其意，盖以为六经之精微尽于四子之书也。”（艾南英：《今文待序篇中》，《天傭子集》卷一，梯云书屋藏版，光绪五年重刻本，第6A页）晚清张之洞说：“《四书》一编为群经之纲维，万理之渊海。”（吴剑杰等点校：《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一方面，不通群经决不能通四书。另一方面，以理学立场视之，由四书而通群经，可以提纲挈领、妙会万理。

在这种情况下，从官方立场出发，“四书文取士”就不是指一种科举弊端，而是指科举取士的政治原则。康熙“二十年议准，会试第一场，四书题目恭请钦定……五经及二三场题目仍令考官拟出”（《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31）。在科举诸文体中，只有四书文的题目是由皇帝钦定的，这表明了科举取士的政治原则。雍正壬子谕礼部：“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32）乾隆十年上谕也说：“国家设制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文”（《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32），直接表明了“四书文取士”在科举取士制度中理学考核的核心地位。

综上所述，只有分清“四书文取士”的不同意涵，我们对明清科举史乃至经学史、教育史的认识才能更加贴近事实的本质。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