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秋风跪拜孔子(邵建 孙立群 李铁 齐义虎 涂子沛 秋风)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2-08-23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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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孔子2563年暨耶稣2012年阳历4月18日,秋风先生带领儒家文化修身营同仁跪拜孔子墓

     

【邵建】学会尊重那些让我们“反感”的权利
【秋风】我为什么跪孔子
【涂子沛】不应恢复跪拜礼
【三刀柔情】尊孔何必要跪拜

【米湾】壬辰秋曲阜之行纪略 
【孙立群】站起来不容易,何必又跪下
【张晚林】圣城修身营闻见问学录

【李铁】接受群P不接受祭孔的中国式自由主义

【齐义虎】跪拜孔子又何妨?     
     
     


    学会尊重那些让我们“反感”的权利
    作者:邵建
    来源:2012年8月18日华商报
     
    
    
    新浪微博“儒家文化修身营”贴出最近营地活动的照片,其中一张是著名学者秋风在曲阜孔圣人的故乡率领一班年轻人对孔圣先师行五体投地的跪拜大礼。这张照片引起不少博友的议论,跟帖多达七百多条,其中不少反感乃 至反对的意见,甚至很激烈。其实,在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个对象有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实属正常。而当下,和动辄火气旺盛的批评相比,我认为,恐怕更要预先养成的是容忍那些我们看不惯者的行为或习惯。
    
    我用容忍这个词,便表明我自己对这幅照片的看法。以我自己到目前养成的文化习惯,我看不惯任何跪拜(哪怕是我极为敬重的孔子),并且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跪拜过。我的礼仪是鞠躬。但,我更注意的是后面那些否定性的评论,包括诸如杂种之类的詈骂。一味的詈骂可以无视,倒是一些带有“正义的火气”的批评,其中包含着一些在我看来是观念上的偏差,却觉得可以说上几句。
    
    秋风等人至少目前没有权力背景(以后是否诉求权力我不知道),因此这一次开营以及叩头礼拜等仪式,应该是民间行为乃至个人行为。大家如果都是自觉自愿,显然这里也不可能有胁迫;那么,跪就是他们的选择和权利,无可非议。当然,你可以非议,但你没有权利谩骂。至少我还愿意相信跪拜者内心的真诚,他们对他们的先师以跪拜致敬又有何不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抱同情之理解。假如我们不会去指责佛教徒跪拜他们的佛祖,我们为什么又如此看不得儒教徒叩头他们的先圣。
    
    也许从这样的帖子里可以看出端倪:“这种行为极其做作、甚至恶心,传统不是这样发扬的。况且今天最重要的是要提升人民的权利观念。”最后一句话很好,不过任何一种权利都具有个人性,因而也具有差异性。如上,跪拜孔子,难道不正是他们的权利吗。假如是权力居中作用,我们可以批评。但如果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即使让我们觉得做作,我们也还得尊重对方的权利。说到底,这种权利并没有对他人或社会形成妨害。因此,面对权利多元化的时代趋势,与其急着指责我们看不惯的东西,还不如像胡适那样先学会容忍。 


    对于跪拜行为的不容忍,不少是由对传统文化的误读而产生。有帖子评论照片是“奴性与专制的根源”。又有人回应:“只怕这一跪就从此站不起来了。”还有人说是“千年来封建思想愚弄华夏”。这些未必不是不实之言。奴性难道是读孔孟可以读出来的吗,孔孟章句中哪一句是教人为奴。至于专制,更与原始儒家无关。先秦的封建时代原本也不是专制时代,我们教科书中所谓的“封建社会”,恰恰与封建无关,它是郡县性质的皇权社会,这才是一个专制社会。因此,封建不专制,专制的是皇权。但,导致封建走向皇权,主要是传统文化中的法家而不是儒家。虽然儒家无以遏制皇权专制的出现,正如仅仅凭靠它也无以终结两千多年来的专制皇权。这虽然是它的问题,但在皇权社会中,和专制抗衡,试图用儒家道统干预皇家政统的,也还是儒文化和受儒文化浸染的历代士君子。假如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认知,是否可以缓解一下我们对跪拜孔子的反感。
    
    胡适晚年不止一次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因为没有容忍,也就不会有自由。他17岁那年发表评论,引用儒家典籍中的一句话“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晚年胡适检讨自己:“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在年轻的胡适看来,迷信是可恶的,它“惑世诬民”,“举我神州民族投诸黑暗之世界”。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比如在无神论的胡适那里,宗教信仰就是迷信,难道可以动杀么。胡适晚年不惜以自己少年为例,劝世人不要轻易动“正义的火气”;因为对象世界太复杂了,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我们今天一些博友对不同思想分野的态度,颇有少年胡适之风,例如对儒文化,简单地说“举我神州民族投诸黑暗之世界”。然事实并非如此,至少传统文化的构成十分复杂,难以十分肯定,亦难以十分否定。如果不是十分否定,也就不必对孔儒以及孔子本人抱那么大的反感。别人要跪拜,那是他的自由。何况跪拜本身与奴性无关(除了跪拜权力)。这里,不妨抄上胡适《容忍与自由》中的一句话:“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懂得了这一句,大致也就懂得了什么叫容忍。 
     
     
    
我为什么跪孔子  
作者:秋风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2/8/20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到曲阜参加一个儒家文化夏令营,8月14日,与夏令营营员一起拜谒孔庙、孔林。身为儒者、儒生,当然要向至圣先师表达敬意,因此,没有任何犹疑,上午,在孔庙大成殿前,在雨后尚存积水的地面上,我们向孔子行跪拜礼;下午,在孔林,我们在孔子之墓前,再向孔子行跪拜礼。 
     
    不料,孔林跪拜之图片上传微博之后,引起争议。成百上千人发表评论,多数持批评态度,其中更不乏粗鄙的谩骂与公然的侮辱。这让人十分惊讶。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抨击最为激烈者,咸为关心并热衷于谈论自由、民主之人。邵建先生撰文《学会尊重让我们反感的权利》,从局外人的立场,对我们的做法予以同情之理解。我作为当事人,仍有必要略作解释。 
     
    为什么礼拜孔子?从历史角度看,孔子于持续两千年之古典文明崩溃之际,删定六经,其中所记者为构建华夏文明之先王的言、行、制度,其中有华夏文明之道。经由孔子之删定,此道可传,可学。所以古人认为,孔子对于中华文明之功,甚至大于尧、舜、禹。孔子本人开创平民教育,传授华夏文明之道,创造了儒家士君子群体,这个群体成为孔子之后吾国文明维系和扩展之主体。礼拜孔子,就是对吾国文明最伟大的缔造者表示敬意。 
     
    就我个人而言,大约从2003年起,成为自觉的儒者。也就是说,儒家是我的信念,孔子对我而言就是至圣先师。通过阅读《论语》,阅读五经,我的生命得以充实、提升。参加夏令营的朋友也都是自觉的儒者,他们对孔子之敬仰发自内心。跪拜孔子,表达的是一种感恩之情,表达的是一种本诸孔子之道进一步提升生命的自我期许。因此,从跪拜之后营员们的脸上,我看到了感动、虔敬和坚毅。 
     
    或许有人说,表达敬意,也不必跪拜啊。网上很多评论说,跪拜礼表现了儒者的奴性。据说,平等的人们之间是不可以屈膝下跪的,人只有对神才可以下跪。这种批评背后有十分明显的宗教偏见,此处暂不去管它。值得讨论的是,跪拜就是奴性么?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孔子历来被人尊为圣人,而在中文中,自古至今,“圣”的含义都完全不同于“神”。圣就是最高的聪明睿智。所以,圣人是人,而不是神灵。孔子是圣人,儒者拜孔子,不是拜神灵,也并不乞求什么福报。 
     
    既然孔子也是人,则今之儒者和孔子在人格上当然是平等的。这本来就是孔子、儒家的一贯立场:《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即,儒家始终坚信,人人在道德人格上平等。但是,对于道,人与人之间必然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之别。对于儒者来说,孔子就是入道之引路人,儒者自当用最崇高的礼节表达敬意,而最崇高的礼节就是屈膝跪拜。 
     
    实际上,屈膝跪拜是由古代的习惯形成的。唐代以前没有现在的高桌高椅,人们席地而坐,常见的坐姿就是跪坐和长跪。前者是两膝并紧着席,臀部落在脚跟处。这种姿态相对放松,人们大多保持这个姿势。后者则是臀部离开脚跟,上身挺直。这个姿态表示敬重。在此基础上行各种拜首之礼。此后出现高桌高椅,人们不再席地而坐,但仍沿用跪之礼俗,以表示特别的敬意,在最为敬重的场合行跪拜礼。直到今天,在乡村,人们对长辈、在坟前祭祀,都会跪拜。不少城市市民也依然如此。这是一种民俗。 
     
    然而,百年来,对西方现代社会之深层结构一知半解的现代知识分子,秉持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心态,对各种固有礼俗横加指责,并对其作莫须有之负面解读,比如从跪拜礼中解读出人与人之不平等,或国民之奴性。他们又把奴性归咎于儒家,而轻轻放过真正制造专制的法家和秦制。今天看到儒者下跪,他们就立刻展开丰富的联想,并做出情绪化的反应。 
     
    至于当代儒者,本有重建礼乐之意识,为此而主张在一定程度恢复二十世纪被切断、但在部分民众中仍有保留的礼俗,对长辈、对祖宗、对圣人行跪拜。这种跪拜就是一种中国固有之礼俗,跪拜礼中所涉及的双方不是人格上不平等的,而是社会或文化身份有所不同而已。一个人行跪拜礼,并不表明他自我降格,而是把自己放到了恰到好处的位置。 
     
    至于儒者跪拜孔子,更不能表明儒者身上有奴性。相反,这是生命的一次提升。人之自然生命是珍贵的,但也是脆弱的,人之自然的心灵经常又是骄傲的。这样的心灵不能体认大道,这样的生命不能面对可能的考验。屈膝跪拜则意味着儒者对于自己的自然生命之有限性和不完备性的自觉。儒者所跪拜者,实乃通体是道的孔子,儒者所跪拜者乃是道,贯通古今之间、天人之际的中国文明之道。经由跪拜,孔子驻留于自己的身体,道灌注于自己的生命。 
     
    儒者的身体跪下去了,心灵却因此而充实,生命却因此而挺立。当儒者站起来,他可以从道不从君,可以喻于义而不仅仅喻于利,可以见义而勇为。历史上,无数儒者正是这样做的,当下儒者也在努力地这样做。这些人格品质,在任何一个时代,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难道不是最为珍贵的?儒者也从来没有强迫任何人行这种礼,那些敏感的人士在忧什么天呢?先不说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被奉为现代社会之常识的宽容又何在呢?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2/8/20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不应恢复跪拜礼
作者:涂子沛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2年8月21日



  近日,北京学者秋风在曲阜跪拜孔子,引起了大众舆论的批评和争议。8月19日,秋风先生在其文章《我为什么跪孔子》中对大众的批评表示“十分惊讶”,他解释了其跪拜的初衷、批评我们的社会缺乏宽容,还主张应该一定程度恢复跪拜礼:“对长辈、对祖宗、对圣人行跪拜礼”。


  作为个人,秋风先生无疑拥有“跪拜孔子”的自由,我们每一个公民,即使反感,也应该尊重他这份个人权利。但具体到这一事件,也不能断言公众的激烈抨击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对个人自由缺乏宽容。我注意到,事件发生的背景是,秋风先生率一儒家文化修身营的数十名成员进行集体跪拜,其后照片又经该修身营的微博在互联网上发布,得以广泛传播。这些事实表明,其跪拜行为已经进入到公共领域,成为了公共事件。对于任何公共事件,大众都是可以进行批评和讨论的。秋风先生迅速发表文章对其行为进行解释、并阐述他恢复“跪拜礼”的观点,应该说,也是一种负责任的公共对话态度。


  但他的观点,我却不能苟同。


  秋文中首先对跪拜礼的历史渊源和演变进行了考察,但其介绍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没有触及到跪拜礼在儒家文化中的本质。秋文认为:“屈膝跪拜是由古代的习惯形成的。唐以前没有现在的高桌高椅,人们席地而坐……在此基础上行各种拜首之礼。此后出现高桌高椅,人们不再席地而坐,但仍沿用跪之礼俗,以表示特别的敬意,在最为敬重的场合行跪拜礼”。确实,这段话解释了跪拜礼在中国古代生活中形成的历史源由,即受限于当时的生活条件,大家席地而坐,跪拜的行为非常方便,跪拜礼由此产生。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席地而坐的时代,施礼和受礼的双方都处于同一个高度,跪拜礼在当时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的自然衍生、还是一种平等的礼数,其表达的是尊重,没有地位的高下和卑贱之分。


  但唐以后,桌椅开始普及,人们不再席地而坐,这时候的跪拜礼,可以说已经全然变味:拜者跪于地上磕头,受者站着、或坐于椅子、高台之上,坦然接受。这种跪拜,表达的远远不是尊重,而是一种恳求、崇拜和全身心的臣服。但要搞清楚的是,既然人们有桌椅可坐,生活习惯改变了,席地时代的跪拜礼为何却没有消失呢?这背后是有历史原因的。唐朝之前,已经发生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件,其后形成了两千年的所谓正统儒学。在这场运动当中,跪拜礼成为了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的封建礼数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之后,跪拜礼不再是日常生活习惯的自然衍生,更不是一个平等的礼数,而是对皇帝、对上级、对恩主、对权威表达崇拜与顺服的礼数,带有浓厚的高低贵贱色彩。毫不夸张的说,在由汉朝至清朝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跪拜礼这种不平等的色彩在不断加重,时至今日,说它是等级制的符号和象征,并不为过。回到秋风先生所在儒家文化修身营发布的照片,也不难发现这些元素和色彩:孔子高高在上,率队的秋风一人跪在红漆软皮的木台之上,其余人等皆直接跪在台阶之下的水泥地上。我相信,公众批评和反对的不是对孔子表达尊重和敬意,而是由于“跪拜”这种方式的文化含意以及照片中传达的种种“不平等”的信号。


  秋风先生又在文中谈及,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即“人人在道德人格上平等”,如果真的如此,就算完全赞同孔子的理论和学说,表达尊重和敬意也有很多方式,而没有必要选择跪拜这种不平等的礼数。秋风先生还在文中解释说,他们所跪拜的不是神、求的不是福报,他们是通过跪拜向“圣人”表达最高的敬意、他们追求的是“道”,这种跪拜并没有“不平等”的含义。要是这样,我认为更不应该提倡“下跪”。道,即真理,真理并不依附人而存在。相反,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也正因如此,古人才说,圣人无常师,人皆可以为师。如果以人为依托,今天你跪孔子,明天他也可以跪老子、跪孙子,试问,一个动不动就向老师磕头下跪的社会,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走多远呢?如果我们崇拜的真的是“道”,而不是“人”,就应该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态度,只向真理低头,而不应该下跪膜拜任何一个人。


  最后,跳出这个事件,我认为也完全没有必要恢复“跪拜礼”。真正切实可行的礼仪,除了是发自平等的真情,还应该是公民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最初的跪拜礼,是因为古人席地而坐,而且身着长袍,便于伏身下拜而自然产生的。现代生活,已经无处不见高桌高椅,而且大家身着窄裤,伏身相当不便。任何一种礼仪,如果不能和生活习惯保持一致、和日常服饰相匹配,就是一种人为的做作,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必然行之不远。我相信,这也是跪拜礼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正在逐渐消失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抛开“跪拜礼”的不平等的文化意义,恢复这种古礼,也不是与时俱进的做法。


  (首发于南方都市报8月21日评论版) 
  

    


壬辰秋曲阜之行纪略 
作者:米湾(首都经贸大学教授)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8月21日



    弘道基金与曲阜国学院等举办“儒家文化修身营”,仁和才难两骨干至寒舍来议其事,并邀予授课两日。予才口两拙,素不喜出面,然感于弘道之意义及两君之盛情,决然前行。
    
    西历八月十七日晚乘动车至曲阜东站。营员来站逆迎,欲叫出租车,予坚持乘公交。晚九点多下榻孔孟宾馆,设施简朴实用。夜十一点左右,主事仁和君率诸干事约五六人来见,作揖行礼,甚恭谨。余有不胜其情之感。
    
    十八日上午,予为讲“蒋庆先生其人其学”。数年前予曾应范瑞平先生之约撰蒋先生小传,欲乘其便也。传记主体分八部分,即少年时光,工厂岁月,军营生涯,大学时代,歌乐幽居,移住海滨,政治儒学,阳明精舍也。此次授课即以此为本,依次撮要介绍。历时两小时讲毕。课堂即炎平兄所创“曲阜国学院”之讲堂也。布置古朴,颇见规模。环视之,甚佩炎平兄经营之力。
    
    因顾虑理论问题未必适宜诸君听之,故此讲多举故实、轶事为众营员告。然予此估计,恐颇有失。中途有两三位,恭揖而退。讲至“军营生涯”时,有营员递上纸条,有“少谈故事,多谈思想”云云。因感此次授课,恐未能达其期效,或者予口拙使然也。然吾已尽其在我矣。
    
    十八日下午,听慕朵生兄讲儒教。其讲分(儒教)“是不是”宗教,“应不应”(重建儒教),“能不能”(建成儒教)三部分。剖判分明,义理精切,资料详实。其关于宗教之意义,言之尤其深微精当。将儒教言之为天命之性之信仰,予中心不禁赞曰“旨哉言乎”!
    
    朵生兄中午自京抵曲阜,课后旋即回京。席不暇暖,一腔热血,实不多见,更望尘莫及也。
    
    当晚,与自湖南远道而来之张晚林老师一同参加营员座谈。之后又与晚林先生小叙。晚林先生为人沉着细致,精于儒家义理,深膺儒家情怀,雅有文化意识。得以结识,予此行之一幸也。 

    十九日,偕众营员前往夫子降世地尼山拜访,炎平兄亦拨冗导行。山下有夫子洞、尼山孔庙、尼山书院诸胜迹。九点至,先至夫子洞前列队行跪拜之礼。既毕,拾级入尼山孔庙。主殿适在修葺中,而启圣王殿前颇为爽垲,乃复于此列队行礼,并齐诵《论语》一篇。领读营员声情并茂,温文有致,知修习有素也。

    礼毕,席地环坐,予为讲性善之义。予仰望古柏,环视庭院,中心慨然。七年前乙酉秋十月,予与各方同道大会于此,诸位亦席地而坐圣殿前如目前,谈道论学,神情肃然。柳河东诵经《中庸》,铿然声犹在耳。赖鸿标议论儒商,而今其人已成天壤之隔!聚散不常,此番再会者,唯炎平兄一人耳。乃欣幸后俊兴起,有此济济一堂也。
    
    原定讲“儒家人极之学”,以为时有限,乃择其中性善一节,为诸位深论而详言之。譬况多端,以道微难言,非逞巧也。博引古今中西,以资征信,非炫博也。陈义高远,守中道而立之训,非耸听闻也。力辟性恶,以笃信不惑,非好辩也。一小时不觉已过。讲毕,晚林老师忽自身旁据地俨然起,移步转身,深揖称善。朗然畅言,申论其义,补所未逮。予甚感焉。

     下午,观庙中文物及书院。炎平兄导诸位参观玉雕圣迹图等。继而诸营员登尼山,造其颠。予与炎平兄则步至观川亭,观沂水之盛,坐亭中小憩,想见夫子当日心境。继而予独自沿庙墙外柏树林中小路,且行且观。山阿巍巍,岩石垒垒,古柏青青,如置身方外。继续北行,乃复折入尼山书院,中无一人,尽赏其幽情。书院墙壁甚古朴,深爱之。徜徉移时,凭木椅午休。

    出书院,信步北行。一铁门与外隔断,适有人铺路,铁门敞开。予因出铁门外,信步而行,入村舍。问老妇,知为夫子洞村。村中观梧桐,抚石碾,俯仰自适。穿过村庄,至高速公路上之夫子大桥,觉时已不早,乃回返。至铁门,不意人去门闭,不得行。两旁皆铁丝网,不能通。乃沿铁丝网漫然而行。穿沟越林,至于孔庙大门前,时下午三点半也。请门卫,欲复入庙中,与诸营员会齐。不意门卫言,诸营员已乘车去矣。盖诸君意予与炎平兄已于其登山之际先行回城矣。所幸车行未远,电话联系后,车折回,予得乘之同行也。误众人之时,中心歉然也。

     离开尼山,来至孟母林。柏树林甚广,墓碑林立,皆孟氏后人之墓也。寻得孟母陵,列队行礼,依晚林老师之议,诵《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章三过。礼毕,应主事仁和之请,于陵前略为致辞,退而回曲阜。

     当晚八点后,与晚林老师至孔庙前闲步。有纪念品商店尚营业中,购尼山硯一方。

     二十日,予回京。发车时间八点半。予七点退房,打车去车站,不欲烦营员相送也。

    此次曲阜之行,观修身营活动组织井然,习礼彬彬,诵声朗朗,甚为可观。若其来日圣贤之道实能驻心,膺而立立人之责,则斯文之幸也。弘道基金、曲阜国学院此举之功亦不浅矣。

               西元2012年8月21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尊孔何必要跪拜
作者:三刀柔情
来源:红网2012/8/22



  日前,一幅名为“拜先师圣墓”的图片在网上引起了许多争论。在这张照片中,学者秋风带领数十学生在孔庙行跪拜大礼。有网友因而批其“顺服专制”。(8月20日《北京晨报》)
  
  照理说,在这样一个倡导多元价值的社会,秋风先生又并没有忽悠小学生,那么一群成人无论是跪拜关公还是孔夫子,甚或庙里的其他一些菩萨,这实在都是他们的自由,只要他们没有干涉我们不跪拜的自由,我们实在也没有理由去干涉他们。然而看着那电影剧照似的集体跪拜像,我心里还是有一种难以克制的不舒服,忍不住还是想说几句。
  
  我虽然反对跪拜,但并不以为秋风先生就是“顺服专制”。在中国推翻帝制100年后的今天,如果有谁还公然宣称欢迎“专制”,那他一定要到医院挂精神科看看脑袋。前不久,秋风先生曾在凤凰卫视做过题为“儒家与宪政主义传统”的讲座,在讲座中,他认为儒家素有“宪政主义”倾向,具体表述为“上天监察君王,唯儒生理解天意”,从而使封建王朝实现“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并且对历史的想象过于美化,试问古今有几个帝王真正惧过“天”,又有几个儒生能通过“天道”制衡皇权?不过其言论虽乖张,但反对专制的态度却是旗帜鲜明的。
  
  其实,给孔子贴上专制的标签,本就是对孔子的误读。找出一本《论语》,认认真真从头翻到尾,没有几个人不喜欢那个睿智、慈祥、宽仁但也有喜怒哀乐偶尔也会赌咒发誓的老头儿,也没有几个人会认同孔子就是专制的符号。不过回溯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我们也得承认:孔子不专制,但容易被专制制度利用;尊孔者未必拥护专制,但却往往为专制制度推波助澜。关于这点,我们只要看越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时候,就越是尊孔就明白了。不必说元和清,甚至抗战时在沦陷区,日伪教育机构也大力尊孔,让小学生念《孝经》。
  
  孔子未必喜欢专制,但专制者一定喜欢孔子。试问何以如此?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孔子的学说过于强调内心对形式的服从,从而造成人的思想受到严重禁锢。是以在历史上,越是尊孔的时期,社会思想越是沉闷贫瘠,如康乾盛世,而越是非孔的时期,社会思想越是活跃繁荣,如魏晋乱世。
  
  跪拜正是一种关于内心服从的典型形式。跪拜偶像也好,跪拜父母也罢,久而久之,都会由“身体的矮化”发展到“精神的矮化”,渐渐失去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所以一个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绝不应该把跪拜仪式当作国粹去宣扬,事实上现在文明国家也没有一个这样去做。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儒家文化自然有许多精华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因此秋风先生主张尊孔,自然有不可否认的“正能量”,但其通过集体跪拜的形式来尊孔,却实在令人费解:过去几千年里,中国人不一直这样跪拜孔子吗?试问可跪出民主与科学、自由与进步?
  
  对于如何继承传统文化,鲁迅在《拿来主义》里说得很透彻,“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就是说绝不照单全收,而是要有所甄别和扬弃。那么在21世纪,即便我们要讲“尊孔”,也首先要请他走下神坛,做回那个有缺点的人,然后我们再决定学习和继承什么。 

 





站起来不容易,何必又跪下
作者:孙立群(南开大学教授)
原载:北京晨报 2012-8-23



学者秋风率学生跪拜孔子 网友批其“顺服专制”


    日前,一幅名为“拜先师圣墓”的图片在网上引起了许多争论。在这张照片中,学者秋风带领数十学生在孔庙行跪拜大礼,该照片还配有图说:“秋风老师带领修身营诸位同道拜先师圣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一定会力所能及地为继承先圣道统,复兴圣教尽好本分。”
    
    这张照片在网上引来了诸多讨论,批评者认为表达了对专制的顺服,网友“第一哲学5”说:“这是一幅仿真的等级秩序图景,也是一个公然与宪政背道而驰的祭坛,更是一种无耻的偶像崇拜行径,它所孜孜以求的,无非是与权贵合谋,而不是向真理低头……秋风所为的,是一种很普遍的象征符号:对专制的顺服。这个是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击的!至于秋风内心怎么想,是否顺服专制,已不重要。”
    
    当然,也有人表示不必过于苛责,学者萧翰表示:“我觉得对秋风先生带学生在曲阜跪拜一事,发表异议无妨,人身攻击不妥,毕竟这是他们的自由……我反对偶像崇拜,但如果偶像崇拜者并未妨碍反对偶像崇拜者的自由,那偶像崇拜就是他们的自由。”
    
    跪拜孔子,近年来多有其事,也一直有各种争议,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说:“我个人不提倡也不赞同跪拜这种形式。但是同样也大可不必过分指责,这种行为只是个人的选择,不具备太多的社会意义。对于孔子,批评他也好,跪拜他也好,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都有可能出现,也都是正常的。”
    
    站起来不容易,何必又跪下
    
    北京晨报:跪拜孔子引来很多指责和非议,您怎么看?
    
    孙立群:孔子的偶像究竟象征着什么,这在学界也未必有共识,是专制的象征呢,还是中国文明的象征,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大可不必过分指责。而且,孔子作为儒学的代言人,对他的批评或者崇拜都是正常的。今天,人们依旧会跪拜漫天神佛,也依旧会跪拜历史上的英雄,比如在关帝庙前也跪,我觉得跪拜孔子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过于苛责呢?
    
    北京晨报:争论者有认为是跪拜者的自由,也有认为应该予以反击,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这种现象?
    
    孙立群:人的行为都是个人的选择,同样不必以自己的标准去划线,“我不崇拜,别人也不能崇拜”;“我批评,别人也得批评”,这显然是不对的。心态应该平和一点儿,很多人总是说平等自由,但是一旦有和他的价值观不符的事情,立刻就大加讨伐,哪里有半点儿平等自由的精神呢?

  近年来,复兴儒学成为很热门的话题,不论是民间的读经活动,还是一些学者反复倡议,还有包括祭孔等等许多传统礼仪活动也频频出现,也因此引发了许许多多的争议。同时近年来,不少学者也注意到,应该将传统儒学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并且提出“儒家宪政”的理论,从儒家理论中申发出现代宪政的思想,与现代社会的治理相结合,并且发表了大量相关的文章。

  对此,孙立群表示:“首先,我不提倡跪拜礼;其次,我也不提倡复兴儒学。传统文化中固然有不少好的东西需要现代人学习,但是倘若把它依旧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显然是不合适的。”

  自由的含义

  北京晨报:对于跪拜这个行为本身,你怎么看?

  孙立群:跪拜这种形式,我也遇见过,前几年有一个学校给学生发一些蒙学教材,要求学生跪接,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们好不容易站起来了,为什么还要轻易地再跪下去呢?跪拜是一种古礼,毕竟是落后的东西。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可以不必在人前下跪。

  北京晨报:那为什么还宽容跪拜的人呢?

  孙立群:现代社会我们不必下跪,但不是说现代社会就没有跪拜,或者不应该有跪拜,如果说有人自愿跪拜,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关键的是不应该要求别人跪拜,更不应该强迫别人跪拜。相反的,对于自愿跪拜的人,我们不必大加赞赏,也不必横加指责。这才是一个成熟的现代人应该有的心态。

  跪拜的意义

  北京晨报:跪拜孔子在今天引发这么多的争议,是什么原因?

  孙立群:其实跪拜孔子不仅近年才有的,而是一直都有,传统社会自然不必多说,进入现代社会后,也一直存在。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在曲阜就搞过跪拜的仪式,当时是在曲阜举办研讨会,几乎到会的大部分人都跪拜了,只有女性没有拜,理由是孔子看不起女人。这个事情是我的老师讲的。所以,跪拜一直未断,争议其实也不仅是今天才有。

  北京晨报:争议的原因在哪里?

  孙立群:我觉得,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其实都是给跪拜赋予了太多的意义,把它看得太过重要了,所以在价值理念不同的情况下才有这么多、这么激烈的争论。

  北京晨报: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呢?

  孙立群: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它有太大的意义,今天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也是一个自由、宽容的社会,跪拜与否,在于个人的选择,我不提倡跪拜,但如果有人自愿跪拜,也不是什么大事,没必要大声讨伐。当然,也没必要给他赋予多么重大的含义。

  两种儒学

  北京晨报:近年来,不论在民间、还是在学界,复兴儒学的声音都一直很强,你怎么看?

  孙立群:首先,我的态度是不提倡。儒学毕竟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等级社会下的学说,而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也是平等自由的社会,两者性质不同,复兴儒学意义不大。

  其次,复兴儒学,还有一个问题,究竟要复兴什么样的儒学?

  北京晨报:儒学还有什么不同吗?

  孙立群:是的。在我看来,儒学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学,是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原汁原味的儒学,是一种学术上的、思想上的儒学。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儒学只是其中一家,它和法家、墨家等等在地位上没有什么区别,它们彼此间也互相辩论、责难,或者学习。

  北京晨报:另一种又是什么样的?

  孙立群:另外一种,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学,后来又掺杂了许多别的思想的儒学,也正是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中占据了正统的儒学。

  和前一种相比,它更多是一种政治的儒学,是统治阶级需要的儒学,是为维护等级制度、维护王权而产生的儒,它的学术地位已经走形了。

  和民主自由相对的儒

  北京晨报: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两种不同的儒学呢?

  孙立群:首先,完全的中断、抛弃儒学是不可能的,儒学在漫长的时间里占据正统地位,也因此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可能去除掉。

  同时,作为思想家、学术层面的孔子、孟子,他们的学问也有很多值得研究和学习的东西。

  其次,对于后一种儒学,复兴它,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处,反倒有坏处。

  北京晨报:为什么这么说呢?

  孙立群:从根本上说,它是维护专制统治,维护等级制度的学问,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的思想,而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工业文明之上的,是平等、自由的社会。

  这两种价值理念是相对的,你很难说维护专制统治和等级制度的思想,对于平等自由的社会有什么益处,这样的儒学,当今社会不需要。

  所以,后一种儒学,带有强烈的专制王权的思想,要在今天复兴,这不科学,也不理智,更和民主自由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

  儒家有无宪政

  北京晨报:但是有不少学者提出儒家宪政的概念,把儒家和现代社会结合起来,是否可行?

  孙立群:这个问题也是现在学界争议很大的问题,怎么样把儒家和现代社会结合,使得传统的儒家思想发生新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善儒家思想,让它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甚至有不少学者在寻找儒家思想治理现代社会之道。儒家宪政,也是这个过程中提出来的。

  但是就我个人的观点,儒家宪政,没有道理,儒家思想中从来没有过和宪政相类似的概念,很多看起来爱民、行仁、甚至约束君主、限制君权的内容,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等级制度的长久稳定,和现代宪政的目的相反,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中,怎么可能申发出宪政思想呢?

  北京晨报:千年以来,儒家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也在不断地变化,适应着不同的社会环境,在今天就不能继续变化适应吗?

  孙立群:没错,儒家确实一直在变化,汉儒宋儒乃至清儒各不相同,从董仲舒那里就是一变,朱熹王阳明时代又有变化,康有为时代继续变化。但是看到这些变化的同时,也要看到不变的东西,儒家讲以德治国,以仁义为核心,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当时的王权统治,只不过是比较温和、比较宽大的方法。

  在这个基础上,它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为了不同环境下更好地完成这个目的,而不是相反,万变不离其宗,其目的没有变,形式变了只是为了更好地达到目的而已。那么,在现代社会,它要怎么样变呢?要变就非得改变维护王权专制、维护等级制度的价值体系,倘若这样变化以后,还是儒学吗?

  不可能不学儒学

  北京晨报:如果它的根本是不能学的,那么还有什么是今天可以学的呢?

  孙立群:如前所说,不可能不学,也不可能不吸收,但是一定要分清楚学什么,不学什么,不论是先秦诸子,还是汉唐宋明,历代的思想,也并非全都一无是处。不论是待人接物、个人修养,还是统治技术,其实都有一些有益的东西,也都有有害的东西。根本在于吸收有益,不能学它的价值体系。

  北京晨报:如何区别呢?

  孙立群:比如说儒家思想,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有非常完善的论述,怎么样待人接物,怎么样处事,在民间,在个人的修养上,对于改善人际关系,都有很好的帮助。同样,在统治技术上,关心大众、反对暴政、以仁爱作为出发点等,也都是很好的思想。这种好的东西并非只有儒家有,其他的学派、思想也都有,比如和儒家相对的法家,它也有很多好的东西可以学习,还有墨家、道家等等,也都如此。同样,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不论儒法道墨等等其他,都是一样的,就是它们最终都是以维护等级制度和专制王权为目的,所以,可以学习他们中有益的部分,但是绝对不能成为治理现代国家的主导思想。

  晨报记者 周怀宗

  孙立群

  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






圣城修身营闻见问学录
作者:张晚林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8月26日 







    试看今日之中国,竟是谁家之天下!邪说并作,圣学式微。道德失统,教化不行;人心失规导之绪,社会无总揽之向。视听淆乱,是非难正。于斯学绝道丧之时,有数十儒者挺立而出,于壬辰年仲夏,成立弘道基金,以拳拳之心,微薄之力,匡扶世道,阐道翼教;勘是非,正视听。旋以初秋之际,在圣城曲阜成立儒家文化修身营,广罗在校大学生,瞻仰圣迹,弘扬圣道。余有幸得邀,于孔元二五六三年六月二十四(公元2012年8月11日)携弘毅二三子欣然前往。
    
    甫入圣城,即见仁和才难二子率诸同道接站,安排食宿,虽简陋不足观,然正吾人向道之征验也。修身营之开也,又得段炎平先生之鼎力支持。段先生博雅谦恭,敦厚笃实,精研儒学,践行圣道,于人心惟危之际,独掌曲阜国学院。修习古典礼仪,体认儒家义理。涵咏之声朗朗,丝竹之音裊裊。国学院诸生,小则七八岁,大则十五六,皆放弃现行之学校教育,决意圣学,其气量可见矣。耳语目染间,其规模已初具,假以时日,当爲绝学之复旦,而段先生之功,不在小也。修身营之日常讲学修习,亦端在国学院举行。
    
    六月二十五日晚,营员咸集,盖三十有余。修身营仿书院之建制,由祭酒、学政及御史主事,又错诸生于厚生、礼法、清明、辅仁、存养、弘道六部中,以分理事务。早晚须向“天地亲君师”行告拜礼各一次,遇见师长或同道,须行士相见礼。因诸生多今日方至,旅途劳顿,理清各自职责后,遂归寝。
    


    六月二十六日,向“天地亲君师”行早礼,由段老师讲述礼节大体,后起立诵经——《大学》,其声整齐划一,其神气宇轩昂,盖经当不可座读,以警其情,以示其敬也。晚,修身论坛——进入儒门之途径,公推余为主讲。余以“圣学须有来自生命之悲情,不可只是读书”之论说之,诸生似乎多不解,然亦只可如此说之。世之读儒书而不信儒学,或信之而不笃,只认其为一较好之理论者,其故何在?无他,悲情阙如也。是故无悲情,一辈子在儒学门外,此为大端,不可不知。读书之多寡,可以时日补之,悲情之阙如,非时日所能奈其何也。迨晚礼毕,亦各自归寝。
    
    六月二十七日,弘道基金理事长秋风先生至,修身营正式开营。秋风先生、段老师各自发言,余亦作简短之寄语,无非鞭策砥砺、奋志儒学之信念。尔后诸生逐一简介,虽基础容有差池,其念却博且深。午休后,段老师作《我心中之孔子》之讲座:简述孔子生平事迹及当今鸿学大儒来曲阜祭拜孔子之盛况,颇能警策俗情,愤悱人心。尽管儒学式微,然大道毕竟不绝如缕,空谷尚有足音,世运扭转之机尚存,亦可喜者也。晚辅仁会,殆取《论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也。
    


    六月二十八日,阴雨。秋风先生率修身营诸生拜谒三孔——孔庙、孔林、孔府。先至孔庙,是处古柏劲松密布而参天,枯槁其神,婆娑其枝,是见年岁之久远也。曲阜文庙,乃各地文庙之冠冕,其建制与规模非别处所可比拟者也。文庙一般为三进院落,而此处乃七进院落。吾人甫近文庙,即见“金声玉振”牌坊,经泮池与泮桥,即进棂星门,又见太和元气牌坊。尔后,分别经圣时门(盖以孟子意,赞孔子乃圣之时者也)、弘道门(取“人能弘道”之意。弘道门后,有孔子手植桧一株,高耸入云,苍劲挺拔,历二千五百馀年而清幽不减)、大中门、同文门、奎文阁(文庙藏书楼)、十三牌坊(历代皇帝御书碑亭)、大成门、杏坛,始见大成殿,殿前门楼镌“生民未有”四字,大成殿后乃寝殿及圣迹殿。诸生每进一门楼或牌坊,皆揖而入,以示敬也。大成殿乃文庙之主体,因孔子乃“大成至圣文宣王”而得名,主殿祀孔子及四配与十二哲牌位,两庑则祀历代圣哲及先贤牌位。秋风先生率诸生于此行跪拜四叩礼,并颂《论语》“学而”章。游人见状,亦多效此礼。余与诸生逰两庑,历代先儒之牌位森然而立,遂谓诸生曰:“儒教重文教,不重祈福,若吾人绍述道统、弘教有方,即有资格配祀文庙。闵明我曰:‘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也。’明乎此,当知吾人拜祀孔子之实及其任也,诸子当竭力为之。”
    
    午饭后,听安徽汤池之武峻同先生关于“孝”之讲座。武先生以浅显之歌谣与影视解析中国传统之“孝”文化,通俗动人,诸生多为之流涕,余亦泪水潸然。其中《十恩歌》尤为警策,劝勉之风力尤大,其曰:
    
    第一、怀胎守护恩。颂曰:累劫因缘重,今来托母胎;月逾生五脏,七七六精开。体重如山岳,动止劫风灾;罗衣都不挂,妆镜惹尘埃。
    第二、临产受苦恩。颂曰:怀经十个月,难产将欲临,朝朝如重病,日日似昏沈。难将惶怖述,愁泪满胸襟,含悲告亲族,惟惧死来侵。
    第三、生子忘忧恩。颂曰:慈母生儿日,五脏总开张,身心俱闷绝,血流似屠羊。生已闻儿健,欢喜倍加常,喜定悲还至,痛苦彻心肠。
    第四、咽苦吐甘恩。颂曰:父母恩深重,顾怜没失时,吐甘无稍息,咽苦不颦眉。爱重情难忍,恩深复倍悲,但令孩儿饱,慈母不辞饥。
    第五、回干就湿恩。颂曰:母愿身投湿,将儿移就干;两乳充饥渴,罗袖掩风寒。恩怜恒废枕,宠弄纔能欢;但令孩儿稳,慈母不求安。
    第六、哺乳养育恩。颂曰:慈母像大地,严父配于天,覆载恩同等,父娘恩亦然。不憎无怒目,不嫌手足孪,诞腹亲生子,终日惜兼怜。
    第七、洗濯不净恩。颂曰:本是芙蓉质,精神健且丰,眉分新柳碧,脸色夺莲红。恩深摧玉貌,洗濯损盘龙,只为怜男女,慈母改颜容。
    第八、远行忆念恩。颂曰:死别诚难忍,生离实亦伤,子出关山外,母忆在他乡。日夜心相随,流泪数千行,如猿泣爱子,寸寸断肝肠。
    第九、深加体恤恩。颂曰:父母恩情重,恩深报实难,子苦愿代受,儿劳母不安。闻道远行去,怜儿夜卧寒,男女暂辛苦,长使母心酸。
    第十、究竟怜愍恩。颂曰:父母恩深重,恩怜无歇时,起坐心相逐,近遥意与随。母年一百岁,常忧八十儿,欲知恩爱断,命尽始分离。
    
    此歌谣出自佛典,然其所说,有心者必有深切之体会。曾子曰:“孝悌,其为仁之本与。”其可忽焉。
    
    武先生讲座毕,即至孔林,经泗水桥、享殿,即入神道,苍桧翠柏,夹道侍立,龙干虬枝,倚天而生,数百步后,即至孔子墓前,碑刻“大成至圣文宣王”。诸生皆肃穆其神,虔敬其心。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余顿觉孔子即在目前,时空亦回到二千五百年前,神观之飞越,诚非虚言也。又见泗水候(孔鲤)墓及沂国述圣(子思)墓,复见子贡庐墓处,向时于书中所见者,遽至眼前。睹物思人,孰不思绪万千,震拔而有得。由是,秋风先生率诸生于孔子墓前行跪拜四叩礼——“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颂告拜词,宣示遵从儒道,谨守儒规,弘扬圣教。又于泗水候墓前行礼,子思墓前行礼,且颂《中庸》首章。吾人祭拜孔子之时,游人皆驻足凝神,导游亦不复解说,醇默精诚,天地间似惟一精神之感通,人与物皆得其化,莫有能外者。程子曰:“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诚哉斯言也。
    
    最后至孔府。孔府乃孔子嫡长子孙之府第,即历代衍圣公之官署与私邸,今存之府第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后屡有损毁与修缮。自有汉以来,历朝历代加封孔子嫡长子孙为衍圣公,世袭贵族之爵位,以示对孔子所开创之儒家道统之尊奉,此为于政治权力之外,复尊文化之统。此制行之甚严,无有变化。至北洋政府,亦未废除,孔德成即于民国九年袭封;南京政府虽废衍圣公之封爵,然亦以奉祀官礼遇孔德成。国民政府迁台,孔德成亦移居台湾,孔府遂成空宅。尔后,此一文化世家于中国大地消失,文化由此亦失其统绪。至文革,则掘坟墓、烧家俬、毁文物、碎碑铭,章典圣迹几去其半。孔府,文化统绪之传承符号,于今成游人观赏亵玩之地,多只能见孔府昔日之奢华与富丽,鲜能体悟其中之文化意味,而世风民俗由此而见其一斑也。
    
    吾人以虔敬之心祭拜孔子,本是尊奉文化之道统,决非个人崇拜,不意引来网络一片谩骂之声。网络本为群氓消遣发泄之地,鲜有切身之体验与董理之论说,自不须回应。近日看到《学会尊重那些让我们“反感”的权利》一文,大意乃在:吾人既有不跪拜孔子之权利,然秋风等人亦有跪拜孔子之权利,别人不谩骂吾人之不跪拜,吾人当亦不应谩骂别人之跪拜。此论似相当宽容,可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实不过蛊惑大众之谰言,混淆视听之剩语,此则不可不辩也。儒学之为道统,乃表示其为基本之文教与人道,以潜德之幽光,倡人间之温情,以别异于禽兽。此基本之文教与人道,非自造之理论系统,乃天道之威临,人生之大经,无人能外,外之即是自暴自弃而至于禽兽。于此,吾人无有裁择之自由,所谓“造次、颠沛必于是”者也。然上文之论即视道统为一理论,孔子亦为一理论家,与史上众多之理论家分签并架,无有高低。纵有高低,亦是理论完善程度之高低,非价值之高低。切就一理论言,吾人固可择此一理论,亦可选彼一理论。犹如吾虽爱康德哲学而甚厌黑格尔哲学,然若汝喜黑格尔哲学而甚厌康德哲学,似亦不能责难,须宽容以待。依此而推之,则汝跪拜孔子固可,然吾不跪拜孔子亦无不可,此则大坏,学绝道丧自此始。殊不知,此论就理论家言可,然对孔子而言,则不可。不然,即意味着一个人可自绝于人道而溺于禽兽,亦无不可。此非是蛊惑大众、淆乱视听而谁何?!吾人一再表示,跪拜孔子,决非个人崇拜。《汉书·高祖本纪》载:“十一月,行自淮南,过鲁,以太宰祀孔子。”此开启帝王祭祀孔子之先河,后世君王多能守此制而不变。若以地位身份言,帝王身居最高位,决不须崇拜孔子。然其拜之也,乃以政统归之于文统之下,以缓政治之暴戾之气,使人间社会充溢基本之人伦温情。后之封爵衍圣公,亦非是对孔子家族血脉之膜拜,乃对道统实质符号之尊奉。总之,在在皆在道统自身,非个人崇拜。此非有深切之文化意识与道德悲情者,不能语此。吾人之跪拜,乃欲自觉地以道统来规导自家之生命,使之渐臻圣域,使其不徒为一物化之血肉之躯。西方之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等语汇俱不能明之,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皆为世间法,而跪拜道统与圣贤则为超世间法。孰料自甘堕落者竟以奴性视之,自家不长进,又不敬别人之修持,诚所谓“朽木不可雕也”。焉能不辩?是此而言,跪拜孔子即是自觉地担纲道统,尊奉人道,以期提升自家生命之境界,此为人人当尽、须尽、必尽之责,焉有选择之自由?或曰:孔子开启之道统既为基本之人道与文教,何以惟我华夏尊奉之,异族则否?曰:于理上讲,亦可尊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尝谓:“人类欲求生存,须返回二十五世纪前,吸取孔子之智慧。”此即其一例也。当然,基本之人道与文教,世之大宗大教俱有之,非儒教之专利,本国之人若信奉其本土之宗教,亦可开文运与人道。又曰:既如此,吾不欲信奉儒教,而以他国之宗教以开文运与人道,可否?曰:若虔诚信奉,于理上似无不可,然汝既为华族子孙,当先尊奉儒教,而非他教也。即便西方之民主、自由、平等诸说,亦自有大义精义在,非千辛万苦之磨砺、好学慎思之精审,不能明也。然此诸说传入我国,人多从泛唯物论或功利主义之立场,刊落一切精神人格上之高远与敬畏,平齐众生,以为甚解放人、尊重人,实则所谓解放、尊重云者,不过顺从俗众之欲望与快乐,任意狎亵圣贤,诚贻害无穷矣。
    
    另外,又有论者曰:儒学并非全无是处,然亦非全无非处,关键是,择其善者而学之,不善者而去之。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者也,是论似颇中肯如理,实则不过是学术上之“乡原”,其人并无是非感,只有现实上之利益盘算。因此不痛不痒之言对任一理论学说皆适用,说之何益。貌似颇有雅量,实则胸无大志,随波逐流,大则不能担纲道义,小则不能严以问学,学界如斯之人多矣。今日中国之学术不昌,乃至学术不端屡现,其根在此。庸常于此司空见惯,今特辩之,以暴露其实也。
    
    孟子曰:“非之无举也,剌之无剌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以此况喻上述而论者,不亦宜乎?!
    


    六月二十九日,秋风先生讲座——《理解中国历史之新框架》,盖依钱穆先生之理路,分中国历史为封建、王权、秦制、共治、现代五阶段,其结论为:中国之历史曾有儒家创造,其后亦必将由儒家去创造,其借鉴引用虽不可免,然儒学之义理纲维必须为主导。修身论坛乃就秋风先生之讲座讨论之,因诸生于内容多不熟悉,未能提出切要之问题。余因未读其大作,亦不敢妄论。晚,秋风先生归京。
    
    七月初一,济南大学赵宗来先生至。赵先生为人朴实敦厚,不假修饰,诚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其言也厉”者也。与之谈,知其为一儒教徒,非一儒家学者也,因甚厌华而不见道之论文书稿,近五十仍一副教授。然精研《五经》,雅好诗章,其沉潜之深,非常人所能比也。近两日,均为赵先生讲座。其《读经之原则与方法》尤警拔有得,非有志于儒学者,不能明也。其纲目有九:
    
其一曰畏圣人之言,不评不疑;
其二曰立圣贤之志,不溺名利;
其三曰学而时习之,知行合一;
其四曰由学而生悦,可久可大;
其五曰以修身为本,化成天下;
其六曰躬身持道义,不惑时俗;
其七曰学不可躐等,循序渐进;
其八曰学华夏经典,须明类象;
其九曰谨言而慎行,隐恶扬善。

    以上诸说,皆传道之言,非授学之语,于余心有戚戚焉,然诸生多有不能懂处。如“不评不疑”,其不为思想专制乎?“扬善”固可,何以须“隐恶”?此得亦当有说。
    
    经典乃圣贤之言,而圣贤之言乃觉悟后之造道语,非吾人基于经验观察或生活实践上之思考,其一得即尽得,非校正总结之言也。故二者为两个截然不同之层次,若以吾人些许之思考与观察,进而评议乃至否定圣人之言,不但不知轻重,亦根本虚妄。故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吾人之不解圣贤语言,非经典有误,亦非自家学识不足,根本之差乃在缺乏圣贤之践履工夫,觉悟之临照。故学即觉也,觉即学也,学而不觉,自限之耳。以为经典可评可疑者,即视经典等同于一般之理论著作,为害甚大。象山先生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不吾欺也。
    
    “扬善”何以须“隐恶”?详阳明与徐爱之对话,即可明其理也。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隠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子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隂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徳者未易与言此也。” (《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
    
    如今之传媒发达,动辄详示爲恶做呆之详情与细节,以致存心不良者模而仿之,其例不可胜计,正所谓长乱导奸也,岂能不引以为戒也。
    
    又,赵先生诫诸生不可由兴趣而进入经典。吾人常曰:兴趣是最好之老师。此乃切就一般之知识而言,若欲传道,则不能止于兴趣,当有文化意识。兴趣乃是一种美学情感,易疲劳而生倦。若吾人由兴趣进入经典,即便起始因新鲜而好之,久之必生懈怠。若能以文化意识而担纲大道,经典必如《大学》所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余尝于《国学院·读经·文化意识》一文中曰:
    
    在笔者看来,至少有如下二点不是文化意识之表现:即其一、仅凭爱好和兴趣来研究文化;进而其二、以观赏之态度来看待文化。爱好和兴趣是气质的、个性的,是“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即人于此完全不能自我作主。由此而来研究文化,除了一点漂浮之爱好和兴趣之外,说不出文化之所以然,他可以由此而成为才子,但并不能由他来传承文化。因为他是以自己之爱好和兴趣为主体,去照射文化之名物度数,既而两相契合,激起他艺术性之观赏,他由此可以获得审美愉悦,但文化之根本精神却在他轻松之艺术性之观赏中化解丧失了。然对文化之感与应则不同,感与应其间必蕴涵有“通”,即文化研究者之“觉”与“悟”,这是义理之省察和精神之感通,是通过内在之修养工夫以后与文化之根本精神之契接。故他对于文化不是轻松之艺术观照,而是严峻之道德考问,若借用《论语·泰伯》中之话说是如此:“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更进一步说,具有文化意识之人,在现实上可能孤怀独往,但在精神上却可遥契千古圣贤之生命,他在现实上可能一无所有,但他在文化上却可以找得到生命最后之站立点。
    
    赵先生复教诸生古典诗词之歌咏与诵读。先生曰:古人歌咏诗章,非是一种技艺与表演,以图别人快意,皆为自家顺气与存养之用。故歌咏古典诗词不宜情之撕心裂肺、气之咆哮凌人,是以平声宜长而仄音须短,以达舒缓气节之用。歌咏是不可有油滑低俗之调,但亦不可凝神而至于紧张,平缓安泰即可。先生以踏歌之形式,歌咏了王之涣之《登鹳雀楼》及崔浩之《黄鹤楼》诗。李太白《赠汪伦》诗云:“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先生之歌咏,似汪伦踏歌而来,美不胜收。又教诸生歌咏《诗经》“鹿鸣”,其诗曰: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
    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 以燕乐嘉宾之心。
    
    此诗所呈现之生活场景,如今已积重难返。古人之弦歌丝竹之声,宫商角征之调,博雅优游之情,和乐闲适之趣,已成为永远之乡愁。
    


    二日晚,余为诸生讲《孟子·告子上》,绍述孟子之性善论,从而确立儒教之大纲维。欲明《孟子·告子上》,当先区分“性善”与“性善论”。“性善”是一事实,而“性善论”则为一理论。“性善”此一事实须在圣人之工夫践履中证悟,而“性善论”则切就此一证悟加以理论解说,期以教化世人。故学问有两个层次,即庄子所说之“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圣人怀之”乃工夫之进路而直抵事实,此须觉悟、存养、持敬乃至智慧之光之开启,若是之亡有,则于事实几无缘。“众人辩之以相示”乃以语言说此一事实。然“说”总有不尽处,故易有争论。但须知,“说”处之争论止可谓“说”有未尽或不圆满,须有新“说”以代之,而不足以否定事实自身。而今人读《孟子·告子》篇,见其论证有未尽处,遂否定“性善”自身,此即成差谬。孟子之论证固有未尽处,但只可否定其“性善论”,而不可否定“性善”自身,此是大分别。《孟子》一书,固有未善处,然孟子能点出“性善”,必有坚实之实践工夫,此不可不知也。故吾人读《孟子》,不可徒从文字识之,亦须开工夫之进路以契悟事实。徒以语言文字观其不足,既而批评“性善论”,乃至根本反对“性善”,亦是学有未得,玩物丧志者也。
    
    其次,当知孟子何以竭力标举“性善论”耶?儒家历来讲内圣与内修,若“善”在性分之外,则内圣何以立?内修修个甚?若“善”不在性分之内而在外,则不外乎以下三种形态:
    
    其一,在超越之绝对体之内,即西方之上帝; 
    其二,在经验之有用中;
    其三,在现实之有利中。
    
    第一种形态并不能开启内修,而只能开启宗教信仰,西方人之精神生活正走此路。第二、三种形态则转道德问题为知识问题,更无所谓内修。由是可知,孟子之讲“性善论”,其于圣学,其功不在小也。在此以前,皆盲目而不自觉,自斯以后,则有明确之理路。故孟子之称“亚圣”,非虚誉也。
    
    再次,孟子所讲之“善”是指先天性分本有之善,这个“善”只是根苗,以孟子语言之即为“端”,此“端”可否发用出来而为事实上之“善”,则须看人之存养工夫,故“性善”并内在地包含存养。若吾人以实在论之立场看孟子之“性善”,见世间恶人比比,则以为孟子之说为妄,乃不思无学之过也。
    
    最后,孟子“性善论”一出,彻底证成儒家“天人合一”之文化模型。在子思,只讲“天命之谓性”,此是从“上”往下讲,至孟子讲“性善”、“良知”、“四端之心”,又讲“尽心、知性而知天”,则是从“下”往上讲,通过“性”这一桥梁,使“人”与“天”打通,既而完成天人合一之文化模型。此乃孟子之于中国文化“不废江河万古流”之贡献。
    
    明乎此四端,则孟子之“性善论”定为的论,且甚易理解。四端论定之后,余即随经文讲其大义,诸生颇能注目凝神,似有所动。毕,诸生之提问颇踊跃,因修身营所有讲座皆微博直播,子曦同道亦代网友发一问:
    
    “向善”与“性善”为何种关系?
    
    答曰:“性善”是“本体”,“向善”是“作用”。若无本体之“性善”,何来作用上之“向善”。“性善”在逻辑上先于“向善”。
    
    又一生问:“孟子曰:乍见孺子之入井,则恻隐之心呈现,然未见孺子之入井时,恻隐之心有否?”
    
    答曰:当然有。但存在论不同于发生论,发生论需要机缘与处境,然机缘与处境不出现,既而恻隐之心不呈现,并不能否定其存在上之“有”,此时只可言恻隐之心于“用”上归寂,并非于“体”上消亡。
    
    诸生尚有诸多问题,因哲学之训练不够,故多不能得其实。故工夫不足,固不能有得于圣学,但思辨不开,于义理亦多渺然,终亦无所得也。
    


    七月三日,赵宗来先生归泉城,米湾先生自京至。米湾先生博雅善思,平易近人,与其晤谈甚欢且契。先生长年随蒋庆先生问学,最得蒋先生学问大体,故首为诸生讲授《蒋庆先生其人其学》。蒋先生乃当代大儒,由治公羊学而创儒学之新义,期以用儒学之宪政解决当今政治之危局。其大义俱见先生所着《政治儒学》与《再论政治儒学》,然其义体大,非一二言所能尽。尽管诸生欲究其义,然正如蒋先生所言,“政治儒学”不宜于修身营中讲之,无精神之苦痛,学问之砥砺,轻易不能知之。故米湾先生多讲蒋先生其人,其大略俱见氏着《蒋庆先生传》,是处不必赘述。此处惟录蒋先生之诗作三篇什,以见蒋先生博雅之情趣。
    
黔山早读

曙色苍苍宿雨收,春山无处不清幽。
行人未解登临意,直待书声出石头。

夜读偶成

推灯掩卷夜将阑,斜月窥窗睡眼看。
听得春虫三两语,一篇挥就兴悠然。

山居偶吟

歌山连月雨,昨日放新晴。
小谷清风满,孤峰白霭横。
花间蜂蝶舞,叶底鸟蝉鸣。
斜坐南窗下,闲观摩诘经。

    以上篇什皆短小精炼,显孤怀自乐,闲适悠然之气,杂之唐宋诸集中,不能辩也。昔,夫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又“与点”之所说。由是观之,真正担纲大道之儒者,必和乐于自然,广雅其意趣,非为一章句之学究也。吾侪亦当谨之戒之也。
    
    正午,朵生兄自京师至。与余及曲阜师大之宋立林博士小叙后,即由朵生兄主讲“儒教重建”之问题。中国自共产党执政以来,即标举唯物论与无神论教育,一切宗教皆被归于迷信,至少是不科学之行列。这样,中国古代由儒教之精神理念所粘合之社会,彻底松散为单纯靠制度与法规圈连起来之组织。此种组织除却利益上之关连外,别无精神上之纽带,是以利益尽则组织散,故整个社会充斥着暴戾之气与市侩之习。此为当今社会之根本问题,徒健全法制与规章无与也。惜乎世人多不能知,朵生兄之“儒教重建”一问题,即由此而出。朵生兄从儒教重建之必要性、可能性与重建路径三方面加以论述。颇具针对性,亦见其用心与悲怀。然诸生因多浸润无神论与唯物论教育多年,于义理似多不能肯认。然一国若无“教”,将不成其为国;一社会若无“教”,将不成其为社会。无神论与唯物论,乃中国当代教育最大之失误与罪孽。若不能斩立决,中国必将至“率兽食人”之境地,此决非危言耸听。
    
    晚饭后,朵生兄归京。
    


    七月四日,段老师、米湾先生与余率诸生驱车赴尼山。尼山去曲阜城区约五十华里,乃夫子之诞生地。吾人一行先拜谒夫子洞。此洞位于尼山山麓,深丈余,高六七尺,夫子即降生于此。俗语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此洞虽寻常,孰料乃天地灵光之爆破。遂于斯行早礼。礼毕,即上尼山文庙及尼山书院。文庙有大成殿,单檐歇山,顶覆黄琉璃瓦。东西两庑各五间,寝殿五间,东路有讲堂、照壁,土地祠。西路有启圣殿,祀孔子父叔梁纥。后为寝殿,祀孔母颜氏。毓圣侯祠位于中路北部,奉祀尼山神。时尼山文庙正整修中,不得去大成殿拜谒。庙东百余米,即尼山书院也。内有正房五间,五禀四柱前后廊式木架,灰瓦硬山顶,厢房东西各五。
    
    本欲拟当年夫子杏坛讲学之遗风,由米湾先生于书院讲堂为诸生讲《儒家之人极之学》,无奈管理者不能遂吾人愿。于是,诸生于启圣殿前席地而坐,以待米湾先生开讲。院内古柏蔽日,花草飘香;小鸟时时软语,彩蝶款款飞舞。是此良辰美景,匹之以灵性开悟之学,诚天人合一之兆也。然因时间所限,米湾先生只能讲其中之“性善”一部份。因“性善”乃“立人极”之根本。米湾先生以为,其大义有二:第一,若不能心悦诚服于性善,则吾人于儒学根本不能升堂,更无论窥见家室之好也;第二,儒学若不能奠基于性善,则根本不能开宗立教,更不能与耶教、佛教及各大宗教抗衡。故孟子之贡献,即在找到了儒教之所以为教之基点,若此基点无,则儒教之大厦必溃塌。基于此,米湾先生复征引日人冈田武彦之语:
    
    恶为人心中之私欲,而善则人性中之固有。然善恶两端何为人性之本?环顾世间,似乎性恶之说显而易见。目击社会及国际事务,尤其易作此想。此情此景,人性之恶似乎必然无疑,甚至可于孩童之欲考见之。虽然,人类群居之基本事实,必使吾人肯认人性之善。对此善性之真实领悟实乃吾人内心深刻体验之结果也。性善之说非出于对人类行为之理性观察,必须以宗教眼光视之方有以明之。故虽恶象多端,驱人以性为恶,然究须信奉人性本善。如若不然,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孟子性善之说实发乎吾人对人类之宗教性理解。非基于事象之观察,乃源于对人类本性之坚定信仰也。
    
    此番论述,非有彻悟圣学、真有所得者,不能道也。故米湾先生讲毕,余即起身行礼,以谢鞭策开悟之恩,诚“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之语也。余恐诸生不能明,遂申述曰:余身边亦有学者研究儒学,亦能说儒学之好话,然弘教无力,止于学院式研究。其个中原因安在?即在其根本无性善之信仰与信念。汝辈之说儒学之好话,非基于自家之信念与信仰,乃以为儒学乃一种相对较好之理论。此种较好乃相对于殊异之理论言,并非绝对好。一人固可因喜好而选择儒学,然亦可因厌恶而选择别家之学,其中皆无曲直可较,犹有人好食苹果、而有人好食梨子然。余文中所云之“自由论者”与“取精华去糟粕论者”皆属此类。然须知,一旦以理论视性善,哪怕是较好之理论,则儒教坍塌矣。但真正践行儒学,必来自于性善之信仰,而非基于理论之爱好,此是儒士与儒家学者之大分野,不可不知。性善乃慧眼窥破天机后之事实,洪荒爆破后之灵光。吾人正因承袭那事实与灵光而始为人,不然,即禽兽也。吾人之使命,正乃以肉体为载体,承载以光大此灵光,使其洞彻宇宙人间,非只是使肉体舒适快意也。然吾人既有肉体,即有求舒适快意之本能欲求,此即荀子之性恶论也。孟子非不认可舒适快意之欲求,然其究非吾人之使命与目的。肉体乃载道之器也,故其欲求只有相对之价值,并无绝对之意义。是以孟子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并认可性恶,但孟子却不在此处看人之所以为人,其陈义更高,从而确立了人之尊严及其于宇宙中之地位。设使孟子遇见荀子,其必曰:先生之论甚好,但止于此则不够。若荀子以其性恶而根本反对性善,则是行有未得,学有未逮。此亦不可不知也。
    
    讲论毕,即随诸生一道登尼山,米湾先生因体力不支,未能同行,段老师亦先行归家。尼山本名尼丘山,相传启圣公祷于此山而得孔子,是以孔子名丘字仲尼,后避圣人讳,改尼丘山为尼山。其山不高,仅五百馀尺,然白石密布,荆棘间出。其中一石,宛若夫子行教之像。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良非虚言也。未几,即至山巅。低首俯视,则地势平旷,有杉竹松柏之属;注目远眺,则周遭浩渺,有“登东山而小鲁”之意。是时诸生兴致颇高,齐聚大旗下,长啸高歌,且大呼曰:“儒教中国,宣示主权。”其声回荡幽谷,震彻霄壤。于儒教圣地,作此宣示,日后必有祯祥符瑞。
    
    下尼山,又驱车半小时,至孟母林。孟母林乃埋葬亚圣父母及其后嗣之墓地,比邻曲阜与邹城。是处古树参天,嘉禾丛生;鸟鸣山幽,人迹罕至。诚安息之胜地,长眠之乐土。孟母墓据高处,碑铭耸立,显母教之威仪与大成。于是,诸生行礼膜拜,齐颂孟子名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又,三女生单独行礼,以示其敬,且以日后自勉其行。
    
    晚饭后,与米湾先生夜游曲阜古城,未几归寝。
    


    七月五日,米湾先生归京师。上午,余为诸生讲授“三从四德”。其大义俱见《千年之误会——“三从四德”真的是女性之地狱吗?》,此处不必再述,可与《婚姻之堕落——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自由恋爱”》参看。讲毕,诸生发言,其中切要之问题集中在现代女性是否该在职场中还是在家庭里。赞成者有之,反对之亦有之。后侯晶莹近思上台发言,流泪讲述其童年因父母各自很忙,或被送至外婆家,或被放置车间过夜。近思没有讲道理,只是说,她不希望自己以后之孩子亦过这样的生活。原本喧嚣之讨论,此刻寂静凝固,皆为之戚然。下午,段老师千金为吾人表演古曲《文王操》及《流水》,曲调舒缓悠扬,尽显古乐怡情化性之能事。同时,得段老师之培养,其千金虽年仅十五,已金玉满堂、娴雅慎密,国学之于人之气质,功效如此其速。
    
    晚,由学员刁品熙子曦主讲《论语·学而》首章。子曦一身汉服,大学修理工科,然雅好古典文化,毕业后与一二同志于西安经营文化公司,主理中国传统婚俗与礼仪,闲暇则以甲骨文为依据,重新诠释《论语》,依其所言,欲以四-五年,一字不漏地重释《论语》。今晚所讲“首章”,即其研究之部份结果。子曦所讲,有两字余印象深刻,且啓发颇多。
    
    其一,“子”字。甲骨象形,象一童子之形,双足被裹于襁褓之中,本义是婴儿。《增韵》:子,嗣也。子爲人之初,故有元义。元始也,天地大道所在,有道。由“子”字之义,吾人可断《论语》大义:
    
    《论语》卷内除少数答王侯问时因礼节而称“孔子”,其外几乎皆称“子曰”而不称“孔子曰”;《论语》称爲《论语》不称《孔子》,“论语”二字其义虽多重却亦无必与孔子相关之处。题目不署名,发语人不称姓氏而以泛称爲专名,皆是孔子述而不作,转承先王经典大道之志的体现,远超诸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成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之志。故千百年下《论语》或爲经,或爲传,而绝不类于子书,以其无名也。诸子著书记言皆称“某子”,而《论语》记言不称“某子”,以其爲天下之子(师),不名而自名。径称爲“子”,不可方物、无以名言。唯圣人与天地齐,述万物理,而不专有一道,专治一门,故可爲天下师。
    
    此即谓:《论语》一书不名曰《孔子》而名《论语》,又不谓“孔子曰”而谓“子曰”,即表明《论语》非孔子之私人著述,乃是天地之大法之呈现,故谓“子曰”而非“孔子曰”。庸常以为“子曰”即“孔子曰”之简称,实大误也。“子曰”不过是“天地曰”,至多借孔子之口说之。由子曦之解释,则可知《论语》非诸子百家,乃天地之大法,明矣。是此,岂有不敬畏膜拜之理?!
    
    其二,“时”字。甲骨本字爲旹会意,从日从之(止)。之(止)者,足也,行止也,日之行止爲时,晚期金文加寸示抓持,时需把握。《韵会》:时,辰也,十二时也。《说文》:时,四时也。故凡学必以时。“时”依身、年、日而分,俱教之不同之内容。
    
    第一、身中时。《礼记·学记》:“发然后禁,则捍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故《礼记·内则》:“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
    
    第二、年中时。《礼记·王制》:“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郑玄云:“春夏,阳也。《诗》、《乐》者声,声亦阳也。秋冬,阴也。《书》、《礼》者事,事亦阴也。互言之者,皆以其术相成。”又《礼记·文王世子》云:“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郑玄云:“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时阳用事则学之以声,阴用事则学之以事,因时顺气,于功易也。”
    
    第三、日中时。《礼记·学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日日所习也。言学者以此时诵习所学篇简之文,及礼乐之容,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所以爲说怿也。
    
    居常以为,“学而时习之”中之“时”乃副词“时常”或“时时”之意。由子曦之说,则知谬以千里。盖古人承天地之灵气,时不同则气不同,学须依不同之气而教,不然,则不能成其效。不似今日之世界,以为一日、一年、乃至一生之时间乃相同无差异,故白昼上课、黑夜亦上课。春夏教授此类课程,秋冬亦教授此类课程。此种数量性之思维,迥异于古典之质量性之思维。是以“师益勤,而道益轻,学者之功益不进”,孰之过也?!《学记》:“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是为“学而时习之”也。
    
    子曦之解甚当,深得儒学之大义。全书若能成,必有功于圣学。子曦年二十六,后生可畏也。若诸生皆类子曦,圣学复兴指日可待也。听毕子曦之讲座,诸生皆敬仰有加,为学须诚且敬,非妄言也。
    


    七月六日,民间学者吴飞先生自泉城至。先生三十有余,着广袖汉服,躬行儒道,笃信儒学,严行古礼。为学则精研四书五经,为礼则娴悉儒行儒礼。今岁河北正定文庙“释奠礼”大典,即依先生之提议,依明嘉靖礼仪而定制。先生依古注为诸生讲《礼记》之“经解”、“祭义”、“祭统”等诸篇什。因其语速过快,加之内容过于古朴,诸生能会意者尚少。黄昏时分,段老师及吴先生带诸生初习乡射礼。《仪礼·乡射礼》相当繁复,庸众少有能明之者。今日吾人只习射,其礼则不足。
    
    晚饭后,与段老师、吴先生行告别礼,又与诸生行别,仁和、才难及诸生多有送行者,仁和特用手机播放李叔同之《送别》,余本善感,恐因此流涕而场面难收拾,遂快速钻入的士,一瞬即到兖州火车站,由此踏上归程。
    
    修身营闭营那天,诸生聚饮,仁和拨通余之电话,让余讲几句勉励之言。余一时语塞,突然想起陈同甫之《水调歌头》,其下阕云: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谨以此与诸同道共勉也。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接受群P不接受祭孔的中国式自由主义
    原载:南方周末2012-08-24,原标题为《更传统 更现代》
    作者:李铁(南方周末评论员)
    来源:作者博客
    
    
    
    著名学者秋风最近又被“围殴”了。事情缘于8月14日,秋风在山东曲阜参加“儒家文化修身营”,期间他率领一班年轻人一起拜谒了孔庙、孔林。这张跪拜的照片上传网络之后,引发了热议,多数人对此持批评态度,其中不乏粗鄙的谩骂和羞辱。不少平日热衷谈论民主、自由的人士也对秋风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
    
    
    这些对秋风的抨击着实有些可笑。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同风格的礼仪,如果拜谒自己本民族的圣贤都要挨骂,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那些在庙里拜佛、在清明时祭拜先人的行为?有人将秋风等人的跪拜行为解读为“奴性”、“对封建专制叩首”,担心“只怕这一跪就从此站不起来了”。那么试问,天主教里枢机主教下跪并亲吻教皇的戒指,是否也是人格的矮化?
    
    
    值得玩味的是,这些可笑的抨击并不孤单,也正因为此,近年公开倡导“儒家宪政主义”的学者秋风,屡遭围殴。百年以来,中国追寻现代政治文明的知识份子,多数都是以反儒学的面目出现的,在他们看来,儒学是中国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大绊脚石。这种局面延续至今,“能接受群交而不能接受祭孔”,成为当下中国一些自由派人士的一大特色。
    
    
    这样的观点背后,其实是一种唯理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作怪,这种意识形态秉承了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那就是将文化做整体性的、单线条化的理解,不断比较各种文化的高低优劣,然后挑选和设计出一种先进的文化模式,让整个社会朝他们设计的“先进”的方向前进。这样一种哲学方法论,所带来的,必然是以理性和进步的名义,全面反对和摧毁中国传统的价值。
    
    
    在世界近代史上,这种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建构式的改造,是一个普遍性的思潮,并非中国所独有。在欧洲,这种法国启蒙哲学的弊端很快显现了出来,卢梭式的“强迫自由”最终没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收获的反而是雅各宾暴政、纳粹暴政。人们看到,现代意识形态式的改造,只能驱动社会革命,但却无法建立起稳定的、可持续的治理秩序。与法国启蒙哲学相反,英国和美国的以保守传统的方式完成了稳健的立宪,他们没有打倒传统的宗教和价值体系,而是将各种宗教和价值体系宽容地安顿在治理架构之中。
    
    
    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和学术研究证明了这种宽容传统的价值,也证明了反传统的启蒙自由主义的谬误。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中国的很多知识份子依然用这种已经被现代政治所抛弃的哲学来想象着现代政治。
    
    
    在我看来,一个成熟稳健的治理方式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必须基于中国人的生活现实。当下的现实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正在回复常态,各种传统价值正在经历宏大的复兴。我们看到,无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儒家等价值体系,都已在民间呈现出强劲的复兴态势。而儒家,作为中国人几千年的主流价值,作为中国人最熟悉的传统生活形态和信念,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的主要选择之一。
    
    
    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表明,现代政治不能将道德和价值判断排除在外,现代政治离不开各种价值体系的支撑。如果整个社会只有几条法律框框是共同的规范,这样的社会的治理基础将极其不稳定。法律和政治自由只是简单的骨架,并不能赋予自由社会以鲜活的生命。社会中的小共同体的一些共同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对于保持自由社会的活力与方向,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预见,对于越来越开放的中国而言,未来必然呈现出各种哲学和价值体系多元化的特征。任何人也不应期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中的某一种学说、或某些别的合理学说将会得到全体公民或差不多所有公民的认肯。一个成熟的中国治理方式,将会对这些多元的价值体系予以宽容对待,让他们共同发挥作用,就像我们在其他成熟的现代国家中所看到的那样。
    
    
    我们不必担心这样会缺乏文化的竞争和更新,不必担心儒家传统的腐朽元素得不到扬弃。任何伟大的文明传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福山说得很好:“当杭廷顿武断地说﹐现代自由民主产生于天主教文化时﹐形形色色的天主教在现代民主出现以前却怀着敌意极力压制自由,压制宽容和民主的辩论。所谓民主绊脚石的儒家在这方面不会比其他文明更加反动。”
    
    
    我们别忘了,自在晚清以来的很长一个时期,最急于引进现代政治文明的人正是儒家人士。别忘了,英格兰至今保留着国教,一直到1987年,女性才获得牧师资格。一个更能容忍,有耐心、善待传统的民族,反而是最具文化创新活力的民族。 
    
    
    原载:南方周末2012-08-24,原标题为《更传统 更现代》,有修改 
      
     
     
     
     
     
    跪拜孔子又何妨?
    作者:齐义虎
    原载:《侨报》2012年8月26日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近日,著名学者秋风在孔子家乡曲阜举办了儒家文化夏令营。期间,他带领营员拜谒孔庙和孔林,并行跪拜大礼。没想到,跪拜照片在网上发布后,引起轩然大波,很多情绪激动、怒不可遏、无端联想、上纲上线、大加挞伐,甚至发展到人格侮辱、人身攻击的地步。更为讽刺的是,恶毒咒骂秋风者,大多以追求自由民主相标榜,自扇耳光,颇为吊诡。
    
    一群儒家信徒跪拜儒家圣人,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像基督徒跪拜耶稣、佛教徒跪拜释迦牟尼佛一样,外人岂有说三道四的资格?这个跪拜事件之所以引起争议,从自由派歇斯底里的叫嚣中可以看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跪拜礼仪本身对于平等人格有损,有自我屈卑的奴性之嫌;二是孔子乃封建教主、专制余孽,不配受人礼拜,拜孔子就是不自由。从这两个似是而非的理由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人的魔障有多深。
    
    跪拜是中国的传统礼仪,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主要是向对方表达一种恭敬之意。即便到了现代,遇到过年过节或清明扫墓的时候,一般人家也还会给父母、祖父母等磕个头,给逝去的先人磕个头。我们通常所说的拜年、拜寿、拜祭,都有一个拜字,从拜字的本义看,拜一定是和跪联系在一起的,不跪就不叫拜。这与古人席地而坐的习俗有关,至今日本、韩国都还保留着这种生活起居方式。简单地把跪拜和奴性联系在一起,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现代人一般使用的是握手礼和鞠躬礼。握手的本义是说彼此手里空空,没藏有武器,以此表示友好。鞠躬是向对方低头,表示恭敬。跪拜则是双膝下跪再低头,其恭敬的程度自然比鞠躬更深了。如果说跪拜礼有奴性之嫌,照此逻辑,握手礼岂不是有猜忌之嫌?鞠躬礼岂不也有“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谄媚之嫌?若是这些交际之礼通通要不得,今后两个人见面是不是应该彼此腆着肚皮、鼻孔朝天、谁也不理谁才叫人格独立呢?把这种贡高我慢的自以为是当作人格独立,这再次证明了国内绝大多数自由派的山寨货色。
    
    跪拜有三种,有违心之跪,有假意之跪,有诚悫之跪。违心之跪迫于威逼,但奴其体不能奴其心;假意之跪屈膝献媚,内外皆是奴才嘴脸;诚悫之跪发自本心,以此表达其恭敬、感恩、谦逊之情。跪其所不当跪,那才是奴才、懦夫;跪其所当跪,更显铮铮铁骨、大丈夫本色。中国素为礼仪之邦,礼之真义正在“自卑而尊人”。现代自由派打着人格独立的幌子,摆出的却是缺乏教养的自大狂的丑态,躲在一个光秃秃的小我里自恋陶醉,不知感恩、不知谦卑、更不知敬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正因其有所畏敬才成其为君子,小人则以其无法无天而成其为小人。
    
    大陆的自由派普遍患上了神经质臆想症和受迫害强迫症,一听到孔子二字便条件反射式地咒骂絮叨起来。如今昔日的自由主义者秋风竟然跪拜起孔子来,这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可在他们气势汹汹的背后,除了无知的敏感而外,其实空无一物。从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儒批孔,这种逢传统必反的心态已经成了不必经过思考的本能。这群文革的所谓批判者其实正是文革思维的孝子贤孙,文革余孽原来在此呀!
    
    孔子生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以一己之力整理六经、开创私学、垂教后世,被历代尊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即便后世统治者对于孔子学说有所利用,那也是该帝王之错,而非孔子之错。无胆或无力进行细致的历史批判,却拿孔子来做替罪羊,难道这就是自由派的公知气概吗?自由派口口声声捍卫个人的名誉权,可孔子的名誉权又有谁来捍卫?孔子不曾有负于今人,其教化反倒泽被后世,我们给夫子磕个头,难道不应该吗?如此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欺师灭祖、非圣无法,难道这就是自由派津津乐道的人格吗?大陆的自由派,欠孔子一次忏悔、一声道歉、一个响头!中国的自由主义只有开始正视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敢于批判美利坚神话的时候,才会真正成熟起来。
    
    微博网友“尤乐山水悟道”说:“父母养育之恩,报之以跪拜,何罪之有?大道主宰亘古,敬之以跪拜,何格之降?悟道千难万难,先师点化至悟,谢之以跪拜,何过可责?那些发神经病者,历历在目皆是痴顽自大狂。或曰感激不用跪拜,一般人无可指责,然而儒者以大礼示至诚尔。”其实不光儒者,每个人都应该报三重恩:天地之恩,父母之恩,君师之恩。非此便是忘恩负义之小人。看来“天地亲君师”的牌位有必要重新立起来,以克制现代人自高自大、唯我独尊的坏习气。全民习礼,熏育教养,正可自恢复跪拜之礼始。
    
    
     原载《侨报》2012年8月26日,有删改。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