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 著《两汉承续与新汉本位：东汉前期政治文化实践研究》出版

书名：《两汉承续与新汉本位：东汉前期政治文化实践研究》

作者：王尔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两“汉”承续的政治演绎：刘秀集团与“长安系士人”

一、 从附庸更始到圣人受命：刘秀集团的形成与合法性体系的初步构造

（一）与信都势力的合分：刘秀集团的起步与转向

（二）刘秀集团的形成与新的合法性构造

（三）刘秀即位仪式的政治义涵

二、 两汉之际的东、西格局：以刘秀集团的东方建构与“长安系士人”的西方流寓为中心

（一）东、西之际的谣传与光武“东帝”说

（二）寻找继统：“长安系士人”与更始汉朝

（三）流徙西方：“长安系士人”的汉重建

（四）东西合流：长安系士人与刘秀集团的结盟

三、 “长安系士人”的聚散与建武政治的变迁：从二《赋》说起

（一） 二《赋》对峙与“关中耆老”问题

（二）以“太子”为轴心：长安系士人的聚与散

（三）长安系士人的“柔克”之政与建武政治的变迁

第二章 “创革”与“中兴”：建武年间的仪式争议与合法性确立

一、 “祀尧”或“祀高帝”？建武七年郊祀礼议的政治意涵及思想渊源

（一）“尧”与“汉”之分野：围绕“周祀后稷”的争论

（二）尧运与创革：光武崇尧心理探微

（三）祖宗故事与元始新制：杜林的策略、立场和思想来源

（四）“祀尧”与“祀黄帝”：光武对始建国新制的效仿及其意义

二、 重梳两“汉”关系：“南顿四亲庙”的兴废与建武十九年的宗庙议

（一）“实同创革，名为中兴”：张纯对“南顿四庙”的批评

（二）从“皇考庙”到“九庙”：西汉、新莽庙议与“南顿四庙”之关系

三、 建武末年合法性构造与光武身份想象：以封禅礼议和封禅文为中心

（一）“治世之隆”或“受命而帝”？张纯与曹充对封禅前提的不同侧重

（二）塑造继统：“赤九”身份与“汉九世火德之厄”

（三）构造创业：“匹庶”身份与“无所因阶”

第三章 后继者的秩序铺排与“新汉本位”的合法化计划

一、 “文王受命”：永平诸礼的展开与光武纪念体系的建立

（一）明堂、灵台宗祀礼与光武“受命祖”地位的确立

（二）仪式化的新冕服：光武“反秦易服”的义涵建构

（三）《大武》与大予乐：光武功德的歌舞表达

（四）双祖庙与上陵礼：光武冥界的身份安置

二、  君臣·父子·师生：明帝辟雍礼与东汉儒学天子的拟构

（一）大射礼：择贤与君臣之道的缔结

（二）养老礼：尊儒与父子伦常的拟构

（三）天子自讲：明帝“我为孔子”义涵及君臣的师生化拟构

（四）“辟雍始成，欲毁太学”的背后

三、 “汉当自制礼”：章帝“制汉礼”的开展及失败

（一）“汉遭秦余，礼坏乐崩”：“汉当自制礼”的逻辑演绎

（二）“创汉礼”与“复周礼”：西汉致礼观念的流变及东汉的调整

（三）“礼乐未具”：《汉书·礼乐志》和《刑法志》的叙事性

（四）中止协商与负重前行：章帝制礼时机的选择及“汉礼不行”的结局

第四章 东汉前期的“文”实践

一、书写新汉朝：兰台“文”实践的展开

（一）突显与弱化：《世祖本纪》等史作的东汉开国史书写

（二）“汉历中绝”：都赋笔法与“建武革命”的塑造

（三）“万夷宾服”：《神雀颂》《哀牢传》的太平构造

（四）兰台“汉颂”与东汉颂体盛行的象征性意涵

二、“通人”、东观与“文”实践的转型

（一）兰台与文人：通人“以文载道”义涵的兴起

（二）从兰台到东观：东汉“文”实践的转型

三、贾逵之《左传》学与“刘氏尧后”的成立

（一）贾逵申《左传》非为“抵《公羊》”——以“反传”特点为例

（二）贾逵注《左传》与“刘氏尧后”论证

余论

附录 “汉三百五十年之厄”与东汉后期的“中兴”论

【作者简介】

王尔，广东汕头人，1991年出生于广州市。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哲学博雅博士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史、汉代政治与政治文化、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学遗产》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获2020年度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内容摘要】

东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创业且统一天下，却延续前朝国号的朝代，兼具开创和继承两种建朝形态。东汉初期，建国者在“创革”之朝或是“中兴”前汉的两种身份之间摇摆，最终折中二者，建构以光武为开端的、以“受命—中兴”为身份的新汉朝，并落实为一系列重建“汉”宗庙、塑造“汉”天子、制作“汉”礼乐、创作“汉”文章的举措，从而构成东汉早期政治文化实践的一种独特形态。

本书以“两汉承续”和“新汉本位”为关键词，以光武帝(25-57)、明帝(57-75)、章帝(76—88)三朝为考察中心，探讨东汉王朝前期合法性身份建构的相关问题。“两汉承续”指西汉、东汉之间的继承和接续。“新汉本位”指以“新汉朝”为逻辑起点和价值本位建构政治文化的思路。在两汉之际复杂多变的政治背景下，东汉对两汉承续的认知和叙述，经历一个协商、选择、厘定，从歧异到整合的过程。建武年间存在“创业革命”与“中兴前汉”两种合法化的思路。光武晚年形成“受命一中兴”话语，是折中和整合二者的结果。明章时期君臣进一步凸显“创革”论，以新汉为本位，建构光武“始创本朝”故事，致力于超越旧汉、彰显新汉的一系列礼制仪式建设，汲汲于追寻先王之道。“作文”成为士人建构新汉合法性的重要实践形式。和帝以后，“新汉本位”思想日渐低落，最终让位于相信本朝隶属于西汉的中兴论。

本书从刘秀集团与“长安系士人”的政治演进、光武帝时期的仪式争议与合法性建立、明章二帝的“新汉本位”建设、东汉前期“文”的实践等四个方面讨论这一过程。除绪论和余论外，共设四章。第一章，两汉之际到建武初年的政治演进和集团分际。这一时期存在鼓吹新汉创业的光武集团，和申论旧汉中兴的“长安系士人”两大地域、年龄和理念都有显著差异的士人群体。光武集团经历了从“附庸更始”到“圣人受命”合法性构造的转型。刘秀抑制和排斥其集团的“宗族”和“地域”属性，建立“公家”新汉朝，否定“私家”之更始朝，形成新的王朝认同。光武的即位仪式炮制了“皇帝即位一天子即位”双重模式、效法周武王受命、恢复王莽元始故事等程序，建立其“受命圣王”的形象。这一过程还与两汉之际政治文化的东、西格局有关。受新莽年间“东方受命”谣言的影响，光武集团制造“兴于东方”的合法化舆论。同时，三辅地区的前汉遗臣抱团形成“长安系士人”，流寓辗转于更始、隗嚣诸西方政权之间，与东方的洛阳朝廷既对抗又合作。全国统一后，“长安系士人”归入新汉朝，形成一股潜伏的政治势力。他们鼓吹东汉是西汉的中兴，他们团结在太子刘彊身边，提出“柔克”方针，批评光武苛刻政策。建武后期，光武调整政策，废刘彊，立刘庄，长安系士人随之失势。

第二章，光武帝建武年间的仪式争议与合法性建立。“创革”与“中兴”的分歧从政治冲突演变为政治文化商议。“长安系士人”杜林和张纯运用经学义理和汉家故事深度阐释了“中兴”论。在对郊祀配享对象的争议上，光武主张祀尧，杜林坚持祀高帝。分别体现了创革和中兴的两种合法性观念的各自坚持。王莽在元始、始建国两个时期创设的意义不同的郊祀礼制分别为这两种观念所借用。在宗庙安排上，张纯主张废除四亲庙，立皇考庙，源于其中兴论立场。光武南顿四亲庙之设，继承了王莽九庙制度之义理，效仿新莽的创革义涵。张纯与曹充对光武封禅的前提有所争议，前者强调“治世之隆”，突显光武重振了衰微的前汉国运；后者强调“受命而帝”，突显光武乃汉绝统后兴起的创业新王。封禅文中出现“赤九”和“匹庶”两种矛盾又统一的光武身份叙述。光武借此整合了“创革”与“中兴”两种义涵，结束了这场长期的争议，确立了“受命一中兴”的复合式合法性话语。

第三章，明、章二帝的理想秩序设计与“新汉本位”计划的展开。光武的后继者运用仪式建构“新汉朝”。永平初年的重要建制是明堂、灵台、辟雍的建立，诸礼围绕“三雍”展开，形成了建构光武形象的纪念仪式体系：通过宗祀、冕服、乐舞和墓祭四部分仪式，赋予光武“起始”的意义，确立东汉独立的地位。明帝辟雍礼分为大射礼、养老礼和天子自讲三个环节，分别象征君臣、父子、师生三种理想身份关系的建立，借此建构了区别于秦汉皇帝的东汉“教化天子”形象。章帝时出现建“汉礼”的呼吁，兴起“汉当自制礼”的思潮和合法性实践。班固在《汉书·礼乐志》《刑法志》的叙述体现了东汉儒生对本朝担当“制汉礼”重任的热忱。章帝急切于在建国六十年之际的神圣时刻落成汉礼，力排众议而独断专行，终致汉礼草草登场，备遭反对。

第四章，东汉前期的“文”实践。士人以“文”为载体建构新汉，是其时政治文化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明、竟时期的兰台从刻奏文书的机构转型为“作文”的场所。推动了兰台文人群体的诞生及其“文”的创作。以《建武本纪》为代表的兰台东汉史确立了光武开国的历史叙述。文人相信“致太平而发颂声”。效法《诗经·颂》创作颂赋，通过“建武革命”“万夷宾服”等叙述描绘了理想的汉盛世。贾逵运用《左传》经注，从学理的、史实的角度细致入微地建构了“刘氏尧后”世系。这个时代之后，官方文化机构从兰台转至东观，带来了“文”实践的意义转型，也意味着新汉本位思潮的低落。

【绪论（节选）】

一

在公元25年前后的“两汉”承续、交接中，东汉是作为西汉的下半段，还是作为弃旧汉而建立的新汉，有着全然不同的涵义。东汉初期，建国者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奔突，在承袭与开创、固守与重建、继统与革命诸合法性命题上左右徘徊，模棱两可，赴此趋彼，最终采用折中的办法——“中兴”与“创革”相融合，建构以光武帝为开端的新汉朝，并落实为一系列重建“汉”宗庙、塑造“汉”天子、制作“汉”礼乐、创作“汉”文章的举措，构成了东汉早期政治文化实践的一种独特形态。

本书以“两汉承续”和“新汉本位”为关键词，以光武帝（25—57）、明帝（57—75）、章帝（76—88）三朝为考察中心，探讨东汉王朝在两汉承接过程中合法性身份如何确立的问题。在“中兴”与“创革”两种身份面前，东汉如何经历一系列思想纷争，最终如何确立兼容“创业”与“继统”的合法性模式，并开展以“新汉朝”为价值本位和逻辑起点的政治文化实践。也即是，在新莽王朝（8—23）取代西汉又陷入大乱之后，新兴的统治群体如何收拾分崩离析的人心，为汉的重建寻找文化支撑和天命根基，梳通天命承启的脉络线索，建构新汉朝有别于旧汉的合法性体系。东汉前期政治文化实践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象征性隐喻，这一点，可从班固创作于明帝、章帝时期的《两都赋》谈起。

班固的《两都赋》精心构造了“西都宾”与“东都主人”之间的一场对话。“西都宾”代表着“关中耆老”——从西汉走过来的长安旧都人群，“东都主人”则对应着向往洛阳新都的年轻群体，他们形成西与东、宾与主、耆老与新秀相对立的隐喻性关系。自信的“西都宾”沉浸在对繁华西汉的追忆中，带着对旧都的自豪和留恋，大谈长安之美：地势之天险，社会之富庶，物产之丰盛，宫室之壮美。这时，“东都主人”毫不留情地斥“西都宾”为秦人，说“西都宾”早已被秦的“风俗”所浸润，劝他不要把高祖入关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承秦”视为大汉之荣耀；所谓的繁华不过是物欲横流的奢侈。“东都主人”强调，“建武之元”才是一场“天地革命”，光武的功德可比肩伏羲、黄帝、商汤、周武；“永平之际”，洛阳大兴礼乐，按经典建设制度，是适遇太平之标志；天子警戒于长安的奢侈，示天下以大俭，“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洛阳成为人心所向的礼教之都。“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主人的一席话让“西宾客”相形见绌，自愧不如，灰溜溜想告辞。主人挽留宾客，赋《明堂》等诗五首，让宾客再次感慨：“非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两都赋》以此为结束，“西宾客”被说服、“变志”。

《两都赋》这场虚构的对话，微妙而深刻地折射出建武、永平年间的时代认知、思想氛围和政治背景，呈现了一种鲜明的东汉立场，远不止是“儒学影响力扩大”可以解释的。历来的研究者多认为，班固此赋以“秦”为批评对象。实际上，“秦”只是班固批判西汉的幌子，他更想说的是，西汉承续了秦的诸多“劣”政。东汉超越了西汉，东汉的功德非西汉可比。在班固精彩的修辞中，“西宾客”和“东都主人”之间确立了西与东、宾与主、老与少的二元关系，以此构成西汉与东汉的价值隐喻。“汉”被展现为性质和意义不同的两段：西汉的形象是辉煌已逝的老人，非主体性的客人，缺乏原创性的承秦者；东汉是蒸蒸日上的新人，自力更生的主人，发扬周文明以建设圣汉的创造者。这不仅是代际和建都之争，更是价值理念之争，它显示了这个时代人们所面临不同的价值归依。“东都主人”对“西宾客”言辞上的优胜，象征“洛阳”对“长安”的超越和压制，折射出东汉人的优越感和假想性的推演逻辑：西汉承秦之奢靡和尚武，尚未完成改制和教化；通过否定秦以扬弃西汉，宣告“汉”直到东汉建武才实现了与先王之道的结合：节俭有度和道德教化。“西都宾”即建武、永平年间的“关中耆老”，他们是西汉遗臣，对长安有着鲜活的记忆，与新兴的东汉统治集团之间有价值理念上的矛盾。概言之，《两都赋》包含其时政治变迁、思想纷争、礼制建设、文学书写诸多内容，它以辩论和说服的方式，展现“东汉优先”的价值观，显露了一种“新汉朝本位”的立场。

《两都赋》引导我们去思考和理解东汉的特殊性质。在新莽末年战乱中建立起来的东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创业却不易帝姓而统一天下、延续前朝国号的王朝，兼备开创和继承的两种形态。东汉与东晋、南宋等号称重振国运的王朝不同，后者大多承袭了前朝未经战乱的部分国土，而前者则在全国大乱后重新统一天下。这使东汉当之无愧属于创业之朝，对这一史实，时人和后人都有清晰的认识。不过，对于东汉如何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确立其合法性身份，理顺其法统关系，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古今学者多将之归为“西汉法统”的继承，即东汉致力于建立“中兴汉家”的合法性。在这一层面上，东汉的“创业”性质被忽视乃至被否定。或者，东汉的“创业”与“中兴”被认为是事实与名义的关系。“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 ，“中兴”说法符合东汉绍继西汉的传统想象。自三国起，光武帝就被视为“中兴之主”而非“创业之君” 。后代王朝常以“东汉中兴”为榜样，开展“接续法统”“恢复旧制”的建设。“东汉政权合法性基于延续西汉法统”，成为当今诸多论述中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逻辑起点。

这一观念是否符合东汉前期的实际情况，观念的形成是否有其来源，历代如何演绎这一观念，诸如此类的问题，值得深究。换言之，追本溯源，理清东汉历史演变的脉络线索，确定东汉王朝在中古史上的性质、位置，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

实际上，“中兴”一词所代表的“恢复汉家”义涵，难以涵盖或准确描述东汉合法化的理念实践情况。东汉前期的特殊性、复杂性，恰在于既创业又继承的两栖形态上，这成为一系列政治文化实践的出发点。搞不清楚这一形态，就会对建立于其上的实践活动产生误解、误读。本书以“两汉承续”和“新汉本位”为角度，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两汉承续”指西汉、东汉之间的继承和接续。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两汉”一词。东汉时没有“西汉”“东汉”或“前汉”“后汉”之称，统称作“汉”。不过如前所述，时人已有此汉非彼汉的观念。经由王莽时期及之后群雄混战，刘秀的统一天下，有创业之实，两汉间的法统关系已经断裂。东汉初年的合法性构建，一方面要弥合这种断裂，致力于衔接前汉；另一方面又有意强调和彰显这种断裂，主动与前汉撇清关系、拉开距离，突显光武帝布衣帝业之原创性，不借前汉助力。两种思路相互抵牾，显现微妙的较量，又相互妥协，彼此吸收。东汉前期对两“汉”关系的认知和叙述，有一个协商、选择、厘定，从歧异到整合的渐变过程。光武晚年形成的“受命—中兴”话语，是整合创革论和中兴论而成的结果，它给两汉承续问题一个辩证的说法，形成一种复合型、兼顾性的合法性思路，引导了明、章时期的政治文化建设。两汉关系被叙述为带有这种两面性的承续关系，这符合当时东汉人心目中的认知。追踪他们如何达成这种共识，并开始其礼仪制度建设和话语构建历程，挖掘这种实践的寓意内涵，是本书的一个目标。

“新汉本位”指一种以“新汉朝”为逻辑起点和价值本位的政治文化建构思路。“新汉”是本书根据其时的文化心态和思想氛围而提炼出来的一个概念。时人不仅认为两汉有所区别，更相信本朝是超越“旧汉”的“新汉朝”，他们对“何谓新汉”有一系列的思考和实验。“创革”与“中兴”兼备的合法性模式，促成了理想与因循并存的“新汉”想象。处于两汉之间的新莽王朝对“新汉”建构有正反两面的影响：尽管斥新莽为伪朝，东汉人仍然暗中模仿其集合西汉后期之大成的礼制建设，努力在汉实现先王之道。“新汉”被认为既带有西汉复古改制运动中回溯周政的理想性，又彰显了对汉家传统政制的继承。东汉人试图实现这两方面的整合，以此构拟“新汉”的开拓方向，建立一个符合儒家“天命”要求的新汉朝。“新汉本位”计划孕育着建设比肩周代之圣汉的理想，在东汉前三朝有极高的呼声；到了东汉中后期这种呼声渐失其活力，“后继前汉”的思路渐占上风，最终转为以本朝隶属于西汉的“东汉中兴”论为主调。兴盛于公元一世纪的“新汉本位”思想实践，尽管昙花一现，却对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的政制建设、古礼复兴运动等有着深远影响。追寻东汉人心目中的“新汉”想象，梳理“新汉”的存在逻辑和结构层次，考察他们“新汉”的建设蓝图和具体实践，是本书考察的另一个目标。

“两汉承续”强调汉法统的批判继承，“新汉本位”突显东汉超越西汉、比肩三代的独尊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又互为补充，形成一道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从中可梳理出一条因果逻辑环环相扣的历史线索。汉代是一个以经学为思想学术之主导的时代。在遭遇这两种思路时，经学被东汉君臣加以策略性地援引，形成义涵殊异的诠释，引导礼制、朝仪的建立，服务于政权合法性的建构。

从“两汉承续”思路博弈到“新汉本位”路线确立的历史过程，构成了本书梳理东汉前期政治文化演变的时间线索。新莽结束至建武年间（23—57），在前汉遗臣“长安系士人”所主张的“中兴”论与刘秀集团所主张的“创革”论之间，出现一个对立、交锋、磨合又互为妥协的演化过程。称帝时年仅三十一岁的光武帝刘秀，虽然偏好创业革命的自我定位，但仍有恃于朝野上下颇具规模的遗老遗臣及士人的“思汉”之心，策略地收敛创革论，接纳中兴论，最终在建武晚年形成了“受命—中兴”这种兼顾两头的合法性模式。明帝、章帝时期（57—88），两位后继者遵循并发扬光武的遗志，进一步宣扬“受命—中兴”模式中的创革论调。他们通过一系列礼仪建制，将光武建构为新汉缔造者、“受命祖”，赋予光武“起始”的意义，宣扬建武以后才实现汉朝的升华，汉才真正步入先王之道。在光武“受命”、封禅之后，“新汉本位”实践计划得以开启，建构汉家儒学天子、制作汉礼乐、创作汉文章的一系列实践随之展开。光武、明、章三位皇帝的个人意志和行为决策，对这一计划的展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章帝骤然去世，和帝以下诸帝，遭旁人所制，终无所作为。种种必然和偶然的原因，使得“新汉本位”理想实践在东汉中后期渐渐低落，终致乏人问津，以破产告终。

还需要解释的是“政治文化实践”一词。经过前辈学者的耕作，“政治文化”已成为今日中古史研究中颇为常见的语汇。阿尔蒙德界定的“政治文化”概念较为宽泛，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方式。阎步克、陈苏镇、邓小南诸先生对这一解释多有运用。所谓“政治文化”指政治和文化之间关联和叠加的有关问题，是一种关涉政治文化心态及软性政治生活环境的事项。本文沿用上述说法，在心态论的基础上，更强调政治文化的过程性和实践性，突出政治文化运作的“实践理性”和“话语场域”诸特点。任剑涛先生关于政治哲学的“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特点，有这样的阐述：

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相比而言，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其一，两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不同的。理论理性的目标是让我们的信念与世界的样子相符合，因而是认知性的；实践理性的目标是让世界的样子符合我们的愿望，因而是规范性的。实践理性不解释事情是怎么样的，但规定它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其二，两者的运作方式有重大区别。理论理性的视角是非个人的或者是客观的，是开放给每个人的。实践理性是在第一人称的立场上运行的，这个立场既可以是个人性的，也可以是集体性的。前者关心的是不同信念背景下的共同客观结论，后者关心的是我（或者我们）应该作出什么决定……其三，两者提供不同范畴的结果。理论理性的结果是一个人的信念系统调整，而实践理性的结果是一个或一组行动理由或动因的出现。

本书认为政治文化具有任剑涛描述的“实践理性”性质。这种性质表明，首先，政治文化有其规定性，能规定、塑造、引导实践“应该是怎么样的”，让世界的样子变得符合实践者的期望。其次，政治文化往往为政治行动提供一套理由和动因的解释体系。最后，政治文化深受实践者的主观性、主体性影响，它既是集体设计和实验的产物，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环环相扣又互相牵制的活动过程，带有历史因缘际遇而形成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同时，本书也将政治文化理解为某种“政治话语场域”，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不同政治思想话语之间的竞争和融汇，而不是同质、稳定的政治理念。要理解新的政治文化形态何以出现，就要回到那个集合多重可能性的时空场域中，考察政治话语不断累进、叠加、演化的过程。由此我们将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实践活动纳入考量之中，更关注构成事件的原生现场，而警惕和避免对事件做合乎事后主旨的重构。

总之，本书关注的政治文化不仅是制约和影响行为的静态环境，更是一种主动的、参与性的政治构建行为，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文化实践过程，理性的规划设计中包含想象和象征。因此，相比起关注这场政治文化实践的结果，本书更关注其过程、逻辑和动机。本书在实践层面上考察和理解政治文化，关注的是东汉人如何经由一系列的行为活动，践行他们对本朝的认识和期待，想象、设计一个超越以往的盛世，积极展开一种合乎他们心中理想的“圣汉”建设规划，哪怕她有花无果。

本书希望通过对零散史料作打捞、辨识、梳理和整合，追踪东汉早期合法性构建的脉络，还原特定历史背景和情境下的事实真相，反思“东汉合法性基于继承西汉法统”这一常规思路。将东汉前期视作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突显其在古代王朝史上特殊的性质和位置。探索东汉如何承接新莽崩解后的乱世，一度试图摆脱依附西汉的状况，确立独立自主的合法性路线，展开理想化的圣汉建设，开启一段短暂的“太平”时光，最终又如何转向中衰的历史过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