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会富 著《绍续与革新：儒学史视域中的理学问题考察》出版暨引言

书名：《绍续与革新：儒学史视域中的理学问题考察》

作者：李会富

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8月

【内容简介】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历时四朝代，绵延近千年，内容浩如烟海,是传统儒学的最高学术形态，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造极期”。在儒学史的视域中审视宋明理学的学术问题，考察宋明理学与儒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儒学在宋元明清时期学术创新的运思逻辑，不仅对全面了解儒学的核心价值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多角度挖掘宋明儒学的精神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系统梳理中华文化的内在发展理路、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书试图从理学与儒学的关系入手，把理学主要问题在儒学史上的前后发展脉络梳理出来，进而呈现整个理学的内在衍化逻辑和基本精神特质。本书在语言表述上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将宋明理学的基本思想和真实面貌以简洁明快的话语叙述出来，对于学习了解宋明理学具有良好裨益。

【作者简介】

李会富，男，1979年生，山东临沂人。20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天津历史文化。曾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6项，出版《绍续与革新：儒学史视域中的理学问题考察》等学术著作多部，整理出版古籍《陶望龄全集》《陶奭龄集》《王又朴集》《沈峻集·沈兆沄集》等6部，出版著作曾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

【目录】

【引言】

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1]“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2]因此，在当今时代深入开展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3]。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是儒学在创立千余年之后，主动因应社会环境变革、应对佛老之学竞争的产物，也是儒学自身积极创新思想内容、转换学术范式的成果。它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儒学自身的问题，在吸收佛老之学的基础上，以思辨化的哲学建构为儒学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学术范式，形成了儒学生存的新形态。这种新形态的儒学，自其开创奠基起便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的认可，并在元代以后成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全社会的精神信仰。它深刻影响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和外在社会实践，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并逐渐传播到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成为东亚各国的共同文化基因。可以说，宋明理学是传统儒学的最高学术形态，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造极期”[4]。在儒学史的视域中审视宋明理学的学术问题，考察宋明理学与儒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儒学在宋元明清时期学术创新的运思逻辑，不仅对全面了解儒学的核心价值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多角度挖掘宋明儒学的精神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系统梳理中华文化的内在发展理路、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5]宋明理学的兴起是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精神体现。它的思想理念和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宋元明清时期的时代精神，是当时许多哲学家的共同智慧结晶。同时，它的勃兴与衍化也是先秦以来中国文化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果，是在延续中华学术文脉、继承前人文化成果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因而，它所探讨的许多核心理念和学术话题，既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在坚守儒家基本理念和基本立场的同时，根据时代需要对传统儒学作出适当的因革损益，重新诠释儒家元典的思想内涵、创新儒家学说的理论内容，便成为历代理学家建构自己学术体系的基本方法。绍续道统、革故鼎新便成为历代理学家对待前代大儒的基本态度，也是理学衍化的内在逻辑和重要原则。

一方面，理学家们怀有强烈的道统意识，对儒家文化具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他们强调“文所以载道也”[6]，把传承圣人之道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并怀着这种情结对先秦儒学、汉唐儒学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研究与反思，对自孔子以来的儒学基本问题和核心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诠释与辨析。在考辨传统儒学问题、品评历代大儒的过程中，他们继承了先秦儒学、汉唐儒学的学术成果，并借鉴佛老之学的思辨优势弥补传统儒学的不足，从而使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在新的历史时代焕发新生。正如黑格尔所说：“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7]宋明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螺旋式”[8]发展的重要一环，吸收了前代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的发展成果。传统儒学的活的精神内在地包含在了宋明理学之中，前代大儒的哲思成果被理学家们所延续。先秦儒学的基本经典仍然为宋明儒者所研读，是他们诠释自己思想的文本依据；儒家的先代圣贤仍然为宋明儒者所尊崇，是他们塑造自我气象的人格楷模；历代大儒的修齐治平之学、内圣外王之道仍然是宋明儒者的治学进路，是他们为学修养的工夫主旨。无论从理学家的主观认同看，还是从理学史的客观内容看，宋明理学的兴起都意味着传统儒学的复兴，宋明理学都是对传统儒学的绍续。因此，只有将理学研究放在整个儒学史的发展脉络中，从儒学的共性出发去考察理学的思想内容，从两千多年儒学史的衍化逻辑出发去考察近九百年理学史的衍化进程，才能以宏观的视野看清理学的真貌，以历史的思维理解理学的精髓。

另一方面，理学家们又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敢于顺应时代要求而对传统儒家思想作出自己的创新和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哲学不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9]宋明理学家也不例外，他们生活于自己的时代之中；他们的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来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存在。他们关注时代的问题，凝聚时代的智慧，探索时代的发展。一言以蔽之，他们是自己时代的产物。理学家特别是那些具有开创性的理学大家，都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立志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0]，力图以自己的哲学智慧解决重构儒学、安定人心、整塑纲常、齐家治国等一系列时代课题。因而，在儒学史的视域中考察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学术话题，梳理儒学与理学的内在关系，不仅需要关注理学家的历史担当意识，关注他们对传统儒学的传承，而且需要关注理学家的时代担当意识，关注他们对传统儒学的革新，从理学对传统儒学的创造性革新中辨明理学的独特精神、探寻儒学的发展逻辑。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1]问题意识是学术建构的先导。理学家们主动适应新的人文语境，自觉回应当时的各种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并以这些问题为导向展开了系统的哲学建构。在学术问题方面，东汉以来佛道二教的兴起，尤其是佛老之学在唐代的繁荣，大大压缩了儒学的社会生存空间；它们以宇宙论、本体论方面的理论优势受到知识精英阶层的青睐，又以超脱生死、长生久视等现实诱惑得到普通百姓的信奉。而汉唐儒学则因受其经学体例的限制，越来越沉溺于章句训诂之学，束缚了思想的自由发挥，难以应对佛老之学的竞争，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理学家们主动借鉴佛老之学的运思逻辑和思想内容，从儒家经典中拣择出理、气、心、性等一系列哲学范畴，阐述了宇宙论、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等哲学问题，构建了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性本论等多种融会三教、贯通上下的思辨理论体系。在现实问题方面，中唐以后，经过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五代兵燹的长期破坏，社会上出现了人伦道德沦丧、纲常名教陵夷的局面，入宋以后的社会面临着安定人心、扶植纲常的急切问题。同时，由于北方民族的入侵、朝廷内部的纷争和各地民众的叛乱，宋明时期仍然面临着整肃朝纲、安定社会、富国强兵的政治任务。这些社会问题成为理学家的现实关切点。他们从儒家的基本经典中寻找解决时代问题的启示，从儒学的思想精神中发现平治天下的“心法”。他们突出了儒学的经世致用主旨和实行实践特性，强调“道学”与“政术”融合、本体与工夫不二，将心性道德的内在修养与齐家治国的外在事功贯通为一。有鉴于此，我们研究理学，考察理学与儒学的内在关系，就需要增强问题意识，明晰它所面对的各种问题，梳理理学各派的思想议题，从而抓住它的思想主旨和立言宗旨。

宋明理学是儒学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基本形态，在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和精神智慧仍可以为当代人的生活提供重要启示，仍可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厚滋养。我们研究宋明理学，就是要立足于当代、立足于现实，挖掘其符合当今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宝贵资源，从古人所创造的精神食粮中吸取增强我们精神机体的营养，在传承文明、古为今用的过程中推动中华文明在当今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