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苟东锋教授主讲 “正名、经典与经学”

来源：「蔚芝学脉」微信公众号

时间：西元2025年6月3日

5月22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了致远大讲坛2025年第1期活动。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苟东锋教授主讲《正名、经典与经学》，上海交通大学教师王金凤、黄琳、孟少杰等参与对谈。

苟东锋老师首先指出，“经学与哲学之辩”是近年来中国哲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此，学界的意见形成了尖锐冲突：研究经学的人认为哲学将传统儒学窄化了，研究哲学的则认为经学忽略了根本问题，双方互存偏见。其中经学派所理解的哲学往往是特定的哲学，而哲学本身不是特定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苟东锋认为，对中国哲学这门学科的理解应当回到严复和胡适所开创的“名学”即中国哲学的进路。从这一角度出发不仅可以深入充分领会中国哲学，还可以进一步以“名学方法”为底层逻辑而重估经学。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讲述了一段关于“点石成金”的故事，指出比金子本身更为宝贵的是点石成金的能力。若将这一譬喻引入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那么对于冯友兰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这个能够“点石成金”的“金手指”便是西方哲学，即运用西方哲学点化中国哲学，严复和胡适就是最早走上这一道路的代表。然而他们最初的这种以西解中未必是后人想象的那种以西方为标准而裁夺中国。在此意义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如何实现了“中国哲学史”从零到一的突破。陈卫平老师指出：“胡适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奠基，主要是赋予其走出经学的现代性品格。”走出经学是中国哲学学科成立的最显明的标志。然而，经过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国学复兴运动以及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大讨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经学的价值。可以说，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远离经学到重估经学的转变。

今天，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走向了一个重要关隘，欲通此关，就得重新评价和安置经学。在苟东锋看来，对传统经学进行再消化和统摄的底层逻辑就在于“名学方法”。与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西哲中的底本）相对应，“名”就是严复和胡适所找到的可以从根本上把握中国哲学的一个大观念，且这一观念并非舶来品，而是中国的自有观念。借用俞宣孟老师所提出的“哲学底本”一词，严复和胡适所发现的“名”就是新时代意义下的中国哲学底本，或者说，名学就是中国哲学。胡适吃透了这个思路，撰写了《先秦名学史》，构建了一套先秦名学的体系，后来改装之后就是《中国哲学史大纲》。针对戴卡琳对胡适的看法，苟东锋进一步指出，名学就是对照西方哲学所勾勒出的一种中国式话语体系，并对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进行回应。由此，并非胡适的方法存在问题，不是法病而是人病，因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胡适直到晚年都非常重视的“名学方法”在推进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的价值。

现在的问题是，胡适的工作仍是初步的，只是发现了先秦每家都有名学，但为什么先秦每家都有名学？先秦每家名学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内容缺乏进一步讨论，因此，我们可以在“名”的基础上追溯先秦诸子的发生，并在此基础上特别讨论儒家思想的价值。“名”的基本内涵是语言符号（语言、身份、观念、规范、秩序），而深层内涵则指向价值理想，名成为表述价值理想的东西，进而形成名实关系，分别对应“理想”与“现实”。在中国思想史发展中，名实对举，以“名实合一”为源头，以“名实断裂与演进”为历史的具体展开。先秦时期，“名”是指作为价值理想具像化的礼乐文化，而“实”则指社会现实，先秦诸子从不同立场对礼乐衰落、名实割裂的问题进行回应，进而形成不同的名学，其中主要有三种主张：儒家主张名实兼取，道家主张名止于实，墨家主张取实予名。

就正名和经典、经学的关系而言，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最重视经典并在此基础上维护华夏文化的价值理想，进而形成了经学。“正名”一方面指名分的订正，另一方面指名分的落实，后者更加重要，其根本在于对名分体系背后的价值理想的肯定，这种价值理想并非从来就有，而是在历史中逐渐积淀形成的，维护周礼就是接续传统，其中重要的接续就是整理古代文献，在肯定与保持价值理想的基础上进行相对自由的思想创作，进而促进了儒家经典和儒学的产生，要从这一点出发理解正名和经典关系。

到了汉代，董仲舒重新思考了名号本身的意义，认为治理天下要找到根本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名”。名在这里不再单纯指向符号、语言，而是指观念层面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正确且美好，因而可以判定是非，其中的合法性根源于“天”，“名”就是天意，又因天人合一，所以人可知天意，圣人（指孔子）则是天意的代言人，虽然圣人已死，但圣人留下了经典。经由这一套逻辑，经典就受到圣人和王权的双重加持，成为了求道的唯一来源，而儒者的任务就是解释经典。经学时代由此开启，经学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真理都浓缩在经典之中。

王金凤：东锋老师从中国哲学底本层面讲胡适以及名学的发生，对以往胡适的误解进行了很好地澄清，引导我们更加深入地进行“同情之了解，了解之同情”。同时，就学术研究而言，东锋老师敏锐地关注到了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和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的自序，在其中形成学术问题，并找到一种中国哲学的“底本”，这一学术探索精神值得我们共同学习。

黄琳：王弼之后谈理，名和道、理的含义十分相近，是否在这之后就不再谈名？

苟东锋：一方面要变换思路，另一方面要注意谈得虽不多但有所谈，重在发现。实际上，后世谈名很多的，比如最近刚注意邵雍的自传体文章《无名君传》，就是一种很好的名学材料。古人不能直接提供一个能解决现代问题的理论或观念，但他们或多或少会谈到某种共通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要寻找适合我们的观念，正如文学家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那样，哲学家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观念。这个观念在此前的传统中也许只是边角料，不居于核心地位，可是那些接着说的当代哲学家会围绕这个方便的观念进行哲学理论的建构，以接续前贤并回应时代，此之谓哲学底本。

黄琳：名原来的内涵非常丰富，在最早名感觉包含了实的含义，但后面名实割裂，名就窄化为理。到邵雍时代这个含义是不是会进一步窄化？比如理坠离了道的内涵，名是不是也是这样？

苟东锋：先秦时期，儒家讲正名论。先秦之后，儒家的起承转合都围绕名教这个实践问题展开，汉代是一套名教，宋明理学也是一套名教，但他们那会没有重视到“名”的重要地位。名可以作为当代哲学的一条线索，就像当年二程兄弟自信地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那样，关键在于进行合理的想象和建构。名和实可以衍生很多，是一对元概念，不要将其和其他概念并列看待。元概念是方法的方法，这样就可以牵涉许多问题。

孟少杰：东锋老师提倡的新名学，一方面是体系性的学术建构，这不仅接续了严复和胡适的问题意识，而且以更加整全的方式展开，儒家为主流并将百家思想囊括其中，进而可以作为一种中国哲学“底本”，展开与西学的对话；另一方面，可对科学主义中的概念和符号形成补充，比如伦理意义的名纳入知识论，这种中国哲学式的纠正，也许有益于打破学科壁垒，再次整体性理解学术。当然，对于新名学，也有一些小疑问：当前的时代问题和严复、胡适等面临的境况是否有不同，相应地，“名”是否依然是最主要的中介性概念？对“名”的追求非常“中国”，但在日常语言的不断通俗化中，名是否能通向最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