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春秋》学国际会议暨第五届海峡两岸《左传》学会议 开幕式

来源：“经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五月廿四日己未

          耶稣2025年6月19日

第三届《春秋》学国际会议

暨第五届海峡两岸《左传》学会议

2025年6月13日—15日，第三届《春秋》学国际会议暨第五届海峡两岸《左传》学会议，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云通楼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为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协办单位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支持单位为浙江敦和基金会。来自海峡两岸的经学研究者，以及从英国、韩国、日本远道而来的国际汉学家，共一百多位学者，一起见证参与了这一国际经学盛会。

开幕式

6月14日上午8点15分，开幕式在云通楼四楼报告厅举行，校领导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吕培明教授、学界代表山东大学中国经学研究中心主任杜泽逊教授、学界代表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黄圣松教授、院领导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日明教授分别发表大会致辞，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谷继明教授担任主持人。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吕培明表示本届大会可以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共聚一堂研究儒家经典非常有意义。特别是在当下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希望能够从中华文化的源头上去探索一些治国之道。且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希望本次大会对儒家经典的探讨能够更加坚定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因为五千年的文化必有一些永恒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究、遵循。最后吕校长向敦和基金会长期对经学研究院以及人文学院的支持表示感谢，并预祝第三届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山东大学中国经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杜泽逊表示，本次由同济大学、成功大学、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春秋》学研讨会非常特殊。同济大学经学研学院以《春秋》学见长，其得到了敦和基金会的支持，且做的非常优秀。关于《春秋》学，杜教授认为《春秋》学的内容博大精深，其以“郑伯克段于鄢”一条为例，以为《春秋》字字皆有其义。同时，杜教授比较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特点，以为《左传》善于史，对战争等史事的描绘更详尽，《公羊》《谷梁》在哲学的方面更健全，所以《春秋》学的研究既具有多元性，又有文史哲交融的色彩。杜教授表示同济大学可以将各方面的学者召集开会，这样一个跨学科的会议既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以及见解，对今后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最后，杜教授希望可以读到有关本次会议成果的文章，来学习专家的见解，并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黄圣松代表台湾的师长向大会致意，首先，黄教授感谢同济大学在本次会议将海峡两岸《左传》学的会议一同包括进来。黄教授回顾了《左传》学会议的发展，此会议始于2019年，至今业已举办四届，第五届决定和曾亦教授的《春秋》学大会一起举办，故本次大会全称为第三届《春秋》学国际会议暨第五届海峡两岸《左传》学会议。黄教授以为，《春秋》学本身即包括三《传》，故两个会议合办并不会有叠床架屋之病。且两个会议合办，会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与国际学者交流，这对于台湾的学者以及大陆学者皆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最后，黄教授再次代表台湾的师长及同学向大会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刘日明代表人文学院向各位专家学者对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的长期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刘院长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国内外的人文学科承受了很大的冲击，有些学科不断重整甚至边缘化。而在曾亦教授领衔下的经学研究反而成为人文学院学科发展的增长点，刘院长以为基于现在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及第二个结合下，《春秋》学的传统得到复兴是必然的。其次，刘院长认为《春秋》学大会能够连续举办三次，既离不开与会学者的支持，更离不开敦和基金会的赞助。而学院对经学研究亦表示相当重视，包括人员、场地配备以及校级机构等。刘院长回顾了经学研究院成立的历史及取得的各项成果，表示学院会继续支援经学研究院的发展，同时也希望学界同仁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援。最后，刘院长预祝大会圆满成功，与会专家在同济大学心情愉快。

开幕式主持人 谷继明教授

与会学者们

主旨发言

随后，进入大会主旨发言阶段。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谢遐龄、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资深教授郑卜五、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向东、日本北九洲大学文学部教授邓红、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黄开国、爱丁堡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Joachim Gentz（耿幽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丰等著名学界前辈，分别发表相关主题的报告。主旨发言，由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陈壁生教授做主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谢遐龄教授发言主题为《董子大一统学说是王道学核心思想》，在报告中，谢教授认为经诸子灭裂王教及秦火焚王学经籍，汉代统治七十余年未确定正确思路，武帝刘彻寻求正确思想路线，所册问及董子对策，讨论的卽是王道学；其核心思想，卽大一统。王道学奉天法古，对上天、天道的理解是理论基础。目前对古代中国思想的理解中主要偏差源于，用被西方思想、西方语法误导的当代汉语解说古代槪念。西方思想把神与自然界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看作两个事物。中国古代思想的上天系神与自然未分裂的槪念。董子以阴阳、五行解说天道；大一统，意在贵元正本。实行之要则君王正心、言不及利、兴学养士。

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资深教授郑卜五分别就关于《春秋》的四个问题进行报告，其一，郑教授认为对于《春秋》三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属于“传（zhuàn）经，而《左传》属于传（chuán）经，刘歆欲将《左氏春秋》提升为注释孔子《春秋》经的“传”，实际是将《左氏春秋》贬低为孔子《春秋》的附属品，反而丧失了“史书第一”的地位。其二，郑教授分析了汉武帝以来的国家政策，以为后世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对董仲舒的抹黑，武帝时期仅有“儒家官学化”，不存在对百家的系统性罢黜；董仲舒对策未被武帝立即采纳，其建议则在昭宣时期才逐渐显现其影响。其三，对孔子“正名”思想的辨析。春秋时产生了以尊统亲的形态，故有“大义灭亲”之语。孔子为了要恢复社会秩序，要求表里一致，名实相符，便提出了正名思想，实含有抑尊思想。故“正名”是孔子的基本理论，而非引申理论。其四，郑教授辨析了“尊王攘夷”及“尊王化夷”的概念，以为“尊王化夷”才是《春秋》大义之一。华夏并不一定永远是华夏，夷狄也不一定是永远为夷狄。判断华夷的标准，早就不是血缘和种族的条件关系，而是要看其团体是否能推行仁义道德。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向东的发言主题是《阮刻本〈春秋左传注䟽校勘记〉袭用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攷正〉考辨》，方教授以为阮刻本《春秋左传注䟽校勘记》部分条目直接取材于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攷正》，或直接袭用，或加以补充，或订正错误，也因袭用增加了错误，所以我们在使用阮刻本《校勘记》时应加以注意。

日本北九洲大学文学部教授邓红的发言主题是《何休的春秋灾异论与董仲舒的异同和继承》，邓教授认为何休对灾异下过明确定义，以为灾是有害于人物，随事而至者；异是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但在具体灾异的解释中，何休并没有完全遵循定义。其又比较了何休与董仲舒对灾异的解说，认为何休的灾异论在概念、方法论和理论基础方面，打下了深深的董仲舒灾异论痕迹，但也有自己的独特色彩。

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黄开国认为孔子之前无六经经典。若六经先于孔子而存在，孔子删定六经就无意义。而这也就否定了孔子的伟大文化贡献，否定了经学的人文价值与历史意义。然而在经学研究中，确实存在孔子之前就有六经的观念。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依据《左传》《国语》等著作中有与六经书名相同文献的记载，以及《庄子》说孔子治六经，而肯定六经先于孔子；二是误解《周礼》所言六艺，混淆六艺与六经，得出经典的六经先于孔子说。因此，黄教授以为要肯定孔子删定六经，就必须破除这两大误解。

爱丁堡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Joachim Gentz（耿幽静）对《春秋》三传的特点进行了比较，以为《左传》更注重历史，主要侧重于历史记录和事件,《公羊》《谷梁》则更加具有哲学性，强调义理的层面。然而，与《左传》相比，《公羊》和《谷梁》对史学原则进行了更为批判性的反思，对来源的可靠性、内容的可信度和传播问题进行了更多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丰发言主题是对《礼记·经解》的分析，其以为《经解》篇是七十子之徒传述、解释孔子对“六经”的看法，是出自于孔子的后学的一篇作品，非汉儒杂凑而成。在形式上，《经解》全篇前后两部分差异很大，首章自成一体；但从内容来看，首章和后半部分还是主题相关的，这也正是后来的编者把这些分散的篇章编为一篇的原因。这种情况在《礼记》中也还是比较普遍的。

主旨发言主持人：陈壁生教授

与会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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