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教的人文精神

作者：陆有富（作者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七月十八日辛巳

          耶稣2025年9月9日

诗教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源远流长。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云：“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五帝时期，诗是配合乐、舞的歌谣，且与乐、舞统称为“乐”，故而当时的诗教被包含在“乐”教之中。春秋时期，孔子以《诗》为教，使诗教从“乐”中分离并独立出来。其后，“诗教”的内涵与外延日渐丰富，已不再拘泥于说《诗》、用《诗》之传统，实现了从“《诗》教”到“诗教”的扩展，在中华民族传统教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叶嘉莹十分重视诗歌“感发生命”的陶冶教化作用，她曾说：“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曾经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中华诗教以诗为载体，通过吟咏、创作、鉴赏等方式传递中华民族的伦理观、价值观和生命观，注重对人的情感陶冶、道德教化、精神升华及对宇宙万物、自然社会的整体性关怀，蕴含着深厚而独特的人文精神。

“温柔敦厚”的人格养成

《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颖达对此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温柔”指言语温润，情性和柔；“敦厚”指淳朴真诚，宽厚仁德。这里强调诗歌对于人的修为的影响。可见，“温柔敦厚”是诗教的理想之境。

儒家将诗教视为培养君子人格的重要手段。孔子重视诗歌教育在心灵滋养、人格塑造、道德教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与弟子们讨论诗歌时注重对诗歌道德伦理价值的探讨。他们通过对诸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文质彬彬”“绘事后素”的讨论，在“切磋琢磨”中走向一种温柔敦厚、典雅中正的人格气质。孔子论《诗》谈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也是诗教“温柔敦厚”的具体体现。这不是外在的行为约束，而是内在性情的中和之美。《诗经》中的很多作品尤其是婚恋诗，热烈的情感表达始终保持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适度，这种节制并非情感的压抑，而是情理的和谐。此后，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王冕的“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些诗句不仅展现了诗人的高尚情怀，也激励着后世人们不断追求人格的完善。

“文质兼善”的审美追求

“文质兼善”并非简单的形式与内容的平衡，而是将“文”的典雅与“质”的深厚熔铸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首好诗以和谐的声律、丰富的意象、多样的修辞等构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审美世界。韵律是构成诗歌美感的核心要素。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吟咏诵读体会诗歌音韵的和谐流转和节奏的高低起伏，诱发诗性直觉思维，进而品味诗歌所蕴含的丰富而隽永的美。意象是诗歌中最为重要的审美符号之一，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与智慧，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忆。从《诗经》中的“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到唐诗中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这些意象不仅是对自然物象的简单描绘，更是诗人情感的寄托。这些具象的画面表现着抽象的情感，让读者在审美的同时感受到诗歌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诗歌意象往往能够引发强烈的文化共鸣。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简洁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清幽的山水画卷，让读者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感受到诗人内心的宁静与超脱；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通过春蚕和蜡炬的意象传达出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情感。除了意象，诗歌的修辞也是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表现手法和技巧的运用，不仅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还让诗歌的意境更加深远。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无论是外在景象还是内在气势，被描摹得极为传神，在宏大的时空感中蕴藏着诗人壮志难酬的感慨和悲凉的心境；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则通过夸张的手法，将诗人内心的愁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诗歌的美学魅力还体现在对文字之外的“质”的追求上。好的诗歌通过意象组合和修辞营造，构设出一种悠远、深邃的境界，它不仅是诗人精神世界的外在呈现，也是读者审美体验的核心。陶渊明的“桃花源”是一种理想境界的追求，苏轼的“庐山烟雨浙江潮”是一种禅意境界的领悟，王国维的“明朝又是伤流潦”则是人生变化无常的哲思，这些都让诗歌超越了文字本身的限制。

诗歌的审美不仅是艺术的追求，更是一种文化的认同。通过诗教，人们不仅能够感受到美的存在，更能够在审美的过程中传承和延续中华文化精神。千百年来，诗歌中所具有的“兴发感动”的质素与一代又一代接受者形成了心灵的共鸣。这种共鸣让诗歌成为一种文化纽带，让不同时代的人们紧密相连、情意相通。

“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

诗教的人文精神不仅表现在个人修养和审美追求层面，更强调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揭示出诗的社会功能，要求诗歌反映现实，起到教化人心、改良社会的作用。杜甫以诗记史，“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反映了安史之乱中百姓的流离之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揭露了唐王朝尖锐的社会矛盾。白居易、元稹等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诗讽喻时事的传统。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歌要反映现实、服务社会，其《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讽刺了当时“宫市”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观刈麦》中“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对繁重的租税制度给予了有力的鞭挞，对于自己无功无德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历代诗人延续着直面时弊的勇气，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苍生疾苦的同情与悲悯。

诗教激发了无数士人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表现出“以家国为本”的道德担当。《秦风·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表现了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交织着国破之叹与思家之忧，将个人的忧愤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表现了至死不忘国家统一的深挚之情。这份融入血脉的集体主义情感，构建出中华民族以家国为本的精神谱系和道德追求，成为塑造民族精神的不竭动力。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引发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精神危机。人们过度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却忽视了自身的情感与审美体验。而中华诗教所蕴含的独特的人文精神，是一剂精神良药，能使人们在浮躁中守住一片诗心，启迪生命智慧，厚植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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