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嘉之际的王阳明与明代内阁之弊

作者：焦堃

来源：《文史知识》202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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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时任南赣巡抚的王阳明领兵攻克南昌，随即彻底平定了宁王朱宸濠发动的叛乱。后来，阳明正是凭借此功被朝廷赐爵新建伯，一生功业可谓至此而极。然而，就在天下人为叛乱的平定而欢庆之际，一场针对阳明的政治风暴也在悄然酝酿，让这位平叛的最大功臣一时处境艰难。

首先对阳明发难的，是明武宗正德皇帝和他身边那群由受宠的宦官、武将等人组成的佞幸们。逸乐无度又爱好巡游和战事的武宗在得知宁王叛乱的消息后，马上借亲征之名，率领包括那些佞幸们在内的随从以及军队离京南下，一路寻欢作乐。然而出京不久，亲征队伍便接到了阳明平叛的捷报。武宗和他的佞幸们开始对阳明大肆污蔑，说他曾与宁王勾结、意图参与叛乱，以及攻占南昌时纵兵焚杀抢掠、私吞宁王蓄积的财宝等等。擒获宁王的阳明等来的不是朝廷的奖赏，而是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查、骚扰，连跟随阳明平叛有功之人也被当成曾参与其谋反的嫌犯而遭到逮捕、拷问。所幸凭借武宗身边的宦官张永等人的协助，阳明最终勉强渡过了这场危机。一年多之后，结束这场亲征闹剧回京不久的武宗因染病而一命呜呼，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和指定的继承人。湖广安陆的兴献王世子朱厚熜被迎入北京继承皇位，成为明世宗嘉靖皇帝，而武宗留下的那些佞幸们在改朝换代后很快便被清洗一空。

武宗之死似乎让阳明的命运迎来了转机。世宗即位之后仅仅三天，朝廷便对阳明平叛之功加以褒奖，荫其子王正宪为锦衣卫副千户。当年十一月，阳明正式受封为新建伯。而且世宗本人最初也对阳明颇有好感，在五月份时便下诏让阳明进京，要对其委以重任。接到诏命后，阳明于六月份自江西启程赴京，看似一扫此前的阴霾而踏上了光明之路。

然而，命运在这里再次和这位大思想家开了个玩笑。阳明才走到杭州，便又接到朝廷的命令，改任其为南京兵部尚书，不必继续赴京了。阳明就地上疏请求回乡归省，得到允许后便转头返回了绍兴，从此留居乡里，实际上是辞官隐退了。到了第二年，阳明还两度上疏，要将新建伯的爵位也一并辞退。促使其辞封爵的原因，是那些与其一起平叛的官员、将士、幕僚们“赏未施而罚已及，功不录而罪有加”（《再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依然在政治上遭受着打压。辞爵的请求虽然没有得到允许，但此时对阳明不利的言论又开始甚嚣尘上，有官员继续搬出那些私通宁王、参与叛乱等莫须有的罪名对其加以攻击，甚至连阳明的心学也一并遭到批判。而据阳明的亲家黄绾后来在奏疏中所说，阳明受封的新建伯也是“铁券未给、禄米未颁”（黄绾《明军功以励忠勤疏》），仅仅是个空头爵位而已。

▲位于浙江绍兴的王阳明纪念馆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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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人在武宗已死、新帝世宗又对阳明青睐有加的情况下，还在推动对阳明的攻击和压制？不少现存的史料都明确点出了一个名字——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阳明之父王华的好友、一代名臣杨一清后来曾向世宗上疏替阳明辩护，其中便说道：“杨廷和忌其功高名高，不令入朝，乃升南京兵部尚书。”（杨一清《论王守仁为人如何奏对》）曾经与阳明论学的霍韬也在上疏中说：“当时大学士杨廷和、尚书乔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与辨白。”（霍韬《地方疏》）后来清廷官修的《明史》为阳明立传，其中叙述得更加详细：“大学士杨廷和与王琼不相能。守仁前后平贼，率归功琼，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会有言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书。守仁不赴。”可见对于阳明的平叛之功，不仅是武宗身边的佞幸，朝中以杨廷和为首的不少高官也同样嫉妒不已，继而害怕自身的地位会受到威胁。

杨廷和年长阳明十三岁，在武宗正德七年当上了内阁首辅，成为朝中地位最高的文官。然而正德一朝始终是佞幸当权，文官集团的日子并不是很好过。杨廷和身为文官们的代表，也只能是委曲求全。不过武宗死后，他身边的佞幸们陡然失势，杨廷和一跃成为皇位空缺期间朝廷的权力核心，不仅迅速组织了对前朝佞幸的大清洗，而且一手策划了迎接世宗入继皇位之事。刚从湖广藩府来到北京继位的世宗尚且年幼，在宫中又毫无根基，很多事情不得不仰仗杨廷和这位有迎立之功的前朝老臣。故而即便世宗本人对阳明颇为欣赏，杨廷和依然能够阻止其入京，并继而推波助澜，发起针对阳明的又一轮攻击。

而另一方面，阳明本人似乎也早在正德年间便与杨廷和不太对付。上文所引的官修《明史·王守仁传》便说，阳明任南赣巡抚期间，无论是平定地方民变，还是后来镇压宁王叛乱，总是在报捷时首先归功于兵部尚书王琼，而将杨廷和这位内阁首辅晾在一边。由此而招致杨廷和的嫉恨，并为进入嘉靖朝之后杨廷和的打击报复埋下伏笔，也可谓是势所必然。杨廷和未能从阳明的军功中获取政治利益，是阳明首先开罪于杨之处；而另外一层因素，则在于王琼乃是杨廷和在政治上的死对头。

▲赣州濂溪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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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琼与杨廷和生于同年，但两人的仕宦道路却颇为不同。杨廷和自中进士后便一直在翰林院任职，后来进入内阁，从始至终都位居清要；而王琼却在地方和中央的各种实务之任上历练多年，举凡漕运、盐务、钱粮等无不经手，亦颇有军事才能，可以说是当时实干派官员的代表之一。正德十一年阳明被任命为南赣巡抚，正是出于当时在兵部尚书任上的王琼的大力举荐。当时宁王反迹渐露，王琼安排阳明巡抚南赣，便是对此预为防备，可谓颇有远见。而相比之下，以杨廷和为首的诸多高官却在气焰正盛的宁王与朝廷之间首鼠两端，甚至暗中为宁王提供便利。对此种情势，阳明自然心知肚明。其报功时奉王琼为首而不及杨廷和，便可谓是顺理成章了。

王琼在正德年间身居高位后，时常通过要结武宗身边的佞幸而在政治上有所展画，绕开了被目为百官领袖却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杨廷和以及内阁，两人之间遂起嫌隙，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产生过冲突。世宗即位之后，杨廷和第一时间便授意言官弹劾包括王琼在内的诸多官员，导致王琼被下狱充军。两人之间的矛盾，虽源自在一系列具体事务上的对立冲突，但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历任兵部、吏部尚书之职的王琼对于杨廷和所代表的内阁之权威的挑战。王琼后来曾撰写了一部笔记《双溪杂记》，其中一处便说道：“惟我太祖，垂训立法，高出千古，罢丞相，分任六卿，无偏听独任之弊。此法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违法，台谏得纠正论劾，朝廷端拱以照临于上，万世无弊矣。”所谓“六卿”，便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明太祖朱元璋因胡惟庸之狱，正式废除了宰相制度。宰相既废，理论上百官之中便应当以吏部尚书等六卿为最高。然而太祖之所以废宰相，本意并不在于抬高六卿的地位，而是要将宰相之职权收归皇帝本人之手，以强化君主专制。只是宰相废除之后，需皇帝本人亲自处理的政务实在太多，强干如朱元璋者亦难以应付，故而不得不再想办法设立新的辅政机制。从成祖时开始，便出现了由皇帝亲自拣选人员组成的内阁，协助皇帝处理机要政务。但因为朱元璋留下祖训，嗣君皆不得再立宰相，故而内阁始终没有获得与宰相府相当的法理地位，本质上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相当于明朝政府组织法的《大明会典》中，内阁之条目被列于翰林院之下，盖因内阁大臣多由翰林院选出，故而内阁被目为翰林院的分支机构。

尽管如此，明代内阁自设立之后还是权势日增，到后来已经可以说是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了。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内阁是专制皇权的延伸，相对包括六卿在内的其他官员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进入嘉靖朝之后，就有官员在上疏中说内阁的权势已经到了“下视六卿等官，势分悬绝，若其属吏，不敢违抗”（胡世宁《忠益疏》）的地步。且内阁之权，又都集中到内阁大臣中排名第一的首辅手中，“威福予夺，尽归于此一官”（《忠益疏》）。内阁、首辅地位显赫，必然带来与前朝宰相专权一样的弊害，不仅腐败丛生，而且招权结党、任用私人。特别是明代形成了“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不成文规定，内阁大臣的职位几乎为翰林院出身的官员所垄断，形成了一个极为封闭的核心权力小圈子。像阳明、王琼这样极有才干的官员，因为中进士后没有被选入翰林院，因而也都被排除在围绕内阁形成的权力中枢之外。世宗即位后召阳明入京，十有八九是有意令其入阁，甚或可能最终授之以首辅之位。而对于杨廷和而言，这相当于公然在自己身边安插原本不出自翰林院、内阁这一系列的异己，何况此人还历来与自己不睦。其千方百计阻止阳明赴京，便可以说是毫不意外了。

在这种背景下，正嘉之际阳明、王琼等人与杨廷和的对立，也可以说是由内阁的专权和排外所引发的一次文官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而这种构造性的矛盾，此后直到明末都始终未能消弭，甚至愈演愈烈，随着张居正出任首辅而终于全面爆发，成为晚明党争的起因之一。《明史·七卿年表》中说“于是阁部相持，凡廷推考察，各骋意见，以营其私，而党局分焉”，所谓“阁部相持”，也就是内阁与以吏部为首的其他百官之间的对立，便是催生出顾宪成等东林一派的大背景。

回到正嘉之际，阳明对于杨廷和及其所代表的内阁势力的态度，已体现在其行动与遭际之中。而在言语之间，虽然不见阳明公开批判杨廷和的记录，但《传习录》中却有一条阳明之语，反映出了其态度：“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职，天下乃治。……如人君要选官时，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调军时，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岂惟失却君体，六卿亦皆不得其职。”君主垂拱，实务皆由六卿分担，天下乃可大治。皇帝尚不可侵六卿之职，何况内阁首辅？阳明在内阁集权或者说内阁与其他官员对立问题上的态度，可以说已经表露无遗。而进一步来说，对内阁的抵制，也可以说是在宰相被废、内阁作为皇权的延伸而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包括阳明在内的儒家士大夫们的一种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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