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研究的新可能性

——研究视角与史料

作者：平田茂树

来源：“科举学与考试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七月廿三日丙戌

          耶稣2025年9月14日

2025年9月1日下午，一场聚焦宋代科举研究前沿的学术讲座在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举行。日本大阪公立大学平田茂树教授受邀，在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举办的“科举与传统中国”系列讲座中，以《宋代科举研究的新可能性——研究视角与史料》为题，带来深度学术分享。讲座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祖慧教授主持，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龚延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潘敦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何天白老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尤东进、余辉，重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费习宽等学界同仁，及浙江大学各院系师生共同参与，现场学术氛围浓厚。

宋代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要里程碑，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平田茂树教授在讲座开篇便梳理了宋代科举研究的学术脉络，在此之上，他进一步提出，当前宋代科举研究可从“研究视角”与“史料挖掘”两方面寻求新突破。在回顾宋代科举研究学术史时，平田教授将既有研究清晰划分为四种核心取向。第一种是科举制度研究，第二种取向聚焦宋代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第三种取向是科举相关史料研究，第四种取向是《宋代科举总录》为代表的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研究。

在剖析宋代科举社会的核心特征时，平田教授提出，科举兼具促进“社会流动性”与“再生产体系”的双重属性，“解额”制度作为户籍与解试的结合点，是理解这一属性的关键。他指出，宋代士大夫身处以科举—官僚制为核心的政治世界，为获取晋升必需的“荐举”资格，会主动在“地缘、血缘、学缘、业缘”等“同”缘关系中构建人际网络，这些关系既包括“同学”“同年”“同乡”，也涵盖“座主门生”“上司与部下”等，进而可能推动政治斗争与升迁竞争向“朋党”形式发展。而宋代官僚晋升不仅需累积资格，还依赖“荐举”制度，二者并行，共同构成宋代科举社会运作的“系统”，唯有解析这些系统，才能深入理解宋代科举网络。

在空间维度上，平田教授认为，地域社会与中央官界是宋代科举考生活动的两大核心空间。考生以州学、县学、书院、义塾为基地备战科举，形成“同学”“同舍”关系网络；官学中举行的乡饮酒礼、先贤祠祭祀，以及解试后的鹿鸣宴、期集宴等礼仪活动，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关系。值得关注的是，解试合格者会通过印刷出版“期集小录”“乡饮小录”等“书写物”，培养“同年”意识，山口智哉的研究已证实这一现象。此外，邸店、茶馆、酒店、瓦市及寺观、祠庙等场所，也成为考生交流的重要节点。

讲座中，平田教授特别强调“书写物”在宋代科举社会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他提出，以“书写物”为媒介的人际网络研究是宋代科举研究的新方向，这些“书写物”不仅包括“同年录”“同舍小录”“同官小录”，还涵盖书信、题跋、序、“达贤录”“荐士录”“题名碑”等。以宋代书信为例，《全宋文》收录的3.5万余封宋代书信中，“书”与“启”各占1.4万封左右，二者兼具“公”“私”双重功能：“公”功能书信或与官文书配合传递指令、请求荐举，或用于官场上的礼仪寒暄；“私”功能书信则多用于学术讨论、私人交往。

平田教授还分享了未来宋代科举研究的重点课题，包括揭示以“书写物”为媒介的宋代社会网络具体面貌、考察“重层且复合的宋代社会网络”结构、分析“书写物”的多样性与功能差异、探究人际网络背后的制度、空间与文化要素，以及关注负面人际网络与时空差异等。

讲座尾声，龚延明教授首先强调平田教授以科举的文献、人物分析宋代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并且着重提出不同文献在相应方向的不同作用，值得深入挖掘文献价值。之后，在场师生围绕“社会交流与科举制度的互动关系”“科举文献的分类与现存状况”“宋代人际网络的形成机制”等问题与平田教授展开热烈交流。平田教授耐心解答疑问，进一步拓展了讲座议题的深度与广度。此次讲座不仅梳理了宋代科举研究的学术脉络，更提出了以“书写物”为核心的新研究视角与方法，为中外学界开展宋代科举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