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经典时代的书写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来源：“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九月初六日戊辰

          耶稣2025年10月26日

“前经典时代的书写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2025年9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科、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办的“前经典时代的书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学者展开了深入讨论。

开幕式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单继刚代表文学研究所党政领导热烈欢迎与会专家。他在致辞中表示，文字的发明与书写的普及，对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书写是深刻参与社会建构、知识组织与文化创造的重要方式。对前经典时代书写现象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源头把握中华文明的独特发展路径，理解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文学研究所的古代文学优势学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当前正在围绕“中国文学经典与中国古典学”展开创新探索。今天的会议汇聚古代文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领域的重要学者，以跨学科的视角探索“前经典时代的书写文化”，正是希望推进这一课题研究，推动多学科协同合作，积极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研究方面传统深厚，希望通过加强与学界的交流，不断推进研究的深化，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科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研究员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第一场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徐建委教授以《再论影响早期经典流传的口头与书写因素》为题做了报告。他指出，中国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已形成成熟的书写文化，因此《诗》《书》《春秋》等早期经典本质上属于书写社会的产物，其文本从一开始就具备书写性，而非由口头文学逐渐演变而来。他强调，尽管经典在传播中存在口头吟诵、听觉记忆等因素，但不能简单套用以南斯拉夫史诗研究为背景的“口头程式理论”。他通过分析《诗经》的严密押韵系统、战国至汉代文献中的通假字与“声之误”现象，指出书写文本在结构上的高度规划性，反映出其创作与传承中书写逻辑的主导地位。例如，《周颂》作为最早的诗篇，其语言形式与文本结构均体现出典型的书写文化特征。结论明确：《诗》《书》《春秋》自诞生起即为书写性文本，所谓“口头传统”更多存在于表演层面，而非文本生成机制。这一观点对重新理解先秦文本的形成与流传路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孙亚冰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甲骨文文本的产生与发展》。她从甲骨文材料出发，探讨了前经典时代书写行为的物质性与制度性。她指出，甲骨文文本的产生不仅依赖于成熟的文字系统，更受制于占卜制度、甲骨材质与钻凿技术的演变。她以殷墟甲骨为例，系统梳理了从武丁时期至帝辛时期文本形态的演变过程。她强调，前经典时代的“书写”并非单纯的内容记录，而是由物质载体、仪式制度与刻写实践共同构建的文化行为。甲骨文作为中国早期书写的重要代表，其文本形态的演进为我们理解“文”在前经典时代的生成机制提供了实物依据，也为跨出传世文献框架、从物质维度重构早期书写文化提供了关键路径。武致知、林甸甸两位老师分别对两篇报告作了精彩评议：武致知老师表示从徐老师的从报告中获得了诸多新见，并由此延伸介绍了西方汉学界相关前沿成果。林甸甸老师从文学史与文体发生角度回应了孙老师的报告，指出甲骨卜辞的文本化并非必然，其背后蕴含着制度性驱动与物质性制约；孙老师强调占卜制度的变革如何促成文本的格式化，也为理解前经典时代书写行为与制度互动提供了深具启发的视角。

会议第二场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蒋文研究员主持。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付林鹏教授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早期儒家经典书写中诗乐与风俗的关系》为题，探讨了前经典时代诗乐与风俗的互动关系。他指出，“风俗”在早期已形成“风”（自然音声）与“俗”（社会好恶）的二元结构，而诗乐是其主要载体。儒家通过“省风作乐”调节自然风气，以“教民平好恶”引导社会性情，实现移风易俗。这一过程不仅依赖采诗、学乐等制度，更体现为一种广义的“书写”——即通过音声、礼仪与制度构建文明秩序。研究从礼乐视角拓展了前经典时代“书写文化”的内涵，揭示其超越文字记录的实践维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全志教授以《帝舜出身的早期书写与文化赋义》为题，探讨了先秦时期关于舜身份叙事的演变过程。他指出，在前经典时代的书写中，舜的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贵族到平民的建构过程。早期文献如《国语》《左传》将舜视为陈国先祖，属贵族阶层；而至战国时期，尤其在齐国稷下学宫的影响下，舜的出身逐渐被书写为“侧陋”“小人”，其父瞽瞍的形象也从“明德”转变为“眼盲心瞎”。这一叙事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与齐国田氏政权合法性的建构、士人阶层的价值追求密切相关。出土文献如《子羔》《保训》与传世文本共同印证了此种书写动态。揭示出前经典时代的“书写”并非单纯记录历史，而是一种具有文化赋义功能的建构行为，文本在流传中被不断重塑，反映出时代观念与权力话语的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培副研究员在《前经典时代的书写文化的附着属性》报告中指出，该时期的书写并非未自立，而是深深嵌入制度类结构之中，作为权力分配与礼仪实践的功能性组成部分，呈现出鲜明的“附着属性”。甲骨文、铜器铭文等书写形态，均服务于特定的政治与仪式场合，其意义由制度情境所决定。他进一步强调，前经典时代的书写文化始终与制度变动紧密绑定。随着周王室权威衰落、礼乐制度崩解，原本依附于制度的文本逐渐脱离具体实践情境；诸子只能依赖单纯的书写文本来重构文化秩序，书写及其呈现形态——经典从而获得价值自主。这一过程不仅标志着书写从“附着”走向“自立”，也折射出中国早期文明中文本与制度关系的深刻转变。研究揭示了前经典时代向经典时代的演进，为理解中国文本传统的生成机制提供了制度性视角。徐建委、葛觉智、夏虞南三位老师分别对相关报告作了评议：徐建委老师赞赏付老师的分析框架十分巧妙，并建议可进一步结合礼制实践与历史阶段性以深化论述；葛觉智老师肯定了刘老师对舜出身传说演变的分析极具说服力，并进一步提出不同传说版本可能是基于不同社会需求的并存叙事；夏虞南老师认为赵老师提出的“附着属性”不仅精准概括了前经典时代书写的功能从属特征，更具备反向审视后世经典的方法论意义。

会议第三场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全志教授主持。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姚苏杰教授做《论早期铭观演变与铭体生成——物质、功能、文本三元视角下的考察》的报告，他首先以《文心雕龙·铭箴》为例，指出刘勰观念中铭的特征为韵语和鉴戒语至少应具备其一，以此论证其观念与先秦时期铭文存在的差别。然后从早期文献出发，从物质、功能、文本三个层面梳理“铭”的特征，即载体越来越趋于虚拟、重视不朽与传承功能以及以“序+辞”为特点的韵文特征。接着，对铭文观念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春秋晚期的相对熟悉，到战国中期以后的逐渐生疏与试图重建，再到汉代只剩下文献提供的残缺知识，为后世“铭”的文体特征生成提供重要基础。此外，也对铭与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并以刘勰对《剑阁铭》的推崇为例，有力回应了《文心雕龙·铭箴》中关于刘勰铭观中关于功能和文本层面的核心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林甸甸研究员做了《东周器铭中天命话语的越格现象》的报告，她从西周“膺受大命，敷有四方”的经典话语范式出发，梳理了“天命”话语体系在铭文中的规范表达，并以晋公盆铭文、叔夷镈铭文以及楚器、秦器为例，对东周以来诸侯国器铭中的越格现象做出了系统分析，论证话语的越格本质上是法统秩序与政治结构重构过程中的语义变迁，反映东周政治分裂中的地方性主体借用旧秩序的合法性语言重塑自身地位。李冠兰、蒋文两位老师分别对两篇报告做了评议：李冠兰老师认为，姚老师对铭箴的生成、功能的分化和观念的变迁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梳理，特别论证了早期“铭”如何发展出后世普遍认识的“箴”。蒋文老师从历史学和古文字学角度进行点评，认为林老师的观点为现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特别是以“分国别”讨论天命观的角度新颖。

会议第四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培副研究员主持。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陈民镇教授在《从书写格式看早期文献的经典化》报告中，从篇题、分章、计数等书写格式的演变切入，系统探讨了前经典时代文本如何从流动走向固化。他指出，战国简牍中仅约两成写有篇题，且《诗经》等文本多连续抄写、章序不显，反映出文本仍处于流动性较高的阶段。而至汉代，篇题逐渐固定，分章明确并常以符号区隔，章数、句数乃至字数统计日益严格，体现出文本系统性增强与经典化趋势。他具体围绕《诗经》、孔子语录的分章歧异展开讨论，指出，战国时期简牍写本连续抄写的形式，容易导致分章的混乱，但不容易产生章序的分歧；汉代简牍写本每章另起一简、章首以圆点开端的书写形式，则存在章序混乱的风险，但章序说明等形式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这一风险。该研究揭示，前经典时代虽未形成稳定文本体系，却为后续经典文本的制度化奠定了实践基础，是理解中国早期文献生成与经典化机制的关键维度。中山大学中文系李冠兰副教授以《秦简“为吏之道”类文献的性质与抄写、阅读方式》为题，从物质性视角深入探讨了前经典时代行政文书的书写实践。她指出，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等“为吏之道”类文献虽作为随葬品出土，但其分栏抄写、界划线与补写痕迹等形制特征，清晰反映了秦代官吏日常诵习与业务参考的实际使用场景。她通过细致分析竹简布局与抄写顺序，还原出此类文献多源复合的文本性质：既有源自律令的实务条款，也有道德训诫内容，体现出“杂抄”特征。她强调，这类文本并非系统著作，而是为适应官吏考核与行政需求而形成的实用手册，其抄写格式直接服务于“日讽诵”的阅读方式。该研究揭示，前经典时代的书写文化具有强烈的功能导向与制度依附性，展现了国家行政体系下文本书写与官吏培养的密切互动。孙亚冰、刘全志两位老师分别对相关报告作了评议：孙亚冰老师充分肯定陈老师从书写格式演变揭示文本经典化进程的视角，认为其对篇题、分章、计数等要素的梳理为前经典时代向汉代书写制度的转型提供了清晰脉络，并期待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挖掘格式演变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刘全志老师肯定了李老师从物质性角度还原秦简抄写过程的创新方法，认为其对“为吏之道”类文献分栏结构与使用场景的还原启发性，并指出进一步厘清“性质”“抄本”“底本”等概念将有助于深化对秦代行政文书功能的理解。

会议第五场由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付林鹏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教授以《古书章名小议》为题，从“章名”这一微观文本结构切入，探讨了前经典时代文本的生成与演变逻辑。汇报指出，出土简帛揭示章名在战国秦汉时期已出现，其书写位置（如简首天头）与形式规则体现了当时文本结构化的早期实践，是独立于后世经典体系的重要书写现象。研究进一步以《孝经》为典型案例，阐明其虽在汉代已分章，但系统化的章名直至东晋以后才受佛教等因素影响而出现，并于唐代得以确立。这一过程表明，后世经典的稳定结构实为漫长层累的结果，其源头可追溯至更具流动性和实验性的前经典时代。该研究通过辨析章名形态的源流，有力地揭示了前经典时代书写文化的多样性与未定型特征，为理解经典文本的形成史提供了来自物质载体和文本形态的深刻洞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武致知（Rens Krijgsman）副教授围绕其研究专著《早期中国的合集：格言、记忆、诗歌与数术（Early Chinese Manuscript Collections: Sayings, Memory, Verse, and Knowledge）》的绪论展开汇报。他指出，传统上对“文本”与“书籍”的理解深受汉代以后经典化标准的影响，而前经典时代的书写实践更具流动性与实用性。通过分析出土简帛中“合集”的形态——如《语丛》《凡物流形》等，强调这些文本并非后世意义上的“专著”，而是由独立段落有机组合而成，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知识传播的多样性与个性化。合集作为物质载体，不仅便于携带、教学与记忆，更在组织方式上体现出编者对材料的有意识选择与重构，从而塑造了早期读者的知识结构与文本认知。该研究从“合集”视角出发，突破了以作者、定本为中心的经典叙事，为理解前经典时代书写文化的真实面貌提供了重要路径。陈民镇、姚苏杰两位老师分别对两篇报告作了评议：陈民镇老师高度肯定了程老师对先秦秦汉文献中章名问题的系统梳理，认为其关于章名源于分章符号、部分传世文献保留简帛书写传统的观点极具启发性；姚苏杰老师赞扬武老师提出的“合集”视角新颖且具整合性，打破了文本研究的传统界限，并指出其关于合集来源、选择、重组、新增与储存的五重分析框架，为理解前经典时代文本流传机制提供了清晰路径。

会议第六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孙亚冰研究员主持。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葛觉智（Yegor Grebnev）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论〈尚书·顾命〉篇的构成问题》。他指出，《顾命》篇在结构上融合了言语记述与礼仪空间描述，其语言特征及所载“大训”“河图”等典籍观念均反映出春秋以降的文本观念，而非西周早期面貌。通过分析文中仪式性清单的编排结构与后世注疏的解读差异（如王国维《陈宝说》对“陈宝”的物化诠释），以及春秋晚期孔悝鼎铭文中“赐名”现象所体现的文本独立价值。葛老师认为，《顾命》篇的定型更接近“成熟的文本文化”阶段，而非附属于仪式的早期文本形态。该研究揭示了“前经典时代”书写实践从仪式载体向独立文本过渡的复杂历程，为理解经典文本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案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蒋文研究员以《论〈诗经〉句读的二重性》为题，通过系统分析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揭示了《诗经》中断句的形式规则与意义逻辑之间普遍存在的系统性张力。他指出，这种“二重性”并非后世有意识的文体构建，而是前经典时代诗乐合一、文本流动与经典化过程中长期调和的产物。研究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安大简《仲尼曰》等新材料与《周颂·敬之》《小雅·正月》等传世篇章对读，展现出句读在战国简帛中已具备明确分章、分句意识，但其形式与意义的冲突直至经典文本凝固前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中。她强调，这一现象凸显了前经典时代书写文化的柔性特征与文本生成过程中的多重互动，为我们超越后世经学与文学视角，重返文本原生语境提供了关键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院古代史所夏虞南助理研究员以《层累与生成：利用镰仓写本校勘〈逸周书〉丛札》为题做报告，通过系统比对镰仓时期《群书治要》写本与元刊本《逸周书》，揭示了文本在前经典时代的层累性缺失与动态生成过程。她指出，镰仓写本保留了唐代甚至更早的文本面貌，如《文传》《官人》《芮良夫》等篇中存在大量脱文、增字、序跋混入等现象，反映出在经典定型之前，文本经由传抄、注疏、编修不断演变的真实状态。这一研究不仅复原了部分失传的早期内容，也凸显了前经典时代书写文化中文本流动、制度观念渗透与抄手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为理解先秦至汉唐间文献传承机制提供了重要个案。赵培、付林鹏、程苏东三位老师分别对三篇报告作出评议：赵培老师认为葛老师对《尚书·顾命》结构形成过程的考察视角新颖，尤其肯定其从礼书叙述与文本层累角度重构经典生成逻辑的尝试；付林鹏老师肯定了蒋老师对《诗经》句读二重性的系统揭示具有开创性，认为其从形式与意义的张力出发，为《诗经》文本生成机制提供了新视角；程苏东老师肯定夏老师通过镰仓写本对《逸周书》进行校勘的学术价值，认为该研究填补了版本梳理的空白，并指出此类域外写本对中古文献校勘具有重要意义。

圆桌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研究员、赵培副研究员主持。刘宁老师表示，本次会议对“书写”的讨论，深入思考其在社会建构、知识组织与文化创造中的意义，对当前文本与话语研究的成就与局限多有反思，旨在探索一种更具整合性的理解框架。与会学者围绕前经典时代书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前经典与经典时代文化观念的继承性、跨学科视野对开展前经典时代书写研究的必要性，以及中外前经典时代书写的差异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而丰富的交流。

在会议总结阶段，林甸甸老师对会议做了学术总结。她表示，本次讨论极大地深化了对“书写”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它并非一个静态、单义的术语，而是一种开放、动态、不断生成中的文化活动。它既包含书写行为本身的物质性层面，也涵盖其作为知识行为与社会实践的文本性层面，以及二者交汇形成的、强调积累与流变的过程性维度。学者们从多维度探讨，共同呈现了书写实践的丰富内涵，有力突破了其与口传传统的简单二元对立。林老师强调，这种书写的开放性与生成性，恰是“前经典时代”的显著特质。在经典体系尚未固化、文体制度尚未成熟的背景下，书写始终处于被不断实践、调整与重构的流动状态。正是这种未定型的特点，使中国早期书写文化展现出充沛的活力与复杂性，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特质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启示。赵培老师最后对全体与会者的支持致以诚挚的感谢，感谢会务同学们的辛苦付出！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顺利结束。

（刘鑫源、牟竑励、李思彤）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