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以恒 著《〈仪礼〉版本研究》出版暨序言、作者后记

书名：《〈仪礼〉版本研究》

作者：杜以恒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1月

【作者简介】

杜以恒，男，1991年生，山东滕州人。山东大学文学学士（2014）、文学硕士（2018），北京大学文学博士（2022）、博雅博士后（2024），现爲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专著《〈仪礼〉版本研究》及古籍整理成果《仪礼疏》《蒲编堂路氏藏书目》，在《文史》《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研究编以白文本、经注本、单疏本、注疏本四大版本类型爲主线展开，依照版本产生年代先后，逐一考定各版本的编刻时间、编刻地点、编刻者、编刻背景、编校情况、印本存藏、版本源流、文字优劣，兼及《仪礼》版本背后的经学史与学术史问题，力求充分揭示《仪礼》文本嬗变、版本沿革的历史脉络；下编校勘编则以整卷汇校的形式集成了历代重要《仪礼》版本、《仪礼》经解的异文及历代重要《仪礼》校勘成果，力求以校勘记这一直观形式对《仪礼》校勘学史进行梳理，并爲上编提供校例支持。总体而论，本书以传统版本学经典研究范式爲主，兼用学术史、书籍史、阅读史等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对上起周烈王、下至清末近2500年的中国古代《仪礼》版本进行了多维的贯穿式研究，涉及历代存与不存的《仪礼》版本85种、版本校勘研究成果43种、现当代成果344种，初步建构了《仪礼》的通代版本谱系，是单经版本综合研究的新探索。

【目录】

【序言】

刘晓东序

杜生以恒，余友杜君泽逊之哲嗣也。弱龄操觚，已显幼慧，聪听庭训，循旋正途。家门彝风，旧德可食，仰恢世业，箕裘已承，自逞雅才，桥梓并茂。初尝问学于余，观其芀发颖竖，学笃思鋭，专志典坟，不事盘乐，余甚嘉之。从唐君读硕士，卒业后赴京师，游上庠，入顾君永新门爲博士。京师固人文汇萃之地，群贤竞爽之所。朱染兰薰，化性开灵，遂孟晋不已，见闻愈广而识辨愈深矣。及四载卒业，撰《〈仪礼〉版本研究》爲学位论文。文成示余，因念《仪礼》一经，唐后轻忽，官学罢弃，捝误尤多。元明缀属，纯杂莫辨。有清一代，诸儒学高识远，参验多方。然所见诸本，影抄摹刊，递相过録，虽校勘甚力而遗憾犹存，此亦时世格限，莫可如何者也。方今世运清晏，古本迭出，时贤纷考，俱有发明。以恒得以踵忠甫《识误》之踪，效子政中秘之校，便秩诸本，大汇厥成。陈李监毛，明其沿革之序；顾黄张阮，判其是非之本。复最録当代诸家校勘之所得，无微弗甄。纵观之，可作文本演衍之史；横观之，可揽诸家异同之汇。经苑增彩，学林添株，后之研《礼经》者所不能不参酌焉。今余已耄矣，见以恒骏利无前，学趋大成，诚不胜欢忭云。乙巳四月刘晓东。

京都大学藏开成石经拓本《仪礼》卷一第一行

顾永新序

（一）

以恒201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加入我组织的“《周易》校读会”。该读书会成立于2017年上半年，利用我先前校勘干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穷尽式地纂集前人校勘成果及相关异文资料，同时校以所有版本类型的参校本及其他载体的《周易》文本，校异同兼校是非，希望能够校订出截至目前爲止最可靠的《周易》经传注疏文本以及最完备的校勘记。读书会采取集体校勘和会读相结合的方式，实践证明这是培养学生的自主科研能力的好方法，夯实古文献学基本功，掌握古文献学基本技能，接受完整的学术训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恒是个有心人，在很好地完成读书会校勘的同时，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利用自己校勘所得之异文，进而探求版本的源流系统，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发表了几篇研究《周易》元刻明修十行本的论文，自己的学术迅速地成长起来。

2020年，关于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以恒提出应用读书会的方法研究《仪礼》，穷尽式地校勘，系统地研究版本。考虑到以恒幼承庭训，具有家学渊源，之前又跟刘晓东先生读过《仪礼》，而且读书会的方法也是成熟的、可复制的，所以我欣然支持他做这个题目。以恒昕夕考究，冥心力索，在短时间内就搜集齐备相关研究资料，也对相关的学术史进行系统梳理，在开题的环节又得到刘晓东、王锷、贾海生、吴飞、李霖等先生的指点，进一步明确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于是开始进入论文写作阶段。由于前期准备工作做得扎实，加之知识背景厚实，研究方法科学，所以，论文写作进展也十分顺利，以后在预答辩、答辩环节又得到廖可斌、罗琳、陈红彦、张丽娟、杨海峥、程苏东、李霖等先生的指教。嗣后，以恒又不断地进行修改，几易其稿，增删有年，更臻完善。本书就是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

（二）

《仪礼》（《礼经》）是汉代“五经”之一，西汉高堂生所传的《士礼》十七篇是今文经本，此外又有古文经本《礼古经》五十六篇。继高堂生后，又立大、小戴和庆氏今文三家博士，古文经未得立。汉末郑玄原本习小戴《礼经》，后校以古经，择善而从，加以注释。南北朝至隋唐唯郑注“三礼”立于国学，余者多散亡。唐代《仪礼》退出“五经”之列，孔颖达等纂修的“五经正义”的《礼》是《礼记》，而非《仪礼》。加之《仪礼》的内容多爲士礼之具体仪节，在后世已失去其现实性和应用性，故传习者少，敦煌本群经中并无《仪礼》。唐代的“九经三传”，三礼、三传分而习之，五代、宋初犹仍唐制。至北宋熙宁变法，神宗用王安石言，《仪礼》《春秋》废止，不立学官。哲宗元祐初始复《春秋左传》，而《仪礼》未复，宋人所谓“六经”或“九经”是不包括《仪礼》的。可见，《仪礼》的传承在群经之中确实具有特殊性。《仪礼》版本不同于他经的特异性，在于经注本的刊行频次和注疏合刻本的最早刊行时间。朱子《记永嘉仪礼误字》感喟“《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仪礼》经注本确实版本较少，且长期与单疏本并行，注疏合刻本出现最晚。所以，宋元时期《仪礼》并未像他经一样出现注疏合刻本，宋代刊行的八行本和十行本群经是没有《仪礼》的，元刻十行本《仪礼》只是《仪礼》白文及《仪礼图》《旁通图》，正经注疏系统通行的文本是各自别行的经注本和单疏本。直至明嘉靖五年（1526），才出现最早的注疏合刻本，是由陈凤梧刊行于山东，而后将书版送入南京国子监。五经四书系统有《礼记》而无《仪礼》，但有朱子以《仪礼》爲经重编而成的《仪礼经传通解》，可以视作《仪礼》传承的新形式。正是由于《仪礼》传承的特殊性，所以对其版本的研究就愈发重要而独特，校勘文本，构拟系统。通过对《仪礼》不同版本的比较分析，探究版本衍生的历史进程，以及各个版本之间的源流系统。通过穷尽式的文本校勘，揭示《仪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特点和学术价值，同时也爲《仪礼》研究提供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文本支持。

《仪礼》的载体切换和版本递嬗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学术思想，从而形成的不同文本，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学者对《仪礼》的解读。这些不同时代的版本，不仅是古文献学乃至中国学术史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了解古代礼制和学术思想的重要窗口。对《仪礼》版本的构成、流传和演变进行综合研究，也能够揭示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渊源。而且，对《仪礼》版本进行研究，通过对不同版本进行汇校，可以洞悉不同文本的是非、正误，可以对《仪礼》进行系统的整理，从而厘定更加可靠、稳定的文本，对于阅读、研究《仪礼》无疑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

本书论及《仪礼》白文本、经注本、单疏本、注疏合刻本及相关文献的版本等多层级、多方面内容，各种版本参差错落，源流纷繁复杂，且关乎历代经学、古文献学等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问题，研究和写作的难度都比较大。以恒成功地摸索出研究进路，具有开拓意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系统性。有关《仪礼》版本的研究，先前的研究有桥本秀美教授、张丽娟教授和廖明飞教授等的重要成果，但都是针对某一版本或某一系统的具体研究，而对于《仪礼》的各种版本类型以及整体源流系统的整合研究尚阙如。本书则贯穿从《仪礼》成书直至晚清民国的版本流变，重点研究存世版本28种，涉及古代《仪礼》版本105种，遍及简帛、石经、写本到刻本、抄本各种载体，首次构建了《仪礼》版本体系，既有宏观的理论架构，又有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二是抓住了版本研究的根本，那就是异文。判断版本的源流系统，除了表面的编刻信息之外，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异文，也是最可靠的。以恒对于版本的研究即以异文爲中心，通过异文的比对和系联来探求版本的源流，使得版本研究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内证，避免了主观和臆测的成份，因此其结论更易于爲读者所接受、信从。三是穷尽式地纂集历代《仪礼》版本研究成果及异文资料43家，参用前人版本校勘研究成果344种，并汇校所有现存版本，相当于建构了《仪礼》校勘史。四是并非孤立地进行版本研究，而是结合《仪礼》学史，尤其是文献学史，如总结出历史上《仪礼》三次编刻热潮（南宋初、明中期、清中期），并分析産生的复杂因素。五是版本研究的方法科学，进行分层研究。注重揭示每个时代的通行版本，还从阅读史、接受史的视角，在通行版本中分出善本、读本两个层次。如两宋国子监大字本系统是善本，北宋汴京巾箱本、杭州细字本、南宋严州本、温州本是小字本系统，属读本层次。善本成本高，质量好，主要影响上层；读本成本低，质量中等，主要影响中下层士子。清代亦然，黄丕烈影刻宋严州本是善本，永怀堂本、立本斋本、稽古楼本、崇文书局本、桂垣书局本则是读本。六是研究的精细化程度明显提高。不再满足于粗线条的爬梳，而是渐入精微，如首次全面系统揭示了上起武威汉简、熹平石经，下至光绪桂垣书局本，11个《仪礼》版本中经文间圈号的作用是《仪礼》分节，并对这些分节的礼学水平展开论析，还借助这些传承有序的圈号系统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仪礼》的版本源流、版本优劣，以及各本编刻特点与宗旨。

此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同程度的推进，如通过总结宋张淳《仪礼识误》的体例，挖掘出《识误》中潜藏的《仪礼》宋刻本信息，解决了重要的学术问题，如理清了业已亡佚的北宋经注本（北宋监本、汴京巾箱本、杭州细字本）内部的源流系统及版本优劣。再如初步证实了严州本在宋代有补修，而嘉靖徐本、黄丕烈影刻严州本所据严州本爲未补修印本，张淳刊刻温州本所据则是补修后印本。又如证明了两宋《仪礼》及群经经注本多整体附刻《释文》，并进一步总结出五代两宋《经典释文》传刻的三大模式及其各自脉络。又如证明元十行本所附《仪礼》白文本源出一部业已亡佚的宋刻经注本。他如发现了有助于厘清整个《仪礼》注疏本系统的大段脱文，梳理明嘉靖间四部《仪礼》注疏本的版本源流和李元阳本、北监本、毛本之递变过程及其版本价值，剖析武英殿本的编校及其版本价值，重新评价明锺人杰本的价值，论述黄丕烈影宋抄单疏本的价值，研究国图藏陈揆旧藏影宋抄单疏本和清代中后期四部《仪礼》经注本的补白，分析宋严州本、宋单疏本、天一阁顾校本、张敦仁本的关系，探明《永乐大典》所取材《仪礼》文本的来源，等等。总之，本书反映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总体水平和最新成果，无疑是截至目前爲止《仪礼》版本研究最重要的著作。

以恒有君子之风，温文尔雅，才思敏捷，一心向学，且夙兴夜寐，孜孜不倦，所以才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就。他秉持无征不信的学风，治学严谨扎实，具有相当强的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并自主解决问题。他勤奋好学，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屡获殊荣，在学术上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卓然自成一家之学。本书凝聚着以恒的心血和智慧，可以预见这部高水平的著作一定能够嘉惠学林，加深学界对《仪礼》版本和校勘的认识，推动《仪礼》研究乃至经学文献学的进一步发展。

作爲以恒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我嘉许其肆力学术之志，乐见其学术精进，喜抃其卓然有成。本书付梓在即，聊识数语，是爲序。

甘肃省博物馆藏武威汉简甲本《士相见礼》首简

张丽娟序

儒家“十三经”作爲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在漫长的发展传承中，形成纷繁复杂的文本与版本演变。各经发展有共性也有不同特性，其中《仪礼》的重要性和研治难度爲学界所公认，其版本流变也最爲独特。由于古奥难治，朝廷罢废，宋代《仪礼》刊刻不多。正如黄震所言：“自《礼记》列六经，而《仪礼》世反罕读，遂成天下难见之书。”马端临父马廷鸾言：“余生五十八年，未尝读《仪礼》之书。”今存宋刻经籍版本一百余种，惟《仪礼》无一宋本传世。在南宋经书注疏合刻潮流中，闽、浙、蜀地皆有经数不等的注疏合刻本，尤其建刻十行本几乎遍及羣经，而独缺《仪礼》。元代福州官府以宋十行本爲底本，汇刻《十三经注疏》，其中《仪礼》只能以杨复《仪礼图》代替。直至明代方有真正的《仪礼》注疏合刻本，其文本来源又与他经完全不同。此皆《仪礼》版本源流的独特性所在。

关于《仪礼》版本问题，廖明飞2012年硕士论文《仪礼注疏合刻源流考》有突破性探讨。不过其关注重点主要是注疏合刻源流，且篇幅有限，未能对历代《仪礼》版本做全面梳理。迄今爲止，尚缺乏一部系统研究《仪礼》各时期各类型版本的专著。其实不止《仪礼》，“十三经”中的每一部经典，以及我国历史上曾産生重大影响、形成衆多版本的其他经典著作，都有待做全面系统的专书版本研究。这不仅是版本学深入发展的需要，也是古典学科夯实基础的共同需求。杜以恒博士《〈仪礼〉版本研究》一书，全面搜集传世《仪礼》版本，考察历代《仪礼》流传历史，辨析源流，校勘异同，判断优劣，并藉助版本研究解决学术史疑难问题，提出版本学研究新思路新方法，无论对于版本学、文献学研究，或经学、礼学研究，以及《仪礼》新的校勘整理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笔者所见，本书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与贡献：

一、全面考察今存《仪礼》版本实物，努力挖掘历史版本，建构《仪礼》版本完整体系。作者调查梳理了今存《仪礼》各时期各类型版本，包括前人很少涉及的白文本、清代刻本，时间跨度由汉简、石经至清末民国，对于早期版本还充分调查其不同的印本。通过《仪礼识误》还原出数种宋刻经注本，并及《永乐大典》引用《仪礼》版本及《仪礼》版本史中关系较密的《仪礼图》等，搜罗宏富，几乎竭泽而渔。通过版本实物调查与文献研究、文本校勘相结合，基本厘清了历代《仪礼》版本发展的历史脉络及今存版本源流。末章“《仪礼》版本简史”、“《仪礼》版本叙録”、“《仪礼》版本源流总图”清晰简明地展现了此方面成果。

二、发现新问题，取得新突破。作者善于以学术史眼光挖掘旧资料，如围绕张淳《仪礼识误》的研究，发掘出宋代监本、温州本、巾箱本及严州本《仪礼》的相关信息，弥补了宋刻经注本《仪礼》缺乏实物的缺憾，并由此探讨宋代《经典释文》的刊刻历程，得出两宋群经经注本多附刻《释文》的结论。通过简帛石经与刻本时代《仪礼》圈号的演变，考察古今《仪礼》分节的历史，涉及经学、礼学的重大问题，并以圈号异同判断文本源流，发前人所未发。穷尽性搜集元十行本《仪礼图》的二十多个不同印本，比较异同，区分印次，是十行本注疏研究的新收获。对于前人并不关注的清代立本斋刻本，通过文本校勘确认其价值。注疏合刻本方面，发现陈凤梧本系统《仪礼注疏》的大段脱文，通过脱文观察注疏本系统的版本源流，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等等。这些新发现显示了作者博通的视野和敏鋭的学术眼光，同时也展现出作者坚实的文献功底和勤奋不苟的学术态度。

三、汇校《仪礼》诸版本，以校勘成果辅助版本研究。作者选取《仪礼注疏》第一、第十六、第十七共三卷内容做汇校，囊括校本二十八种，简帛石经、历代经解、历代版本校勘研究成果四十三种，编爲《校勘编》，其用功之深，令人惊叹。作者指出：“进行汇校的目的，是将古今版本、异文资料、前人研究汇聚一堂，实现资料的全覆盖，达成历时、共时信息的全面勾连，对《仪礼》版本问题进行彻底疏通。”校勘是版本研究的基础，正是有了丰厚扎实的校勘成果作支撑，上编的《仪礼》版本研究方成爲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呈现出郁郁葱葱、蔚爲大观的学术景象。同时，《校勘编》也爲今后《仪礼注疏》新的整理工作铺平了道路。

四、努力探索版本学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方法。作者有强烈的方法论意识，关于古代重要校勘记的再开发、类书引书版本研究、版本符号研究、版本补修研究、版本史与学术史、善本读本分层研究、重要典籍汇校研究等，是本书写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方法论总结，令人惊喜。版本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新时期的版本学研究，期待总结经验、拓宽路径。前代版本学者或有家学渊源，或本身爲古籍收藏家，或爲图书馆、古籍书店相关人员，在长期版本浸润中形成“观风望气”的本领，以“版本鉴定”爲版本学的核心议题，于文献内容、文本演变、学术史价值等方面较少涉及。而学有专精的文史研究者，囿于版本资源的获取难度和版本实践的缺乏，在面对具体的版本实物时，又往往难于措手。长期以来，版本学处于这样的两难境地，影响了其发展。新世纪以来，随着版本资源大幅度开放，版本学研究逐渐走向深入，青年学者藉助大量发布的网络善本资源、各类影印本、版本图録等，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得相关版本与相关信息，弥补版本实践经验的不足。在专题版本、专书版本、版本源流、版本价值、书籍史、学术史等方面，就有可能超越前修，推进版本学走向更宽阔的场域。杜以恒博士《〈仪礼〉版本研究》一书在专书版本研究方面做了成功尝试，向我们展示了版本学这门古老学问所具有的广阔空间和勃勃生机。

以恒博士自进入北大以来，常常与我交流讨论，我们研究领域接近，互相启发，多有会心。本书即在其同题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我见证了这部著作完成的全过程，也见证了以恒博士超出常人的勤奋和努力。今将付梓，以恒命我爲序，遂拉杂述之。

2025年2月5日于北大才斋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黄丕烈影宋抄单疏本卷一首叶

【作者后记】

博士论文《〈仪礼〉版本研究》是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但我接触到“写书”这件事已有三十多年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父亲形象就是伏案写作。小时候，我和所有孩子一样喜欢找父亲玩。而父亲也很好找，因爲他总是坐在书桌前，问他在做什么，他总是回答：“在写书。”不过，找到父亲容易，让他陪着玩就难了。父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每天至少要写六页书，上午两页、下午两页、晚上两页。如果他还没完成任务，他一定会告诉我等写完两页再陪我玩。而他也一定会信守承诺，写够两页就来找我。虽然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书，但久而久之，我认识到“写书”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以至于有一天我也异想天开，拿出自己的小本子，学着父亲的样子，每页纸上划两道，速成了一本自己的“书”。上学以后，我才知道从小陪我长大的这本父亲每天写的书，叫《四库存目标注》，从我一岁时（1992）开始动笔，在十四岁时（2005）写完，有三百多万字。小学时，父亲已经可以带研究生了，家里常有大哥哥大姐姐来上课，书房中经常传出诸如“文献”“目録”“刻本”之类与“写书”有关的专业术语。我虽然只是在路过时听得只言片语，但对这些词儿确实也不陌生了。

父亲也不总是一刻不停的写书，他周末也会带我出去玩。不过常去的地方不是动物园、大明湖，而是英雄山和中山公园，因爲那两个地方是当时济南最知名的文化市场，有不少卖古旧书的摊贩，可以淘书。父亲淘的书我看不懂，我就淘当时非常流行的连环画，最喜欢的是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深蓝皮连环画《三国演义》。虽然只是黑白画，但画的特别传神，旁边的文字解说也简明生动。我酷爱这套书，不知读了多少遍，有的书皮都掉了。最喜欢的人物是诸葛亮，觉得他忠诚正直，是真正的英雄、君子。每次读到五丈原“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章节，眼泪总是在眼眶里打转。这套书我几乎集齐了，算是我较早的稚嫩藏书史。淘书时，父亲总是很专注、很愉悦，最开心的时刻莫过于以较低价格买到高价值的古书。这时他往往会以尽量浅显的方式讲讲他的新书，比如古书边框的四个角，开口的是活字本，不开口的是木刻本。我虽然不懂什么是活字什么是木刻，但久而久之就记住了。有一次我和几个小朋友组队去英雄山玩，碰到一个古书摊，就凑上去看。我只是扫了两眼，就对旁边的小朋友说：“这个是木刻本！”摊主是个老爷爷，本来在严防我们几个毛孩子破坏他的线装书，听到我这话，猛地抬起头，非常震惊的看着我，小朋友们也觉得我很厉害。其实我只会看那几个角，根本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书。但不得不承认，在那一刻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以后再跟父亲淘书时，也更愿意记一些好掌握的文献学小窍门。

父亲是个很开明的人，他非常尊重我的个人意愿，并不因爲自己热爱文献学，就刻意引导我往文献学的道路上走。父母对我的期许，只是自食其力、堂堂正正而已。中学时，我对计算机很感兴趣，高考报专业时一度想报计算机专业，父母也很支持。后来，我觉得自己数学不够好，难以在计算机方面走得长远，才自己做主改报了自认爲有点底子的中文专业，并顺利被山东大学文学院録取。等待入学的那个暑假，我经常跟随父母去山大老晶体所二楼的《清人著述总目》项目组（“校经处”前身）自习，在父亲的引导下，精读了《史记·孔子世家》，撰写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史记·孔子世家〉三家注比较研究》，这篇论文于本科时在《长安大学学报》（2011年增刊）发表。从那个暑假开始，我进入了中文专业的天地，揭开了学术生涯的序幕。

本科、硕士期间，我在山东大学文学院接受了系统的中文专业学术训练，边家珍、傅礼军、李剑锋、李开军、李鲁宁、刘祖国、史建国、唐子恒、王辉、王小舒、王新华、王祖哲、叶诚生、杨建刚、杨振兰、张树铮等老师的课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大事，对我的学术研究道路産生了决定性影响，那就是拜山东大学古籍所老所长刘晓东先生爲师，专习经学。至今我还记得，大二那年（2011）春节，我们一家三口照例回滕州爷爷奶奶家过节，我和父亲歪在南屋床头聊天，父亲提到经学是古代学问的核心，但现在后继乏人，濒临灭絶。我想到这么重要的学问不能断，就无知无畏的表示我愿意学，还询问父亲可以跟谁学。父亲略加思考，便很肯定的说，刘晓东先生精通经学，是最理想的导师。年后，父亲便向刘先生转达了我求学的迫切愿望，刘先生欣然答应，于是我便按照章黄学派的传统磕头拜师，正式成爲刘先生的弟子。

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去刘先生家上课，是2011年2月14日下午。刘先生首先强调了学习经学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你既然立志要学这东西，就要把它作爲一个终身的事业来对待，这一点是最最重要的”。之后，先生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讲授了一些基本的经学理念，涉及经与经学的含义、经学在古代的地位及其当代学术境遇等诸多核心问题。最后，先生爲我量身制作了学习经学的长期规划，即先研习《左传》，藉助这部大部头经书了解经学的基本方法，同时通过《左传》丰富的内容建构起先秦史的基本框架，爲后续经书的学习打下经学、史学的坚实基础。研习《左传》使用经注本，学习顺序则是史（史实）、礼（伦理）、例（凡例）三层。此外，先生还讲述了一些通用的读书方法，如书可以分爲一线二线，一线书是案头书，即核心经典，只要开卷就要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絶不半途而废；二线书是枕边书，即经典以外的典籍，读起来相对轻松，可以作爲读一线书的调剂。一线书使人专精，二线书使人博览，二者相辅相成。第一节课足足持续了近三个小时，虽然先生传授的内容我很难完全理解吃透，但对于当时还在上大量概论课、政治课的大二本科生来说，无疑是十分新奇、让人振奋的。走出先生家单元门时，虽然天色已经暗淡，但我看到的熟悉的一切好像都闪着光，大概这就是得闻大道、醍醐灌顶的直观感受吧！

从2011年2月14日到2017年6月10日，从大二到研三，我总共去刘先生家听课149次，依次是《左传》41次、《仪礼》78次、音韵学12次、《周礼》18次。《左传》学习主要在本科阶段，隐公元年至四年是一字一句的讲解经注，隐公五年以后则是选讲，使用的课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本《春秋经传集解》；《仪礼》学习主要在硕士阶段，授课比重最大，是全经从头到尾逐字逐句进行讲解，课本是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段煕仲点校本《仪礼正义》；音韵学学习附于《仪礼》之后，侧重于与经学关系密切的上古音，属于先生针对性授课，没有固定课本；《周礼》学习集中于研二下学期，也是逐字逐句讲解，由于研三要集中精力备考北大、撰写硕士论文，因此只讲完了《天官》部分，课本是中华书局2013年王文锦、陈玉霞点校本《周礼正义》。除了一对一授课，我还于2014年2月至6月、2016年2月至6月，旁听了两轮先生爲山东大学尼山学堂本科生讲授的“《礼记》导读”课。学习之余，我也进行了一些经学研究实践，本科毕业论文《〈春秋左传〉丧礼征》、硕士毕业论文《礼经释凡》分别对《春秋左传》中涉及的丧礼及《仪礼》本经中的凡例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两篇学位论文均经过刘晓东先生及我的本科、硕士导师唐子恒先生的指导。唐子恒先生与刘晓东先生同受业于殷孟伦先生，是刘先生的师弟。唐先生对我的指导侧重于汉语史、训诂学，恰好与刘先生的课程形成互补。两位先生温文尔雅、学行兼备，在山东大学一直受到同学们爱戴、敬仰。本科、硕士阶段，我不仅在两位先生的指导下打下了经学、古汉语基础，还在长期与老师、与儒家经典相伴的过程中磨炼了自己的心性，立下了毕生研习经学、弘扬传统文化的志向。

2018年秋天，我有幸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师从顾永新老师攻读博士学位。顾老师待人宽厚谦和，对待门生尤其如此。他从不强制学生做什么，而是顺着学生的兴趣，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老师带学生的主要方式，是让学生参加“《周易》经传注疏校勘”项目，该项目由老师的个人研究发展而来，老师爲我们撰写样章（干卦、坤卦）、制定体例，其余各卦则于每周末召开的“《周易》校读会”上进行一人读书、多人持本式的集体校勘，会后由各卦负责人根据样章、体例和集体校勘结果，撰写校勘记。每卦校勘记，最终还要经过校读会集体批评审议，并由负责人根据集体意见修改妥当之后方可提交老师定稿。作爲老师的门生，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参加到项目中去。但参加项目初期，我觉得非常吃力，因爲对《周易》没有专门下过功夫，对通校的27种版本及纳入汇集的53种简帛、石经、前人校勘成果也缺乏了解，对于细密的校勘流程和校记撰写体例更是完全陌生。刚参加项目时，我在集体校勘时经常由于不熟悉版本的文本层次而“跟丢”，在集体审议校记时，我对老师和各位老成员的高谈阔论、远见卓识钦佩不已，但却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意见。至于我第一次承担校记撰写工作的经历，就更不堪回首了。我们项目集体审议某卦校勘记，一般是用一次会的时间就够了，但是我第一次做的《蒙卦校勘记》，却因爲问题太多，足足被大家批了两次才勉强过关。我一方面觉得因爲我个人的原因拖累了集体的进度，十分愧疚，另一方面也对我的个人能力産生了怀疑，动摇了自信。不过，我还是很快调整了过来，告诉自己我的目标不是多么优秀，而是跟上大家，不要让大家甩的越来越远。整个博士阶段，我都保持着这种奋发努力、争取不掉队心态，因此我极少焦虑内耗。

随着参加项目的日子越来越长，我逐渐适应了项目的快节奏，并在长时间、大密度的校勘实践中，认识了经书版本编刻流传的规律，初步领会了底本、校本选择的标准及异文出校与否的原则，基本掌握了展开大规模、全要素经书校勘的流程与方法，这些宝贵的经验是书本上难以获得的。参与项目之余，在顾老师的鼓励与指导下，我依托项目提供的便利条件，展开了一些《周易》经书版本的探讨，如元十行本墨丁及明代补修研究、《永乐大典》引《周易》经注疏底本研究等。这些研究进一步强化了我在项目中学到的经验与知识，锻炼了我独立从事经书版本研究的学术能力。

博士二年级暑假，顾老师和我商量博士论文选题，当时我想做的题目是《清初三礼学研究》，试图从清初这一学术转向的关键节点入手，对礼学展开新的探讨。顾老师见我已有主意，又是自己熟悉的领域，就支持了我的想法。但是，在博三上学期做开题论证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清初是学术转向、过渡的关键时期，做好这一时段礼学研究的前提，是对宋元明和清代中后期的礼学都有深刻理解，这无异于要对大半个古代礼学史展开精深研究。就当时的学力和精力来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论证阶段，我经常向顾老师汇报进度，在这隔三差五的汇报交流中，顾老师也逐渐意识到情况不妙。直到有一天，我走着陪老师去上课，走到理教楼前的位置，老师终于忍不住说：“以恒，我觉得这个题目有难度，而且也不太像文献学的论文，能不能从你熟悉的礼学文献角度选一个题目来做？”老师这一指示，和我心中的想法不谋而合，经过商量，我和老师决定把我的题目改爲《〈仪礼注疏〉版本校勘研究》。这一题目兼跨礼学与版本校勘学，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我的长项。然而换题那天已是2020年12月1日，距系里规定的开题截止日期只有一个多月了。整个12月，我疯狂赶工，完成了十万字的开题论证，并于2021年1月19日上午顺利举行了开题报告会，得到了开题审议小组刘晓东（组长）、贾海生、王锷、吴飞、李霖五位老师的鼓励和指导。此后，我夜以继日地从事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分别于2022年1月7日下午、5月12日下午通过预答辩、答辩，得到预答辩审查小组廖可斌（组长）、杨海峥、张丽娟、李霖、顾永新五位老师及答辩审查小组廖可斌（组长）、罗琳、陈红彦、张丽娟、杨海峥、程苏东、李霖七位老师的高度肯定。论文答辩稿篇幅近75万字，获评2022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博士后阶段，我师从程苏东老师从事汉代礼学文献的辑佚与研究，其间亦未停止博士论文的修订、增补工作。2024年暑假，我博士后出站并留校工作，根据教研室主任杨海峥老师的安排，接替廖可斌老师上本科生大课“中国古代文化”。在备课之余，仍全力从事博士论文的修订。2024年10月31日，我终于将博士论文定稿提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定稿篇幅90万字。此后在等待出版的一年间又时有订补，2025年10月出版前夕终稿字数达96万字，较博士毕业时新增20余万字。

博士论文在开题报告时的书名是《〈仪礼注疏〉版本校勘研究》，本拟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是版本研究，中编是包括张淳《仪礼识误》、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等重要校记在内的《仪礼》校勘史研究，下编是资料和校勘记。但事实证明，我大大低估了这项工作的工作量，直到提交定稿之时，也才勉强做完了上编和下编，中编只好留待日后徐徐图之。爲防止读者误以爲博论只研究《仪礼》注疏本，我还遵从预答辩小组的建议删除了原题中的“注疏”二字。如此一来，博士论文的最终名称即爲《〈仪礼〉版本研究》。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是先做下编《校勘编》。我对历代《仪礼》版本及校勘成果进行了系统调查，把现存的28种《仪礼》版本及43种校勘成果汇集在一起，以阮元本爲底本，仿照顾永新师《周易》校勘项目的体例，进行彻底的汇校、集成。鉴于《仪礼注疏》体量庞大，全部汇校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从阮本五十卷中挑选了卷一、卷十六、卷十七进行抽校。选择卷一的原因，是卷一作爲全经之始，很多前人成果于此多有发凡起例的重要论断，因此需要以卷一爲载体进行集成；选择卷十七的原因，是在试校的时候发现本卷明陈凤梧本系统有全系统共有的大段脱文，是论证陈凤梧本系统诸本源流的絶佳个案；选择卷十六的原因，是日本宫内厅藏《仪礼》单疏古抄本仅存卷十五、十六两卷，若要研究该本源流则必校其一，而卷十六与卷十七内容连贯，可以合而观之，最大限度发挥汇校的作用。至于不选择质量最好的注疏本张敦仁本爲底本，则是考虑到阮元本较爲通行，现有整理本及研究论著几乎均以阮本爲基础，以阮本爲底本对照起来较爲方便。由于参校版本和集成的前人成果数量衆多，时间又紧，汇校工作极其艰辛，有时连续奋战后身体甚至会産生眩晕恶心的不适之感。相信从事过大规模校勘工作的同仁，应当都体会过这种“校到吐”的感觉。但是，这样的付出是非常值得的，将历代衆多版本、校勘成果按照时间先后有序汇聚之后，哪些文本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些版本在之前版本基础上改良了，哪些版本在之前版本基础上倒退了，哪些校勘学家默默使用了前人的成果，哪些校勘学家有首创的卓识，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全部暴露无遗。每当校出关键性异文，我都兴奋不已、斗志倍增。经过这三卷的抽校，我对汇校涉及的所有版本和前人研究成果的体例、水平及其在整个《仪礼》流传研究史上的地位都比较熟悉了，也在心中初步勾勒出了历代《仪礼》版本史、校勘史的基本网络。三卷校记是下编的核心，是全文的研究基础，也是《仪礼》文本流变史、校勘史的另一种鲜活呈现方式，更是我对今后《仪礼注疏》汇校的初步设想。此外，下编还附有《永乐大典》引《仪礼》校勘记，是上编《永乐大典》引《仪礼》研究的基础，也是类书引经校勘初步尝试的直观展现。总之，下编并不只是全书的资料长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学术表达，与上编互爲表里，不可分割。

下编《校勘编》完成之后，上编《研究编》的撰写工作就有了较爲坚实的校例支持。上编框架受张丽娟老师《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启发，按照版本类型展开，主体爲白文本、经注本、单疏本、注疏本四章。各章内部按照版本産生年代先后、版本重要程度、研究篇幅划分爲若干节，对各个版本的编刻时间、编刻地点、编刻背景、编刻动机、印本存藏、版本源流、版本优劣、后世影响展开系统讨论。四章之外，还设置了《仪礼》文献专论一章，专门安放杨复《仪礼图》、《永乐大典》引《仪礼》这两项与《仪礼》版本源流密切相关的重要个案研究。博士论文研究的核心方法，是对下编异文进行全面系统的统计分析，辅以史料辑考、版本鉴定，进行综合研判。对于前人成果，务求充分引述，絶不掠美。前人已经得出的结论，以下编校勘结果加以疏证，进一步帮助前贤所言不虚；前人所论偶有未及之处，则详加论述。

传统版本研究的基本目标是版本鉴定、版本源流、版本优劣，这当然是本书研究的重要任务。但除此之外，博论亦尝试将历代《仪礼》版本视作《仪礼》学乃至整个经学在特定时期发展的映射，把它们视作《仪礼》学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放到特定时间、地点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研究。在具体研究中，重视观察每个版本从动议到刊行的全过程，及其与当时学术、政治、经济、文化、雕版印刷技术等方面的互动。在这种研究思路下，我发现有些原本被认爲没有价值的边缘版本其实是被忽略的学术富矿。如明中期陈凤梧编刻的篆字白文本《仪礼》，基本没有阅读层面的实用性，学界对该本也是不屑一顾。然而该本实际上是陈凤梧表达自己尊经抑传、崇实复古学术主张的重要载体，是明中期学术复古思潮及明中期苏州地区篆体写刻经典风潮综合影响下的产物，且该本底本精良，后来还成爲清康熙内府篆文本的底本，在文本质量和后世影响上均有可观处。这一个版本的新研究，就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版本学、学术史、书法史、地域文化等多方面的启发。

此外，博论也积极尝试引入书籍史、阅读史等新的研究视角，打破版本研究的线性思维，进行更加立体的版本研究。如《仪礼》经注本以清黄丕烈影宋刻本爲最佳，但在黄丕烈本之后清代还産生了立本斋本、稽古楼本、崇文书局本，这三种全新的经注本被黄丕烈本的光芒遮蔽，无人问津。实际上，这三本立足于阅读，价格低廉、版式舒朗，流传于中下士人阶层，是清代真正通行的读本；而黄丕烈影刻本立足于复古，成本较高、版式细密，并不适合研读，类似于今日的再造善本，只流传于公藏和富有的藏书家手中。二者一爲读本，一爲善本，质量、成本、版式、流传圈层迥然有异，却存在于同一时空中，对不同的群体施加不同的影响。通过这种“分层阅读”的视角，我们可以理解许多通行版本産生、流通的合法性，构建起更加立体的版本谱系。

总之，博士论文对上起周烈王、下至清末近2500年的中国古代《仪礼》版本进行了多维的贯穿式研究，涉及历代存与不存的版本85种、版本校勘研究成果43种、现当代成果344种。虽然还有诸多不足与遗憾，但出版节点已不允许我继续斟酌，姑且先把它拿出来，作爲单种经书版本系统研究的不成熟探索，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回顾博论的撰写过程，确实颇多艰辛。最大的难点，就是工作量过大。博论论证阶段，我了解的版本和前人成果有限，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版本、新的既有成果，但由于博论的范围是全覆盖，所以不得不将他们一并纳入研究视野，博论的体量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且博论写作期间正值疫情防控期，那时尚未购房，我和爱人、儿子租住在五道口华清嘉园狭小的两居室，经常难以到校甚至足不出户，无法前往京内外查书访书，就连我的毕业答辩都是线上完成的，这对于高度依赖实物资料的版本研究来说，是很大的限制。好在大部分《仪礼》版本都公布了电子版，博论方得按时完成。此外，博论写作时正是儿子杜兆原一岁、两岁之间，他特别黏我，这当然特别温馨。但兆原三岁以内睡眠不好，每夜醒四五次，爱人、阿姨都哄不好，只有我出马他才能接觉，这导致我的睡眠完全是碎片化的。至于兆原生病发烧的时候，就更惨了，通常要在沙发上抱着他睡一晚，以便随时给他冷敷、测温。爲了给兆原尽量腾出足够大的空间玩耍，我还把客厅让给他，自己把笔记本计算机放在卧室床上，搬一个塑料凳放在床边，以后面的衣柜爲靠背，参考书堆放到窗台上，临时搭建了自己的博论工位。所以博论写作除了带给我学术上的收获，还磨炼了我的意志，让我明白要做成一件事，主观意志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博论只靠我一个人咬牙坚持是絶不可能完成的，它是衆多师友大力支持的産物。顾永新师对博论撰写的全环节进行统筹指导，竭力爲我提供最好的研究条件，还关心我们一家，在疫情期间去华清嘉园看望兆原，经常与我在办公室促膝长谈，对我的学习、生活各方面有求必应、无微不至，还赐下序文一篇以示鼓励；张丽娟老师对论文的不少章节反复审读、多有鼓励，对十行本研究指导尤多，还作出了让我深挖《仪礼识误》的关键提示，并欣然允诺赐序；刘晓东先生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仍坚持对博论全文进行了细致审读，多次鼓励，并赐序和题写书名；廖可斌老师担任预答辩、答辩小组组长，对博论推许有加，推荐我申报国社科优博项目；程苏东师对部分核心章节提出了改进意见，并在博士后阶段爲博论后续修改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张学谦老师在自己尚未撰写相关论文的情况下，用相机将自己收藏的非常稀见的锺人杰本逐页拍照，整理好打包发给我使用；北师大图书馆丁之涵老师在疫情期间代爲核对尚无电子版的桂垣书局本；人民文学社董岑仕老师、北师大董婧宸老师对部分章节提出过不少切要意见；朱瑞泽师弟在宫内厅本、河子龙本研究中给予了大力帮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靳明伦老师对博论进行了精心编校；在博论出版前夕，郑辰、蔡千千、朱旭东、朱瑞泽、商赛博、方英权、黄林灏、曹湲媛组成审稿小组，分工审读了博论一校样，发现了不少疏漏，提出了很多有益的修改建议。此外，虞万里、罗琳、王锷、贾海生、刘玉才、杨海峥、漆永祥、吴飞、陈红彦、刘蔷、张玉亮、南江涛、马学良、项旋、李开升、李振聚、林振岳、沈畅、徐渊、郭超颖、李霖、孙齐、王辉、蒋鹏翔、李成晴、瞿林江、井超、冯先思、侯金满、韩悦、姚文昌、郭冲、饶益波、赵兵兵、潘云侠、高树伟、张鸿鸣、丰子翔、任哨奇、石杰、王翊、黄冬萍、蔡千千、隗茂杰、丛方怡、黄藜等师友也在开题答辩、写作思路、文稿审校、资料获取等不同方面给予了帮助指导。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感谢我的父母、岳父母长期对我及我们小家庭全方位的包容、爱护与托举，感谢儿子兆原、女儿兆仪每每在我困乏失落之时用他们稚嫩的微笑驱散我心中的疲惫。尤其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吴娟，从本科开始与我携手前行，在十余年间包容我的固执和任性，逆境时爲我疏导，得意时给我降温，爲我的生活持续注入光与热。至今记得，在四年异地恋中无数次分别时的不舍，婚礼中闪着泪光的“我愿意”，産床上因剧痛而颤抖的双手，在北外面试候场时由于彻夜照顾儿子的疲倦入睡，在北京市青教赛决赛现场的大气从容，这些难忘的瞬间凝结着她的努力、优秀和对我与家庭的爱和付出。作爲我各个版本博士论文的第一读者、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仅以此书献给她，相信她能从中读出我的执着和深情。

二〇二五年元宵佳节记于海淀南晖堂

二〇二五年十月博论出版前夕订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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