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明招山，可以说是“浙学的泰山”

受访者：王宇

来源：“武义发布”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冬月十一日癸酉

          耶稣2025年12月30日

12月22日，【浙学溯源——明招山的千年回响】采访团前往杭州，采访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王宇。

王宇是浙江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主要从事宋明思想史与“浙学”研究。他认为，武义对明招山的研究和定位能跳出地域范围，站在“浙学”的高度来看待，这一思路很有智慧和远见。

记者：王副院长您好，您如何评价吕祖谦在“浙学”历史上的地位？

王宇：大家知道，吕祖谦是武义明招山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把吕氏家族墓地落脚在明招山，并且在明招山建立了明招讲院这样一个“浙学”历史上著名的讲学场所。所以，明招山可以说是与吕祖谦密切相连的这么一座“浙学名山”。

那么，如何认识吕祖谦在“浙学”历史上的地位呢？

我们要从“浙学”这个名词说起。“浙学”这个词出现在南宋，是由南宋的思想大师朱熹提出来的，在朱熹以前“浙学”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朱熹当时提出“浙学”的时候，他所指的是哪些人，或者说是哪些思想家群体呢？它主要是指陈亮，就是我们金华永康地区的一位思想家，以及温州的永嘉学派，就是叶适、陈傅良、薛季宣这一批人。朱熹的“浙学”概念，是把永康学派与永嘉学派统合在一起的。

那么，朱熹提出的“浙学”，与吕祖谦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就要联系到吕祖谦这个人身份的多样性。

一方面，他是“程朱理学”，实际上当时叫“二程理学”，在南宋孝宗朝传播的主力军，是理学的传播者。他被称为“东南三先生”之一，与湖南的张栻、福建的朱熹合称“朱张吕三先生”。这三个人在南宋孝宗朝的前期，在整个江南地区或者说在整个南宋的统治区域内，大力推广传播理学。吕祖谦还与朱熹一起编撰了流芳千古的名作《近思录》，这本书在后世800年内影响了中国的读书人。

另一方面，吕祖谦在传播理学思想的过程中，他也在反思：理学在整个南宋政治经济社会的环境下，如何为这个国家的安宁和民族的复兴产生积极的作用。他在这个反思的过程当中，发现由北宋二程兄弟开创的理学，在南宋这个环境下，它有一些不适应、有一些局限和短板。这个局限和短板，就是“二程理学”在处理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问题上，没有很实用的一个措施和办法。也就是说，“二程理学”关心的是宇宙论、本体论的这些形而上的思辨性的哲学问题，但是对形而下的具体的社会上的一些难题，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二程理学”在南宋的这些信仰者，也不重视解决现实生活的困难以及种种社会矛盾。但吕祖谦是一个爱国心非常炽热，具有浓厚民族情怀的一个思想家。他认为就是国家民族的前途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那作为儒学的学者，必须拿出一些能够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能够产生积极作用的思想观点、主张和学说。

记者：吕祖谦对“浙学”诸儒，比如陈亮、叶适等又有什么影响呢？

王宇：前面我们讲到，吕祖谦开始注意纠正“二程理学”里面这种过于形而上的倾向，开始思考如何注重“经世致用”。他的这种思考直接影响了永康的陈亮和温州的永嘉学派。

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是陈亮。他长时间地追随吕祖谦，两个人有密切的书信往来和多次长时间的面对面学术交流，讨论哲学问题、学术问题。吕祖谦对陈亮的很多思想创新非常鼓励，而陈亮也从吕祖谦那里吸取了很多思想的养分。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吕祖谦的包容宽厚、对人的亲切和蔼、对不同思想观点的包容接受并试图加以调和。这一点陈亮非常佩服他。吕祖谦确实是重视经世致用之学，这一点也是跟陈亮是完全一致的。

二是叶适。“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板块，就是温州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的几位学者叶适、薛季宣、陈傅良，都受到过吕祖谦的直接指导。以叶适为例，叶适在淳熙年间在临安准备科举考试的时候，当时吕祖谦正在临安当官，他经常去临安吕祖谦的家里。吕祖谦当时在编一本很重要的书《皇朝文鉴》，叶适到他家里去向他请教的时候，吕祖谦就跟他讲解是怎样编《皇朝文鉴》的。譬如说，他在《皇朝文鉴》里面，选了一篇苏轼的《徐州上皇帝书》。叶适就问吕祖谦，苏东坡的文章浩如烟海、名篇众多，为什么要选这一篇文章。吕祖谦就跟他解释，这篇文章不一定是苏轼写的最漂亮的、技巧最高的散文，但是这篇文章反映了北宋一个地方的行政和军事制度方面的巨大危机，你看懂了这篇文章就理解了为什么北宋是积贫积弱的，你就理解了为什么会有“靖康之难”的发生。这个就是吕祖谦教叶适怎么去利用史学、利用制度之学，去研究和解决当代的政治军事问题。

所以说，吕祖谦尽管喜欢文学创作，也选编过很多古文作品，但他研究这些文学作品的目的，最终的归宿还在于“富国强兵”和“经世致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南宋“浙学”的代表性思想家和群体，就像陈亮和永嘉学派，实际上都是受到了吕祖谦的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朱熹是肯定过的，虽然是从否定的意义上的肯定。朱熹说过一句话，他说“吕祖谦的学问，实际上是陈亮加上陈傅良两个人，二陈合在一起”。陈傅良就是永嘉学派，陈亮就是永康学派，吕祖谦是他们两个的总和。这意味着，吕祖谦的思想里面，生发出了永嘉学派，生发出了永康之学。这个就是我们对吕祖谦历史地位的一个观察。

记者：为什么说明招山堪称“浙学名山”？

王宇：明招山，我个人认为是一座文化名山，也是“浙学名山”。这座山是非常神奇的一座山，我们可以把它联系到类似于像庐山和泰山。在“浙学”的范围之内，我们甚至可以说，明招山就是“浙学的泰山”。

明招山集聚了很多的文化符号，而且明招山在岁月的流逝中，积累了丰厚的文化积淀。从南宋来讲，我们第一个可以注意到，吕氏的这个家族墓葬地，就在明招山。那么吕氏家族墓葬地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其实体现了中国几千年传延不息的家族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家族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从明招山的吕氏家族墓，可以领会到传统文化的统一性。因为他是从河南迁到江南来的，他代表了南北文化的一种一致性和统一性。它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因为有五代吕氏先人集中葬在一起，体现了一种家族的传延和繁荣昌盛。

第二个，就是明招山是“浙学”讲学的一个重镇，是“浙学”的标志性事件所集中的一个地点。有哪些标志性事件呢？我们可以举出几个方面：

首先当然是吕祖谦的明招讲院讲学。吕祖谦明招山讲学，它有一个特点，我把它称之为“候鸟式”的讲学。吕祖谦在某些时间点，习惯待在婺州城里面，在那里他有书院，叫“丽泽书院”。他会在婺州城内的丽泽书院讲学。但他也很重视明招山，某些时间点，他会在明招讲院讲学。在丽泽书院，因为吕祖谦是当代的文化名人，来拜访他的客人很多，难免会分神打扰。而在明招讲院，环境相对安静，有利于学生研习儒家的经典、领会儒家的哲学思想。

其次，吕祖谦自己的墓地也在明招山。作为“东南三先生”之一，吕祖谦崇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影响，他下葬在这里之后，很多的文化名人、思想大师都曾经到明招山拜访。比如说，在吕祖谦去世的时候，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就不远数百里，从温州赶到了明招山，为吕祖谦送葬。当时发生了一个故事，陈亮在墓前当着吕祖谦的很多学生晚辈朋友，对叶适说：“要兴复光大东莱之学，今后这个任务就交给叶适你了。”叶适当时就表示了谦逊和推辞，他说：“吕氏的门人豪杰辈出，我是不够格的啊。”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说明叶适认为，他未能全盘接受吕祖谦的思想，他要沿着吕祖谦指出的方向，进一步改革创新；另一方面叶适也确实是出于谦虚，因为显然陈亮在当时是一个更加有号召力的思想家。这样精彩的对话，实际上奠定了后面100多年“浙学”发展的整个格局。

在淳熙九年，当时吕祖谦已经去世一年多了。南宋的另一位思想大师，对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中国读书人影响深刻的一位文化巨擘朱熹，他当时被朝廷任命为两浙东路提举。他巡视到婺州的时候，坚持要到明招山去祭奠好友吕祖谦。

吕祖谦与朱熹，是挚友，也是战友。两个人既有无私亲密的合作，也有坦率真诚的批评。朱熹非常的佩服吕祖谦的宽容、温和、宽厚的性格。他曾经说过，让吕祖谦这样的人劝谏皇帝效果是最好的，因为他这个人很平和。同样一个观点，像我朱熹这样的人说出来的话，皇帝听了会很刺耳，但是吕祖谦说出来，皇帝觉得就很中听，但效果已经达到了。所以老友去世，朱熹当时没有第一时间参加他的丧事，但这次因工作之便，他一定要到明招山祭奠吕祖谦。事先，他也告诉了在永康的陈亮，两个人在明招讲院及吕祖先的墓前相会了。见面之后，两个人交流了对吕祖谦共同的思念，但是也就某些思想观点发生了争论。

在这次会面中，陈亮把自己的几篇论文，拿给朱熹看。其中有两篇，讨论王道与霸道的关系问题、追求义还是追求利的关系问题，引起了朱熹的反对。于是他们展开了从淳熙九年到淳熙十三年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这场辩论，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是著名的哲学辩论之一。他们先是在明招山当面交锋，随后又通过书信进行密集的观点交流，而且向当时的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传播。双方所体现出的的思想碰撞和观点分歧，都是抱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这么一个出发点开展这场辩论，而不是意气用事、相互贬低。这种求真求实的学术风气，应该说就是从明招山散发出来的，是吕祖谦生前一贯主张的。

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讲，明招山是多重文化符号的集聚地，也是“浙学”历史上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地，我们可以说它是一座“浙学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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