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丨构建中国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丨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阳孔学堂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丨作者授权儒家网暨儒家邮报发表，原载《求索》2025年第6期。

摘要：研究“中国古典学”学科的缘起，应该回溯民国时期对“国学”学科的探索。最早纳入大学学科体制的“国学门”，就包括文学、史学、哲学等西学学科。由于当时的“国学”未能与西学学科成功衔接，故国学没有能够在民国学科制度中保留下来。当代中国大学正在重新恢复国学，并希望化解中国本土学术传统与现代学科之间的张力。为了将“国学”纳入现代学科体系，建议将“国学”理解为“中国古典学”，这样既可以有效传承中华传统学术，又可以推动中华传统学术进入现代学术体制。正在兴起的“中国古典学”需要强化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设，使这一学科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文明延续性、典籍系统性、学术传统性等方面的特点。

关键词：中国古典学；国学；自主性知识体系

原文出处：朱汉民.构建中国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J].求索,2025(6):34-41.

“中国古典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节奏，进入当代中国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古典学”原本是西方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其研究对象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文明，而“中国古典学”立足于中国传统国学，所确立的研究对象是中华历史文明。由于“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的借鉴关系和门类关系，以及“中国古典学”与“国学”的渊源关系和重叠关系，往往使一些推动国学学科建设的学人对这一命名产生疑虑，同时对这一学科的学科定位、理论体系莫衷一是。

从民国时期兴起的“国学门”开始，到当代学者将“国学”理解为“中国古典学”，“中国古典学”一出世就面临如何建设自主性知识体系的问题。究竟如何确立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定位、内涵与外延，如何建立起自主性的中国古典学知识体系，或言如何建立中国自主性知识体系的“中国古典学”，正在成为相关领域学者深入探讨的问题，十多年前笔者就曾经与同事讨论过这一话题。借此机会，笔者愿意就此问题再发表一点个人浅见。

一、从民国初年的“国学”学科说起

传统中国是在欧风美雨中进入近代历史的，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使得传统中国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中国近代知识群体在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同时，也在反思西方近代文明的各种弊端。在此背景下，中国知识界出现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这一思潮集中体现为对“国学”的倡导和弘扬。他们在此时提出“国学”概念，就是希望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保存、挖掘，以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传统。所以说，“国学”的提出首先源于中国知识界的民族文化情怀，是中国知识界为强化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历史现象。

晚清知识界之所以提出“国学”概念，初看起来是他们希望在强势的西学思潮下能够保留中国传统学术，其实骨子里是与民族精神的重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初，中国知识界在提出“国学”这一学术概念时，还提出过一个“国粹”概念，并把它们等同起来。如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不仅使用了“国学”之名，还提出“以保国粹为主义”的弘扬民族文化价值的思想。1906年9月，章太炎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他们在提出“国学”概念的同时，以“国粹”的民族精神复兴为目标，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中的“国粹派”。1905年初，国学保存会成立，他们提出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并创办了《国粹学报》。邓实在为《国粹学报》所写《发刊辞》中说：“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其国亦不灭。”“国粹”一词中的“国”是国家、国族；“粹”则是精粹、优质。“国粹”之说强调通过挖掘中华传统学术资源，弘扬中华文化中精粹、优质的思想价值与民族精神。他们张扬“国粹”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态度，摆脱中国“万事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弘扬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精神，即“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们追求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离不开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保存和挖掘。所以，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强调，中国人之所以提倡国粹，就是要人爱惜中华民族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国粹派希望通过对代表“吾国固有之文明”的“国学”“国粹”的思想挖掘与价值倡导，达到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目的。1906年9月，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此时他又称“国学”为“国故”，并著有《国故论衡》3卷。上卷论小学，共11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中卷论文学，共7篇；下卷论诸子学，共9篇，通论诸子学的流变。显然，章太炎所说的“国故”一词中，“国”是指作为国家、国族的中国，“故”则是中国历史上已经过去的古典学术，“国故”也就是“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陈来认为，“就观念意识来看，清末国学倡导者的言论，受顾炎武文化意识的影响匪浅。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说法，常被转换为亡国与亡国学的关联，盖顾炎武所谓天下本是作为礼俗政教的文化而言”。由此可见，中国知识界之所以提出弘扬“国学”，其出发点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立场，即着眼于政治方面的救亡意识。

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国粹派”特别强调从中国传统典籍的国学中寻求“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的想法。尽管这些传统学术一度受到知识界其他思想流派的批判，但是，国粹派努力从中国传统国学中寻求中华“一国之民族精神”，其实也得到许多知识界的同情性理解和支持，因为希望确立“一国之民族精神”，应该是近代中国不同思想流派的普遍精神追求。就是那些推动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在国族认同、民族精神的追求上，也是希望确立“一国之民族精神”的。所以，肯定国学能够确立“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的想法，其实受到了民国时期知识界许多人的赞同。如民国初期民主主义者杨昌济，虽然也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而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但是又有很强烈的民族文化主体性意识。杨昌济在1914年10月曾发表《劝学篇》，系统地阐发了他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理念。杨昌济对于晚清中国的师夷长技、变法维新、共和政治均持积极肯定态度，认为引进西方近代文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必经途径。但是，他又强调中国近代化过程必须以本国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为主体。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杨昌济认为，中国近代化过程太关注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故而呼吁挖掘中华文明的传统资源。他相信，中国近代化应该以中华文化精神为主体，而这一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就存在于国学典籍中。他说：“且夫学问非必悉求之于他国也。吾国有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意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今以新时代之眼光，研究吾国之旧学，其所发明，盖有非前代之人所能梦见者。”他肯定传统国学有着“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的恒常价值与现代意义，他希望“以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传统学术，以激活中华文化的恒常价值与普遍意义。

但是，“国学”的提出不仅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有关，同时还与传承中国固有的知识传统有关。民国初期出现的“国学”概念，不仅仅具有“国粹”的精神传承意义，还具有“国故”的学术传承意义。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希望以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来论述“国故”，但是最初“国故学”没有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与学科门类中。民国初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严复由大学堂末任总监督成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召集教员开会，提议改革原来的学科，将“癸卯学制”中的经学科、文学科合并，改名为国学科。这一时期，知识界已经广泛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意义上使用“国学”了。严复当时的想法是“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但是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开始将经学并入哲学、文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中国传统学术开始改变原有的学科格局。据蔡元培所说，当时已经将《易》《论语》《孟子》等列入哲学学科，将《诗》《尔雅》等列入文学学科，将《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列入史学学科。1920年，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全面改组旧有研究所，合并为国学门（凡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外国文学门（凡研究德、英、法、俄及其他外国文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社会科学门、自然科学门。1921年北京大学通过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规划成立研究所，分国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四门，其中的国学门建立最快。1922年1月成立了国学门研究所，由蔡元培任委员长，顾孟余、李大钊、胡适等八人任委员，第一届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日常工作由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学设立了“国学门”之后，正式确立了“国学”在民国时期新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国学门研究所主要为研究高深学问而设，下面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虽然这是按照西学分科设立的建制，但是最终都统一在国学门下。

胡适主要是从“国故学”的意义接受了“国学”概念。1921年7月，胡适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演讲时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胡适主要希望通过用来自西方的科学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展开研究，传统学术只是被他理解为被研究的材料。比较胡适的“国故学”与章太炎的“国故学”，二者其实是有明显差别的。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主要是以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来论述“国故”；而在胡适看来，中国的国故书籍，必须通过引进外来的方法加以辨别、考察、分析，必须用这些新的研究方法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国故学”。民国初年，外来的学科门类还在引进、建设过程中，教育界对新的学科门类与大学院系的建置还处在摸索阶段，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内，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传承意义的“国故学”，尚可以纳入现代学科门类之中，进而纳入现代大学院系的高等教育体系之中。胡适曾经在校庆演讲中以整理国故的工作与全校师生共勉，以贯彻其整理国故的学术宗旨。他说：“我们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思想、宗教、美术、政治、法制、经济的材料，这些材料都在那里等候我们的整理，这个无尽宝藏正在等候我们去开掘。”为培养国学人才，北京大学国学门主要招收研究生，它以学术研究能力为标准招生，要求凡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有研究国学的意愿与能力者，经过一定录用程序而审查合格者，均可以领取研究证，到国学所从事研究工作。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北京大学国学门比较偏重民俗、歌谣的调查研究，先后成立了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等。北京大学国学门有一批国学名师在此从事研究与教学，特别是胡适的“整理国故”的召唤很有影响力，迅速在教育界、学术界崛起，引得国内高校纷纷起而效之。

此后不久，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1924年秋，筹划已久的清华改办大学计划正式启动，国学研究院亦在酝酿之中，次年初筹备主任吴宓负责起草《研究院章程》，并与王国维、梁启超往返商榷，最终定稿。1925年3月6日章程提交大学筹备委员会通过。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中加以强调：“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清华国学研究院明确继承传统的学科制度和书院教育制度，没有采用引入的西学分科制度，希望延续作为独立知识体系的中国传统学术。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成立之初，注重导师制的实施。清华研究院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既有传统国学根基，又有现代学术基础的著名学者担任导师。研究院强调本院坚守研究高深学术和造就专门人才的目标与宗旨，即所谓“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培养一代具有“通才硕学”的国学人才。清华国学研究院还注重学术独立和自由的氛围，强调其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既具有传统书院的学术精神，又体现出现代大学的学术追求。清华国学院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影响很大，充分体现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转型阶段的特点，对现代中国化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如果以“国学”为学科门类，而以哲学、文学、历史学为其门类下的一级学科，那么就会出现两个问题：其一，哲学、文学、历史学的学科不仅仅是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还有外国文学、外国历史、外国哲学，它们如何能够安排在国学门类之下；其二，国学门下的哲学、文学、历史学其实主要是以西学的理论框架为背景建立起来的，而具有中国知识传统的“国学”如何能够统摄这些具有西学理论框架的学科。由此可见，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国学门”“国学院”，虽然希望保存中国传统学术而创造“国学”学科，但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自主性知识体系。由于当时中国学界并没有独立的“中国古典学”学科意识，以至于“国学”与其他文史哲等学科之间的门类关系不清晰，故而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与批评。此后，创办于1924年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在四年后的1929年即停办，创办于1922年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延续到1932年也不得不改为文史部。所以，“国学”最终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而是被重新纳入新的文史哲学科的建制之中。如果“国学”不能够体现出与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的区别，就会与相关的学科边界不清。正如罗志田所说：“正是国学与西式学术分科未能成功衔接这一点，成为当时及稍后一些人主张‘国学’不成其为‘学’的立论基础。”

二、从国学到中国古典学

由于民国时期学界并没有“中国古典学”的学科意识，尽管21世纪以来，许多大学纷纷建立或恢复国学的研究教学机构，但是在国家体制内的学科体系之中，“国学”仍然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在主流的报刊、学术会议中，关于“国学”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仍然是一个有争议而且分歧不小的问题。所以，现有的国学院只能够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即依托大学原有的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等学科，让毕业的学生到这些学科取得学位。

显然，学界思想分歧的最大根源仍然是，国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具有作为独立学科的基本条件，既要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又要有自主性知识框架和学术体系。许多不赞成“国学”能够作为独立学科的学人总是会认为，国学的研究对象显得过于宽泛，不能够明确与其他学科区分的知识框架和学科体系。如果“国学”不能够体现出与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的区别，就会与相关的学科边界不清。所以，问题似乎又回到了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院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后来这些大学停办了国学院，用西式学科分科的哲学系、中文系、历史系取代了原来学科边界更加模糊的国学学科。如果需要重新确立“国学”作为一级学科，就必须回到民国时期未能解决的国学学科自主性知识体系问题，重新审视问题的关键，并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在探讨如何建立独立的国学学科的过程中，学界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将“国学”理解、定义为“中国古典学”。如果参考、比较西方的古典学，中国传统“国学”完全可以与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区别开来。在中国学人的定义中，“国学”就是中国古典学术之全体。具体而言，“国学”只是一种简称，所谓的“国”即是“中国”，所谓“学”即是“古典学”意义上的学科体系，故而可以将“国学”全称为“中国古典学”。“古典”在先秦至秦汉文献中大量存在，《尚书·五子之歌》中记载有：“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夏商周三代遗留了各种典章制度、政治经验的文献典籍，这些“典”与“则”，成为春秋战国诸子之学的文化根基。“古典”一词既是指代古代典章制度，也是指代古代典籍。古代典籍往往将三代的典章制度都包括在内，那么以古典典籍为核心的“古典学”就成为中国古典学术之全体。由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而没有中断，“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围其实就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典学”就是“国学”，二者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完全一致。

为了说明“国学”的独立学科意义，不妨将中国的“国学”与欧美的“古典学”作一比较。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一直没有古典学系。考察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学科体系是近代建立起来的，与近代中国面临落后挨打而以富国强兵为首务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近代中国引进现代学科体系主要是受日本、美国教育的影响，这两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很深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传统。加之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创建因特殊历史背景而特别关注“师夷长技”，故而对有关提升科技经济发展的学科特别关注。当时学术界、教育界对欧洲大学以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主的“古典学”（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可能因没有迫切需求而忽视，导致长期以来都没有将其纳入现代中国大学的学科目录体系之中。考察西方大学的古典学，可知这是专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一门单独的学科，其特点就是将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文化、文明形态作整体的研究。西方那些著名的综合大学都设立了古典学系，古典学的研究对象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整体，与历史、哲学、文学的专门学科并不会产生学科重叠或学科冲突。近些年古典学这门学科正逐渐被引入中国，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为了方便人们对“国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也为了说明“国学”与中国历史学、哲学、文学并不会产生学科重叠或学科冲突，我们不妨进一步探讨“国学”与“中国古典学”的关系。15年前我与学界同仁讨论过“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问题，提出“国学”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古典学”的想法。我们几位具有相似见解的同仁，在岳麓书院作了一次国学学科的会讲，探讨以“中国古典学”来理解“国学”，希望推进“国学”尽早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这次会讲纪要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国学版，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呼应。从事中国传统国学的学者已经发现，西方大学源远流长的古典学，其实与中国学者倡导的“国学”学科是高度契合的。通过比较西方“古典学”与中国“国学”，可以发现二者具有高度的相通性和一致性。将“国学”理解为“中国古典学”，既可以更有效地确立中华传统学术的现代学科意义，推动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又可以对中国本土知识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之间的张力进行深入反思，重建自主性古典学知识体系。我认为，关于西方古典学与中国传统国学的相通性，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几点：

其一，西方古典学与中国国学都是一门综合性知识体系的学科。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对象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整体文明，是一门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的综合性学科。而中国传统国学研究的是中华古代的整体文明，国学的研究范围也是包括中国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等方面的内容，是将这些内容纳入中华古文明的综合性知识体系的整体研究。

其二，西方古典学与中国国学有相通的研究路径与学术旨趣。西方古典学的学术研究路径，就是强调对奠基西方文明的古希腊、古罗马经典文献展开阐释和研究，从而探讨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渊源、发展和演变。在西方古典学专业内部，因学术旨趣的差别而形成两大不同学术旨趣与专业取向，一种是“古典语文—思想”研究取向，其学术旨趣在于悉心阅读经典文本并理解其价值意义。另一种则是古代历史研究取向，其研究旨趣则往往强调经典的史料意义，热衷于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作实证性研究。西方古典学的奠定与传承，离不开这两大学派的共同参与。中国古典学其实也是以中华经典文献为主体，即以经部典籍为重点并包括史、子、集等部类典籍，进而探讨中华古典文明的渊源、发展和演变。中国古典学重点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以及典籍中所记录的中华文明的全部历史和文化。中国传统经学也形成汉学与宋学两大派，汉学的研究旨趣则往往关注考察语言文献以还原历史，其学术旨趣在于文献典籍的真实性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的真实性；而宋学具有重视经典义理研究取向，其学术旨趣在于诠释经典文本并建构义理价值。同样，中国古典学的学术和价值的传承和建构，也需要继承和发扬汉学与宋学这两种学术传统。

其三，西方古典学与中国古典学兴起的原因都与复兴文明、重建文明有关，都希望进一步追溯自己文明的渊源与挖掘自己文明的资源。西方古典学是伴随着欧洲近代文明崛起而兴起的一门新的学科，它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为了探寻欧洲近代化文明的源头活水，发展出一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专门学科。而当代中国古典学的兴起，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式现代化崛起，中国学界需要追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渊源和思想基础，这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具有的文明自觉。

由此可见，只要比照一下欧美的古典学，其实完全可以从“中国古典学”的意义上确立“国学”的学科独立性。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国学，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国学学科的提出已经有百年历史，但是一直不能够列入国家统一的学科目录之中，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没有能够厘清国学与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中国知识界不能够获得相关学术共识的主要原因。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古典学不是对西方古典学的模仿，应该说，西方古典学不过是给中国学界提供了一个类型相近的参照物，它能够为中国学界提供一个重要的借鉴，最终是为了既推动中国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古典学建设，又促进中西古典学的交流和发展。以“中国古典学”来理解“国学”，确实有益于与欧美古典学展开学术交流和对话，因为欧美古典学与中国古典学有着上述一系列相通之处，这种学术交流有益于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既有利于同欧美古典学的学界同行开展学术交流，也可以与西方的汉学界同行展开学术交流和对话。因为“国学”的称呼只能够为中国人自己使用，而作为“中国古典学”的第三人称称呼更具客观意义，与西方学界的“国际汉学”的范围也完全一致。这样，以新的“中国古典学”来理解原来的“国学”，可以将西方的“汉学”包括进来，以促进国际学界知识共享、学术交流。

三、中国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几个问题

如前所述，我们应该强调建立具有悠久学术传统的“中国古典学”，不能靠模仿欧美古典学学科体系。应该说，欧美古典学可以作为建设中国古典学的参照，这种参照既有益于中国古典学学科形成更多共识，也有益于中国古典学在现代中国大学学科体系中确立学术定位。但是，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不同于其他引进的外来学科，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建立自己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体系，中国古典学就是以这一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形成了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西方古典学的独立学科。

所以，我们必须重视“中国古典学”学科的自身特点，应该强化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设，使这一学科充分体现出中华学术文化的特点。与欧美的古典学相比较，中国古典学建构的自主性知识体系，应该体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不同于探讨自然规律的科学知识，人文学科思考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意义等人文价值问题，所以总是与作为主体存在的人本身有关。不同文明的族群都具有自己的独特历史传统和先知圣哲，都创造出了具有自己文明特点的价值信仰及其经典文献。西方大学的古典学之所以创建，与他们的文化自我意识密切相关。他们确立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研究对象，就是希望将古典学研究与传承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文艺复兴运动结合起来。而“中国古典学”在当前背景下兴起，其实也是与中华民族希望挖掘自己的文化传统，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兴起和发展有密切关系。随着现代化中国的高速发展，现代中国正通过自己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向现代化强国行列大步迈进。一个没有中断的古文明体系，正在通过自己独特的道路而实现现代化目标，故而中国古典学的兴起与发展，就展现出十分重要的双重意义：既能够为中华民族走过的独特现代化道路找到文明的依据，也能够为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立方向。所以，确立中国古典学的文化主体性意义，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学科是以整体的中华文明形态为研究对象，更是希望进一步确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完成中华文明现代化。中华民族具有延续几千年的独立学术体系，故而应该建立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的独立学科。中国古代学人已经创造出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代中国学人更应该以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态度去继承这一学术传统。

其二，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欧美古典学研究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形态中断了，欧洲的5世纪至15世纪因蛮族入侵而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所以他们的古典学研究的时段限于公元5世纪之前，他们创立古典学的宗旨也主要是希望继承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精神。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中断，从上古到中古和近古的文明体系是连续性的，是世界上唯一延续的古文明，只是到了晚清由于西方近代文明才面临重建和转型的历史过程。所以，中国古典学既不能模仿西方古典学的时间划分，也不能仅仅以上古中华文明为研究对象。中国古代虽然多次发生过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但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古典学术一直居于文明的主导地位。虽然从中古到近古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转型，也只是对经典文明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如唐宋变革推动了中华古典文明的创新发展，属于中华文明延续性发展的一种历史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并不能够将中国传统学术看作是死去的文化知识，而是要体现出一种活的文明体系的现代延续，一个承载着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现代延续。将中国传统学术看作是“死”去的学问、“故”去的材料，缺少一种对自己连续性文明的温情敬意。当代中国知识界希望复兴中国传统学术并推动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既是为了延续中国学术的知识传统，同时也是为了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

其三，中国文献典籍的丰富性。西方古典学对为西方文明奠基的古希腊、古罗马经典文献展开阐释和研究，进而探讨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渊源、发展和演变。中国古典学也重点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典籍，但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文献典籍有其独特之处。中国文献典籍是由经史子集的部类构成的，能够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的知识要素的多元性和学术思想的价值序列。中国古典学的知识分类源远流长，《隋书·经籍志》以后逐步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它不仅是图书分类体系，更体现了古代学术思想的基本结构。其经部代表中国学术源头与核心价值体系，主要是儒家经典及注疏著作，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史部代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经验世界，包括全部纪传体正史、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政书、地理志等。子部指百家学说与技艺传承，包括儒、道、墨、法、名、阴阳、兵、医、杂家、佛、道等典籍，保存多元化学术、学派的思想成果。集部往往包括古典文学的各种成就，包括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类等。中国古典经史子集不仅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多元性，也能够表达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价值序列。这个体系强调，经部为根基，提供社会价值坐标和思维范式；史部总结历史经验；子部多通过与经学的对话展开思想辨析，集部则体现出思想情感的文学表达。这种分类体系展现了中国文化中核心价值（经）、历史经验（史）、多元探索（子）、情感表达（集）四维互动的知识体系，是建构中国古典学的自主性知识体系的文献基础和学理依据。

其四，中国学术传统的独特性。中国古代学人对古代经典文献的学术研究，一直包括两种基本的方法：史实文献的实证考据与价值意义的直觉体证。孔子等早期儒家通过整理上古经典文献，以保存和弘扬“尧舜文武之道”。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学术史中，一直有所谓汉学传统和宋学传统。所谓汉学传统，特别强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考察三代先王遗留的经典文献。汉儒通过对经典文献的考据训诂，以探讨三代之制与先王之道。所以，汉学传统其实就是探究史实的客观性、文献的真实性为目标的学术研究。所谓宋学传统，则特别强调以经明道、以文载道即道德义理的根本性和至上性。尽管宋学也主张立足于经典文献，但是他们强调阅读经典不过是通过“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最终则是为了获得“天地之理”。宋学的义理最终存在于人的心性之中，故而可以通过一种直觉体悟的方式获得。所以宋学往往强调对道德义理的直觉体悟，其中的陆王心学将其发展到“六经注我”“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无不是强调道德义理的心性体证。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汉学传统与宋学传统都非常重要，中国古典学必须继承这两个学术传统。因为中国古典学既要传承汉学的经史之学的学术传统，也要继承宋学的道德义理的思想传统，才能够满足中华文明复兴的根本目标。

总之，中国古典学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古典学不仅肩负着守护经典遗产的使命，同时还要承担用古典智慧滋养现代文明的责任。通过研究古典文献和典籍，可以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世界文明多元互补格局的形成，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会显得日益重要。中国人文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表明，如果缺乏对自身知识传统和价值传统的继承，缺乏自主性知识体系的构建，人文学科将难有突破与创新。所以，在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必将是中国人文学界面临的一个长远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