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与发展

作者：张鸿彦

来源：《国际儒学》2025年第4期

摘要：俄罗斯儒学研究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作为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与两国意识形态变迁及学术研究动态密切相关。该领域不仅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形成了独特的研究传统，更在国际儒学界占据重要地位。俄罗斯儒学研究的阶段性特征与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存在深刻关联。在帝俄时期，儒学研究经历了从初创到繁荣的发展过程，这一时期涌现出诸多杰出汉学家，他们对儒学经典的翻译与注释工作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苏联时期，儒学研究呈现明显波动，一度陷入低谷，但在后期逐渐复苏。苏联解体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儒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研究视角不断拓展，方法论日益丰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格局。通过对俄罗斯儒学的历史脉络梳理，可以系统考察俄罗斯学者在跨文化语境下对儒学的阐释和翻译特征，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在异质文化中的接受机制与变异形态，呈现儒学思想在俄罗斯的传播轨迹与发展脉络，为理解中俄文化交流史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关键词：儒学俄罗斯孔子翻译传播

作者简介：张鸿彦，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俄语系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其对外传播构成了域外汉学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学西传”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俄罗斯，儒学的传播与研究已历经数百年，紧跟两国意识形态发展趋势和文学研究走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着不同于中国以及欧美的独特之处。纵观俄罗斯历史上儒家经典经历的数次翻译高潮，均适逢俄罗斯国内政治发生重要转折的关键时期。研究聚焦于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史，将其置于中俄文明交流史的框架中进行考察，通过对帝俄时期、苏联时期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儒学的研究和传播方面的三个不同阶段进行梳理，考察意识形态及“前理解”对传播和研究的影响，突出历史、翻译与传播三者间的关联性，揭示历史语境、汉学家和译本之间的互动关系。

长期以来，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话语体系”,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在俄罗斯各界广泛传播、交流碰撞。自起始阶段，俄罗斯汉学便注重对体现中国文化精髓的经典进行翻译与介绍，并在此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儒家经典作为儒学的核心与根基，其译介与传播是儒学在俄罗斯传播与发展的重要象征。在不同阶段，儒家经典在俄罗斯的传播与接受形式极为广泛，其载体从识字课本到专业教材，从报刊文选到单行本译著，再从通俗读物到学术专著，应有尽有。在俄罗斯汉学史上，儒学研究经历了几次翻译和讨论的热潮，这个历程大致可划分为“初创与繁荣、式微与回升、多元与振兴”三个阶段。

一、帝俄时期：儒学研究的初创与繁荣（1729—1917）

在中俄文化交流的早期阶段，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逐渐增多，两国在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初步的合作与交流，为之后更深层次的文化互动奠定了基础。俄罗斯在中俄文化交流的初期就对儒学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欧洲“儒学热”的促进。早在17—18世纪，欧洲兴起了“儒学热”,在这场“儒学热”的浪潮中，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崇尚“道德完美”的国家，一个在各方面均展现出超越欧洲的理想国度。18世纪初期，彼得一世的改革打开了俄罗斯通向欧洲的窗户，使俄罗斯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西欧影响。在此后的较长时间里，俄罗斯开始了对“欧洲风”的消化和吸收，其中包括了当时席卷欧洲的“儒学热”,这股热潮使西方各界对儒家经典的兴趣日益浓厚，也深深地影响到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迈开了俄罗斯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步伐。欧洲传教士翻译和编撰的关于儒学的作品也被大量转译为俄语，并且这些译作拥有较大的发行量。著名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所描写的赞美孔子的诗句于1761年被当时俄罗斯著名诗人赫拉斯科夫（М. М. Херасков, 1733-1807）译为俄语。1790年，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 M. Amiot, 1718-1793）翻译的《孔子传记》（La Vie de Koung tsée）为杰尔查文（Г. Р. Державин, 1743-1816）的颂诗《英雄纪念碑》（Памятник герою）提供了灵感，使杰尔查文在诗中塑造出代表中国思想的“哲学家、诗人、音乐家”的孔子形象。除欧洲汉学影响以外，第一本介绍中国的俄文书籍是由斯帕法里（Н. Г. Спафарий, 1636-1708）所撰写的《被称为“亚洲”的天下第一宝地，包括中国各城市和省份》（Описание первыя части вселенныя,именуемой Азии, в ней же состоит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 прочими его городы и провинции）,该手稿完成于1678年，内容包括中国宗教、孔子学说、中国哲学等知识，后于1910年在喀山出版。18世纪晚期，拉吉舍夫（А. Н. Радищев, 1749-1802）在《历史之歌》（Песнь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中称孔子是一位“天国的凡人”,讲述着哲学家的“光芒四射的话语”。18世纪俄罗斯共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论文120余种，其中超过六分之五的作品均为从欧洲转译而来。可以说当时俄罗斯人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欧洲。很多俄罗斯人将中国视为“政府清廉、文化深厚”的理想镜像，与本土现实的弊端形成了鲜明的道德对比。加之受法国启蒙作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俄罗斯对“东方文学”的接受实际始于接受西欧对“东方文学”的解读。

其二，语言学习和思想研究的需要。1715年，清政府批准俄国东正教使团在华传教，后于1727年签订《恰克图条约》（Кяхтинский трактат）。该条约的签订从法律上保证了沙皇政府向北京派遣东正教使团的权力，其中第五条还规定：“俄使请造庙宇，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现在住京喇嘛一人，复议补遣三人，于此庙居住，礼佛念经，不得阻止。”（1）该馆自1732年建成之后遂成为东正教使团活动的中心。自此，俄国东正教使团进驻北京，开启了与中国直接接触的汉学研究。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为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儒学经典在俄罗斯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早期使团成员西维洛夫（Д. П. Сивиллов, 1798-1871）在京期间就对儒家经典“四书”进行了翻译。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的儒学研究仅处于初级阶段，其阶段性特点主要表现为儒学经典文本的翻译工作占据了主导地位，翻译形式多以节译和摘译为主，鲜有注释的加入，对儒家思想的内容仅限于基本的介绍。

自1715年到1917年，俄罗斯共计向中国派驻了18届东正教使团。这些使团首要任务便是学习中文和满语。他们着手翻译中华文化典籍，包括蒙学典籍、儒学典籍，并以此作为汉语学习的识字教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儒家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对汉语初学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罗索欣（И. К. Россохин, 1707-1761）的第一本译作《三字经》到“四书”译本，这些书籍不仅为俄国东正教使团成员学习汉语提供了宝贵资料，也成为他们回国后从事汉学教学的重要工具与参考资料。1741年，罗索欣返俄，在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汉满语班担任教学和翻译工作。他的学生沃尔科夫（Я. Волков, 生卒不详）曾提到，罗索欣沿用了中国传统启蒙教学方法，要求学生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并采用自译教材与满汉对话读本。课程涵盖词汇、对话、“四书”典籍及中国史书，最终使学生具备自主阅读并尝试翻译的能力。（2）

自东正教使团进驻北京起，直至1956年中华东正教会成立，200余年间从这些传教士群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汉学家，如罗索欣、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巴拉第（卡法洛夫）（П. И. Кафаров, 1879-1937）等。1818年，俄国政府明确表示，传教士的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3）东正教使团成为汉学家摇篮，传教士们通过搜集、译介中华文化典籍，为俄罗斯汉学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了中华文化在俄传播。东正教使团进驻北京后，感受到了儒家思想对普通百姓产生的深刻影响，由此对儒家学说开展了深入研究。俄国东正教第三届使团学员列昂季耶夫（А. Л. Леонтьев, 1716-1786）对儒学典籍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被誉为“18世纪俄罗斯汉学成果的最高峰”。（4）1771年，在其发表的对德沛所著《实践录》的译文中涉及《孟子》部分章节的翻译；1780年和1784年，列昂季耶夫先后发表了《大学》和《中庸》的节译文，并在译文之后附上了自己的注解。此外，列昂季耶夫还翻译了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 1599-1666）的拉丁文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用拉丁文解释中国人的智慧》（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对儒学典籍的翻译一方面源自汉学家的直接翻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译自欧洲译本的转译本。例如，1779年著名戏剧家冯维辛（Д. И. Фонвизин, 1745-1792）根据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 1727-1780）法译本转译了儒学典籍《大学》。宫廷翻译家维廖夫金（М. И. Веревкин, 1732-1795）于1786—1788年对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道德、习惯的记录》（Записки, надлежащие до истории, наук, художеств, нравов, обычаев и проч. китайцев, сочиненные проповедниками веры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в Пекине）中《大学》和《中庸》的译文进行了转译。

该时期儒学典籍的译本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巧妙暗讽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并将中国描绘成一个理想国度。如这一时期掀起了《大学》的翻译高潮，特别是在1779年至1806年间，俄罗斯相继出现了三部《大学》译作。这些译本旨在将理想化的中国当作一面反观俄罗斯现实社会的镜子，用来审视俄罗斯自身存在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对中国的思想和道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由此可见，“翻译首先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读者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是特定语境的产物，折射出不同时代和语境下的权力意识形态对译本的操控”。（5）汉学家在讽刺现实的同时也传播了儒家思想，塑造了贤明的中国帝王形象，形成了俄罗斯汉学史上译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典籍的首个高潮，构成了俄罗斯汉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此后直至苏联汉学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译介也未再现像18世纪下半叶的盛况。进入19世纪后，俄罗斯对儒家经典的翻译热度逐渐降温，出版商的兴趣也随之减弱。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儒家经典的译本丧失了其作为借助异国政治进行社会批评的工具功能。随着政治目的的减弱，俄罗斯学界和译界对儒学经典的兴趣方向开始转向更为自然纯粹的学术研究。

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第九届俄国东正教使团团长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 1777-1853）十分重视“四书五经”作为儒学经典在汉学研究中的地位。他指出，“四书五经”因年代久远与内容深刻，其地位堪比基督徒的圣经，是中国学术的核心典籍。（6）比丘林于1820—1821年对“四书”进行了完整翻译，将《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底本，开创性地将注疏也纳入翻译范围，其译本具有很高的传播和研究价值。毋庸置疑的是，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是俄罗斯儒学研究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以其完整性、专业性以及对注疏的开创性翻译使俄罗斯汉学研究达到了新高度。作为首位专门撰述儒学的俄罗斯汉学家，比丘林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向俄罗斯读者展现中国文化，突破欧洲中心叙事局限。他批评盲目模仿西方作品，倡导独立研究中国文化。（7）

1840年，俄罗斯第一位汉学家院士瓦西里耶夫随同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来华。他指出儒学是“中国文明与文学的基础”,与中国人“血肉相连”。（8）他还主张将“四书”列为汉学必修教材。1868年，瓦西里耶夫节译了《论语》。作为俄罗斯最早系统性介绍《论语》的书，该节译本成为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学生的教科书。后来，他陆续出版了《东方宗教：儒、释、道》（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кo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1873）、《中国文学史概论》（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80）、《中国文学史资料》（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88）三部著作，标志着俄罗斯儒学从单一的翻译介绍模式转向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模式。

到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儒家经典的翻译和研究迎来了新的高潮。1888年，格奥尔基耶夫斯基（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51-1893）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中国人的生活原则》（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итая）一书，分析了儒学对中国的巨大意义，并在1890年出版的《研究中国的重要性》（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一书中称儒学是中国进步的动力。

19世纪70年代以来，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 1828-1910）深感民众生活的苦难，对自身境遇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抱有强烈的不满，因此他开始对儒学和老子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可以说，中国先秦时期的文化经典成为帮助他走出惶惑的精神支柱之一。1880年，托尔斯泰不仅在日记和书信中数度提及自己正热衷于研读中国先秦时期智者的著作，是年他还写成了以《中国智慧》（Китайская мудрость）为总标题的三篇文章——《孔子诸书》《大学》和《中国智者老子所写的道与真理之书》,旨在借助儒家思想重新建构个人的思想体系，以期拯救俄罗斯国内所面临的危机。

到20世纪初，俄罗斯的儒学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俄罗斯儒学研究奠基人”波波夫（П. С. Попов, 1892-1964）痴迷于中国文化，早年曾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学习汉语。1904年，他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孟子》（Китайский философ Мэн-цзы）在俄罗斯出版，成为俄罗斯历史上首部《孟子》全译本。1910年，他翻译并出版了《论语》全文，因其研究深度与广泛传播，被视作俄罗斯汉学史上的第一个系统译本。1906年，乌克兰著名东方学家克雷姆斯基（А. Е. Крымский, 1871-1942）于北京出版《儒家学说精要》（Конфуцiанство. Його основнi iдеïта визначнiпредставники）,在概述孔子思想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四书五经”的核心内容。

总体来说，俄罗斯的儒学研究始于帝俄时代，以儒学经典的翻译为核心，相关的研究发展迅速并逐渐走上规范化的学术道路。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了如列昂季耶夫、比丘林、瓦西里耶夫等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汉学家，他们对儒学典籍的翻译和研究为俄罗斯后世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苏联（俄）时期：儒学研究的式微与回升（1917—1991）

苏联时期，国内政治剧变导致汉学研究资金和资源短缺，儒学研究受意识形态与中苏关系制约，成果匮乏。李明滨分析称：“儒家学说被视作维护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因而遭冷落。”（9）儒学研究在苏联时期遭到冷遇，原因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其一，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俄罗斯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紧张，汉学家们缺乏稳定的研究环境和充足的研究资金，他们甚至受到打压和排挤。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确立为苏联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学家必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自己的思想，调整甚至放弃原有的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建设全新的苏联东方学”。（10）此时苏联对儒学的研究在承续帝俄时期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逐渐开始从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将中国文哲作品视为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反映，更加关注中国的现代文学，将研究的侧重点集中在特定时代与作家之间的关系上，相应地，中国传统思想遭忽视。在1947年，当时主管苏联思想政治方面工作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А. А. Жданов, 1896-1948）亲自组织了对亚历山大洛夫（Г. Ф. Александров, 1908-1961）《西欧哲学史》（История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的讨论。他表示：“哲学史主要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哲学只是被作为唯物主义批评的对象而允许出现在哲学史著作中。”（11）这一论断奠定了官方学术的研究趋势。在政治标准衡量学术研究的社会背景下，对儒道典籍的翻译研究也成为苏联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阵地之一，老子学说受到推崇，而儒家学说则遭遇了冷落。

其二，五四运动后，中国国内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儒学逐渐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当时中苏双方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达到了高度契合，苏联同样冷落了儒家学说。政治形态和战争等多方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众多汉学家研究中断，很多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被销毁或仅存手稿。在卫国战争时期，更是有很多汉学家参战或入狱，使得苏联时期的儒学研究遭受重创。因此，十月革命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段时期，苏联汉学研究中的儒学研究几近停滞。

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苏联汉学的研究主题也发生了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进程、革命道路和政治体制等问题均成为苏联汉学关注的焦点。汉学研究总体呈现出“厚今薄古”的特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兴起，对儒学的研究缩减。传统典籍文献的新译文相对较少。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的弟子彼得洛夫（А. А. Петров, 1907-1949）在《俄国资产阶级汉学中的中国哲学：文献学评论概要》（Философия Китая в русском буржуазном китаеведении： Критико-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一书中指出，儒家作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与道家形成意识形态对立，故“儒家代表反革命，道家则具革命性”,主张革命者应倾向道家学说。（12）

相应地，儒学经典的研究几乎被按下静默键，无一部儒家经典被完整地翻译为俄文。例如，《论语》在苏联时期一共出版了五部节译本，分别是阿列克谢耶夫、康拉德（Н. И. Конрад, 1891-1970）、波兹涅耶娃（Л. Д. Позднеева, 1908-1974）、克里夫佐夫（В. А. Кривцов, 1921-1985）和西门年科（И. И. Семененко, 1947-）的译本。这一时期出版的儒学译文大多以文选集的形式出现，如《古代东方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Древ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62）、《古代中国哲学》（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1972）、《圣贤著作选·中国古代散文》（Из книг мудрецов： проза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1987）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的《论语》节译本。他从1920年起就开始翻译《论语》,受历史和政治原因的限制，仅完成前三章，但他的译文解释详尽，自成体系，融合了朱熹的注释并加以阐释，篇幅翔实。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经历了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经济高速增长。汉学研究队伍迅速扩大，众多中国古典和现代优秀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俄罗斯并广为流传。1956年，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于莫斯科成立。但相对而言，这一时期儒学经典的研究成果却显得较为匮乏。1957年，阿列克谢耶夫的弟子施图金（А. А. Штукин, 1904-1963）的《诗经》全译本问世，竭力展现了《诗经》的语言美和韵律美。1959年，冯维辛的《大学》译本再版。汉学家克罗科洛夫（В. С. Колоколов, 1896-1979, 中文名为郭质生）发表了关于《大学》的研究论文并翻译了《孟子》,但该译本直到1999年才得以出版，成为俄罗斯出版发行的第二个全译本。施泰因（В. М. Штейн, 1890-1964）和波兹涅耶娃在此时期节译了《孟子》,后者的译文收录于1963年出版的《东方古代文选》（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го Востока）一书中。

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儒学经典研究渐渐复苏，并迅速发展，期间相继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1972年，华侨杨兴顺（Ян хиншун, 1904-1987）主编的《中国古代哲学》译文选集出版发行，分上下两卷。第一卷收录了《诗经》《尚书》《论语》和《孟子》等儒家典籍的译文和注释。

20世纪80年代后，中苏关系开始解冻，中国开始以一种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使儒学重新回归公众视野，为儒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在此期间，苏联儒学研究也重返蓬勃向上的发展轨道，不仅创建了大批的汉学研究机构，还相继培养出许多杰出的汉学研究人才。1982年，杰柳欣（Л. П. Делюсин, 1923-2013）主编的论文集《儒学在中国： 理论和实践问题》（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в Китае：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在莫斯科出版，该论文集共收录12篇，涉及儒学的基本范畴、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等主题，指出儒学对于中国的意义，开启了俄罗斯对儒学的全面研究。随后在《传统中国学说中的人的问题》（Проблема человека в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ениях, 1983）著作中，学者们分析儒学经典、探讨儒学术语概念，分析儒家对人的本质的解释等问题，这标志着汉学学者们对儒经开始进行集体建构。1986年，科布择夫（А. И. Кобзев, 1953-）的《大学（伟大的学说）》译本出版。译文严格参照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结构划分，对朱熹的注释和解释非常详尽，整篇译文完整严谨，从多角度、宽维度上对原著进行了翻译和研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1987年，苏联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圣贤著作选·中国古代散文》。该译著集中收录了俄罗斯汉学家代表翻译的中国哲学典籍，将古代诸子学说分为三辑，其中第一辑即为“儒学圣贤的著作”。同年，西门年科的《论语》译本问世，该译本不仅介绍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和思想，而且深刻分析了孔子哲学思想在儒学领域乃至苏联儒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整体而言，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儒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前，儒家经典在苏联曾一度遭遇冷落，研究比较匮乏。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复苏，并且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汉学界对儒学典籍的热情逐步回升。在此期间出现了众多经典译本，这些译本至今仍在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三、苏联解体后：儒学研究的多元与振兴（1991—2024）

这一时期中俄文化交流频繁，儒学经典在俄罗斯广泛传播，促进了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苏联解体以后，儒学传播进入高峰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苏联解体后，原有的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形成，俄罗斯急需从其他文化中寻求精神价值。欧亚主义社会思潮在俄罗斯复兴并成为俄罗斯文化战略与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1928-2018, 中文名为嵇辽拉）就曾提出：“俄罗斯21世纪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大部分将取决于国家的领导阶层是否了解孔子学说的精髓。”（13）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社会文化精英将目光转向对理想人格教育和人类心灵世界的关注，他们渴望从中国哲学中找到人类精神复兴的道德力量。

其二，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以及中俄经济文化日益密切的交流为儒学在俄罗斯的研究提供了现实动力。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推广儒家文化密切相关，期望从中汲取促进俄罗斯发展的营养，重视孔子学说在国家现代化中所发挥的作用。此外，随着中俄两国交往与合作的深化，“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活动的火热开展，进一步推进了翻译和研究儒家学说的高潮。经过几代汉学家的努力，该时期的儒学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家经典的译文进行了整理和改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和时代的需求，儒学的研究内容实现了从抽象的学理向贴近百姓日常生活转变。这一阶段，翻译方法多样，文本形态多元，全译成为主导的翻译形式，注疏文本运用充分，译文质量得以提高。与此同时，译本中“译”的成分有所缩减，而以“译”为基础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增加，更加重视儒学典籍在现实生活及国家治理上的实际应用。读者大众化趋势明显，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通过多种媒介方式了解到儒家经典的核心思想，加速了儒学研究本土化的进程。

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政治、经济和文化进入急剧转型时期，社会思想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有力地刺激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和繁荣，俄罗斯掀起了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热潮，对诸多中国典籍进行了再版、重译与合辑整理。《论语》是苏联解体后儒家经典中俄语译本最多，同时也是俄罗斯民众最耳熟能详的儒学代表作。“莫斯科孔夫子”贝列罗莫夫是该时期俄罗斯儒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极力主张建立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认为儒学为伦理而非哲学，其功能在于调和人、社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1992年，他出版了《孔子言论》（Слово Конфуция）一书，次年又出版了专著《孔子：生平、学说及命运》（Конфуций： жизнь, учение, судьба）,该书对孔子和儒学做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广受关注。1998年，贝列罗莫夫的《论语》俄译本出版。该译本首先总结了历代《论语》俄译的精华，参考了多部外语译本，还对《论语》古今中外的注疏都进行了比对研究，被誉为目前俄罗斯学术界最完善、最系统的译本，他亦因此获得了叶利钦总统亲授的“最杰出的科学活动家”金质奖章。（14）2009年，贝列罗莫夫出版关于儒家思想发展史的著作《从古代到当下的孔夫子和儒学》（Конфуций и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с древности по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标志着俄罗斯儒学研究已达世界前沿。

在2000年，作为“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俄罗斯出版的《经典儒学》（Классическое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两卷本中的第二卷收录了佐格拉夫（И. Т. Зограф, 1931-2022）以杨伯峻《孟子译注》为底本的《孟子》翻译节选。2015年，作为中华文化向外推介的重大举措，《大中华文库》汉俄对照版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套丛书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而全面地向世界推出中国文化典籍的译介工程。

这一时期中华经典的译本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样在2000年，卢基扬诺夫（А. Е. Лукьянов, 1948-2021）出版了专著《老子与孔子：道之哲学》（Лао-цзы и Конфуций： Философия Дао）。作为翻译家，卢基扬诺夫先后翻译了《道德经》《论语》《诗经》《易经》等中国古代经典，作为研究者，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与东方哲学问题的研究，在儒家和道家思想研究方面成绩尤著。同年，马尔德诺夫（А. С. Мартынов, 1933-2013）翻译的《论语》俄译本出版，书名为《孔子·论语》（Конфуций·Лунь юй）。在该译本中，他对部分儒家术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辅助俄罗斯读者进行理解与阅读。2003年，季塔连科（М. Л. Титаренко,1934-2016）主编的《中庸》出版，该书收录了科尼西（Д. П. Конисси, 1862-1940）、布罗夫（В. Г. Буров,1931-）、卢基扬诺夫以及尤加依（В. Б. Югай, 生卒年份不详）四人的译本。

2004年，孔子诞辰2555周年之际，贝列罗莫夫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支持和“俄罗斯孔子基金会”的赞助下主持出版了“四书”全集。该全集收录了科布择夫重译后更为完善的《大学》译文、卢基扬诺夫的《中庸》译文、贝列罗莫夫译注的《论语》以及波波夫翻译的《孟子》,由贝列罗莫夫负责注释和翻译组织工作，马约罗夫（В. М. Майоров）写序和审定。除此之外，马约罗夫还编写了《论语》和《孟子》的人名与经籍索引。2008年，布柳门克朗兹（М. А. Блюменкранц, 1948-）主编《孔子·智慧讲堂》（Конфуций · уроки мудрости）,该书包含了《诗经》《易经》和《论语》译本。

另一位翻译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代表是来自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西门年科，他一直深耕儒家经典翻译。2016年，西门年科出版了《孟子》的最新译本——《包含赵岐与朱熹经典注释的新孟子译本》（Мэнцзы в новом переводе с классическими комментариями Чжао Ци и Чжу Си）。该译本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对《孟子》研究最全面、最新的成果。同年，西门年科还出版了他的翻译合集——《早期儒家散文：〈论语〉及〈孟子〉》（Ранняя конфуцианская проза： Луньюй. Мэнцзы）。

2017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布拉缅科（В. П. Абраменко, 1953-）发表了《中国哲学典籍诗体翻译》（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поэтических переводах）。他参照卢基扬诺夫的俄译本，以诗歌的形式重新翻译了《中庸》《论语》《道德经》《诗经》和《三字经》等中国经典著作，旨在用俄语诗歌来表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阿布拉缅科的翻译研究将中俄文化连接起来，体现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为俄罗斯读者开辟了一个了解汉学的新视角，同时也为汉学研究和典籍翻译开辟了新的方向。

2017年，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卢基扬诺夫撰写的学术专著《四书：翻译与研究》（俄语版）在莫斯科出版，该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的资助。这部著作是根据卢基扬诺夫讲授中国古代哲学中儒家哲学部分的讲义整理而成，主要讨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思想内容和现代价值，分别解析了各书的哲学内涵、思想体系及主要理论问题。

显而易见，新时期俄罗斯儒学研究蓬勃发展，相较于苏联时期，其研究环境已有了显著改善。新时期的儒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1）中俄学术交流越来越密切，双方建立了多样化的官方及民间合作联盟及协会；（2）高度重视古典哲学的现代意义，注重挖掘儒学对当代社会的价值和作用；（3）将中国哲学置于世界文化中进行关照，通过对比分析，更加全面地揭示儒学的本质特征。在贝列罗莫夫看来，这一时期，研究孔子等儒家遗产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他指出，“哪怕俄罗斯人对儒家基本学说只有表面上的认识，都有助于俄罗斯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俄罗斯自身经济政治机构改革中的需要”。（15）

综上所述，新时期俄罗斯对儒家学说的兴趣显著增长，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在媒体和社会大众层面也得到了较好的推广与认可，为未来俄罗斯儒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俄罗斯对儒学的研究也必将书写出更加灿烂繁荣的新篇章。

注释
（1）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页。
（2）П.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Москва：Наука,1977,C.44.
（3）蔡鸿生：《蔡鸿生史学文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3页。
（4）П.М.Шаститко,А.А.Вигасин,А.М.Куликова и др.;Редкол.：А.П.Базиянц и др.,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0,C.84.
（5）张鸿彦：《翻译历史观视域下的典籍重译问题研究——以〈道德经〉在俄罗斯的翻译为例》,《外语学刊》2022年第4期。
（6）Н.Я.Бичурин,Китай в гражданском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Москва：Восточный Дом,2002,C.211.
（7）李伟丽：《比丘林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2月11日第6版。
（8）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19页。
（9）李明滨：《中国与俄罗斯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10）阎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21页。
（11）А.А.Жданов,“Дискуссия по книге Г.Ф.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История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16-25 июля 1947 г.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1947,C.257.
（12）李逸津：《20世纪俄苏老庄哲学研究点评》,《汉学研究》2006年第9辑。
（13）Л.С.Переломов,Конфуций “Лунь юй”,Москва：“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1998,C.473.
（14）陈开科：《〈论语之路〉——记历代俄罗斯汉学家对〈论语〉的翻译与研究》,《汉学研究》2002年第6辑。
（15）Л.С.Переломов,“Россия о Конфуции”,Китай на пут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реформ. 1949 – 1999,Москва：“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1999,С.136-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