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著《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出版暨序言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26-02-11 22: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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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著《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出版暨序言

 

 

 

书名:《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

作者:马勇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03

 

 

【内容简介】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文明从古至今一直连绵不绝且屹立于文明史上熠熠生辉是已然不争的事实,同时中国文明从远古至清末从中原一隅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并在发展中既吸纳了周边文明的精华以壮大自身,且又扩充了中国文明辐射的疆域更是历史的辉煌。但中国文明尤其在走过了从夏商周到近代的三千年后来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之下,从历史的维度和全球化的视角看文明史的未来,中国文明在今天应该如何自处以及如何发展?

 

《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是一部简明中国文明通史。本书深度溯源中国文明从起源到形成、从再生到发展、从融合到辉煌的全过程,探讨中国文明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对不同文明的冲突、交融的特点和文明发展的规律,从中国文明的实际出发提出我们对文明的系统看法,同时详尽细致地书写了中国文明史的历史发展进程,并从全球文明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和展望中国文明的未来。

 

作者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学术史、中国近代文化史、儒家经学史等。出版著作有:“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和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的传记,以及《汉代春秋学研究》《中国文明通论》《中国儒学三千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梦想与困惑:1894—1915》《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极简中国史》《涵变:清末民初的国家建构与现代困境(1895—1917)》《明夷:新史学的重建与开新》《极简中国史》《古今之变: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等。

 

编辑推荐

 

◆一部简明中国文明通史。学者马勇从历史的维度审视中国文明如何造就辉煌的昨天,从全球化的视角观察中国文明如何迎接富有挑战的未来,深度溯源和探讨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及其特征,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和展望中国文明的未来。

 

◆本书深度溯源中国文明从起源到形成、从再生到发展、从融合到辉煌的全过程,探讨中国文明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对不同文明的冲突、交融的特点和文明发展的规律, 详尽细致地书写中国文明史的历史发展进程,从而积极推动中国文明的长足发展,以及同外来文明相互作用和积极应对文明的未来发展。

 

◆本书在考察中国文明史时统合了中国文明史发展进程中的所有思想流派,以全景式的视角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提炼出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尤其对中国文明的机制有着高度的概括和非常的历史洞见,并着重阐述了中国文明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在文明史上的贡献。

 

◆本书详尽梳理了中国文明史的发展轨迹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成就和特点,对中国文明的问题提出了系统看法,以积极推动现代中国文明和文化建设,从而为中华文明复兴与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基础,也为学术走出去提供了更多的经典文本。

 

◆在序言里,作者马勇在全面考察中国文明史的进程之后从文明史的角度对中国的国家形态给出了新的解释,即“中国并不是一个儒教国家,更不会与谁持久冲突”(与亨廷顿、列文森的“儒教中国”看法恰好相反),同时也对中国文明从夏商周三代到近代的不同阶段内涵和实质进行了总结:一是中国文明源于地方;二是中国政治文明是“霸王道杂之”;三是中国制度并不只有周制与秦制;四是中国化与世界化或中国化与“化中国”。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文明从古至今一直连绵不绝且屹立于文明史上熠熠生辉是已然不争的事实,同时中国文明从远古至清末从中原一隅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并在发展中既吸纳了周边文明的精华以壮大自身,且又扩充了中国文明辐射的疆域更是历史的辉煌。这是中国文明在文明史上的贡献。

 

◆中国文明尤其在走过从夏商周到近代的三千年后来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之下,从历史的维度和全球化的视角看文明史的未来,中国文明在今天应该如何自处以及如何发展?在历史与文明的当下,世界秩序是在文明交流中重建,还是在“文明冲突”中瓦解?这无疑给当下的人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也给中国文明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今,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已经进入21世纪20年代,在互联网、数字化、AI化的新科技时代背景下,我们又将如何看待中国文明的历史和未来,以及在未来新的世界格局之下如何选择才能从从容容地继续保持发展的态势:是吸纳、壮大、扩充,还是单一、孤立、式微;是开放、融合、发展,还是固守、一元、冲突?

 

◆在现实里,文明史的问题既是一个宏观的问题,也是一个微观的问题,因为文明的发展和走向都深深潜进了人们经历的历史进程和日常生活之中,而中国文明史也不例外。事实上,历史与文明从来就无法完全割裂,彼此相关且交织一处,因此以历史为永恒话题的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历史,更需要了解文明史,“知来处,知去处”。

 

◆作者马勇是国内外知名历史学者,也是通史型学者,不仅在近代史研究方面建树丰硕,也在思想史领域贯通且成绩斐然,与之同类的著作成果《中国儒学三千年》就是其叫好又叫座的例证,而本书可与《中国儒学三千年》堪称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双璧,也是中国文明史研究不可多得的佳作,对中国文明史的研究和推广有着学术普及的重要作用。

 

目录

 

序 中国并不是一个儒教国家,更不会与谁持久冲突 / 1

第一章 文明的演进: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断与再现

一、人类起源:“我们”从哪儿来 / 3

二、中国人种起源:“我们中国人”从哪儿来 / 8

三、一方水土:中国文明生成的地理环境 / 14

四、地理文化区域:中国文明的空间分布 / 23

五、“拿证据”与多元化:中国文明起源 / 35

六、文明演进逻辑:“文明丢失”与再现 / 40

第二章 最初的王朝与青铜时代:中国文明形成

一、五帝时代:中国文明萌生 / 47

二、最初的王朝:中国文明曙光显露 / 54

三、殷商时代:中国文明中的政治因素 / 60

四、青铜时代:中国文明的“黄金岁月” / 66

第三章 殷周文明与诸子百家: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

一、殷周制度:礼乐文明的发生与体系化 / 75

二、宗周礼乐:中国文明的内在精神 / 94

三、孔子与儒学:儒家文明体系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 114

四、杨朱与墨学:中国文明潜流 / 147

五、阴阳五行:中国文明的内核 / 152

六、荀子与荀学:儒家人文精神重建 / 172

第四章 秦汉统合与儒学意识形态化:中国文明体系化、经学化

一、“效率优先”的行政原则:中国政治文明的建构 / 179

二、“无为而无不为”的抉择:中国政治文明的境界 / 191

三、“天下无异议”的解释权:中国政治文明的败笔 / 198

四、意识形态的经学化:中国政治文明中的学术纠结 / 210

第五章 魏晋转折与儒释道纷争:文明冲突、调适与中国文明再生

一、魏晋玄学与儒道纷争:中国文明冲突与本土异端 / 239

二、域外文明与南朝儒佛纷争:中国文明佛学化 / 267

三、“倡儒宗汉”与北朝佛道纷争:中国文明道学化 / 288

四、“三教并立”与隋唐佛道纷争:中国文明的更生 / 299

五、“佛盛道昌”与唐代儒学中衰:重构中国文明体系 / 320

第六章 宋明复兴与儒学理学化:中国文明再度辉煌及其局限

一、“自由议论”与北宋儒学复兴:中国文明理学化 / 341

二、新儒家新理学与南宋朱陆思想:中国文明新形态、新传统 / 361

三、程朱理学与南北方儒学官学化:中国文明“格式化” / 385

四、陆王心学与明代儒学危机:中国文明活力的消解 / 406

第七章 “西学东渐”与明清儒学重建:全球化挑战与中国文明复兴

一、“东西碰撞”与明代传教士来华:当东方遭遇西方 / 447

二、“中西交流”与明代基督中国化:文明并不必然冲突 / 464

三、乾嘉汉学与清代宋明理学危机:中国文明复兴 / 489

四、“统合汉宋”与清代乾嘉汉学式微:中国文明新曙光 / 512

第八章 文明的机制和基因:中国文明的精神、贡献及其限制

一、变易思想与中国文明传统:“与时俱进”的内在精神 / 531

二、“和而不同”与中国文明智慧:“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精神理念 / 542

三、“西学中用”与晚近中国文明:儒家文明再现辉煌的可能性及其限制 / 555

四、“更生之变”与近世中国文明:中国文明的“民主缘” / 572

五、“李约瑟难题”与现代中国文明:中国文明的问题与启示 / 600

六、“开放更新”与中国文明现代化:中国文明前景展望 / 613

主要参考文献/ 621

 

言】

 

中国并不是一个儒教国家,

更不会与谁持久冲突

 

这本《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原是我2010年出版的《中国文明通论》一书的新版,经过十余年的岁月淘洗之后能重新修订再版无疑是一件令人心悦和欣慰的事,而从中也可见当时那些关于中国文明的研究、看法和观点在今天亦未过时且还有思考与讨论的价值。正是基于此,编辑谢惠希望我为本书新版写一篇新序,既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作一个系统梳理和分析,也对中国文明的未来发展和前景作一个展望和探讨。这里,我简单说说自己对中国文明的想法。

 

中国文明研究的缘起

 

中国文明的研究,对我来说已经二十多年了。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解体,世界政治向“后冷战”转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于 1993 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论文,第一次阐发自己的“文明冲突理论”,以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不再是意识形态主导,而是各个文明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推动历史演变。文章一经发表,迅即引起各国学者激烈反应,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多。

 

三年后,亨廷顿于 1996 年将这篇论文扩展为一本专著出版,题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激烈的竞争、冲突甚至战争。

 

基于这样的判断,亨廷顿接续几十年前英国学者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给文明归类的思路,将世界主要文明划分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非洲文明。在亨廷顿看来,这些不同的文明将取代先前的意识形态争论,并主导世界政治发展,世界冲突的根源将是文化;各个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正如亨廷顿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将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世界”。

 

理论上可以不相信亨廷顿的归类,更不必相信他的分析,但事实很快证明了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解释力。进入21 世纪后,迅即发生了改变历史走向的“9•11”事件,具有伊斯兰极端主义背景的本•拉登策划了2001年9月11 日劫持客机袭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恐怖事件。事实证明了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有效性,因而先前对亨廷顿质疑的声音在减少,认同的主张在增加。

 

大约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也就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提出不久,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就组织了一个跨学科的文明研究课题组,而我也就此开始了中国文明的研究。这也是这部《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的写作缘起,主要是针对亨廷顿对中国文明的判断,以及中国文明是否会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发生激烈冲突的讨论。当然,这些讨论都是在历史学的范畴,不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

 

中国文明源于地方

 

讨论儒家思想以及中国文明,不能不简略地从源头上说起。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几个文明之一。考古学的发现已经追溯很远,但大体上还在传世文献提及的“三皇五帝”“夏商周”这个大时段。“三皇五帝”为传说时期,“夏商周”大概属于孔子所说的“所见所闻所传闻”,这大概也符合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由文学想象进而史学实录。换言之,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一样,都有一个含混不清的蒙昧时代,然后渐渐开悟有了理性,终于走出神话、走出传说,开启了人类理性历史时代。

 

人类最初的经历应该大致相同,因为自然环境的原因,可以有人种的区别,生活方式的不同,但人之所以为人总要遇到人类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如生活物资的储备,渐渐发生了动物驯养、植物优选,对自然的观察,记录时间,区分时间。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生物界,人类并不为王,并不是最凶猛的物种,人类在面对来自其他物种以及大自然的伤害时个体很难应对,于是人类形成之初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组织起来,从个体变为集体,从一人变为多人。所以,共同体的意识在人类形成之初就发生了,而集结众人之力去应对危险则是人类高于其他生物的关键。

 

人类共同体的发生,在最初时期是非常小的,个体所能触及的范围不可能很大,这些小的共同体经过数百万年的发展由小而大、渐渐集结,形成一些大的共同体,有差别、有等级的社会也就渐渐形成,而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血缘。血缘、婚姻成为彼此联系的纽带,也是远近亲疏的依据。我们读有关夏商时期的史料,读近代以来待开化周边族群,以及世界各地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各个待开化族群状况的调查并不难体会这种社会情形,他们不可能有共同的文化记忆,他们的记忆都是具体而微的;但是人类的基本问题即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又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因地域差异而不同,不同的只是原料、天然条件,而不是人为的加工、掩饰。

 

就中国历史而言,这一个大的时间段现在要想将其具化还比较困难,“史阙有间,文献不足征”是根本原因。那时的人们尽管在创造着历史,但他们绝不会想到为后世留存更多的证据,即便到了现在,人类社会尽管有了专业的史学机构、史学人才,创造历史的人也不会顾忌后世研究历史的人,更不会为留存证据而创造历史。历史的创造都在不经意间,不经意间的历史也不可能有多少有意识的证据。我们现在阅读有关夏商周的史料,结合现代考古学的成绩,大致能体会出夏商周三代的大概,那确实是中国文明的草创时期,当然也是不断密集、不断细化、不断丰富的过程。

 

大致而言,夏商周三代并不是截然的前后相续,他们之间有相当长的“共同享有的时间”。举例而言,商在商汤灭夏桀建立商朝前属于夏的方国,在夏朝体制里存在了很多年,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先商时期”。商朝的存在为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而接续商朝的周朝为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 3世纪。但“先周”的历史可以往前追溯很远,周很长时间属于商朝的方国,至商朝晚期周人部族首领甚至与殷商王朝结成了姻亲,有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换言之,商周两朝共同享有的时间其实更长。

 

同样的道理,秦人也不是突兀而起,他们至少在殷商王朝的时候就活跃在西北地区,成为镇守西戎的重要力量。周初,秦部落因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国,治都于秦邑,即现在甘肃天水一带。周宣王时,秦庄公率部击败西戎,被封为西陲大夫。由此可知,秦与周,不只是相继,更是共时。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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