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文明道：唐文治先生《十三经读本》及其评点札记探要

作者：邓国光、欧阳艷华

来源：《中国经学》第37辑，彭林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2月

【作者简介】

邓国光，1955年香港出生。香港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荣休教授。主攻思想与文论，发表有关经学、子学与文学的专书和论文逾百篇。着有《挚虞研究》《韩愈文统探微》《中国文化原点新探：以〈三礼〉的祝为中心的研究》《圣王之道 : 先秦诸子的经世智慧》《经学义理》《文心雕龙文理研究 : 以孔子、屈原为枢纽轴心的要义》《文章体统：中国文体学的正变与流别》等；辑撰《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第1卷及第2卷 ，整理校释《唐文治集》四编等。

欧阳艳华，1983年澳门出生。澳门大学哲学博士及博士后研究员。曾任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兼任教员；专研经学、《文心雕龙》、诗词学；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三十余篇，已刊专著《征圣立言：〈文心雕龙〉体道思想研究》；参与整理《唐文治集》四编，校订梁鼎芬、曹元弼辑集《经学文钞》十五卷等。

【内容摘要】

二十世纪前期，先后出现两套非常重要的经教用书，继承「因文明道」的经学教育向度，对治时代问题，开拓了经学的新途径。

其一是《经学文钞》十五卷，属经义学总论，梁鼎芬与曹元弼两先生编纂于晚清张之洞执政时期，体制中刻意尊崇经学。是书类选历来史叙、专文、序跋，透过经义自身的发展脉络，彰显经学的主导地位，重建学统。

其二是《十三经读本》二百二十七卷（附录「评点札记」四十五卷），属经典精读入门。民元蔡元培通盘移植西方学制，与张之洞刻意尊经对立，在体制上「废经」。唐文治先生身处于此苦难时代，蒿目时艰，奋愿发扬文化精神与活力，救民于水火之中。学制废经之后，全力推动国文教育，践行「读经救国」的教育理念，编纂以文法及大义导读的新型经典读本，称爲「新读本」，培养端庄温厚的心术。经历漫长锻炼与累积，复编纂全新意义的《十三经读本》（附录「评点札记」），汇集导读提纲、经注、评点于一体，并收录自撰「大义」六种，乃版本精良，而兼备优秀评点之经注与导读汇刋本。其通摄明清以来整体经学义理的学脉，正视日本与西方学术，海涵地负，实践「文以明道」的经教原则，正视文体意识，与同时期完成的《国文经纬贯通大义》相表里，以端正人心而重树国格，培养胸怀天下而深具文化自信的新时代精神。

从《经学文钞》到《十三经读本》（附录「评点札记」），前者成于体制中，后者成于体制外，相辅相成，乃二十世纪经教实践的轴承，但因时代问题而旁落至今。本文考实《十三经读本》的编纂与及慎重采用善本，经籍评点相结合的型态，足爲今后经学所正视与发扬。

【论文目录】

一、经学「新读本」与「大义」编纂历程

二、《十三经读本》的编纂历程与体统

三、经籍读本的演变脉络的考察

四、善本采用与其学术价值举隅：以《周易》《诗经》爲例

五、《十三经读本评点札记》「因文通经」的实践

六、经籍评点的学术价值举隅：推尊方宗诚《论文章本原》辨体原则

结论

【关键词】

经籍读本；经籍评点；善本；文以明道；文体

民国初兴，一九一二年底，教育部正式推行废止读经之新学校政策。唐文治先生盱衡时代，深明问题在于人心，非可委咎于经学或先贤，故奋起斯时，对治时代心疾，推动国文与经教，不遗余力。一九一二年底，编撰经学典籍读本与大义，定名「新读本」，期盼学校教育一方面与时俱进，同时能维持基本的经学教育。其《自订年谱》展示奋发经过，乃据以阐明其所编纂《十三经读本》的历程。

一九一三年冬，编成《论语大义》二十卷，「采用朱注，别下己意爲小注，取简单以便初学。又探先圣精意，作《大义》二十篇。（自注：此后删改数次，乃成「定本」。）」是其「大义」爲题名诸书，同时附以批评与圈点，皆以孔子思想端正经义与学术宗旨，因顾及学子学习心理进程，所以简洁爲主，引导入门。教育本位的导向，一直爲唐先生以后编纂诸经读本的基本原则。

一九一四年春，「爲诸生讲《易》，采用《程传》，并项平甫先生《周易玩辞》《御纂周易折中》及近代《易》师说。拟编《周易大义》，先作《易微言》三篇，寄曹叔彦谱弟指正。」同年冬，编《孟子大义》，「仿《论语大义》体例，采用朱注，兼采张南轩先生《孟子说》。余别爲传义，以《谷梁》释经法行之，颇有古致。每篇后各附《大义》一篇。」也同时附以批评与圈点，至翌年冬成，先生颇自信说：「有能读此书者，或可救世道于万一也。」这是出自眞诚、正面而乐观的文化建设信念，自信所编《大义》发挥端正人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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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读本》书影

民国十三年吴江施肇曾醒园本

一九一六年冬，编《大学大义》成，「用郑注本，参以朱注及刘蕺山、孙夏峯、李二曲诸先生说。」翌年冬，编《中庸大义》成，「如《大学大义》例，惟郑注本以『君子之道费而隐』属于《索隐行怪章》；又末章分节多舛误，不及朱注，特纠正之。又作『提纲』，推及于天人，本原于诚孝，自谓稍有功于世道也。」亦附以批评与圈点，引导精读。《中庸提纲》推扬知本之方，从天人之际的生息互动，终归诚敬的伦理自觉，推扬儒家的生命教育。

进入民国后十年之间，其时日本明治学风披汎，【1】影响甚大。先生本来精通朱子学，深明其时动辄否定朱子的躁动根源，坚持实践经救，先后成《政治学大义》《论语大义》《孟子大义》《中庸大义》《大学大义》《孝经大义》《洪范大义》，开发经教基础。《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孝经》五种皆以「新读本」题名，标之以「新」，以其内容之新，见诸「大义」，面向世界，正视时代之诉求；题爲「新读本」，每篇各专撰「大义」，申说经义宗旨，不事繁冗，评点札记之深具学术价值，非泛泛文字评点而已。

唐先生累积十余年的经验，遂更进一步整合，构思编纂全新《十三经读本》，以期爲新时代经学建设提供完整基础。一九一八年冬，唐先生整理编集过去所撰新读本凡例，补撰内容，成《十三经提纲》，续作《易微言》二篇，翌年冬书成，为编纂《十三经读本》之准备。《十三经提纲》目的在「开示初学读经门径，后人得此，当不至畏难中止矣」【2】，教育宗旨非常明确。

一九二零年十月，坚辞「上海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十二月，施肇曾聘请先生筹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先生赴任，明定讲学宗旨：

吾国情势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爲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爲惟一主旨，务望诸生勉爲圣贤豪杰；其次，亦当爲乡党自好之士，预储地坊自治之才。惟冀有如罗忠节、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出于其间，他日救吾国吾民，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3】

其中念念不忘「自治」以自救，关怀民瘼之经世深意，强烈道德使命感及责任感，由衷而发。一九二一年正月二十日，无锡国学专修馆开馆，亲授《论语》《孝经》《孟子》，《十三经读本》编纂工程同时啓轫。唐先生自序说：

与施君省之议刻《十三经》。近时吾国学生皆畏读经，苦其难也。爰搜罗《十三经》善本及文法评点之书，已十余年矣，自宋谢曡山先生至国朝曾文正止，凡二十余家，颇爲详备。施君闻有此书，商请付梓。余因定先刻《十三经》正本，冠以提纲，附刻先儒说经世鲜传本之书，而以评点文法入《札记》。【4】

唐先生透露现代学校制度之中，因课程及课时安排问题，学生畏惧读经艰深困难。这一现实困境，不是舆论鼓吹所可以解决，对症下药，唐先生实事求是，于是编订一套简易而具备专业水平的《十三经》入门读本。

这套读本因应时代而编撰，是全新的设计，不是因袭清人应付科举的经籍读物。读本特别之处，在汇集经注与评点、导读提纲与大义于一体，是版本精良的导读汇刋本。全书凡二百二十七卷，《札记》四十五卷，【5】规模甚巨。通览《读本》，序文之后交代编纂义例，首冠《十三经提纲》，然后顺次《十三经》经传及注解，后附《十三经读本评点札记》凡四十五卷。全书所收经传版本与诸家批评及圈点，顺其书次第具列如下：

《周易读本》，用朱熹《周易本义》四卷。附录徐与乔、吴挚甫、唐文治三家评点。附黄以周《周易故训订》《周易注疏賸本》各一卷。《评点札记》迻录徐与乔（退山）评辑《经史初学辨体：易经》、吴汝纶（挚甫）《桐城吴先生评点周易》及唐先生自评三家。按：考实所用本子爲据金陵书局仿宋本，而所录黄以周及徐退山书，世所罕知。

《尚书读本》，用孙星衍《古文尚书马郑注》十卷并卷后（古文本）。马融、郑玄注，王应麟撰集，孙星衍补集。逸文江声撰集，孙星衍补订。《评点札记》迻录吴汝纶《尚书大义》评点。附录任启运《尚书约注》四卷并卷后（今文本）。《评点札记》迻录孙鑛《孙月峰先生批评书经》、武士选《尚书因文》、方宗诚《论文章本原》、任启运四家评点。附录唐先生《洪范大义》三卷。《十三经读本》中，《尚书》最爲复杂。【6】采用孙星衍补集《古文尚书马郑注》及任启运《尚书约注》，前者本宋儒王应麟《郑氏古文尚书》，后者本蔡沈《尚书集传》，分属《尚书》流传的两大气脉；继承孙星衍兼容今古的取态，【7】展示开放的经教胸襟。

《诗经读本》，用郑玄《毛诗传笺》二十卷。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汇刋本。附「考证」。附录陈澧《读诗日录》一卷。《评点札记》迻录谢枋得《诗传注疏》批评、锺惺评点，及刘大櫆圈点。「凡例」交代云：「《诗经》读本，朱子《诗集传》风行已久，第于训诂尚略，好古者不无遗憾。是刻据武英殿翻『宋相台本』，以『毛传郑笺』爲主，俾学者童而习之，即知训诂名物之大概。近陈氏东塾《读诗日录》，婉而多讽，均有关于修齐治平之旨，爲学《诗》者之根本，附刻于后。」

《周礼读本》，用郑玄《周礼郑注》六卷。郑注、陆德明音义汇刋本。《评点札记》迻录陈深《周礼古本》、郭正域《批点考工记》、孙鑛三家评点。唐先生「凡例」言：「《三礼》郑注，如日月之莫踰。是刻《周礼》据金陵局刋郑注本，《仪礼》据金陵局刋张氏《仪礼郑注句读》本，《礼记》据崇文局重刋宋抚州本，亦专用郑注。」按：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所翻刻的，爲郑玄注及陆德明音义并录之「经注音义合刻本」，乃张文虎据「福礼堂」本校刋之善本。

《仪礼读本》，用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张氏《仪礼监本正误》凡一百三十条、《仪礼石本误字》凡五十八条，乃极重要之校勘成果。《评点札记》迻录陈淏评点。按：通考全书，根据引录依据的锺惺《周文归》载，实包括周胤、余寅、胡揆、锺惺、孙鑛、陈淼、魏之允、蒋尚宾、范士超等评点。附陈淏与唐先生的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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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读本》总目

民国十三年吴江施肇曾醒园本

《礼记读本》，用抚本《礼记》郑玄注二十卷。书前载顾广圻《抚本礼记郑注考异》二卷,附王祖畬《礼记经注校证》二卷。《评点札记》迻录附录谢枋得《檀弓解》一卷、孙鑛《孙月峰先生评点礼记》六卷、黄道周《儒行集传》二卷、顾陈垿《内则章句》一卷、黄以周《子思子辑解·内篇》（《坊记》《表记》《缁衣》三篇）、吴汝纶、唐文治七家评点。并载朱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各一卷。《评点札记》迻录王祖畬《大学章句校语》《中庸章句校语》。并载唐先生《大学大义》《中庸大义》各一卷。按：宋刻抚本《礼记郑注》精良，乃传世宋刻代表。【8】《抚本礼记郑注考异》二卷，主名张敦仁，实顾广圻（字千里）所撰，爲清儒校经的代表作，唐先生置于《礼记读本》之首，可见重视程度。

《春秋左传读本》，用英和、黄钺等奉敕撰《钦定春秋左传读本》三十卷。《评点札记》迻录孙鑛、方苞、姚鼐、曾国藩四家评点，体现桐城评经的脉络。张之洞《书目答问》纳此本于「正经正注」中，省称《左传读本》。

《春秋公羊传读本》，用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此属「解诂」、陆德明「音义」汇刋本。附录魏彦【9】《重刋宋绍煕公羊传注附音本校记》一卷。《评点札记》迻录孙鑛、张榜、锺惺、杨绍溥、储欣五家评点。按：此「宋绍熙本」，世称善本。

《春秋谷梁传读本》，用范甯《春秋谷梁传集解》十二卷。此「集解」、陆德明「音义」汇刋本。附录杨守敬《余仁仲万卷堂〈谷梁传〉考异》一卷。《评点札记》迻录孙鑛、张榜、锺惺、王道焜、储欣等五家评点。唐先生据《古逸丛书》精刻日本文政中覆重校本，乃传世善本。

《论语读本》，用朱子《论语集注》十卷。附录王祖畬《论语校记》。《评点札记》迻录方宗诚《论文章本原》、张裕钊、唐先生三家评点。并载唐先生《论语大义定本》二十卷。所据乃淮南书局翻刻吴县吴志忠「眞意堂」仿宋本，世称善本。

《孝经读本》，用黄道周《孝经集传》四卷。附录唐先生圈点。附录唐先生《孝经大义》一卷、〈大孝终身慕父母义〉上中下三篇。唐先生于「凡例」交代说：「《孝经郑注》久佚，后世沿用唐明皇注本，殊黭陋无精义。是刻用明黄氏《孝经集传》，以《孝经》爲经，以《仪礼》《礼记》《孟子》诸书爲『大传』，而石斋先生又自下己意爲『小传』，贯串博通，精微广大，爲古今所罕见，盖人生不可不读之书也。」强调此书乃「人生世界内不可不读之书」，意义重大。详考所据本子，乃据康熙三十二年郑开极《石斋先生经传九种》本翻刻。

《尔雅读本》，用邢昺《尔雅注疏》十一卷。附录张照「考证」。《评点札记》迻录陈淏、锺惺等十一家评点。据乾隆四年殿本《十三经注疏》本翻刻。唐先生于「凡例」帮助：「近代治《尔雅》者，以邵氏、郝氏爲最精。然初学者辨训诂名物，取资于《注疏》足矣。是刻据乾隆四年殿本，其中偶有显系差误者，就通行各本改正；其涉疑似者，仍照原本，未敢轻改。以上所刻各经，悉依此例。（原注：原有「校记」可据者，虽显误，亦照刻不改。）」

《孟子读本》，用朱子《孟子集注》十四卷。附录王祖畬《孟子集注校语》《读孟随笔》二卷。《评点札记》迻录苏洵《批点孟子》、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方宗诚《论文章本原》、吴汝纶《孟子点勘》、唐先生《孟子新读本》评点。并载唐先生《孟子大义》十四卷。

以上通览《读本》所涵盖，非但诸经善本，如《公羊》《谷梁》《礼记》《论》《孟》，用至佳版本翻刻；注本则兼采郑玄、朱熹，有别于清代官刻读本之专用朱注。值得注意者，乃归置《大学》《中庸》于《礼记》之中。再者，《孝经读本》采用黄道周《孝经集传》，此书因此而传远不坠。于废经之后，唐先生保存经注善本，乃当行的认眞专业选择，用心良苦。通观「新读本」至「文法读本」的源流发展，唐文治先生编订之《十三经读本（附评点札记）》，一九二五年吴江施肇曾醒园捐资刋成，集导读提纲、经注、评点一体，既坚持教育本位，同时注重学术原则，无疑乃经籍读本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十三经读本》的独特处，透过宏观的历史脉络审视野，方能客观对待。详考以「读本」命名的全套经籍的刋刻，晚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有《四经六书读本》，今尚存《春秋左传》三十卷，杜预注，锺惺评。特色在经注评点汇刻，以文法指导读经，这也是唐先生《十三经读本》的重要特征。稍后，在明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武林藜照阁刋印，高其昌删定的《五经旁训》二十三卷，涵《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孝经》《忠经》，「旁训」一名清代沿用，与「读本」同科。

清代刻印经籍读本，如雍正朝北京国子监所刻《五经四书读本》，便收入朱子《周易本义》、蔡沈《书集传》、朱子《诗集传》、胡安国《礼记集说》及《春秋传》等五经，及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是清代官修经籍读本之始，特点在推扬朱子之学术，但未收经籍评点，明显是帝王经学意识的体现，非仅爲引导研读经籍文本而已，与明末毛氏《四经六书读本》分属另一路向。

康熙十九年（一六八零）设立武英殿修书处，隶属内务府。乾隆登位后，敕儒臣张廷玉、张照、方苞等，以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爲底本，重加校勘雕版；乾隆四年刋刻，经传、注疏、释文汇刻，沿元代岳浚精刻「相台五经」先例，施点句读，避免歧义；卷末附考证，以保证质量，称殿本《十三经注疏》，称爲善本。但「注疏」内容非常繁富，此正是学生畏难惧繁所在。因此殿本《十三经注疏》出现后，经籍读本的编纂，又趋向简易方便的面目。

因是之故，清廷曾经刋刻稍爲简明的经籍读本，以便读者入门。最著者，周樽所编《十一经旁训读本》六十四卷，【10】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留余堂梓出。这套读本的特点在于旁训方式，谓之「表注」，乃效法宋季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二卷体例。《尚书表注》于《书序》及经文一体刻印，不爲音注所隔断，《书序》文则以圈字爲别；注文则在页眉及两侧小字刋出，所释词句大字，注释小字；同时关键词汇大字表出眉端。这种方式与评点同类。周樽用此体例编刻《十一经旁训读本》，涵盖《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孝经》《尔雅》十一经凡六十四卷，合衆人之力，旁注小字取注疏训诂精义，主于校正经文，言简意明，是曾下工夫整理的科举读物，非徒汇刻诸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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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经初学读本》

清光绪二年四川学院刻本

另一种是《十一经初学读本》，南昌万廷兰、计树园于嘉庆元年（一七九六）校刋。考查其内容，《公》《谷》无传之经文未录，不收《论语》《孟子》，经文皆依殿本注疏本，全文直音无注，有异《旁训》。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四川学院衙门重刻。道光十年（一八三零）杨国桢在开封大梁书院刋出《十一经音训》，光绪三年（一八七七）湖北崇文书局重刋，因避周樽「读本」之名，与周樽《十一经旁训读本》同类，是经过精简注释而成的科举考试读本。这种方式便于閲读，但须要投入大量精简工夫，而开版雕印工本高昂，故难以爲继。

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大力推动意识形态上的传统学术，以抗衡太平天国的影响，于同治二年至七年（一八六三至一八六八）在金陵书局刋刻《十三经读本》。用程颐《周易程传》、朱子《周易本义》、蔡沈《书集传》、朱子《诗集传》、郑玄注《周礼》（附陆德明音义）、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陈澔《礼记集说》、英和等奉敕《钦定春秋左传读本》、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范甯《春秋谷梁传》、郭璞注《尔雅》（附陆德明音义）、唐玄宗注《孝经》，及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丁宝桢等主名编校《十三经读本》，于山东书局刻出。另外，崇文书局、江苏书局、浚文书局亦刋刻《十三经读本》。此一系乃地方官刻读本，使用现成刋本加以校雠刋出，因时代倥偬，资源不足，未能如《十一经旁训读本》般加工处理，但可视爲经籍汇刋本。

考察历史之承递脉络，科举时代所刻《十三经》读本之选本，无论官刻私刻，收录并不统一。如《尚书读本》，金陵书局和山东书局用蔡沈《书集传》，然唐先生则兼用孙星衍《古文尚书马郑注》和任启运《尚书约注》；《左传读本》，山东书局则用姚培谦《春秋左传杜注补辑》，唐先生与金陵书局用钦定本，此中异同，透露经学水平及认识的差异。唐先生《十三经读本》所采皆考虑学术属性与地位、善本、篇幅，展示经注所体现的「经学家法」的承传意识。

唐先生重视精读经典文本，所以非常注意版本的选择。考实唐先生《十三经读本》所采用善本与其实在面目，是其超越过去同类书籍的独特价值的重要自证。以下专举《周易》《诗经》爲案例，举一反三，说明其版本上的重要价值。

甲、《周易读本》

读本所用本子，据《凡例》云：「朱子《易本义》以宝应刘氏『仿宋本』爲最善，初刻于淮南局，再刻于金陵局。近贵池刘氏刻有『影宋本』，彼此对校，似不若『仿宋本』之完善。是刻专据『仿宋本』，惟合彖象《文言传》于经，以便学者诵读；《九图》《五赞》《筮仪》，悉依原本。」当中提到专据「仿宋本」，可见宝应刘氏仿宋本乃读本所据。又根据《凡例》「《九图》《五赞》《筮仪》悉依原本」一句，可以推断在唐先生提到的淮南与金陵两种局刻本之间，是选用了金陵书局校刻本。盖宝应刘氏本原本并无《九图》与《筮仪》，出版时间较金陵书局爲早的刘氏传经堂丛书本和清麓丛书本亦只具《五赞》，至金陵书局本方补入《九图》《筮仪》。至于后来的淮南书局本则以覆刻宝应刘氏本爲目的，故亦只存《五赞》。金陵书局本虽以宝应刘氏本爲底本，然而张文虎以其问题不少，尤其是「刻手不佳，又多譌字」【11】，故有所更订与改动。

宝应刘氏仿宋本《周易本义》最鲜明的特点在于经传别行，先经后传，此是朱子制作《本义》时，依据吕祖谦古本《易》所建立之体例，以复孔氏原本，【12】由此形成经二卷、传十卷之十二卷本架构。盖《汉书‧艺文志》所记《周易》篇目已爲经传分立，知此爲《周易》本貌。惟自汉魏以来，以王弼爲代表之经士取传配经，即以《彖》《象》《文言》配经，形成经传合一之架构。朱子以其失本，由是有恢复古本《易》之志，而终于实现在《本义》之中。后来明代出现之四卷本《周易本义》，便是从王弼本经传合一之体例而来，其成书因由将于下文交代。于此旨在说明《周易本义》自明代以来，十二卷本与四卷本两种架构并行于世，前者依吕氏古本《易》立体，后者则从王弼《易》连篇。凡求《本义》原本者，莫不以十二卷爲正体。故宝应刘氏编制仿宋本，亦从十二卷本。而金陵书局本则基本保存了十二卷本的体例，又将宝应刘氏原本刻于书眉的吕氏《音训》【13】重新分置于每卷之后，卷首载刘氏《周易本义考》，而刘氏原书自序则略去。此外张文虎以爲宝应刘氏本只具《五赞》，篇体未克完备，故又补充《九图》《筮仪》，其中《九图》置于经前，《筮仪》《五赞》则置于书末。

金陵书局本参考了元代胡一桂《周易本义附录纂注》、熊良辅《周易本义集成》和清代浦城祝凤喈《周易传义音训》程朱合刻本加以订正，其中参考祝氏本之处尤多。据张文虎自述，在校勘《周易本义》期间，「从梅村【14】借得浦城祝鳯喈所刋《周易传义音训》，【15】后附《启蒙》，刻手颇佳。」【16】祝氏本之优长，在于采用吴革本进行校订，【17】在《凡例》中更将吴革本优于通行本之处详细胪列，当中校勘成果便爲张文虎所取用。惟张氏不但「皆从祝氏补正」，更直接将《凡例》文字载录于跋文当中，只稍加改动字眼和序次。

金陵书局本虽改正不少纰缪，惟在誊抄文稿时，因形近音近之误而屡见讹误，例如清麓丛书本《干‧文言》注文「易谓变其所守」之「变」误作「大」、〈否〉彖辞注文「其义亦可见」之「义」误作「意」、〈萃〉彖传「致孝享也」之「享」误作「亨」、〈艮〉六二爻辞注文「则腓所随也」之「腓」误作「非」、〈巽〉彖辞注文「故又利有所往」之「往」误作「得」、〈未济〉六二象辞注文「九居二」之「二」误作「正」、《系辞下传》注文「此引咸九四爻辞而释之」之「引」误作「因」。凡此谬误，读本皆未从金陵书局本。

《周易读本》虽然专据金陵书局仿宋本，惟《凡例》云是本又「合《彖》《象》《文言》于经，以便学者诵读」，可见唐先生构想的《周易读本》理型，包含两大优点，一是内容上取据仿宋本，二是体例上效法四卷本，如此则能集版本精良与便于诵习于一体，足见先生传承经学教育理想付出不少心思。惟详审全书，可发现《周易读本》的整理，存在颇爲复杂的情况，并非如《凡例》所言之简单。毕竟《凡例》只是扼要之言，其具体处理之细节，以下谨从体例与内容两方面详爲交代。

（一）体例

金陵书局校刻之《周易本义》爲十二卷本，读本爲便于学子诵习，改从四卷本以传配经之体例。《凡例》但云「合《彖》《象》《文言传》于经」，实则整体架构已跟通行四卷本几近相同。其体例跟四卷本相同之处，兹列述如下：

从源流上看，《周易本义》原本之架构爲十二卷，而最早于南宋嘉熙元年官署本已有从王弼本改动之情况。据祝凤喈于《周易传义音训‧凡例》云：「尝见重刻宋本，卷本题『嘉熙元年四月十二日国子司业陈埙敬书进呈工部侍郎魏了翁监刋』，其书乃与今现行《本义》不殊，盖《本义》在宋时监本即已改从《程传》之式。」所谓「《程传》之式」，即《程氏易传》之体例。程颐治《易》推崇王弼，是以注释仿王弼注《易》之例，又效李鼎祚《周易集解》将《序卦》置于每卦之首。祝氏谓宋监本改从《程传》之式者，是指《程传》从王弼本经传合一之体式。

然而通行四卷本之由来，则与宋监本无关，盖其缘起于明代董楷《周易传义附录》将《程传》与《本义》合爲一帙，又按程朱年次，将《程传》置前，《本义》附后，于是全书架构遂从《程传》，而《传》《义》并行之式亦成主流。逮永乐中编修《周易传义大全》，官署「定从《程传》元本，而《本义》仍以类从」，【18】进一步确定《本义》配附《程传》之体制。

至明代成化年间，奉化教谕成矩因见《本义》爲时所重，遂有意独立《本义》于《程传》之外，使学子便于专门翻阅《本义》。又顾《大全》爲官订本，不可妄改，遂取董氏《周易传义附录》，削去《程传》，保留《本义》。由是《本义》从王弼本经传合一之体式，以《彖》《象》《文言》配经占两卷、《系辞》一卷、《说卦》《序卦》《杂卦》合爲一卷，形成通行四卷本之架构。【19】

由于四卷本的出现，是爲了解决由经传分立而造成不便翻阅之弊，因此在分割《彖》《象》《文言》之外，尚添补文字以弥缝章句。由于十二卷本是经传分立之体，《彖》《象》《文言》三传皆独立成篇，且分别有「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及「文言传」之篇题，而「彖上传」「象上传」及「文言传」题目下，又有朱注解释《彖》《象》《文言》之含义。因四卷本以传附经，《彖》《象》《文言》已无专卷，题目下之注文遂移置于《干卦》之中。《彖传》原题下注文移置于「大哉干元」句下，又于句上补添「彖曰」二字；《象传》原题下注文移置于「天行健」句下，又于句上补添「象曰」二字；《文言》原题下注文移置于「元者善之长也」句下，又句上补添「文言曰」三字。凡此四卷本因应以传配经之体而作出之处理，皆见于读本。

如前文所述，宝应刘氏本原来只存《五赞》，金陵书局据祝氏《周易传义音训》补充《筮仪》《易图》，读本于《凡例》亦但提及《九图》《五赞》《筮仪》，惟至《周易读本》内文，则复有《卦歌》。按《卦歌》不见于宋本，而通行四卷本则《易赞》《易图》《筮仪》《卦歌》四篇俱备，此又是读本跟四卷本结构相近之一处。

此外，读本经传注文前往往有《释文》反切音注，如〈干〉「元亨利贞」下即有「干渠焉反」之文字。考《释文》音注乃明人增益于四卷本之中，故十二卷本皆阙如。此又是读本跟四卷本体例相同之处。

至于金陵书局本中的吕氏《音训》和刘世谠〈《周易本义》考〉，读本亦未载录。而刘氏书序则以金陵书局未收，以致读本同样阙如。

考读本体例唯一跟四卷本不同之处，乃〈履〉〈夬〉二卦《象传》注文「程传备矣」下，四卷本附《程传》文字，而十二卷本皆阙如。据刘世谠在《周易本义考》中云：「凡《本义》中言『程传备矣』者，又添一『传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也。」是知「程传备矣」四字下所列之《程传》内容，实乃后人加入，非原本所有。读本于此则同宝应刘氏本不录《程传》文字。

对照读本跟金陵书局本之体例，不单是四卷本跟十二卷本之分别，更重要的是，读本在依四卷本建立篇体架构之同时，又保留了四卷本增益的材料，如《卦歌》与《释文》音注；同时又缺失了宝应刘氏本特有的内容，即吕氏《音训》。这种保存四卷本面貌而缺失十二卷本特点的情况，不特见于体例，在内容方面更爲明显。

（二）内容

考读本缺漏十二卷本特有字句之处，一是《干‧彖传》注文缺「上者经之上篇」六字，此六字乃十二卷本所独有，吴革本及宝应刘氏本皆具载，而四卷本则阙如；二是〈杂卦〉「感速常久」句，是金陵书局本特据祝氏本改正宝应刘氏本，且于跋文中特地提出，而读本却作「咸速恒久」，同于通行本。至于十二卷本未具而可见于通行本之文句，如〈解卦〉六三象传注文有「戎古本作寇」一句，只见于四卷本，十二卷本皆阙如，而读本却具载之；二是《大畜‧彖传》注文「以卦变、卦体、卦德释卦辞」，「卦德」二字金陵书局本阙如，却见于读本。

综合体例与内容两方面看，《周易读本》比金陵书局本多出一些四卷本之处，同时又遗漏不少十二卷本的关键内容。如此巧合，显然并非直接过录金陵书局本的结果，否则，将金陵书局本特别订正的宋本特色抹去，复以通行本内容取而代之，由此制造出偏近通行四卷本的版本，实跟《凡例》所云「专据仿宋本」之原意相违背。由此推断，读本对于金陵书局本的运用程度，很大可能只作爲校本而非底本。意即读本一开始取一通行四卷本爲基础，复以金陵书局本校改，如此便能解释读本何以有内容不见于金陵书局本，而这些内容又皆存在于通行四卷本当中。这样处理的好处，是不必大幅度改动结构，只须补充文字加工弥缝，较爲省时省力。此是在艰难条件和仓促时间之下，爲坚持经学教育的传承而采取的折衷应变策略。遗憾的是金陵书局本中的宋本特色，由于校对的疏漏，以致没有完整保存。不特如此，对于金陵书局本的跋文亦未有细阅，以致对当中特提宋本之特征如「感速常久」四字未有留意，遂依旧保持通行本文句。

就版本而言，读本诚有不少错漏。然而从经籍流传角度看，却属于宝应刘氏仿宋本的流裔，涵载宝应刘氏本的因革历史。自清麓丛书与金陵书局考校，并补充《筮仪》《易图》，体现出致力完善仿宋本的求眞精神；而唐文治先生改动爲易于翻阅的四卷本体式，则流露出充分利用《本义》的传道诚意。而经过读本的加工处理，一个四卷本体例的仿宋本《周易本义》便在民国时期产生，而且历经数度刋行。

▴唐文治先生六十岁小像

目前坊间流传的四卷本仿宋版《易经读本》，内容与《周易本义》相同。四卷本《周易本义》虽最早见于宋监本，然而宋监本《本义》今已不见于世，更不可能专爲坊本所流传。则此仿宋本所据底本，不可能源自宋代。自明代以来，仿宋本皆效吕祖谦《古周易》编成十二卷，唯有《周易读本》既号称用仿宋本，又改从四卷本之体例，则坊间流传的四卷本《易经读本》，可以推断是以《周易读本》爲底本制作而成。

考此四卷本仿宋版最初由上海广益书局于一九三六年刋印，名爲《倣宋易经读本》，经过王心湛居士校改，此后陆续再版，又先后经由台南综合出版社及台北文化图书公司于五十及七十年代多次发行。查是书跟读本体例相近，除却卷首缺《五赞》外，内容大致相同。本编以《周易读本》对校，发现是本略有从通行本改动之痕迹，最明显者乃读本中〈履〉〈夬〉二卦《本义》文「程传备矣」下原无文字，而此本则补入相关《程传》文字，此实据通行四卷本补充。其余大多围绕读本异于通行本之字眼进行校改，如干卦《本义》文中「重复践行」之「复」，此本改作「复」；比卦《本义》文中「自内比外而得其正」之「正」，此本改作「贞」；鼎卦《本义》文中「餁」「饪」二字并见，此本统一作「饪」。此外，亦有改正读本误字，如否卦中《本义》文「谓匪人道也」中「匪」字本误，此本校正爲「非」；《系辞上》中《本义》文「故随其所见而目爲全体也」中「目」字本误，此本校正作「自」。考其校改者多属字词，皆据自通行本。计整部书中改动文字只有十多处，跟读本内容相差不大，实际上可视爲读本之翻刻本。

考索源流，读本之所以成爲此流通本之底本，跟印光法师有关。考支持《十三经读本》出版之施肇曾尝皈依于印光法师门下。据印光法师〈覆周法利居士书三〉所云，施氏尝「祈光作序，光因祈送一部」，是知施氏赠予法师一套《十三经读本》。印光法师自幼修习儒门经典，尤重孔子与《周易》。从《印光法师文钞》可见，法师投身佛门后，仍劝人学效孔子学《易》，终生坚持改过迁善。而印光法师与王心湛及弘一法师素有交往，弘一法师是印光法师之弟子，又引介王心湛予印光法师；王心湛则与弘一法师互有通信，晚年又礼事印光法师，皈依三宝。从三人之交谊看，很大可能是王心湛从印光法师或弘一法师处取得《周易读本》，从而加以校改重印。又因《周易读本》但存「后学施肇曾谨刋」，而不录唐先生名字，王氏若未见《十三经读本》全体，则很有可能未识《周易读本》之编纂者，以致翻刻时没有记下原本编者之姓名，而但标榜其爲仿宋本而已。虽然，读本设计此独特体例之仿宋本《周易本义》，其爲后来广爲流传，一直沿用至今。【20】

乙、《诗经读本》

近代以来，每以嘉庆年间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刋本爲标榜，实则义疏的繁富，非初学者所能驾驭。从经教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言，势必重新选择简明而关键的本子。唐先生提出「郑氏家法」，以立定初学治经的法门，郑玄《毛诗笺》是极关键的诵习基础。唐先生提到此本的特色，在于「以毛传、郑笺爲主，俾学者童而习之，即知训诂名物之大概。」《毛诗》之义理训诂主要由毛传、郑笺、孔疏三者揭示，其中篇幅繁重之孔疏未必适合入门学子掌握全体。作爲入门之基础读本，殿刻岳本保存的内容，正适宜学生认识经义之正统，掌握「音训」之基本方法，且符合先生经学教育的固本重源理念。

《诗经读本》所用底本，乃武英殿仿刻宋相台本《毛诗郑笺》二十卷。宋相台本《五经》成书于宋元之际，编者爲岳氏，故又称岳本。关于作者身份，据乾隆《五经萃室记》所云，乃南宋岳珂，唯难以考证。此宋相台本之四经《易》《书》《诗》《礼记》，乃乾隆下令修纂四库全书时所发现，《春秋》则于乾隆四十八年复检昭仁殿之天禄琳琅而觅得。乾隆有见岳本《五经》得以齐备，「岳氏之书，旣分而合，幸合则不可使复分」，遂下令武英殿仿刻重刋，乾隆称赞「其用心精而纪类审，即宋板之最佳者亦不多见也」，可见对此本之珍视程度。由于力求复刻其原貌，故云「仿」。而作爲稀有而整全之宋本，其珍贵程度，自不在其它皇家通行本之下。唐先生特意选取当中之《诗经》作爲读本供无锡国专学子所共习，当抉示其用心，令学子接触比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更爲精当的本子，从版本角度而言，更值得推广。

在此特别说明，武英殿仿宋相台本在乾隆四十八年刻成后，光绪二年又爲江南书局翻刻。二本皆恪守仿本原则，从字体到行式皆保留宋本面貌，惟光绪翻刻本将书中「旻」「宁」「顒」三字，采取避讳处理，皆缺最后一笔，以避道光帝旻宁及嘉庆帝顒琰之名讳，而读本对此三字亦进行了避讳处理。爲确定读本所用底本之源头爲乾隆初刻本还是光绪翻刻本，对照读本与及二本异同发现，出现两种现象。

其一是读本虽然用避讳字，然而缺笔的形态并不同于光绪本，光绪本「旻」「宁」「顒」皆缺最末一笔，读本则是「旻」字缺「文」上一点，「宁」字缺「心」，「顒」字缺「页」下两点，可见读本并没有沿用光绪本的避讳方式。

其二是光绪本误刻之处，皆不见于读本；读本跟乾隆本较爲吻合。例如〈竹竿〉「远父母兄弟」，光绪本误作「远兄弟父母」；〈下泉〉「郇侯，文王之子」，光绪本「子」误作「乎」；〈旱麓〉「申以百福干禄焉」，光绪本「干」误作「千」；〈皇矣〉笺文「二国，谓今殷纣及崇侯也」，光绪本「二」误作「三」；〈生民〉笺文「达，他末反」，光绪本「末」误作「未」；〈板〉笺文「嚻，五刀反」，光绪本「刀」误作「力」；〈江汉〉笺文「洸，音光」，光绪本「洸」误作「洗」；〈小毖〉笺文「，尺制反」，光绪本「反」误作「尺」。以上诸例基本属于形近之譌，未见于乾隆本，显然是后来翻刻不愼所致。而读本完全没有这些形近之譌的情况，由此观之，其所用底本之源头，当是乾隆初刻本。

如前所述，殿刻本以「仿」冠名，显示其力求保存宋岳本原貌的宗旨。惟《诗经读本》于翻刻期间，将殿刻本原来保存的不少异体字，改成了流通字体，此出于方便初学者阅读之用心。需要帮助的是，由于唐先生以爲「圈别四声」之格式「近于陋习」，以故在读本翻刻时一律除去。

在断句方面，读本基本上是遵从乾隆初刻本，唯部分小停顿处则有出入。如：乾隆初刻本载〈诗大序〉「治世之音，安以乐」句，当中小停顿，读本略去。至于另一种情况，则是读本在审定句意的立场上跟乾隆初刻本不同，由此对原来断句进行改动。在此略举一例说明。在〈鱼丽〉中有「君子有酒，旨且多」之句，读本于「酒」字后作句读，乾隆初刻本则于「旨」字下断句，作「君子有酒旨，且多」，此实据自《经典释文》之说法，其文云：「『有酒旨』，绝句，『且多』此二字爲句。后章放此，异此读则非。」乾隆初刻本的断法并不常见，读本所改之断句，则是今所通行者。而因承上文之改动，读本在随后《郑笺》亦作改动，将「有酒旨，绝句」之「旨」字删去，遂又别于乾隆初刻本文字。

从乾隆四年武英殿据北监本重刻《十三经注疏》开始，每一经必附「考证」，以见慎重。此乾隆四十八年所得之《毛诗郑笺》二十卷，于重刋时每卷末亦有考证，乃武英殿词臣所撰，主要摘取诸家校勘成果，如《九经误字》《六经正误》等经典校文，以求向读者展示诗篇中有关版本问题与差异较爲突出者，较乾隆四年殿本《毛诗注疏》的「考证」远爲详密。词臣补充精良的考证条例，无疑进一步提高了是书之版本和学术价值。此足见唐先生选本之审慎。印光法师在《十三经读本》序文中称先生选本务求精良，诚非虚赞。殿刻岳本《诗经》主要收录诗篇原文、毛传、郑笺以及陆德明《音义》，孔疏则略去，以故全书义理训诂显得扼要精简。此正是唐先生于历代经典版本中特意选取此本之用心所在。

唐先生在一九一九年主持无锡国学专修馆，翌年编撰《十三经读本》凡二百二十七卷，附录《评点札记》四十五卷，五年始成，施肇曾（一八六七-一九四八）捐献巨资刊出。【21】其所附录《十三经评点札记》，原称《十三经读本札记》，但爲避免用词生僻，刻成时「评点」「札记」并用。所谓「札记」，即「评点」的意思。乃长年搜集得来之经籍评点，极爲难得。在此之前所撰《四书新读本》（收入《十三经读本》改题「大义」，所录前人评点，因避免与《札记》重覆而删除），皆征引相关评点。

考实《十三经读本评点札记》内容，【22】除唐先生自存《周易》《仪礼》《论语》《孟子》《孝经》评点外，并汇录唐先生在京任官时所搜集大量经籍评点，计有苏洵（《孟子》）、谢枋得（《诗经》《礼记》）、陈深（《周礼》）、孙鑛（《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郭正域（《周礼》）、锺惺（《诗经》《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杨绍溥（《春秋公羊传》）、张榜（《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王道焜（《春秋谷梁传》）、徐与乔（《周易》）、陈淏（《仪礼》《尔雅》）、储欣（《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方苞（《春秋左传》）、任启运（《尚书》）、刘大魁（《诗经》）、姚鼐（《礼记》《春秋左传》）、曾国藩（《春秋左传》《孟子》）、方宗诚（《尚书》《论语》《孟子》）、吴汝纶（《周易》《尚书》《礼记》《论语》《孟子》）、武士选（《尚书》）等二十家，于一九二五年梓出《十三经读本》，附录在书后。原拟五色套印，但碍于时局与技术，遂以各注明名氏。先生门人陆修祜先生（一八七七-一九六四）过录于相关经文之下，此极繁难任务告成，若一书在手，即可通览数百年来诸家读经心得，于推动经学教育，作用无可怀疑。唯时代步履阑珊，迤逦半世纪，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据唐先生门人谢鸿轩先生（一九一七-二零一二）所藏影印成书，至一九八零年面世。

唐先生所搜罗经籍评点，以视道光以来两大正续经所录解诸解诂专书，途经有别。其爲评点者之读经心得，每会心即书，于读经与经教所施，无疑具有啓发或提括效果，其导引读者深入理解文本义理与其表达方式，作用不在专书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唐先生文章学大成之《国文经纬贯通大义》，与《十三经读本》时成书，亦大量采用经籍评点。此见其深明经义分类与文体分类，具体运用于所撰辑论著，融合辨义、辨体与评点。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九说唐先生辑录《十三经评点札记》意义云：

分载各家评点，可以依式过录，阅十余年始成书。其意欲后之读《十三经》者，由评点而文法显，文义明，厘然灿然，读者如登康庄，如游五都，如亲聆古人之诏语，因文可以见道，其意未尝不善。

刘氏概括曰「因文见道」，乃本《文心雕龙·原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之原则。经籍评点所以依经立义，经学之流传与影响，究有所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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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读本评点札记》

民国十三年吴江施肇曾醒园本

文法评点其实是宋明啓绽的经学新路向，注重閲读和理解，【23】与向来的注疏体有别。此后来所谓「古文辞」的文法评点的文本精读方式，辐射到制艺与诗文领域，遂出现宋明以来种种形态的诗文评，【24】蔚成大观。这类评点本，尽管官修《四库提要》于此多所奚落，【25】依然发展无间断，东传至日本，发扬光大，蔚然形成依据字义与文法爲批判方式之「古文辞学」。【26】其著者若荻生徂来《论语征》，承此风会，【27】于朱子「误读」多所批评，【28】「古文辞」门法东传爲重要一脉。【29】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单经评注读本的出现，对唐先生起啓导作用。其中方宗诚（一八一八至一八八八）《春秋左传文法读本》十二卷，明确标示「文法读本」，乃唐先生至爲重视的经籍评点，于《国文经纬贯通大义》所录《左传》文，例皆以方氏文法读本的评点爲衡断，足见此类型的「文法读本」于唐先生的强大诱发力。

唐先生身处嚣然否定经学之时刻，有鉴于日本学术发展，深知重新肯定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性，透过教育过程，提倡文本精读与文理脉络把握，运用经籍评点方式，从而深入体会意义，摆脱先入爲主意气，「因文通经」，展示经文的文理，切实理解经义，以爲读经之基础。《评点札记》四十五卷与《读本》构成一体，文本与评点共存，如《论语新读本》《孟子新读本》之例，直接引导读者。唐先生以「文法读本」实践经教的关键途彻，表现于南宋经籍批评的重视。其摄纳桐城古文实践的理论水平与成就，精选宋元以来经籍批评与圈点的代表作品，指导文法导入的经典文本閲读与理解，以爲新时代经学重振的基础，深具返本开新的学术自觉的实践意义。

唐先生重视经义及国文，循序而通达圣贤君子之学，实现经教理想。于此两大范畴之论著中，皆同时表扬及征引其前辈方宗诚之评论之成就。以下具体唐先生之推扬方宗诚所开发之辨体批评方式，以爲精读经典的重要法门。

《十三经读本》所载《十三经提纲》，乃唐先生爲指导专经学习而作，其中《论语提纲》云：

至自来评点《论语》者却甚鲜。评则以方存之先生《文章本原》爲最佳，圈点则以吴挚甫先生本爲最佳。余所圈点更较吴本加增，盖指点成材之士，固宜着意筋节，而开示初学，则以纷纭烂缦爲贵也。

清儒方宗诚（一八一八-一八八八）字存之，号柏堂，安徽桐城人，承传桐城派之学，吴廷栋、倭仁、曾国藩、胡林翼等重臣皆赏识其学行。【30】《文章本原》乃方氏《论文章本原》三卷。【31】

《论语》评点（批评与圈点）向来较少，《评点札记》列出三家，有方宗诚（存之）、吴汝纶（挚甫）及唐先生自评。其中批评者仅方氏一家，唐先生认爲乃至佳者。而吴氏与唐先生自评但有圈点而无批评。详考方宗诚《论语》评语二十七条，皆出方氏《论文章本原》卷二，见录于光绪四年刋出《柏堂遗书》中。至于《评点札记》标示吴汝纶圈点，考实所出，乃吴氏同门张裕钊（廉卿）。吴氏收录于其《经传评点‧论语》（北京都门印书局）每篇之末，本已标明「张廉卿」之名。惟《评点札记》原抄录者但据唐先生《论语新读本》迻录，未及检视原书，故生张冠李戴之误会。

考方宗诚身处道咸变乱之际，其目睹时艰，乃追原时代病因，甚感慨于当时士风，其《俟命录》云：

经济之衰，病根亦由平日学术不明，人不求爲有体有用之实学。父师之所教诲，子弟之所学习，止是时文、诗赋、馆阁字三者而已，记故实、习浮词、简练揣摩，无非爲是三者之用，以博取功名富贵而已。闲有稍知自好者，欲博古通今，爲明体达用之学，则羣起而排之，父师深痛责，视若大不肖之子弟，必将其气英才磨砻殆尽，终于同流合污而后已。以故爲秀才时，人人皆虚浮轻薄无所知能，一旦入官，事事听之幕友猾吏牧民众之道，农田水利兵刑钱谷之法，皆茫无所措，惟知伺候上官，以图加官迁缺而已。遭遇兵乱则惟有惜身保己一法，毫无主张，以致望风而逃，辱国殃民而不知恤；其气质朴厚稍有廉耻者，亦不过临危致命而已。【32】

上述皆其亲见之种种颟顸，归于「文字浅陋」一语，透露人心之肤浅轻薄。就文章而论，士子应付科举考场与公牍文需要，一意专注时文诗赋，以爲晋身阶梯，而无心于经纶时代之责任。迨及入仕供职，一旦有事，手足无措，唯依靠幕友猾吏瞒饰；或一心伺候上官，望风摇摆，虚张声势，以谋荣禄晋陟。及至民变，兵未临城，已经逃之夭夭。方氏以爲等窳败失责，罪在经教之失落，致士子唯知有己而无人。则反本之道，救治之方，乃必在经教之施行。故其在《论文章本原》直指士人之所以「文字浅陋」，反应心术之歪，其病根在「不穷《六经》」：

近人文字浅陋，其病根在不穷《六经》。《六经》是明体达用之书，岂可当文字求哉？然学而不穷《六经》，则吾心之体不明，而经世之用不达，又何以文爲哉？穷《六经》以明其体，达其用，则有时见之于文，自然有物而有序，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

士子以应试目标，虽涉《四书》，然于经籍往圣先儒之经世义理，竟然生疏如此，导致士风委靡不振。方氏归咎时代偏颇「汉学」，随便轻诋程朱性理之学：

自国初毛西河辈，力攻道学，而尤诋程朱，著书以倡邪说，嗣后海内高才硕学，皆染其风。沿及乾嘉之间，朱笥河、纪文达、阮文达辈又以汉学爲大官，以名利势位奔走，一世之名士专与程朱爲难。于是程朱所着诸经，不过爲科举业之用而已，举一世未有讲求其实理实用者也。正道衰而后邪教入，举世以道学爲迂阔，以忠孝不知、经济不讲，以致酿成大乱而不能制。【33】

结合方氏有爲之言，则清自开国之初，毛奇龄(一六二三-一七一六)啓轫，迤逦至一百年后，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纪昀（一七二四-一八零五）、朱筠（一七二九-一七八一），递至道光大员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均以其尊崇身份推波助澜。而道光年间，阮氏在学海堂刻出《皇清经解》，藩篱更固。凡此皆方氏深刻反省时代人心的春秋笔墨。方氏向「明经」友人痛陈其弊云：

经学不讲久矣，世之所谓经学者，非考古以爲博，即立异以爲新，或支离蔓衍而去本益远，究无关乎实用，其孰肯降心抑志体味朱子之书耶？【34】

刻意绝远朱子，学风偏颇，乃是关键。因刻意立异，上行下效，导致学术扭曲，甚至「经学」沦失，酿成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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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读本评点札记》

民国十三年吴江施肇曾醒园本

《论语》《孟子》爲儒家经义之学核心与根本，诸经大义皆归宿于此。唐先生特意指出宋明自有经籍评点之学以来，成果固然可观，但于《论语》反而不彰，成果有限，于评注可称道者爲方氏《论文章本原》，至于圈点则以吴汝纶最具代表。通观唐先生《十三经读本评点札记》，《尚书》《论语》《孟子》皆自方氏《论文章本原》录入，【35】引爲批评典范，非止于《论语》。今特揭示唐先生推尊方宗诚《论语》批评的事实，以明近世经籍评点与文体学之内在关系，以见「因文明道」的实质。值得注意者，乃唐先生极重视方宗诚《论文章本原》一书，全录于编中，此唐先生学术卓识。其书全面论述《孟子》文体，其关键在朱子之点出《孟子》文章整体之表达，于文体上体现澎湃之思想动力，而非停留于一字一句间之琢磨。

方宗诚视《尚书》爲文章共祖，唐先生《尚书读本评点札记》即引录《论文章本原》之「《尚书》总论」： 

文章体制，至昌黎始备，其实《书经》已具体矣。如〈尧典〉〈舜典〉，本纪之体也；〈禹谟〉〈皋陶谟〉，列传之体也；〈禹贡〉〈武成〉〈金縢〉〈顾命〉，纪事之体也。其余诏令、奏疏、制诰、檄文、书说，无所不有，凡人世所必用之文之体，已靡不具。后人所加者，只是辞赋、赋序闲文字耳。然如〈五子之歌〉，即可通于辞赋；如〈蔡仲之命〉〈文侯之命〉，即可通于赠序，若不求原于此，而徒读后人之文，无怪其根底不深厚，而闲文日多也。【36】

则文章体制尽在《尚书》。文章中第一等爲史传，具体而言即本纪、列传、纪事三种史传体制，皆出自〈尧典〉〈舜典〉。次则〈禹谟〉〈皋陶谟〉，次则〈禹贡〉〈武成〉〈金縢〉〈顾命〉。其意义在体现「尧舜之道」，这是经学义理的根本。

孔子本尧舜之道成《春秋》，乃汉以来经学共识。作史者学孔子，自必以《春秋》爲归，而尧舜之道爲根本。故方氏评点《春秋左传文法读本》十二卷，发掘孔子作《春秋》命意与笔法，而后唐文治先生编撰《国文经纬贯通大义》，所选五篇《左传》文章，例取方氏《春秋左传文法读本》。则方氏原本《尚书》，进而《春秋》，归本圣人，乐道尧舜之道，以爲后世作史之体制渊源，所以体用兼全，则《尚书》《春秋》，圣贤心灵之迹，学文撰史之精神运意，其有取焉。就文体以明义脉体统，识见非凡，乃清代评点之学之表表者，方氏书之见知于世，唐先生居功至伟。

方宗诚学宗程朱，关怀民瘼，维持道统，实是求是，身处乾嘉时期刻意挑拨门户、否定宋儒之时代意气之中，尚能坚持经义道术。唐先生立身行事，先后相若，以此会心相通，而经学、理学、文学绾而爲一，体现于国文教育与经教的实践，若合符契，透露其深受方氏人品与学术之影响，一脉相承之迹，显若日月，此爲理解唐先生「因文通经」的深层原因。

唐先生长年施教，深明循序渐进、以简御繁的效果，所以编纂各种经教新读本，一方面采用简明的传注，同时充分运用行之有效的「评点」的方式，以文法导入，引导閲读经学原典。再者经籍自身内容涵盖至广，后世学术之种种意识俱可于其中追溯渊源，并从中寻觅高度与准则。透过推动评点提示文法之切实途径，实有功于经义理解与经教开拓。

唐先生门人毕寿颐〈《十三经读本》跋〉总结《十三经读本》的意义说：

夫圣经贤传，朇益人心，功在万世，固无论已。至于广爲流传，则尤赖有人刋布之。所以葛氏永怀堂、于氏稽古楼咸有《十三经》之刻，厥功非尟。至阮氏有《校勘记》之作，举凡别风淮雨、传写舛譌者，咸加考正，士林翕然称之。阮刻迄今葢已百余年矣，而此百余年间，穷经之士殚心竭虑，阐发经旨，著述如林，不胜枚举。间有私家钞录未经刋行者，茍不撷其精纯，彚刋巨帙，则阮氏嘉惠来学以淑人淑世之心，末由大白。而诸家抱残守缺，羽翼经传之旨，亦湮没而不彰。百十年之后，能不渐致澌灭无余乎？未可知也。则是书之刻，更乌可缓耶？

若总体考察经籍读本的流变历史，更可以肯定其学术与经教意义，远过清代以来所刻诸种《十三经》读本，且发挥宋明以来的经籍评点的新路向，超越汉宋的门户。然自一九二五年刻出后，【37】因世变之亟，在一九二八年周予同（一八八九-一九八一）已反映说：

现时流行的口号是「打倒孔子」、「废弃经学」。【38】

破坏孔子与经学是当时时髦口号，以故唐先生身处苦难时代，其推动经学教育的初衷，至今黯然。

夷考唐先生所推尊方宗诚「原文于经」之经教原则，于举世否定朱子之时，力挽狂澜，原在救治人心惟利是图之时代弊病，提倡作文读经以恢复善性与「明吾心之体」，务求「达经世之用」，明体达用。唐先生一生奋斗之轨迹，亦恍惚如此。其接受方氏之观念与方法，统摄经义与文章，从而正人心以救民命，文章与性道相合，以朱子学精神绾经学与文学爲一之道统担当，绵延于苦难深重之时代。然其「因文通经」，以文法导入的閲读原典方式，实现「文以明道」的文道合一的理想，此其学术价值之卓越，实值得珍惜与重视。【39】

注释：
 
1黄俊杰《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二〇〇七年）考察日本德川时代以来儒者解释《论语》「学而时习之」「吾道一以贯之」等，均在否定朱子建构之理。
2唐文治《自订年谱》，页三七〇一。
3唐文治《自订年谱》，页三七〇四。
4唐文治《自订年谱》，页三七〇五。
5毕寿颐〈《十三经读本》跋〉（一九二五年），载唐文治《十三经读本》（台北：新文丰出版社，一九八零年）。
6唐文治于「凡例」交代说：「蔡氏《尚书集传》用东晋梅赜本，眞僞杂揉，盖梅书之僞，朱子虽尝疑之，蔡氏未及更定也。迨我朝阎、段、江、王、孙诸家书出，眞僞于是大明。而王西庄《后案》、孙渊如《今古文注疏》，尤爲精覈；惟卷帙较繁，卒业非易。庚戌岁（一九一〇）得孙氏补集《古文尚书马郑注》，深爲欣喜，盖本宋王厚斋所辑而加详，于汉经师遗说，大致备矣，是刻即用此本。惟于二十八篇外，增《泰誓》一篇，不无可商之处耳。至梅氏僞《书》，其中亦多名言，足资参考。近任氏《尚书约注》依据《蔡传》，易简而明，附刻于后。」
7孙星衍〈《古文尚书》序〉结笔云：「窃谓伏生、马郑之《书》宜与梅赜本并立学官。……僞孔《书》虽非真古文，而廿九篇经文反赖以存。」《丛书集成初编》影刊岱南阁本孙星衍补集《古文尚书》卷首。
8王锷〈再论抚州本郑玄《礼记注》〉，载《中国经学》第二十七辑，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9魏彦（一八三四-一八九三），字槃仲，湖南邵阳人；魏源之侄，曾江苏直隶州知州，入江南提督李朝斌幕府。罗正钧、李柏荣《魏默深师友记》载：「魏彦，字槃仲，默深之从子也。爲人英俊有才学。默深寓居扬州时，彦常在侧。道光二十一年，彦甫八龄，龚定庵见而爱之，爲说古今人物以相勉。（原注：《定庵年谱外纪》记其事。）默深逝世杭州时，授遗嘱，彦年二十三，至流涕，且与金安清料理一切身后事，尤孝道之足多者。」龚自珍生前有见其幼侄魏彦读《诗》至〈何彼穠矣〉，遂有感题诗于扇以导之，其〈题魏槃仲扇〉曰：「女儿公子各风华，争羡皇都选婿家。三代以来春数点，二南卷里有桃花。」按：魏彦父魏源《诗古微》力主〈何彼穠矣〉爲东周诗，入二南爲后人之误，而龚自珍则豁达视之，题世侄扇面，自具情谊本事也。世之知魏彦者稀，故稍述焉。
10周樽，字寿南，号眉亭，云南昆明人。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己卯科举人。历官镇海县知县、玉环厅同知、镇江知府、安徽布政使。于镇江修建宝晋书院，于甘肃刻《皋兰肄业课编》，于安徽刻《十一经旁训读本》，推动文教甚力。
11见金陵书局本《周易本义》跋文。跋文署名李鸿章，实由金陵书局雠校主事张文虎所撰。
12按：《汉书‧艺文志》记载《周易》篇目即爲经传分立。
13吕氏《音训》乃朱子之孙朱鉴刻于《周易本义》之后，非《本义》原来所有，故十二卷本中有《音训》阙如者，如吴革本即是此属。又朱鉴《音训》今已不存，后来《本义》所载《音训》并非朱鉴原本，而是仿效朱鉴补充吕氏《音训》，宝应刘氏本即属此例。
14按：张文虎所云梅村者，即汪士愼。
15祝氏合刻本历经数度刋刻，先有清咸丰六年与古斋金陵刻本，同治六年又有望三益斋刻本，光绪十五年户部及江南书局又再刻印。按金陵书局本成书于同治四年，则当时所用祝氏本子，应爲咸丰六年初刻本。
16事载《张文虎日记》同治四年六月廿八日。后于七月初二「发写《周易本义》」，至七月十六日「校《易本义》样本」。
17内府藏南宋吴革刻本与贵池刘氏本、宝应刘氏本俱属清代著名《周易本义》版本。吴革本以其爲清代君主所推重，历经康、干两祚帝主下令影刻及钞录，向爲学术界所重。康熙时期有武英殿影刻本以及曹寅扬州书局翻刻本，乾隆时期有《四库》本，名爲《原本周易本义》，是据内府影刻本钞录。然而内府吴革本不易爲民间所得，即便是官书局的编校者，亦未必能接触得。张文虎得悉祝氏以吴革本校《周易传义音训》后，叹惜其「仍与传合刋」，致使读者不能得见吴革本之本来面目，是知其亦未尝亲见吴革本。
18文见《易经大全凡例》。
19有关明人将《周易本义》由强合于《程传》至独立成四卷本的情况，前人多有详述，如顾炎武《日知录‧朱子周易本义条》、朱彝尊〈明刻十二卷本《周易本义》跋〉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原本周易本义》皆明其本末源流。
20欧阳艷华〈朱熹《周易本义》的现代传衍：唐文治《周易读本》探要〉，载《国学学刊》二零二三年第四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二零二三年，页三十一至三十九。
21见毕寿颐〈《十三经读本》跋〉，一九二五年。
22唐先生《十三经读本评点札记》四十五卷，载前揭《十三经读本》第六册。
23张素卿〈「评点」的解释类型：从儒者的标抹读经到经书评点的侧面考察〉，载《东亚传世汉籍文献译解方法初探》，页八一。
24「古文辞」较「古文」涵盖面为宽汎。曹虹〈异辕合轨：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的混成意趣〉，载《文学遗产》二〇一五年第四期，页一二一至八。
25侯美珍〈明清士人对「评点」的批评〉，载《中国文哲研究所通讯》（二〇〇四年）第十四卷三期，页二二三至二四八。
26张崑将云：「荻生徂来的古文辞学在德川中叶成形后，如狂风般席卷整个德川思想界。」载《德川日本儒学思想的特质》之二（台北：台大出版中心，二〇〇七年），页八四。
27林庆彰〈明清时代中日经学研究的互动关系〉之六，指出清末儒者征引之富，并赞美曰「言而有据，平实近理」，载《中国经学研究的新视野》（台北：万卷楼，二〇一二年），页一四六。
28荻生徂来有《字义明辨》《文理三昧》二篇，参王侃良〈《荻生徂来〈文理三昧〉》中的「文理」论考〉，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二〇二一年）第二十二辑。
29黄俊杰《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以「脉络化」一词概括此方式云：「『脉络化』的解经方法从经典文本中所开发的『意义』。」页三二六。林庆彰〈中国经学中的中心与周边〉指出：「（荻生徂来）受明代李攀龙、王世贞的影响，发奋读书，提倡古文辞赋。用研究古文辞的方法来研究古代经典。认爲只有了解古文辞在当时语言脉络中的意义，即可得到该古文辞的正确解释。」载前揭《中国经学研究的新视野》，页一一三。
30方宗诚事迹具载其子方守彝、方献彝及其门人陈澹然合编《方柏堂先生事实攷略》，载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六三册，页八五至一四一。并见《清史列传·儒林传‧方宗诚传》，王锺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二零零五），卷六十七，页五四一六至五四一七。《清史稿校注·文苑‧方宗诚传》第十四册，卷四九三，页一一二一六。
31《论文章本原》三卷收纳在光绪四年（一八七八）结集之《柏堂读书笔记》刊行。方宗诚《柏堂读书笔记》，载严一萍先生辑《原刻景印丛书菁华（独撰类）》（台北：艺文印书馆，一九七一年影印志学堂家藏版《柏堂遗书》），第二十三册。
32方宗诚《俟命录》卷一，载前揭《柏堂遗书》卷一，页十三。
33方宗诚《与黄子寿太史》，载《柏堂集外编》卷四，页十七。
34方宗诚《复苏菊邨明经》，《柏堂集外编》卷五，页二十六。
35方宗诚批评见录于《十三经读本评点札记》，见卷七《尚书》蓝笔（页三八三七至三八四四）、卷三十六《论语》蓝笔（四一一六至四一一八）、卷四十三《孟子》绿笔（页四一九二至四一六二）。
36唐文治《十三经评点札记》卷四十三，原载方宗诚《论文章本原》，页五六一九。
37毕寿颐〈《十三经读本》跋〉云：「庚申岁（一九二○）设国学专修馆于无锡，并刋刻是编，爲末学倡。凡五阅寒暑，始克蒇事。」这是参与其事的唐先生门人的纪实。
38周予同〈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皮锡瑞《经学历史》序〉，原载一九二八年一月《民铎》（第九卷第一号），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页九十七。
39但由于时代纷乱不靖，与及编纂出版时间仓促，唐先生原来初衷，毕竟未能完全实现，此所以耗长年心力，重新复原整理，庶几可令如此优秀读本重新焕发生机，爲经教的施行与学术研究提供基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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