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个结合”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理论建构

作者：潘娜（西安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二月十四日乙巳

          耶稣2026年4月1日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根基。提炼中华文明标识，本质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性梳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核心理论遵循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文明标识的提炼过程，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性挖掘与精准性阐释，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创造性转化，而人民性、实践性、科学性三大维度，正是“第二个结合”视角下中华文明标识提炼的核心理论依据，三者相互关联、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标识提炼的完整理论框架，确保提炼出的文明标识能够精准承载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兼顾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

文明标识应体现人民性：从“精英叙事”到“集体记忆”的价值回归

对标识体系的认知易陷入两种误区：一是将文明标识等同于帝王将相的个人功绩，二是将文明符号窄化为文人雅士的精英趣味。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根本在于其根脉深植于人民的沃土之中。提炼文明标识，必须完成从“英雄史观”到“人民史观”的价值重构。

“第二个结合”的核心要义之一，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实现传统民本理念向现代人民主体地位的创造性转化。中华文明标识，首先是人民性的标识，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亿万人民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譬如，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标识之一，其价值不应仅在于秦始皇的“却匈奴七百余里”，更在于千百年来无数戍卒、边民在严寒酷暑中对家园的守护，是集体意志的物化形态；同样，大运河作为流动的文明标识，其开凿与维护离不开历代无数劳工的血汗，其繁荣与兴盛更仰赖沿线商贾百姓的往来穿梭，它不是隋炀帝的个人功过所能概括，而是古代中国人民改造自然、沟通南北、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实践。

从“第二个结合”出发，文明标识的人民性还体现在其对当代中国人共同情感的凝聚上。无论是清明公祭轩辕黄帝，还是端午龙舟竞渡，这些仪式与符号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们唤起了海内外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的民族认同；无论是传统节日习俗的代代相传，还是传统技艺的口传心授，中华文明标识的每一个元素，都源于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递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文明标识应体现实践性：在历史纵深与时代回响中激活文明基因

“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指向，在于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华文明标识的提炼，必须立足实践性维度：纵向来看，它应标示出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改造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奋斗轨迹；横向来看，它应深度总结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经验。

从纵向的实践性来看，中华文明标识是中华民族生存智慧与发展历程的忠实记录。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见证了五千年前先民与自然博弈的智慧；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礼乐制度，是当时治国理政、文化创造的实践结晶；秦统一六国后，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其文明标识既展现了秦朝的强大国力，也体现了人民在国家统一、工程建设中的实践壮举；汉唐时期，何尊、唐三彩、敦煌壁画等文物，成为汉唐文明的标志性符号，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与蓬勃生机；宋元明清时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戏曲艺术的成熟，每一项文明成就都离不开人民的实践创造，都成为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横向的实践性来看，“第二个结合”要求我们将历史标识的阐释与当代实践经验紧密结合起来。提炼中华文明标识，绝不能将其锁进博物馆的玻璃展柜，而应使之成为解读中国道路、总结中国经验的钥匙。例如，红旗渠既是对大禹治水以来中华民族治水传统的继承，更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改天换地伟大实践的见证，它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当代标识；故宫文创、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西安“大唐不夜城”等品牌实践，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成为新时代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这些当代标识纳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正是“第二个结合”时代性的生动体现。

文明标识应体现科学性：在历史规律与话语建构中巩固文化主体性

文明标识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印记，其形成与发展并非偶然，而是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顺应文明演进趋势的必然结果，具有鲜明的科学性特征。“第二个结合”的深刻之处，在于它超越了以往对传统文化的碎片化利用，将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上升为尊重历史规律、掌握文化主动的自觉行动。

首先，科学性要求标识的提炼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揭示，文明形态的更替、文明标识的兴衰，归根结底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制约。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正在于它们以科学的方法论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规律；秦代“书同文、车同轨”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大一统格局的关键标识，正因为它顺应了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历史规律。提炼文明标识，必须遵循这一规律。

其次，科学性要求标识体系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中华文明标识从思想层面看，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存智慧；从制度层面看，有郡县制、科举制等影响深远的治理创造；从器物层面看，有青铜器、瓷器、丝绸等承载中华美学与技艺的物质精华……这些标识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体系。提炼标识的过程，正是揭示这一内在逻辑的过程。

最后，科学性的最高体现，是构建具有主体性的中华文明标识话语体系。在长期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中，西方学术话语对中华文明的解读往往存在误读甚至曲解。从“第二个结合”出发提炼中华文明标识，实质是用中华文明的精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我们提炼“礼乐文明”为标识，是对西方“东方专制主义”话语的有力回击，彰显中华文明以伦理秩序与人文精神立国的特质；我们提炼“和合”理念为标识，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回应，向世界传递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价值追求。这套标识体系的建构，本身就是一场确立文化主体性的科学实践。

综上所述，从“第二个结合”出发，中华文明标识的理论建构以人民性为价值内核，彰显了“天下为公、民惟邦本”的理念，让文明标识扎根群众、凝聚民心；以实践性为生成路径，践行了“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精神，让文明标识衔接历史、融入时代；以科学性为发展遵循，契合了“实事求是、顺应规律”的特质，让文明标识立足客观、彰显理性。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唯有如此提炼出的文明标识，才能让中华文明标识既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名片”，更成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凝聚民族复兴力量的重要载体，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本文系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第二个结合’视域下陕西中华文明标识地域谱系提炼的理论依据、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研究”（25XWC01）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