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清经解》 正、续编看重写清代经学史的可能

作者：许超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二月廿二日癸丑

          耶稣2026年4月9日

晚清经学大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对清代经学之发展有一个扼要而精准的概括，其言曰：“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

皮氏将清代经学史分为国初、乾嘉、嘉道以后三段，并分别对应汉宋兼采之学、专宗东汉实证之学、追迹西汉今文经学三种治学趋向。皮锡瑞作为经学大家，其论颇能切中肯綮，故这段文字也成为评论清代经学之代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段高度概括的宏观论述，其中不乏可供修正之处。如果要深入梳理清代经学，对前贤研究有所推进，则必以全面研读清代学术著述为基础。若欲研读清代经学著述，又必以《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为中心。

道光初年，阮元命严杰搜集清人经学著述183种，汇刻为《皇清经解》1400卷；光绪十一年，王先谦任江苏学政，于南菁书院编刻《皇清经解续编》1430卷，收书209种。二者所收书目即清代经学之主体。自是以降，欲研治清代经学，必以此二丛书为基础。《皇清经解》所收书籍以清初至嘉庆年间的经学著作为主，《皇清经解续编》为接续《皇清经解》之作，除补《皇清经解》之遗漏外，主要收录嘉庆至光绪时期的经学著作。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称赞：“《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二书，于国朝诸家，搜辑大备。”可见二书之价值。

通过研读《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可以发现，皮锡瑞等前贤对清代经学发展理路的梳理与把握是较为合理的。由清初考据学之兴起，到乾嘉时期考据学大兴，再到嘉道以降重视两汉专门家学，确实是清代经学发展的主要脉络。

以《春秋》学著作为例，《皇清经解》收录《春秋》学著述二十余种，从中可以看出，清前期《春秋》学主要有两种研究范式，即宋明研究模式之延续与考据模式之兴起。顾炎武、万斯大、惠士奇、江永、沈彤、焦循、马宗琏、赵坦等以考据学为中心的学者所持的是清初以降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并最终形成了乾嘉考据之潮。《皇清经解续编》共收录三十余种《春秋》学著作，从中可以看出，嘉道以降的《春秋》学在延续清前中期考据学理路的同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更为精细，对师法家法的重视也凸显出来，如刘文淇、李贻德、陈立、钟文烝等人，皆守专门家法。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前人对清代经学与经学史的评判与论断。如学术界常将清中期学术称为“乾嘉考据学”“乾嘉汉学”，亦以“乾嘉考据”“乾嘉汉学”代表清代学术，皮锡瑞即将乾嘉学术称为“专门汉学”。但事实上，“考据”与“汉学”有别，考据学并非汉学。张尔田《松崖读书记序》说：“有考据学，有汉学。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此考据学也；守师说、明家法、实事求是，以蕲契夫先圣之微言、七十子后学之大义，此汉学也。……盖必有所主而后谓之汉学，无所主而但下己意，则考据学而已矣。”如张尔田所言，汉学虽亦可讲究“实事求是”，但更重要的是“守师说、明家法”，并能更进一步“以蕲契夫先圣之微言、七十子后学之大义”。这就对考据与汉学作出了细致的区分，并修正了皮锡瑞“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之说，似更合于实际。

皮锡瑞等前贤对清代经学之总结影响后世甚深，但若细究起来，难免存在颇多可议之处。要补正前人之说，就必须回到清代经学本身，对清代经学著述做出全面的梳理与研究。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某些具体的清代经学著作已经做出颇多具有深度的研究，但能够全面把握清代经学全貌的著作则极少，即便有，也往往只是笼统言之，并未深入研讨、细致梳理。究其原因，就是对清代经学著作的研究尚有不足。若要全面把握清代经学发展之全貌，《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是最重要的核心文本与研究对象。

在某种程度上，《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就是清代经学本身，透过它们，能够看到清代经学发展中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将它们连缀起来，就有了重写清代经学史的可能。不妨再以《春秋》学为例。从两套《经解》所收《春秋》类著作来看，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等《公羊》家学的出现是颇为“突兀”的。如果从清初考据学发展的角度说，似不能导出《公羊》学；学术界常将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等人视为常州学派，以之为道咸以降专门汉学之先声，但庄、孔、刘之学与清中晚期的“汉学”似又有不同。那么，清中期何以会出现庄、孔、刘之学呢？重新审视《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收书之标准与范围，可以发现二者皆未收官方编订之书，如钦定之《日讲春秋解义》《春秋传说汇纂》《春秋直解》等。事实上，庄、孔、刘之学与这些钦定、御纂之书，也就是官方思想密切相关。要讲清楚庄、孔、刘之学，就必须要深入了解清代官方经学，那么，就可从《皇清经解》推及清代官方学术；而庄、孔、刘之学与嘉道以降“汉学”之异同，又可将其推向清代中晚期之“专门家学”。由此，就可由点及面，使清中前期《春秋》学慢慢形成一个整体。

如果更进一步反思，那么《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的编撰与选目，本身就是嘉道、光绪时期考据学、汉学主导下的经学“丛书”与“选本”。以《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之编撰与选目为中心，可以重审清代中晚期主流经学世界的历史图景，这本身就是清代经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对那些没有被选入《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的书籍的研究，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清代经学主流的“偏见”，从而在把握清代经学主流的同时，能够更为全面地审视清代经学全貌。

简言之，《皇清经解》正、续编作为清代经学文献的核心和主轴，是研究清代经学与经学史的主体。目前的清代经学史研究存在较多问题与不足，若要重写清代经学史、重新定位清代经学与学术，应以深入研读《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为首务。以《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为中心，深入研读其所收录各家著述，必能纠正、补充颇多前人语焉不详、误读缺漏之处。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不断拓展清代经学文献范围，那么许多清代经学史的观念、“常识”都能得到改写，亦可将清代经学世界编织成有机的网络。这样一来，重写更符合清代学术历史事实的清代经学史将成为可能，有助于推动清代经学史、学术史研究向前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穀梁》经传汇校集注疏证”（23VJXG008）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