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斯文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史的转向

作者：朱鑫钰

来源：《孔子研究》2026年第1期

摘要: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主潮和社会改革运动，“新启蒙”以“现代化”“反传统”为重要特质与标识。与此立场分殊的“传统弘扬派”同时登台，亦探索着何以解决文化缺失感、何以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等诸多“五四”以来贯穿时代的理论命题。1984年堪称一系列弘扬传统力量走向聚势整合的时间起点，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立为各方文化力量的集聚提供了舞台与枢纽。以谷牧、匡亚明、冯友兰、侯外庐为代表的关键人物登场，将《孔子研究》杂志作为理论阐发阵地与思想争鸣园地。他们不仅是传统文化事业的同道中人，也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共同推动者。其所深度参与的80年代中国思想史向弘扬传统文化的转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国家决策层的治理逻辑，是彼时学术与政治良性互动的生动缩影。

关键词:80年代《孔子研究》传统弘扬派新启蒙“反传统”

作者简介:朱鑫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20 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可谓气象万千，其间蕴藏着互相包孕、交织、博弈、对立、影响的若干思潮，人道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寻根”思潮、“文化热”、“重写文学史”思潮、“纯文学”实践同时存在[1]，吸引着其后的追忆者、缅怀者、想象者不断与之对话。对该年代的“重访”“重返”“怀念”“遥望”“反思”“重估”“重构”以及“作为方法的八十年代”[2]等一系列话语相继问世。

在既往研究中，判定20世纪80年代为“新启蒙”时代的话语占据多数。王学典指出其时的主流思潮与主导观念是“新启蒙”或“反传统”。[3]金观涛、许纪霖、贺桂梅等学者都将之对标“五四”，认为此年代是一个接续“五四”传统的“新的文化启蒙时期”或“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亦即第二次“五四新启蒙时期”。[4]蔡翔指出“去政治化运动”、安全问题被暂时搁置、“对1950—1970年代的反思”构成了80年代的宏观背景。[5]域外有关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已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多有开拓，主要聚焦于国家转型、现代化进程、大浪潮与小人物、文学思潮等，并取得一定成绩。[6]学者从不同层面切入，共同形塑起对这一思潮变迁研究此起彼伏而又相互交织的壮丽景观。

一、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与“反传统”

改革开放后，经济改革全面铺开，时代转型迈开步伐，受此鼓动，文化研究明显升温。人们对国家前途和国情状态的重新思考与对未来发展美好前景的热切期待，推动思想界开展文化反思和新的理论探索，这成为“文化热”兴起的首要动因。[7]一时之间，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接续“五四”时期的思想繁荣景象。

“新启蒙”被集约为80年代的一个核心话语与关键词汇，“西学热”“现代化”“现代性”成为“新启蒙”的代名词与标识，并处于灯塔地位。[8]1985年至1986年间，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陆续在《读书》杂志之“三人谈”专栏发表评论，间接带动了有关“现代性”的讨论。[9]李陀曾指出，此时的“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都被“现代化”鼓舞着。[10]1988年，《光明日报》刊登了《学术界》《中国青年论坛》的文章要目，里面不乏“现代化”字眼和有关“启蒙”的论述。[11]后来在中国香港出版的《八十年代：改变中国的33本书》，多次提到“现代化与人”“人的新发现”“现代化的幽灵”“自由的启迪”[12]，彰显着关注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人们追寻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将西方业已实现的现代化作为中国改革的最高规范与最终旨归。不少知识分子在对未来的畅想之余又心生疑虑，中国久已存续的传统是否会阻碍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关于80年代的思潮究竟是“反传统”还是“反思传统”的驳诘仍在持续，但毋庸置疑的是，“传统”这一概念已成为“反传统”思潮所要批驳的主要对象。“文化上的东西、古今问题，仿佛是一个跷跷板：任何一端的分量加重必然会引发另一端的上扬与反弹。”[13]许纪霖自陈，“反传统”思潮存在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理论预设，即“中国的传统都是负面的，而凡是西方的，都是现代、都是好的”[14]。这种价值褒贬取向与二元对立思维密切相关，继而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化等一系列概念组合。

现代化被推崇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最高规范”，与之伴随的是对传统的批判并进而发展为“对整个中国封建历史的社会结构的批判”[15]。黎澍提出“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16]等主张，掀起了批判“封建主义”的高潮。李泽厚已经意识到年轻人群体中存在着“彻底反传统的现象”[17]。“传统”“儒家”“儒学”等词语，充当着“封建”的替身而遭到批判和否定。在“新启蒙”知识人那里，“现代”时常处于“传统”的对立面。“清算传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18]，“反传统”被视为“反封建”别名的同时，亦成为“新启蒙”的关键特质。

澎湃兴起的“新启蒙”思潮与“五四”遥相辉映，传统文化似乎已被视作现代化的对立面。“新启蒙”知识人迅速开拓了纸质出版物等大众传播路径。虽然“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两大民间学术群体已然星流云散，但这些学人群体造就了“五四”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并推动了“一场空前的知识更新”[19]。发轫于80年代的“启蒙”，堪称“文化合唱的主调”[20]，一时成为众多知识人之普世价值依托，并随后向各个方向延展与深入。

“五四”以来所形成的本土文化缺失感加上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引发了学术界热议中西文化的浪潮。这反映出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社会发展进程失却平衡而引起的焦虑心理，和积极参与变革这一现状所作出的努力”[21]。将中国思想史脉络的坐标往前追溯，晚清至“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亦在探索现代化、探寻民族出路的“启蒙”中徘徊。“五四”以前，张之洞就已立于传统与西化交织的国家变局中，思索新旧之学的未来：“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22]梁启超曾忧虑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

怎么样才能打开出一个新局面呢？这些问题，以半自觉的状态日日向（那时候的新青年）脑子上旋转。于是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再酿成政治的剧变。前波后波辗转推荡，至今日而未已。[23]

80 年代接续晚清民国时期的思想表征，并“续写五四新文学未竟的篇章”[24]。“新启蒙”“反传统”持续与“五四”对话，赋予其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25]。80年代的“反传统”，继承了“五四”传统，本身也是一种对传统的弘扬。换言之，“新启蒙”接续了“反传统的传统”[26]。

“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27]问题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当大多数学科未及回应时代思想转折之际，80年代文学率先破土展现“先锋性格”，“现代主义”这一术语的浮现亦引起了本土作家的反弹，“寻根文学”正是这一文化反弹的产物。[28]对他们而言，中国本土的传统是可以凭借的资源。

80 年代，“新启蒙”在推动现代化思潮澎湃兴起并呈压倒势头时，真的只有“反传统”一种导向吗？显然不是。“如果只学西方中心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就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29]，中西学者之间的对话已点明传统与西化之间并非全然对立的关系。自80年代中期开始，周谷城、朱维铮、庞朴、姜义华等人着手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余英时、周振鹤、游汝杰、葛兆光等学者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著作陆续问世，以他们为代表的知识人逐渐开始聚合为“文化热”“丛书热”中的弘扬传统力量。

依循上述学者的学理逻辑，弘扬传统的力量亦是在现代化探索中践行着“启蒙”。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蕴含着能够为社会现代化建设提供依据与镜鉴的理论。“传统与变革”丛书编委会曾倡言，自1985年夏秋间开始，传统与变革成为思想界和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更深层的文化省思与比较研究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30]他们探索和凝练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命题，与时代共振、回应时代问题并引领社会思潮走向。据陈来、陈方正等人的总结，“走向未来丛书”树立的旗帜是科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标榜西方哲理亦注重文化关怀，中国文化书院则以传统文化为旨归，三大著名的民间文化团体构成了80年代“文化热”的三股力量。这三大“文化圈子”还被金观涛肯定为“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31]。传统与现代构成了该时期“启蒙”的两大动因与双重引擎。

“反传统”和弘扬传统的思潮均是对当时民族国家发展走向所作出的回应。虽说以推崇西化为特征的“激进主义”占据80年代的思潮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以提倡回归传统、守护传统为特征的“保守主义”在当时缺乏影响。在“新启蒙”学人那里，“文革”被视为“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在当代的复辟”[32]，“反传统”则具有了“反文革”的性质和指称。对弘扬传统的学者而言，弘扬儒家思想和古典学术同样发挥着“文革解毒剂”[33]的思想解放作用，以庞朴为代表的“弘扬传统派”对“文革”的反思也时常冠以“新启蒙”的名号。

在“传统弘扬派”与“新启蒙”共同登台的80年代，“新启蒙”“反传统”与传统力量都在探索如何解决文化缺失感、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推动国家发展等诸多“五四”以来所贯穿时代的理论命题，两者都是“启蒙”。

二、弘扬传统力量的兴起与聚势

20 世纪80年代的思想多元、见解各异，却仍有共通性——“大家都在为中国找出路，目标都是推进中国的开放、现代化”[34]。

在“反传统”成为思想主潮时，相当数量的学人已逐步确立起“弘扬传统”“守护传统”“反‘反传统’”的学术态度或情感倾向。梁漱溟、冯友兰、庞朴、匡亚明、朱维铮、任继愈等学者扛起了弘扬传统的大旗，寻找中国文化的生成机理、内在逻辑与主体脉络。

在“儒学第三期”[35]中，儒学研究、传统文化研究经历了从个体逐渐走向聚势的历程。1978年，庞朴《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刊载于《历史研究》，堪称近几十年来国内对孔子价值公开肯定和正面评价的“第一声”。1980年，他撰写的《“中庸”平议》一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高度肯定了儒学与儒家思想，树立起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同年，冯友兰在《哲学研究》第2期上发表《从中华民族的形成看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指出孔子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由齐鲁书社出版，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一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刊发，全国100多名专家赴曲阜参加孔子讨论会。此时的孔子研究尚以个体为单位进行探索，学术会议为其提供了短暂的交流平台。

1982 年6月，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8月26日，庞朴《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发表于《人民日报》，开启了该年代“文化热”的先河[36]。9月13日，匡亚明撰写的《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在《光明日报》发表。同年，两次有关研究孔子问题的座谈会在济南举办，匡亚明出席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必须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精华，首先要包括孔子思想的精华”[37]。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科学与文化进步》中国编委会和《中国文化》编委会共同在复旦大学召开“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引导和推动着“文化热”。[38]1983年，钟肇鹏的《孔子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比时，围绕儒学开展的短时间的集中探讨已星散于些许地方，不过对孔子、儒家、传统等的长久且持续性的研究与发掘尚未有稳定的平台支撑。

1984 年，堪称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研究走向聚势的时间起点。1984年6月，邓颖超视察曲阜，并为孔庙题“古为今用”四字。9月24日，经中共中央办公厅以电报的方式批复山东省委后[39]，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成为当时最早成立的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实体机构。谷牧担任名誉会长，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任会长一职，周谷城为首席名誉顾问，楚图南、荣毅仁、王光英、白寿彝等知名人士担任名誉顾问，多名孔子研究专家、孔子后裔担任副会长等职。他们所凝聚的知识分子团体形成了发扬传统文化的坚实力量。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思想解放、开拓创新的年代，在那个开启改革开放新纪元的年代，发生了若干流传后世的事件。”[40]在当代文化史、思想史、儒学史上，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创设，都带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创举的“领跑”作用受到时人肯定，牟钟鉴曾称赞其为“我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由政府支持的、从正面弘扬中华文化的、群众性学术团体”[41]。王学典曾总结说：

中国文化、文化复兴，从正面的角度、从复兴的角度，我觉得它的起点，是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立。……在八十年代那个整体的氛围之下，那样一个“反传统”的思潮之下，有勇气把孔子基金会建立起来，从而来组织儒学的复兴和儒学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有勇气的、创造历史的一个举动。所以孔子基金会成立之后，一直在推动或者是组织儒学研究的开展。因为它冠着“中国”之号，是国家层面的一个基金会，国家层面的一个学术组织者，它不同于一般的基金会。[42]

“民办官助”[43]这一机制成为不容忽视的要素，具备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中国孔子基金会恰受益于此。

在20世纪，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复兴及弘扬传统力量从兴起到聚势走过了一个漫长过程，其时间起点与关键转折就是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立。这一起点的发生，是在当时中国社会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产生的。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孔子基金会这一组织及其后来创办的《孔子研究》杂志，在文化复兴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或可说是先锋作用，或可说是主导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中国孔子基金会还是相关的文化机构，它们都是国家对中国社会进行既深且广文化穿透任务的有力执行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依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一种主动性调整，是凝聚和调动思想资源、贯彻国家治理意志的一个体现。

1984 年之所以成为一系列分散因素走向聚势并形塑时代思潮的“关键接合点”[44]，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表征。此年，《兴盛与危机》[45]一书问世，旨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历史依据和学理支撑。“走向未来丛书”开始陆续出版作品，将“启蒙性、思想性”[46]作为丛书的定位。该丛书既有译作，又出版国内知识分子的原创作品和结合中国改革实际的著作，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47]。在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文化书院于1984年12月16日召开筹备委员会并在北京成立。

自1985年夏秋伊始，围绕传统与变革问题展开的讨论渐为激烈。“传统与变革丛书”希望出版的每本书都能够回答五个层次的问题，即“传统是什么”“传统的成因”“传统对现代的影响及影响的方式”“传统的功与过和是与非”“传统在当代的转换趋势”[48]。这一年，匡亚明所著《孔子评传》由齐鲁书社出版，堪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公正、严肃地评价孔子的专著，也是‘五四’以后截止到当时对孔子评价最充分的评传”[49]。6月，中华孔子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弘扬传统力量更加聚合，并在发展中塑造并影响着思潮走向。

1986 年，复旦大学举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周谷城、庞朴、刘泽华、杜维明、王元化、陈旭麓、冯天瑜等学者围绕着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发言与争鸣。[50]在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的主持推动下，《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文集》于1987年问世并对各级党校发行。该文集关注中外文化汇聚与冲突、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人伦思想与现代意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发展等命题，对社会变革形势下的文化变革展开探索。文集中既收录了庞朴等弘扬传统派的论述，亦不乏甘阳等“新启蒙”学人的言说。

80 年代之后的知识人在“思想、知识和人脉”上产生分歧并形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不同断层和价值取向”，但他们均是“围绕着中国现代性和改革的重大核心问题”[51]而成长起来的，都在从传统或现代等因素中寻找何以推动社会发展的共识。

三、《孔子研究》：中国思想史转向的典型个案

“特定时代学术精英的活动，往往蕴藏着超越时代的最大信息量。”[52]这一点集中展现在学术刊物中，故而观察研究相关学术刊物可以清晰洞悉一个时代的思想动向。在1986年创办的《孔子研究》，为“研究儒学、弘扬传统文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汇集研究成果的园地，这是史无前例的”[53]。这也为研究80年代中国思想史的转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典型案例。

（一）“聚合力量”：学术刊物与学术思潮的互动

学人群体通过学术文章获得自身的存在感、来自社会的认同感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成就感，参与并塑造着所处时代。他们在推动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现代化中发挥着纽带与桥梁作用，使自身作为社会的代言人，用较为“个性化”的方式调动与整合社会上的物质、文化与精神资源。[54]

1986 年的春天正值中国大地从严寒中逐渐回暖，多数人仍将传统文化与孔子研究视为“畏途”，谈及孔子和儒学时仍“心有余悸”。[55]在中国孔子基金会的主导下，《孔子研究》杂志毅然创办，成为80年代“文化热”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其后，弘扬传统的学人们逐渐将《孔子研究》杂志作为理论阐发园地、舆论前沿阵地、彼此之间以及与社会大众沟通联系的平台。他们集合其间，“有的议论恢宏，力图从客观上把握中国思想的发展趋势和精神实质，有的则考证详实，钩玄索微，力图对某一专题给予深入的分析。”[56]刊物创刊一年内共计有489人撰稿，来稿人中不仅有学术界的著名学者，还有中青年骨干力量，乃至中学教员、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等群体亦构成了刊物的作者群体。[57]《孔子研究》为学者阐发思想、展开理论探讨提供了支持平台，例如，张岂之的一些重要洞见即发表于此：

1986 年他发表在《孔子研究》第三期上的论文《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引起学界的注意。特别是他把“和而不同”与“百家争鸣”“独立思考”联系起来，将“和而不同”上升到人类思想发展的规律来看，从思想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来理解这一概念，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范例。[58]

《孔子研究》的这种“开放”理念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谷牧在总结《孔子研究》的创刊背景时指出：“一个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理论和学术问题的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59]侯外庐对开展儒学研究表示乐观并认为，研究禁区已然打开，所面临的问题已转化为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并使之健康发展。[60]

在此种思潮引领下，《孔子研究》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为理念，重视凸显古典学术的历史连续性、时代价值，并引导着思潮走向。在“反传统”的背景下，刊发于《孔子研究》中的若干论述并未一味顺应这一潮流，而是以发扬传统去推动启蒙。学人们不仅从“新启蒙”中获得思想资源，亦开始在省思传统里找寻发展现代化的有利因素。

如果说围绕李约瑟问题的讨论是将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作为评判准则的话，那么，从传统入手展开的探索则构成了其间学人在追寻现代化途辙上的本土尝试。例如，严北溟《谈孔子研究的宏观和微观》一文，既从宏观角度考察“为什么在科学技术革命进入‘第三次浪潮’的今天，还会有孔夫子的影响和地位存在而不被淹没？”又从微观角度思考开展孔子研究的现实意义，探索何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61]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在“反传统”为主流思潮的背景下迈出了复兴的关键一步。

《孔子研究》杂志的创办始终坚持一个目标，那就是儒学的现代化。儒学本身要现代化，也要服务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就决定了儒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构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钱逊《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之我见》、默明哲《研究传统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高桥进《中国思想在世界史上的现代意义》、冈田武彦《中国哲学的课题及其意义》、傅伟勋《儒家思想的时代课题及其解决线索》、马振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改革思想和改革中的传统文化》等文章的刊发，正是有力佐证。

学术刊物既被学术潮流所形塑，又是学术潮流变化过程中的关键助推力量。“在学术演化进程中，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期刊能发挥引领时代、创造历史的重大作用。”《孔子研究》甫一问世，集合其间的学者已经关注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结合的理论命题，并围绕“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相结合，会产生怎样的思想体系”“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应如何借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商品经济的矛盾”“怎样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化作用”等问题展开探索[62]。这些思考与彼时的思想走向、文化前景密切相关。

（二）“知出乎争”：学术刊物与学术争鸣的推进

历史遗产、历史包袱与历史动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常牵涉着学界如何对待传统、对待西方的理论命题，何以兼顾“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成为必须衡量的立场抉择。[63]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歇，一方观点是“儒家文化预示着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另一方观点则言“在传统文化的地基上是盖不起现代化的大厦的”[64]。

1988 年的夏秋季节，电视剧《河殇》播出，各个报刊争相刊载解说词。一时之间，“否定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潮”蔓延开来，“中国传统文化向何处去”“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价值吗”等一系列疑问冲击着传统文化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65]

在此背景下，《孔子研究》刊登了《批判继承是文化发展的规律》《虚无主义制服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改革思想和改革中的传统文化》《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研究传统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等文章。这些论述从文化发展连续性、批判虚无主义、传统中的改革思想、中外文化的双向互动、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因素等方面，批驳了西方文明优越论并重申传统的现代价值。《孔子研究》积极参与这场学术争鸣，并发挥着舆论阵地的作用。

“知出乎争”是保持学术活力的重要原则，亦为《孔子研究》之办刊宗旨。匡亚明主张三分法，即“该决裂的要彻底决裂；该扬弃的要严肃扬弃；该继承的要积极继承”。张健提出“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即“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和去其封建性的糟粕”。周谷城将研究孔子的方法归纳为整理资料、分清派系、研究影响三方面。[66]刊发商榷类文章又是一例。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问世后，张伯伟《环绕今本〈论语〉的诸问题——兼与朱维铮先生商榷》也随后刊载。[67]有关人本主义关怀和人道主义思想的讨论在80年代“新启蒙”中成为热点。周继旨《论孔子和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独立人格觉醒问题——兼论“仁”、“礼”关系与人性善恶问题》刊出后，金春峰《论孔孟荀思想与个人独立人格或尊严之关系——兼与周继旨同志等商榷》一文亦随之刊发。[68]《孔子研究》杂志已将党和国家关于发展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百家争鸣”基本方针融入并落实到了自己的办刊实践中。

（三）“链接庙堂”：学术刊物与国家战略的同向

时代发展、社会需要、人心归趋是文化范式转变的决定性力量。“反传统”在“新启蒙”的声浪中探索国家走向和现代化进程等命题，弘扬传统派亦从传统的实用处着眼挖掘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孔子学术思想中的民主性精华、传统文化与改革思想等现实论题[69]。正是在众多知识人的共同努力下，“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启蒙”一道成为了“国家的战略选择”[70]，为儒学复兴与民族复兴提供着关键的精神依托、文化力量与理论依据。

《孔子研究》的创刊具有明显的“官方”导向意味，创刊前，《人民日报》就发布了《孔子研究》的主办机构、办刊宗旨、选文内容、出版单位等基本信息。[71]1989年10月，国际儒学联合会和中国孔子基金会共同举办“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和学术讨论会”。该次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当时任中共中央Z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会见了与会学者并发表重要讲话，直接表明了“我们党和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72]。时任副总理吴学谦出席开幕式，并宣布会议开始。[73]重要领导人的出席莅临增强了此次会议的分量与影响力，标志着传统文化复兴和古典学术研究已然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形成了同向关系。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场域内渐而形成了三大场域，即“以重新塑造国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权力内部的理论界、以现代学院体制知识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学术界和以民间的跨学科的公共领域为活动空间的公共思想界”[74]。三大场域合力促成了相互交织的文化空间网络，助力改革实践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他们的奋斗方向存在一致性，共同推动着“新启蒙”。总体来看，在这三大场域中，传统文化的复兴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渗透其中。而《孔子研究》这本期刊映现着中国依托并崛起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上的时代变迁。其刊登的文章及自身创办历程所承载的，一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一是中国文化的内生性。此外，该杂志的创办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意涵，那就是党的意识形态中逐渐褪去了原来主要以“革命”为主体的叙事，开始走向新的建设时代。约而言之，《孔子研究》为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为意识形态的创新，为一种新文化的创造，提供了理论准备，同时，这也为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余论

1984 年，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这是国家层面战略布局上的一个基金会、学术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伟大历程开端的一个标识，是国家决策层治国理政指导思想的一个新逻辑的体现。其后，中国文化书院、中华孔子研究所等机构相继创立，这一年成为了80年代中国思想界向弘扬传统文化聚势和转型的起点。在此铺垫之下，《孔子研究》创刊，以谷牧、匡亚明、冯友兰等为代表的弘扬传统人士集合其间。他们虽未站在“新启蒙”“反传统”的潮头，却怀揣勇气与热血去另辟途辙，从中国自身文化切入来探寻传统中所蕴含的现代化元素，彪炳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篇章。围绕《孔子研究》而聚集起来的关键人物、著述、刊物，一同构筑了80年代的思潮图景。

更深而言之，80年代的“反传统”与“弘扬传统”都站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现代化为纲”[75]的第二次学术转型版图重绘当口，用剧烈的动作，力图冲破“文革”的束缚并与之一刀两断。因此，既不能有全然将“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置于二元对立的“理论剪刀式”做法，也不能走盲目将两者二元互补的“双面胶水式”路径。从求同存异的角度分析“反传统”与“弘扬传统”之间的共识，总结“新启蒙”的多义性与多元指向，更具有理论意义。传统与西化渊源有自，二者之间的博弈与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前进动力。作为20世纪思想史脉络中的重要节点，80年代的动能来源具体表现为弘扬传统力量与“反传统”思潮的同时登场与合力推动。中心与边缘一体两面，随时变换，此一方的主张之外又掩映着彼一方的驳诘。如果将“反传统”视作中心，那么弘扬派则归于边缘；如若将传统的弘扬派作为中心，“反传统”则显然处于边缘。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传统为基点的弘扬派与反对派各执立场，共同影响社会思潮的走向。弘扬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互动，是至今如何处理西方的理论预设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要面对的理论命题。这一论题继往开来，启发着中国学术的转型之路。

注释
[1]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参见张旭东：《重访八十年代》，《读书》1998年第2期；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洪子诚等：《重返八十年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学典：《怀念八十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陈平原：《遥望八十年代》，《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韩毓海：《李泽厚、刘再复、甘阳对我们时代的影响——八十年代的反思与继承》，《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鲁太光等：《在当代性视野中重估80年代》，《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5期；王学典：《“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若干相关论作简评》，《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贺桂梅：《80年代作为“方法”》，《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3]参见王学典：《庞朴与八十年代》，王学典：《怀念八十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页。
[4]参见马国川：《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经济观察报》2008年4月28日，第41版；许纪霖：《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50页；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页。
[5]参见蔡翔：《1980年代：小说六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第iii页。
[5]参见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Joseph Y.S. Cheng, China:Modernization in the 1980s,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Sun, Teresa Chi-Ching, A Study of Literary Trends in China Since the1980s: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and Modern Literature, USA:Hamilton Books, 2019.
[6]金观涛曾总结道：“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命运的转折，以及人们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学界进行文化反思、形成‘文化热’的第一动因”。参见金观涛：《消失的真实》，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292页。
[7]参见王学典：《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新时期黎澍侧记》，《学术界》2002年第1期，第239页。
[8]参见李欧梵：《序言——一位“五四精神”的现代学者的精神自传》，钱理群：《我的回顾与反思——在北大的最后一门课》，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第9页。
[9]参见李陀：《雪崩何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00页。
[10]参见《光明日报》1988年11月20日，第4版。
[11]参见寒士主编：《八十年代：改变中国的33本书》，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
[12]王学典：《怀念八十年代》，自序第2页。
[13]许纪霖：《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09页。
[14]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627页。
[15]黎澍：《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16]刘再复：《序：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李泽厚和他对中国的思考》，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23页。
[17]王学典：《怀念八十年代》，第33页。
[18]李陀：《漫谈20世纪80年代的“两个运动”——“后文革”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革和“新启蒙”（上）》，《文化纵横》2023年第3期。
[19]毕光明：《精神的八十年代》，《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0]《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编选组：《出版前言》，《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文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第1页。
[21]张之洞：《〈劝学篇〉序》，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04页。
[2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夏晓虹、陆胤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4页。
[23]南帆：《八十年代：多义的启蒙》，《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24]陈平原：《未完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01页。
[25]秋风：《反传统的传统已经终结？》，《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1期。
[26]刘志琴：《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27]参见南帆：《八十年代：多义的启蒙》，《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28]萨米尔·阿明、汪晖、温铁军、亚历山大·布格林：《中国社会及其未来——萨米尔·阿明、汪晖、温铁军、亚历山大·布格林之间的一场对话》，《南风窗》2015年第25期。
[29]参见“传统与变革”丛书编委会：《总序》，[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穆善培译，苏国勋、崔之元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30]马国川：《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经济观察报》2008年4月28日，第41版。
[31]童娣：《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的“80年代叙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32]王学典：《怀念八十年代》，第153页。
[33]马国川：《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经济观察报》2008年4月28日，第41版。
[34]“儒学第三期”是指儒学继先秦、宋明的发展之后，在近代迎来了西学的挑战。而“三十年”指的是1977年至今，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新儒学自海外传入后被关注、讨论、质疑以及日益引发共鸣的三十年。参见黄万盛、李泽厚、陈来、朱维铮、陈少明、赵汀阳、江宜桦、陈祖为等：《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
[35]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30页。
[36]《文史哲》编辑部：《匡亚明同志谈研究孔子问题》，《文史哲》1982年第6期。
[37]参见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40页。
[38]常樯：《谷牧与中国孔子基金会》，《百年潮》2019年第7期。
[39]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学术研究》2012年第11期。
[40]牟钟鉴：《涵泳儒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12页。
[41]中国孔子网融媒体对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山东大学教授王学典的专访，见“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微信视频号“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四十周年”第8集，2024年10月8日。
[42]李陀：《漫谈20世纪80年代的“两个运动”——“后文革”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革和“新启蒙”（上）》，《文化纵横》2023年第3期。
[43]何俊志：《译者序》，[美]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页。
[44]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45]马国川：《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经济观察报》2008年4月28日，第41版。
[46]“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编者献辞》，[美]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刘丽、姜铁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页。
[47]“传统与变革”丛书编委会：《总序》，肖雪慧、韩东屏等：《主体的沉沦与觉醒——伦理学的一个新构想》，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
[48]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下册，第606页。
[49]龙柏会：《本校举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50]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页。
[51]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页。
[52]张晓芮：《重振〈孔子研究〉当年的辉煌——访主编王学典先生》，中国孔子网，2022年1月29日，https://www.chinakongzi.org/whyw/202201/t20220129_545890.htm。
[53]参见张旭东、朱羽：《访谈：从“现代主义”到“文化政治”（中文版代序）》，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崔问津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页。
[54]本刊编辑部：《庆祝本刊创刊20周年》，《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
[55]《孔子研究》编辑部：《编后》，《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
[56]参见王式伦：《一年来〈孔子研究〉来稿情况简介》，《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
[57]任大援：《温故而知新——写在〈中国儒学思想史〉再版之际》，《中华读书报》2023年4月19日，第10版。
[58]谷牧：《发刊词》，《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
[59]参见侯外庐：《孔子研究发微》，《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
[60]参见严北溟：《谈孔子研究的宏观和微观》，《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
[61]王学典：《新时代期刊人的历史使命》，《中国出版》2021年第17期。
[62]步近智：《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暨〈孔子研究〉杂志首届春季学术讨论会纪要》，《孔子研究》1986年第3期。
[63]参见朱庆葆：《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民国高等教育的转折与演变》，《学海》2014年第6期。
[64]“传统与变革”丛书编委会：《总序》，肖雪慧、韩东屏等：《主体的沉沦与觉醒——伦理学的一个新构想》，第2页。
[65]参见吴新雷：《中华文化史上独辟蹊径的学术贡献——记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66]参见匡亚明：《人类文化知识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张健：《研究孔子的态度和方法》，《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周谷城：《怎样研究孔子》，《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
[67]参见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张伯伟：《环绕今本〈论语〉的诸问题——兼与朱维铮先生商榷》，《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
[68]参见周继旨：《论孔子和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独立人格觉醒问题——兼论“仁”、“礼”关系与人性善恶问题》，《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金春峰《论孔孟荀思想与个人独立人格或尊严之关系——兼与周继旨同志等商榷》，《孔子研究》1987年第1期。
[69]参见严北溟：《谈孔子研究的宏观和微观》，《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张健：《研究孔子的态度和方法》，《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马振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改革思想和改革中的传统文化》，《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
[70]王学典：《怀念八十年代》，第14页。
[71]艾智：《〈孔子研究〉即将创刊》，《人民日报》1986年3月7日，第5版。
[72]正之：《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扩大会议纪要》，《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
[73]刘振和：《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纪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4期。
[74]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2011年，第3页。
[75]王学典：《迎接第三次学术大转型》，《中华读书报》2022年5月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