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游魂的复归——《儒生文丛》第一辑读后

栏目:出版图书
发布时间:2013-02-16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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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

作者简介:王正,男,西元1983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文学与哲学双学士,山东大学哲学硕士(师从颜炳罡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师从李存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合作导师杜维明教授)。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学、儒家道德哲学、儒家工夫论,著有《先秦儒家工夫论研究》,《先秦儒家道德哲学十论》等。




游魂的复归
——《儒生文丛》第一辑读后
作者:王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原载:《博览群书》2013年第2期

 



    余英时先生对近现代以来的儒家有一个形象而经典的描述——“游魂”。在我看来,对游魂说可以从两方面解读:一方面它反映了随着传统儒家所拥有的制度建构的丧失,儒家在近代以来所呈现的凄凉景象;另一方面,这其中又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即当中国放逐了它一以贯之的灵魂为游魂后,这个共同体建设的困难和艰辛。一方是没有肉体的灵魂,一方是没了灵魂的肉体,两者原本应当是努力来重新结合的,但是却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冲突,这就是近现代以来,儒家和中国的双重悲剧。

    儒家是中国、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中国人的重要原因,无论是从“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语)还是从国家和社会建构来讲,都是如此。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却努力想要剔除儒家的影响,从五四运动到批林批孔再到1980年代的文化热,莫不如此。这是因为中国因着近代以来对富强的狂热要求,以及对西方掩盖在进化论下的西方中心论的吸纳,错误的将中国近代被动挨打的原因归结到传统文化上,结果日渐丧失其主体性和价值观。而儒家也因为这一现实的压力,被迫剔除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外王追求,结果越来越收缩到狭小的心性理论空间中去,而失去了对民众、对社会、对国家的意义。
    
    目前,儒家呈现出较过去一个世纪远为喜人的面貌,既有很多学者从理论上来研究儒家、发现儒家,也有很多民间人士从行动上去实行儒家、践履儒家。社会上虽然还有沉渣不断泛起,但是,尊重儒家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这表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游魂对中国和中国人还是非常重要的。面对肉体的召唤,游魂也做出了回应,这个回应,就是儒家对当下中国和中国人之意义的发现。
    
    儒家在当代所需要证成和实践的,有四个方向:个人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即个体人生的意义何在,社群如何建设、社会如何和谐,国家的建构和发展走向,世界的秩序和未来趋势。在当今这个为古今中西问题所纠缠的时代,儒家需要在这四个方面,去证成中国和中国人的意义;中国和中国人也需要重新从儒家出发,来思考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足于自身,开创出中国和中国人的未来;也才能进而以中国和中国人的身份,面向和贡献于这个世界。
    
    儒家对于个体人生的意义,在于其所提供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张岱年先生以此两者为中国文化之精神)。在一种对生生不息之天道的体认下,儒家对生死予以一种安然的处理,并进而以刚毅的精神对待人生的困苦与艰难,以忠恕的心态对待其他人事物。所以,儒家是一种具有宗教功能而又和西方宗教模式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当下中国,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不在于其作为某一宗教或某一思想流派去吸引信徒,而在于为整个中国的公共领域之建构提供一套大家共同认可的公共信念,比如:仁爱精神、道德诚信。目前众多的儒教说,正是基于此而立论的,但有的提得过强,且路线选择值得反思,如蒋庆;有的虽理性而开放,但用语等处值得商榷,如陈明。事实上,尽管儒家一贯强调名正言顺,但是对于当下儒家的功能来讲,却并不一定要确定在一个名称下,国教也好,公民宗教也罢,作为一个理论名词可以,但如果要以此来规定儒家,则恰恰是颠倒了本末。所以,更多的从功能的角度,去阐释儒家,更为重要。儒家对于当下的个体,要指点良知,恢复本心,使芸芸众生从功利和物质的迷雾中清醒过来,重新发现人生和生活的意义。
    
    对一个社会伤害最大的思想,无疑是虚无主义,所谓虚无主义,就是认为人世的价值、道德乃至生命,都是虚假的、无意义的。由此,人们或者把生活放低到声色犬马的享乐主义中去,或者寄托到彼岸的未来世界而丢弃当下人生的责任。无论哪种虚无主义,最终都会导致人们思想的极端和行为的偏颇,都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只不过享乐主义侵害的是他人的经济权利,而寄托彼岸则是形成心灵的排他性从而造成社群间的断裂。所以要抵抗虚无主义,就要重新发现人生和生活的意义,认可人生中价值、道德等的真实意义,并由此形成一系列民众心灵共同认可的公共信念,从而建构起一个个开放而信任度高的社群,进而实现一个和谐和睦的社会。在儒家一贯认可的“存有的连续性”(杜维明语)之基础上,借助人生意义的重新发现和肯定,参照吕大临、朱熹、王阳明等古代先贤所建设的乡约、保甲、社仓等互助组织,结合当代的公共领域理论和社区建设实践,一个个健康、诚信而又自由、开放的社群将可出现在中国,这样,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

    儒家对于当代中国这个国家来说,其意义在于提供政治正义的价值取向和族群团结的理论基础。就此来讲,秋风近来提出的儒家宪政理论,虽然有一定程度对传统的过度美化,但其理论之标的,则并不出圈。儒家政治理论最重要的是两点:一为民本,一为崇德。民本可以通向民主和宽容,崇德则通向政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就当前中国来讲,逐渐实现了“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高全喜语)的转变,所以在宪政的大框架下,推动民主、改善民生和加强多元一体国家的凝聚力,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于是,始终坚持民为邦本的儒家,当然会以开放的心态融纳宪政理论、自由思想、民主制度,因为这些是目前为止看来对于真正实现民本最为可能和最可操作的;而在崇尚道德的儒家看来,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从来都不是因为武力的强迫和挟持,而是因着对共同道德与文明的认可和对共同幸福与发展的追求而形成的,这一观点在当下看来,仍然是加强我国多元一体国家之凝聚力的不二法门。
    
    传统儒家对世界称之为天下,所以其世界观也叫作天下观,对于传统的天下观念,赵汀阳、干春松等多有论述。应当承认,中国的天下观念对于世界秩序的确有其重要意义,但显然,现在还没到其发生作用的时候。因为,唯实力论的世界观仍大行其道,而信仰这一理论的西方国家,更加认可的是文明冲突、宗教对抗、利益争夺、国家竞争等。所以,中国传统的万邦协和的世界观,显得过于超前了。但其实,就联合国的建立及其最终意义来说,正是要实现万邦协和的世界,只不过,在目前一元独大的情势下,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但也正是由于唯实力论的世界观,导致作为当今霸主的美国在应对伊斯兰问题和东亚问题时,始终进退失据。这样看来,世界如果真的要想实现“永久和平”(康德语),必须在世界观上有一个哥白尼革命般的转变,即由国家间的实力竞争变成国家间的合作共生,也即由由自身国家出发转变为由整个世界出发。这个转变显然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儒家超前的天下观念,虽然现在可能影响还不是很大,但其作为具有先知性、预见性的理念,必将会成为处在全球化问题困扰中的人们所希求的良方。
    
    任重,是当下青年儒者群体中的一位突出人物,他不仅有思想,更能办事,是儒门中不可多得的一位干才。继推出《儒生》辑刊后,他又推出了《儒生文丛》系列丛书的第一辑,这一辑共三册:《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收集了当代众多儒者对儒教有关问题的深入讨论和最新看法,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很高;《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汇聚了众多儒者对当代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精彩解答,虽非“纯学术”之作,但却正是儒家本色;《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则是一册重要的文献汇编,它将近年来大陆儒者所参与的众多事件(如读经大讨论、曲阜大教堂事件等)的相关材料汇为一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由这套书,我们看以发现当前儒者对个体、社会、国家、世界的众多思考,以及试图做出的贡献。当然,这其中很多的看法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上文所提示。但是,无论如何,经历了上个世纪各种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击而“花果飘零”(唐君毅语)的儒家,终于有了还魂的趋势。肉体的中国和中国人更多的意识到灵魂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灵魂的人,将只具有物质性与毁灭性,而无法具有精神性和建设性,这样的国家也将始终无法实现它所追求的和谐与发展。这正是目前社会上出现为儒家招魂的思潮和人们呼吁儒家游魂归来的最重要原因。而任重君所编的这套《儒生文丛》,正是在这一现实脉络中,对曾经的真实记录,对当下的深刻反思,对未来的殷切期望,它不仅属于儒家和儒者,更属于我们的中国和每一个中国人。
    


     
    《儒生文丛》(第一辑),任重、刘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壹《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56.00元;
    贰《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49.00元;
    叁《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69.00元。 

 

  “儒生文丛”由蒋庆、陈明、康晓光、余樟法、秋风任学术委员,蒋庆撰总序,汇集了中国大陆儒家近年来的思想探索及社会活动成果,乃当代儒家新锐对中国及人类命运的深入探讨和最新看法。第一辑共三册,书目为:《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图书简介详见儒家中国网站: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2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