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华文明讲坛第一讲

——儒学的道德共同体与栗谷的得中合宜论

来源：“武夷论道”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三月初一日辛酉

          耶稣2026年4月17日

活动纪要

2026年3月20日晚，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主办，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南平市朱子文化传承发展中心承办的“2026年中华文明讲坛·社会观·系列讲座”第一讲，在武夷学院科技楼报告厅顺利开讲。本次讲座主题为“儒学的道德共同体与栗谷的得中合宜论”，由韩国成均馆大学终身教授，韩国哲学思想研究所理事长、韩国朱子学会创立会长崔英辰先生主讲，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讲师杨洋老师进行现场翻译，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文编辑部王茂林编辑主持讲座。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热情参与。

王茂林编辑主持

讲座开始前，主持人向讲座听众介绍了崔英辰教授横跨易学、朱子学、性理学、比较哲学等多个方向的广阔研究视野，并且回顾了在韩国成均馆大学交流访问期间，跟随崔英辰教授学习的经历与体会。随后，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崔英辰教授正式开始讲座。

讲座分为“理想社会的探索”“社会运行的两种方式：法治与德治”“‘羞耻心’的政治学”“栗谷的‘得中合宜’论”四个部分。

崔英辰教授讲授

讲座的第一部分，崔英辰教授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及道、法两家对于理想社会的不同认识。崔英辰教授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争夺利益与扩张势力，展开了激烈角逐，频繁以武力肆意吞并他国。诸子百家也得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出现，从各自立场出发构想理想社会形态，并系统地论述了其理论与政策。

其中，老子构想出一个自给自足、无欲无争的“小国寡民”式小规模共同体，并且主张“无为而治”，将人为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规定视作造成社会混乱的主要因素。

法家则与道家的立场相反。崔英辰教授引用《管子·明法解》中与“法者天下之程式”相关的讨论，说明法家主张实行强有力的法律统治。

讲座的第二部分，崔英辰教授介绍了儒家关于法治与德治这两种社会运行方式的不同认识。崔英辰教授指出，《论语》中记录了两种领导方式。一种是以德行感化被统治者，使其自愿追随；另一种则是通过强制手段使被统治者服从。前者是通过“德”和“礼”实现治理，后者则是以“法”和“刑”为手段。

孔子认为，以“法”和“刑”进行治理、领导社会的最大弊端在于，这将麻痹人们的羞耻之心。而儒家的政治哲学，正可谓是一种以羞耻之心为基础的政治哲学。

现场翻译

讲座的第三部分，崔英辰教授展开说明了儒家关于“羞耻心”的政治哲学。崔英辰教授指出，在羞耻心麻痹时，人们虽然会因为畏惧外部刑罚而不行恶事，但其内心的恶念却并未消除，这将会导致法令与刑罚等具有强制性、暴力性的治理手段需要被不断强化的恶性循环。

孔子所肯定的则是一种与之相反的治理方式，主张以“德”和“礼”引导社会，并认为这将使成员若犯过错将自发产生羞耻感，并由此向善转化。

为便于听众理解，崔英辰教授以《三国演义》举例，指出刘备既没有关羽的勇武，也没有诸葛亮般的智谋，并且不具备雄厚的财力。但刘备能够统帅关羽、诸葛亮为其效力，正是因为他具有“德”。与之相应的是，在孔子看来，实现社会政治治理的最强手段，既不是法律，也不是经济实力，而是德行。

崔英辰教授引用美国学者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将“德”解释为“道德力量”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德”与“法”的区别在于，“德”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规范性力量。在“德”和“礼”的引导下，社会成员违反社会规范时，先天的倾向于善、厌恶恶的道德情感会被激发，从而让他们自己感受到羞耻之心。

羞耻心具有消极与积极两种功能。一方面，它具有防止人们做出不义之举的消极功能。另一方面，它还能自主引发道德行为，因此有的心理学家将羞耻心界定为一种“规范导向的情感”。

崔英辰教授分析了朱子对《论语·为政》中“为政以德”章的解释。指出该章反映出的，正是一种统治者无需依靠人为法令或强制手段，但能够使得百姓自然受到感化而归顺的治理状态。这种治理状态的实现方式，则是一种异于道家的“无为而治”。

借由对《论语·卫灵公》中关于“无为而治”的说明，崔英辰教授指出，孔子所说的‘无为’并非不采取任何行动，而是推行一种无需依赖强制性法令与刑罚的德治模式。朱子也认为，“法令”是统治的一种工具，“刑罚”则是对统治的补充。因此，“法令”“刑罚”和“德”“礼”实际上是不可偏废的本末关系。

综合来看，“法令”和“刑罚”是预防民众犯罪的消极治理方式，“德”和“礼”则是侧重教化民众自觉进行道德实践的、相对积极的治理方式。鉴于当时的统治者过于依赖刑罚而忽视德政，孔子特别强调德治的重要性。

讲座现场

讲座的第四部分，崔英辰教授介绍了朝鲜王朝性理学家李栗谷（李珥，号栗谷，世称栗谷先生）的“得中合宜”思想。崔英辰教授指出，一般而言，朱子学、性理学重视心性问题，实学则更为关注现实和制度问题。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问题，以柳馨远《磻溪随录》序言中的观点为例，宋代社会的主要病根在于“道”，而“器”是次要因素，因此程、朱主要探究“道”的问题；而朝鲜后期社会的主要病根在于“器”，“道”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得到解决，故而柳馨远等儒者重点关注“器”的问题。其中，“道”可以理解为理念、道理，“器”则可以理解为现实制度。

栗谷与之不同，他既是性理学家，又是优秀的政治实践者。他不仅重视内在的心性问题，还非常重视外在的制度与改革。崔英辰教授指出，栗谷的这种思想特点，在其“得中合宜”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

崔英辰教授引用栗谷《时弊七条策》中关于“得中合宜”的解说指出，“是非”对应的是道义、正义等内在价值；“利害”则主要是外在价值。在关注“是非”时，可能忽略“利害”；偏重“利害”关系时，又容易忽略“是非”。二者常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栗谷强调的“得中”，正是一种克服失衡、恢复“无偏无倚”的均衡状态。

崔英辰教授强调，在政治中不能不考虑“利害”。但现实中，常常出现盲目重视“利害”而引起纷争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只以暴力为手段，追求自我利益，恰会反过来损害其自身利益。

在对待利益的问题上，栗谷与孔子一脉相承，认为“足食”所对应的“经济力”和“足兵”所对应的“军事实力”不可或缺，但将“信”视作更为重要者。仅靠利益维系而没有建立起信任的关系，注定难以持久。而信任的建立，要求统治者发挥其道德感化力，具有节制自身过度私欲、公平分配有限价值的能力。

崔英辰教授讲授

讲座最后，崔英辰教授总结了儒家对于理想社会的设想，指出儒家所追求的“宜居社会”，正是一种“道德共同体”。具体表现为社会成员依循自身先天的道德情感，适度节制欲望，自觉遵守共同体秩序，共同实现公共之善。崔英辰教授强调，这些古代思想家的理论，在今天依然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互动环节中，崔英辰教授与在场听众，围绕“对于治理百姓而言，除了经济、军事等基础保障外，统治者还应重视哪些要素”这一问题进行交流，并围绕幸福感、礼学对于百姓而言的重要意义展开讨论。

本场讲座作为“2026 年中华文明讲坛・社会观・系列讲座”的开篇之作，为现场听众生动展现了中韩朱子学的学术脉络与当代价值，在听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