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 著《毛诗集释》《春秋左氏传集释》出版

书名：《毛诗集释》《春秋左氏传集释》

作者：（清）王韬

整理：于淑娟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简介】

王韬（1828—1897），中国近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文化巨人之一。学识渊博，著述丰富，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新闻政论家和文学家。撰述的经学著作有《毛诗集释》《礼记集释》《春秋左氏传集释》《春秋问答》《皇清经解校勘记》《国朝经籍志》等。

【整理者简介】

于淑娟，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大学文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长期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经学研究以及文献整理工作。在《文学评论》《中华文史论丛》《浙江学刊》《读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出版专著《韩诗外传研究》、《汉赋与汉代辞书研究》，古籍整理著作有《白香词谱》《游山日记》《山带阁注楚辞》《楚辞灯》《珊瑚网》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二项，教育部社科基金课题一项，担任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

毛诗集释（全三册）

2025年9月出版

298.00元

978-7-5732-1766-0

【内容简介】

《毛诗集释》三十卷，是晚清著名思想家王韬于1862年至1863年避居香港期间，为帮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诗经》全译本所作。书中广采清人《诗》学、字学研究成果，辨正今字古字、正字俗字、本字假借字，考辨毛传、郑笺衍夺错乱，发凡传例，所涉星象、日历兼存西方天文学说，文献的学术性与完整性兼具，为清末中国传统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次整理以纽约公立图书馆所藏稿本为底本，施以新式标点，附校记于卷后。

纽约公立图书馆藏《毛诗集释》书影

【整理帮助（节选）】

清代是《诗经》学研究的重要时期,在衆多的《诗经》传统研究著作中,《毛诗集释》有自己鲜明的学术特点。

首先,助译性质的体例及内容。《毛诗集释》共三十卷,开卷即为王韬的自序。正文部分除卷一有杂考三条“二南”“周南”“兴、比、赋”外,其余则都是对经文的考释。书中不附《诗经》全文,也不完全保留序、传,各条注释以篇名、诗句及字词为目,前部分注释内容与条目名称多相吻合,后部分则往往有超出条目的注释内容。全书采用附经体例,首释题名,再释经文,篇末或论诗旨,或论诸家之说的优劣,或以案语陈述己意。这种标立条目的训释体例,简明清晰,便于查找、閲读。

《毛诗集释》的内容丰富,训诂名物、校雠文字、考订音韵外,还涉及对经文篇章结构的分析,在总结概括各章之义的基础上,对诗旨加以阐释。与传统经学注疏不同之处在于,王韬在撰写时解决的是传教士理雅各的理解难点和困惑,比如理雅各对《诗经》中繁多的动植物不明所指,翻译时备感困难,《毛诗集释》的内容就体现出明显的侧重,全书最多的条目就是名物训诂,仅动物注释就有一百多种。再如卷一共有七十八条传疏,其中四十一条属于名物考释。这与清代重名物考据的学术取向不谋而合,但实际上却是为翻译而作,正如王韬在前言中自述:“猥承西儒理先生雅各命,佐雠辑之役,获厠顾问之末……因是聊缀遗闻,冥探往训,捃取先秦之旧说,搴择末汉之异言。”历来传统学者治经的主要目的是弘扬儒学、阐释经典、有益政教、立言不朽等,王韬《毛诗集释》的撰述目的虽然其中也有“柔远人”的重大意义,但主要仍在于助译《中国经典》的现实需要,这直接影响了《毛诗集释》的体例和内容。

其次,征引繁富,特重清代。《毛诗集释》以“集释”体解经,体例本身就要求汇辑诸家之说,方为佳构。《毛诗集释》征引的书籍多达一百六十余种,自先秦典籍至清代诸说,经史子集皆有采摭。其中经部书籍最多,仅《诗经》类就多达三十余种,《书》《礼》《春秋》《易》及小学类共计五十余种。《诗经》类著作中,王韬对清代《诗经》研究成果尤其重视,书中征引诸家囊括了王夫之、胡承珙、戴震、陈啓源、马瑞辰、汪琬、陈奂、段玉裁、阮元、惠周惕、徐璈、焦循、陈寿祺、毛奇龄、汪龙、曾钊、江藩、朱右曾等学者,清代重要的《诗经》研究著作几无漏遗。清代经学注重考据,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者,因扎实的训诂考据功力,出现了一批《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如段玉裁《诗经小学》《毛诗故训传定本》、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及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另外,邵晋涵《尔雅正义》、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小学类著作,在《毛诗集释》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学术选择背后,隐含着王韬对清代《诗经》研究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同时也是出于助译的撰述目的。理雅各在《诗经》译序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原则:

我的目的是尽我所能地给出一个能表现原文本义的译本,不增译,不意译。

因为注重翻译作品的真实性,所以理雅各采用了直译法,使译本尽可能贴近诗作原文,力求保持《诗经》原貌。这就对训诂、考据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清代《诗经》学著作的文字训诂、名物考据水平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此正可扫除理雅各对字词、名物、诗句的理解障碍,从而完成翻译《诗经》的任务。同时,从中国传统经学角度来看,《毛诗集释》也具有文化传承意义,为《诗经》研究提供了更多参考资料。

再次,宗毛依陈,纠郑排宋。作为《毛诗集释》最主要的閲读者,理雅各在深入的閲读后,在《诗经》英译本序言中明确指出:“(《毛诗集释》)文中唯一的缺陷就是过分偏重毛氏的观点。”这一判断恰中肯綮,《毛诗集释》自序中,王韬历数汉以来的《诗经》研究概况,于近世之学中特标举推重清代《诗》学中的数种:

近始得金坛段氏玉裁《毛诗故训传》出,为之正其譌脱疑义,犂然而明,《诗经小学》旁证曲通。泾胡承珙《毛诗后笺》发挥意藴,而长洲陈奂尤为专门之学。因此吾吴《诗》学大昌,此皆毛氏之功臣也。

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有着共同的学术倾向:宗毛崇汉,对西汉之后的经学多不信从,以训诂、考据纠郑玄、宋儒之谬。王韬对陈奂《诗毛氏传疏》尤其倚重,正如自序中所说“师资考证,一切以长洲陈氏为依归”。究其原因,《诗毛氏传疏》考据精深,为《诗经》研究集大成之作,梁啓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即盛赞其“常能广采旁征,以证成其义,极洁浄而极通贯,真可称疏家模范”。且陈奂既是王韬同乡,又为父执,故《毛诗集释》中征引采摭极多,宗毛崇汉的特点非常明显。比如考据《卫风·硕人》篇“褧衣”一词时,王韬用陈奂说驳郑笺之误;讨论《王风·君子于役》的诗旨时,用陈啓源说力排朱熹“室家念其君子而作”之说。全书中这类例子俯拾皆是,数不胜数。

春秋左氏传集释

2025年12月出版

128.00元

978-7-5732-1965-7

【内容简介】

《春秋左氏传集释》稿本今为上海图书馆所藏，内容仅存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襄公、昭公时代，而文公、宣公、成公及定公、哀公时代则一概阙失，为残缺本。该本原为王韬帮助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之《左传》而撰，以字词条目的形式厘析《春秋》经传，对《左传》所载之事件、天文、地理考辨精详。王韬诠释《左传》并不专主杜氏，于杜说所不能通者，则据诸家之说为折衷，尤为偏重清儒各家之解，如惠栋《春秋左传补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顾亭林《左传杜注补正》、万斯大《学春秋随笔》、沈彤《春秋左传小疏》、马宗琏《春秋左传补注》、阎百诗《四书释地》、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等。

上海图书馆藏《春秋左氏传集释》书影

【整理帮助（节选）】

《集释》具有传统的《春秋》集释体例特征,即按照经传编年次序,先经后传,分条立目,逐次排纂所释条目,并继以考释。稿本虽名为“集释”,然非对前贤注疏悉数收録,而是择善而从,间有补苴。通常有两种注疏考释方法,一是对《春秋》经传内容的选注,如《春秋》庄公五年仅存“秋,郳犂来来朝”一条,同年余传皆阙略无释;《左传》庄公六年仅释“立衷”及“不知其本,不谋;知本之不枝,弗强”句,不及其余。二是对单句字词的选注,如《左传》昭公十年载“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从者之衣屦,而反棘焉”,《集释》只摘取“而反棘焉”四字,着重考证“棘”地所在。对单句字词的考释在《集释》中比较普遍,尤其是《左传》记事详赡,王韬往往仅摘抄集释的字词而非全句。在分条立目的前提下,根据内容和字词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集释或补注,简明扼要,有助于理雅各英译时对经文原文的理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韬所作补释堪称稿本之精要。所谓“补释”,乃是对之前未加集释的经传内容补加帮助,或是对之前已集释之条目进一步申解阐释。

补释条目的设置属于随释随补,出现的时间和次数皆无定数,唯一的规律是补释条目不会横跨两代。以隐公为例,隐公十一年间共有七处补释,第一次出现在隐公元年经传条目末尾,后五次混杂在隐公二年、四年、十一年经传条目中,最后一次在十一年条目末尾,总补隐公元年至十一年经传。补释内容多属申解补苴,或存异闻,间有匡正前说者。如《左传》襄公十九年:“齐侯娶于鲁,曰顔懿姬,无子。其侄鬷声姬,生光,以为大子。”王韬初从服虔“顔、鬷皆其母姓”之说,并引《逸周书·谥法解》为证;然而后出补释中则谓“顔、鬷乃二姬之氏耳,未必从其母姓也”,意在更正前说。

王韬对“寤生”多次补释,且说法不一,可以想见当时理雅各在英译时颇为疑惑和审慎。这从理雅各的译文中可以窥见个中消息:“Duke Chwang was born as she was waking from sleep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here is uncertain], which frightened the lady so that she named him Woo-shang(born in waking), and hated him。”[姜氏刚睡醒时生下庄公(此处 文义不能确定),这使姜氏受到了惊吓,所以她给庄公取名为寤生(意为睡醒时出生),并因此讨厌庄公。]或因王韬参酌诸说后的训释终未能令理雅各信服,理氏最终采纳了杜预的观 点。但面对王韬“其生甚易,何至遽惊姜氏”一说,理雅各显然也无法作出充分的反驳,因此在相应的译文之后,理雅各坦陈自己对“寤生”的确切含义并不能十分确定。由此可见,补释条目大多针对理雅各在理解经传过程中的疑难而设,其中往往涉及对理解经文至关重要的语句。这些补释不仅记録了王韬与理雅各当时所参考的各类注本,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二人在学术观点与阐释取向上的一致与分歧。

清代是《春秋》地理学研究的鼎盛时期,受时代背景影响,加之理雅各对《左传》古今地望的困惑,王韬《集释》于地理考证用力甚勤。所释地理条目繁而不杂,多是对上下文理解至关重要的地名及险要关塞,可谓经传之肯綮,如《集释》对《左传》元年“制”地的解释,先引《战国策》中“三家分智氏地”时段规所言“分地必取成皋”及“韩果取郑”的史实,再引《汉书·地理志》“成皋,故虎牢,亦名制”,列《括地志》指出成皋现今的属地,又引《水经注》和《地理通释》,对其地理位置及地形特点作了详细的描述,充分体现了“制”地难攻易守的地势及其军事意义。武姜为共叔段请制,庄公以虢叔死于制地为辞,王韬结合实际地形特点,认为是郑庄公“故托词以拒其所请耳”,这对理解经传的隐含意义颇有裨补。

王韬的《春秋》地理考证综考文献、广博淹通,善于从经传中寻找内证,结合春秋史实进行考证。如考证《左传》隐公五年尹氏采邑时,佐以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尹之事,可见其贯通经传之功力。又如《春秋》僖公九年“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条中对葵丘一地的考证,据宰孔所言“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否定考城葵丘之说,又以宰孔先归,途遇晋侯的史实否定汾阴葵丘之说,以传释传,令人信服。同时,王韬突破了停留于文献的传统治学路径,在考证文献后往往核之以地图,具有注重地理实况,辅以合理推论的特点。如对《春秋》桓公十二年“谷丘”一地的考证,面对曹地、宋地的争论,王韬没有盲从旧说,而是查验地图,发现谷丘今属地与宋归德府相距并不远,认为两种说法均可通。

《春秋》地理学发展至清末已臻成熟,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等都对《春秋》经传作了研精覃思的地理考证,此外更有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理考实》等专著。王韬在广泛吸收前贤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后出优势,多加补充、完善,斟酌他说,甚至有所超越。如《春秋》隐公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条,关于薛地文献记载甚少,清人考论最详者当推江永《考实》,但也仅推断出薛国或为田齐所灭。王韬参考孔疏和江永《考实》,考证出薛国所在,还虑及奚仲迁地的史实(迁地之事见《左传》定公元年薛宰之说),结合《竹书纪年》及《容斋随笔》,总结薛国历史并推论出薛为齐国所灭当在周显王四十年后。《集释》此条博取古今衆说,毫无成见,将《考实》的结论推进一步,表现出兼收并蓄的特点。再如《春秋》闵公二年:“春王正月,齐人迁阳。”对阳国历史及其地望,王韬综考江永、惠栋、马宗琏诸家之说而能超拔其上,梳理地名的变化,提出更为全面的观点:“然则阳之立国,始则在今之沂水县,后则在今之益都县。齐既迁而旋灭之,其地遂入于齐。”这体现出《集释》对清代《春秋》地理学成果的融贯与发展。

对齐桓、晋文的评骘,集中体现了《集释》的攘夷观念。传统尊王论推崇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犹能尊奉天子,并无僭越,与晋文公“请隧”“召王”之举对比明显。《集释》独标新义,认为晋文“请隧”“召王”正显霸主气魄,其功更在齐桓之上。如释《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侵曹,晋侯伐卫”条,先驳晋侯侵曹伐卫非霸者之大举之说,认为此举“正所以牵制楚师也”;次辩孔子“谲而不正”之评,终引全祖望语盛赞晋文逐楚之功。《集释》谓:“及晋文奋起,其规模素定,善审去就。侵曹伐卫,兵威已震,及城濮之役,一战遂霸,自是楚人束手敛袵,不犯中国者十五年。晋文继桓之业,不旋踵而兴,可谓盛矣。齐桓死于僖之十七年,不踰年而楚与中国之盟;晋文死于僖之三十二年,直至文公九年,楚方敢伐郑,其畏晋若此! 故晋之子孙,终春秋之世相继而霸也。”以攘夷实效为衡鉴,故推晋文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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