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中华文明课堂·系列讲座第三讲

——《韩国书院与道学精神》

来源：“武夷论道”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四月十二日壬寅

          耶稣2026年5月28日

活动纪要

2026年5月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南平市委、南平市人民政府和武夷学院共同主办，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中国哲学史虚拟教研室、南平市朱子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和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共同承办，中共南平市建阳区委宣传部、考亭书院、南平市建阳区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和南平市建阳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协办的“2026·中华文明讲堂”系列专题讲座第三讲在南平市建阳区考亭书院勉斋堂会议室举办。

本次讲座特邀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学院教授、韩国朱子学会会长、韩国东洋哲学会编辑委员长李天承教授担任主讲，题为《韩国书院与道学精神》。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多所高校的老师、同学和朱子文化爱好者共同参与。

讲座伊始，李天承教授分享了来到朱子故里考亭书院的实地考察感受。作为长期致力于韩国儒学思想与性理学研究的学者，他表示能够在中国书院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探讨韩国书院与道学精神，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与情感联结，并据此将考亭书院深厚的历史基因融入“东亚儒学互鉴”的论述框架中。

随后，李教授围绕三大主题系统展开论述：

一、朱子学立国的朝鲜

李教授首先梳理了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制度化进程。他以高丽末期晦轩安珦（1243—1306）为例，介绍了安珦为重建高丽国学所做的努力，包括设立“赡学钱”以保障教育经费，为朝鲜儒学教育奠定了制度基础。继而，李教授重点阐述了朝鲜中期重峰赵宪（1544—1592）的文庙改革案。1574年，赵宪被派往明朝担任质正官，归国后呈上《东还封事》，系统提出纠正朝鲜文庙规格体制、确立儒学正统地位的五项主张：大成殿的名称及规格改革、位牌的尺寸及祭器制度、启圣祀的设立、东西庑从祀位次之纠正，以及敦请“东国四贤”（寒暄堂金宏弼、静庵赵光祖、晦斋李彦迪、退溪李滉）从祀文庙。李教授特别指出，赵宪主张删除孔子及诸弟子的王公爵位封号，认为向圣人冠以官爵实乃违背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正道；在启圣祠制度上，朝鲜沿用“启圣祠”或“启圣庙”之称，体现“子虽为圣贤，亦不可先于其父受祭”的伦理原则；在从祀标准上，赵宪强调须黜享违背正统儒学或操守有污者（如主张性恶论的荀况、身为赃吏的戴圣、崇尚神仙之说的刘向等），同时增配侯芭、王通、欧阳修、胡瑗、杨时、薛瑄等对儒学功勋卓著者，并坚决反对将“诽谤朱子”的王守仁列入从祀。

二、朝鲜性理学的发展与书院的角色

李教授系统阐述了朝鲜儒学教育体系的层级结构。他指出，朝鲜时期国立学校主要有成均馆（太学）与乡校（郡县学）两级，二者皆深受中国儒学教育体制影响。乡校现存234所（其中京畿道30所、忠清道/全罗道101所、庆尚道74所等），在建筑与制度层面大多得以保存或重建，至今仍在开展学术与文化活动。此外，书院作为另一重要教育层级，直至16世纪方才创办，韩国现存600—650所，呈现出不同于官学的独特发展路径。

李教授深入分析了官学（乡校）与私学（书院）的地域性差异。他指出，如果说成均馆是教育的场所，那么文庙就是祭享先贤的空间，文庙内供奉着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和韩国的先贤灵位。在文庙配享牌位的韩国代表18位贤人的共同点是：尊崇道学，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学精神。儒学者继承道学传统的自我意识，形成了当时的主导观念。朱子学所具有的普遍性与价值指向性，使其成为一种以实现道义为目标的意识形态，这种渴望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修养自己、成为天人合一的本来的纯善存在的自我意识的体现。李教授特别强调，韩国重视宋朝六贤（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朱熹），在韩国，道学等同于朱子学。

在配享牌位的条件方面，李教授指出需满足三项标准：道学、节义（实践）、学文/事业（功绩）。朝鲜时期对配享牌位的选定非常严格，中国共有115位、韩国18位，共计133位配享牌位。在韩国，对于引进和推广儒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有新罗时代的2人、高丽时代的1人、朝鲜时代的15人，共计18位被祭祀。

李教授重点对比了中韩两国书院的特征。他指出，二者虽同源共脉，但在具体的教育方式与社会功能上已发展出鲜明的本土特色。韩国书院以乡贤为楷模，不仅承担讲学论道的功能，还主持乡约、处理乡党各类事务，深度融入地方社会治理与民众教化。在管理体制上，韩国书院不设享有俸禄的山长或教授，而是由儒林自行推选负责管理的有司；经费来源亦多以私人资金为中心，形成了区别于中国官学传统的独立运作机制。

三、书院撤废令与重建的努力

李教授回顾了朝鲜书院发展的曲折历程。他指出，书院后期因滥设与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化，引发了国家层面的整顿。高宗（兴宣大院君）时期颁布撤废书院令（1864—1871），提出“若欲读书，何不去乡校，而偏留书院？乡校设为何用？”的质疑，对书院进行了大规模整顿。然而，书院作为承载道学精神的重要文化空间，其历史价值得到了持续的重估与保护。

李教授特别提到，韩国书院最终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名录（9所），这一成果不仅是对书院建筑遗产的保护，更是对东亚儒学教育传统与道学精神的国际认可。作为韩国性理学教育机构的典范，这些书院完好保存了书院特征的“系列遗产”，是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期间由朝鲜时代地方知识分子建立的具有代表性的私立性理学教育机构。该遗产展示了韩国书院逐步确立并发展为一种特定建筑与文化类型的全过程，在建筑艺术上明确完成了韩国书院的定型，具备了将这一文化传统在建筑上完美呈现的“杰出的普遍价值”（OUV,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在问答环节中，现场及线上听众就韩国书院与中国书院的制度比较、朱子学在韩国的当代传承、乡约与宗族社会的运作等问题踊跃提问。李教授回应称，韩国乡校与书院历史上虽存在阶层分明的局限，但官学与私学在人才培养、服务科举方面目标一致；朝鲜时代以来，朱子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更渗透于日常生活与民族精神之中。他建议，研究东亚儒学应“求同存异”，在关注制度差异的同时，更应重视其共同的精神内核与文明价值——中韩两国书院皆关注身体与心性的修养，强调伦理实践，并通过科举与社会教化实现儒学的广泛传播。朱子道学文化跨山跨海、薪火相传，已成为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本次讲座系统阐释了韩国书院的历史源流、制度特色与道学精神，从安珦的国学重建到赵宪的文庙改革，从官学与私学的分途发展到书院遗产的当代保护，揭示了朱子学在东亚文明互鉴中的持久生命力。李天承教授严谨的治学理念与深厚的学术素养，为理解“千年朱子、跨海相传”的文化现象提供了重要视角。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