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朱子学的视域与方法”暨朱子社仓855周年学术研讨会

来源：“孔子在线”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四月十七日丁未

          耶稣2026年6月2日

“东亚朱子学的视域与方法”

暨朱子社仓855周年学术研讨会顺利举办

2026年5月30日，“东亚朱子学的视域与方法”暨朱子社仓85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武夷山五夫镇朱文公庙成功举办。本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哲学史虚拟教研室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承办。本次活动是考亭论坛配套学术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八位朱子学专家齐聚现场，围绕朱子心性理论、东亚朱子学本土化演变、社仓社会保障制度等课题深度交流，厘清朱子学现代理论价值与经世意义。

与会嘉宾合影

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刘莹主持开幕式。南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施萍，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增光先后为开幕式致辞。

开幕式现场

施萍副部长在致辞中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各主办承办单位致以诚挚谢意。她指出，南平是朱子理学的重要发祥地，一代大儒朱熹在此生活、讲学、著书立说五十余载。今年正值朱子社仓法颁行855周年，朱子于五夫镇首创“五夫社仓”，其“利民赈济”“藏粮于民”的模式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保障智慧与基层治理思想，体现了儒家“仁政爱民”的崇高理想。本次研讨会以“东亚朱子学的视域与方法”为主题，围绕朱子学术思想、社仓法的社会保障功能等多重面相展开深入讨论，成果丰硕。同时，本次研讨会也是南平市重大文化品牌“考亭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南平市始终高度重视朱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希望通过此次盛会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进一步擦亮“考亭论坛”品牌，推动朱子文化走向世界。

施萍副部长致辞

刘增光教授在致辞中指出，武夷山是朱子理学“存神过化”之地，朱子学从这里辐射至韩国、日本、越南等地，成为塑造东亚理学文化圈的核心纽带，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朱子学不仅是哲学思想的体系，更是经世实践的典范。朱子在崇安县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推行的“社仓法”，是理学经世实践的代表性案例，具有经典和历史的传承价值，体现了理学家对社会救济和民生福祉的高度关注。朱子社仓法既是对传统荒政制度的继承，又根据南宋现实因时因地制宜，兼具规范性与灵活性，推动了后世基层治理、仓储体系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进步，至今仍有重要的学习借鉴价值。2021年3月22日，书记在武夷山武夷精舍看到墙上“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朱子格言时驻足凝思，也是在武夷山首次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朱子社仓法所体现的以民为本的治理思想，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贯精神。与会同仁汇聚一堂共研朱子学，正是朱子文化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刘增光教授致辞

开幕式后，专家学者们展开了第一场专题研讨。本场讨论由《学术月刊》杂志社副总编辑盛丹艳主持。

盛丹艳副总编辑主持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徐公喜教授以《宋明朱子学派“心”“心学”概念解析》为题发表报告。徐公喜教授指出，以往对“心学”的研究往往聚焦于陆王学派的义理，但朱子学本身也有浓厚的“心学”因素。朱子对“心”的功能、构成有很多阐发。朱子所论“心”之功能主要包括知觉功能、主宰功能以及道德自觉三种。朱子还阐发了哲学意义上的心，即“天地生物之心”“虚灵之心”“神明之心”以及“圣人之心”等。在此基础上，朱子门人后学进一步阐发了朱子的“心”概念，如程端蒙的《性理学训》、陈淳的《北溪字义》、程若庸的《增广字训》等著述都对朱子“心学”的概念做了专门的解释。朱子的门人后学也围绕朱子的“心学”提出了新的问题，他们特别关注“心”和“太极”的关系，以及“心”的主宰地位。元代朱子学派也讨论了诸多有关心学的问题，综合探究了“理”“气”“心”“性”等概念的关系，如胡炳文分说“虚灵”与“知觉”、吴澄提出“贼人之心”概念等。吴澄指出“以心学为非特陆子为难”，认为心学非陆九渊所专有。此外，刘因、吴澄等对“人为天地万物之心”的讨论各有侧重。明代中期以前，“心学”多指向程朱之学。学者们对心学有不同解说：或称之为“穷理之学”，或“义理之学”，或“存心养心”之学，或“格物致知”之学。值得注意的是，陆九渊、王阳明等人因恐与禅学混淆，均不愿自称为“心学”。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明确区分为两种学术形态，最早出现在明弘治年间。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则正式确立了心学指称陆王的学术传统。总体而言，朱子学派的心学因素长期被忽视，从学术史角度看，心学概念经历了从指称圣人之学到逐渐偏向陆王的演变过程。

徐公喜教授发表报告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龚颖教授的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朱子在东亚思想近代转型中的意义。龚颖教授认为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等思想观念为东亚知识分子接受、理解西方科学提供了基础。以佐藤一斋和西田几多郎为例，他们的学术都有得于朱子学式的教养，从朱子学的思维中获得了启发。龚颖教授认同熊野纯彦的结论，即朱子学式的教养方式给近代日本的哲学家们留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印记，直至今日，这一烙印的慎独尚未得到准确的测定。报告的第二部分介绍了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对近现代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影响。龚颖教授指出，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书写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宋明理学时代的分期外提出了清代，将日本学者创造的三段分期法变成了四段分期法，补全了日人著作未及的清代思想，凸显传统中的革新元素。此外，蔡元培明确提出了二程思想的分野，指出二程为伦理思想关键环节，其差异促成朱学、陆学二分。在范式创新上，蔡元培了打破传统“平行法”书写，确立了思想演进脉络的叙事逻辑。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还融合了中、日、西（德国）学术资源，实现传统思想的现代化转化。总体而言，该书以“系统”建构为核心，奠定哲学史书写现代化基础，具有承前启后的独特地位，还彰显乐传统思想中的自由平等元素，为后世思想发展指引了方向。

龚颖教授发表报告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天杰教授围绕清代朱子学者朱泽沄的《朱子圣学考略》探讨康熙朝后期朱子学的发展。张天杰教授指出，朱子学的地位在康熙朝达到了鼎盛，但此时的朱子学依然面临源自其内部宗朱学者的严重误解。作为清初朱子学者，朱泽沄力图通过“以考据明义理”的方式为朱子学辩护。《朱子圣学考略》一书对朱子本人的文献按照年代先后排序，并考辨其中涉及的批判异端等相关问题。朱泽沄在书中批评胡居仁、罗钦顺、余祐、高攀龙四先生“未尽”朱子学，其观点并非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心契朱子而确见宗朱学者之非。张天杰教授认为，朱泽沄的《朱子圣学考略》堪称融合义理与考辨的典范之作，不仅通过汇集朱子著述、书信等诸多文献，梳理朱子生平为学脉络，驳斥阳明“朱陆早晚异同”知论，更以朱子所论回应儒家经典，辩正部分宗朱学者的错误理解以阐明朱子学精义，同时从工夫论和本体论的双重角度指斥陆王是释而非儒，强调惟朱子学乃儒学正传，进一步维护朱子学正统地位。

张天杰教授发表报告

江西社会社科院陈德明副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江右文脉中的朱子身影——基于江西书院文化的视角》。陈德明副研究员首先指出，江西省是中国书院文化的重要策源地，不仅历代书院数量长期领跑全国，还有许多开创性的制度，如私家书院、学田、女学等。江西书院中不仅包括白鹿洞书院、鹅湖会讲、青原讲会等思想重镇，还有见证中国革命重要历史，具有红色传承的信江、龙江、激江书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近年来对全省书院保护传承情况开展了较大范围的实地调研。调研发现，大量江西书院与朱子及其后学有着密切关联。陈德明副研究员梳理了朱子在江西的关键行迹，并重点阐发了朱子和白鹿洞书院的渊源。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出任南康军知军，兴复荒废多年的白鹿洞书院——勘址、规划、上奏、筹资、延师，并亲任洞主、亲制学规。白鹿洞书院被誉为“海内第一书院”，不仅是朱子理学的传播阵地，更是其理学体系走向成熟与定型的“成熟基地”。从朱熹在江西的讲学行迹、思想传播及后学传承，可见朱熹理学与江西书院之间互为成就的深刻关联。

陈德明副研究员发表报告

刘增光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论“性者，生之理”》。刘增光教授指出，朱子综合程颢的“生理”说与程颐的“性即理”说，创造性地将“生理”说构建为其理学的重要概念，成为其理气论思想的重要维度，同时也以“性者，生之理”一语超越了汉唐时期的“性者，生之质”说。朱子继承了程颢对“生”的二重含义，即生养、养育、教养之生与本然之生的区分，并援引程颐的“性即理”说为本然之生辩护。在此基础上，朱子批评董仲舒、王充等汉儒对性的解释，认为汉唐儒者违背了孟子的“性善”论，导致了性与善的分离。朱子的“生理”说在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受到了一定的批评。明儒王廷相从气学立场上反驳朱子以“生之理”言性，遗落了生命、生活之生的意义和价值。王夫之也批评朱子的“生理”以始生之“理”来限制、规范人的生命，缺乏生命的过程和发展向度。比较而言，朱子着重揭示“生理”说中“理”之规范性的面向，而明代儒者着重揭示了“生理”说中“生”之自主性的面向，然二者之间并非全然互斥，而是共同涵盖了儒家对生活价值的整体性思考。

刘增光教授发表报告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胡荣明副教授基于对朱子赈济实践的考察揭示了“谷物”的多重面向。胡荣明副教授指出，当前朱子学研究有必要引入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视野，重新审视朱子思想中的物质基础及其作用。朱子从“饥饿政治”，即荒政手段的角度来应对“谷物”。以往经济史、社会保障史及民本思想研究多关注社仓等制度的源流、运行机制和社会效果，却很少追问谷物到底是什么。为此，有必要借鉴人类学中物质的社会生命视角进行重新思考。胡荣明副教授具体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首先，谷物作为农作之物，其收成取决于土地肥力，而肥力之外还需人力勤勉投入。第二，谷物进入流通领域后，便成为社会物资，各种社会关系和力量围绕它展开互动。谷物短缺时，它是社区互助的重要载体——社仓正是典型表现。朱熹既看重市场在谷物流通中的功能，也意识到单靠市场或社区互助不够，官府的行政力量与宏观调控不可或缺。第三，谷物还是法律之物。在朱子的社仓制度及其他荒政体系中，他运用法律手段来固定物权、确认债权，并在界定和确认过程中表现出突出的程序性特征。胡荣明副教授最后指出，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书记强调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朱子对谷物的思考启示我们，对粮食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作物或商品层面，而应通过整体性的制度与手段来把握粮食安全与发展问题。

胡荣明副教授发表报告

第二场专题研讨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文编辑部王茂林编辑主持召开。

王茂林编辑主持

天津科技大学东亚儒学研究中心王晚霞教授首先发表题为《批判性诠释：日本儒学的开新路径》的报告。王晚霞教授从方法的角度探讨了日本儒学对朱子学的批判性诠释，指出其核心关切有二：一是日本儒学展开诠释的方法与中国有何不同；二是日本儒者如何具体展开对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儒学的批判。王晚霞教授认为，朱子学的展开路径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以四书为本，以工夫为范畴的道德之路；另一条是以周敦颐为道统传人的形上之路。日本儒者的批判首先从周敦颐作为圣道传人的方面切入，采取了系统的拆解策略：首先质疑《太极图》的原创性，指其源于佛道旧说；进而批判“主静”“寡欲”等主张，认为与孔孟之道不合；再驳斥周敦颐为二程之师的道统地位，切断其“上无所承、下无所启”的链条；最后批评朱熹所作《太极图说解》歪曲了周敦颐本意。以山鹿素行为代表的激进儒者甚至对周敦颐进行人身攻击，目的是彻底否定宋儒的道统论，从而建立一条从孔孟直接到日本儒者的纯正儒学传承序列。王晚霞教授指出，这种批判性诠释的根本动力来自江户时代日本国家自我意识的形成，这一过程客观上推进了儒学的日本化进程。

王晚霞教授发表报告

南平市朱子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吴吉民副研究员从历史学的视野探讨了朱子学在东亚社会的文化变迁与认同建构中所起的多重作用。吴吉民指出，朱子学具有宗教性的终极关怀，这是朱子学能够在东亚立足并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朱子学将华夏文明诞生以来崇尚的“仁”“礼”等哲学范畴提升到本体论地位，开拓出关于人的终极关怀的新领域，深刻影响了东亚人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朱子学在东亚世界的具体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简单道德教条，既是社会道德要求，也是秩序安排和法律依据，有效地统摄了亿万民众的信仰与生活。其二，朱子学在东亚的传播促成了“儒教化”过程，即儒学本土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与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圈分足鼎立的东亚儒学文化圈。其三，朱子学为延续千年之久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提供了儒家礼制的灵魂，该体系以“厚往薄来”为原则，与西方近代以平等、私权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形成鲜明对照。吴吉民副研究员认为朱子学蕴含着丰富的实践理性，但与基督教新教伦理内涵的个体主义精神不同，儒家的实践理性倾向于将个人目标融入集体目标，这种差异解释了早期资本主义为何起源于英伦三岛而非东亚。但二十世纪以来，“亚洲四小龙”、日本及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表明儒学的实践理性在新型现代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代现代化转型中，儒家追求的和谐价值观有助于矫正早期资本主义的弊端，对教育异化也有纠偏作用。

吴吉民副研究员发表报告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周磊副教授指出，当前学界对气学相关概念的诠释已相当深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有限。他尝试转换研究视角，不再直接讨论“重气”本身，而是从“天”“神”“中”三个核心概念侧面烘托气在东亚儒学思潮中的重要地位。明代气学的三位代表人物——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分别与“天”“神”“中”高度关联，他们借助这些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核心概念来建构各自的气论思想。具体而言，罗钦顺常被视为从理学到气学的过渡人物。从“天”的角度切入，可以发现他所说的“理气合一”是在“天”的意义上展开的，强调天道运行即理气合一，由此呈现出气学思潮的动向。王廷相将“神”提升为标志性概念，用以取代理学中的“理”，并通过区分“心之神”与“心之良知”，展现出气学与心学的差异。吴廷翰在建构气论时特别重视“中”，认为天理、道性未必是“中”，而将“中”悬置于所有概念之上，作为一个总括性的范畴。在东亚儒学视野下，韩国李朝徐敬德提出“时中”、日本儒者的“神气运化”思想等，都体现出对气的重视。

周磊副教授发表报告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讲师杨洋聚焦于朝鲜后期性理学家丁时瀚对“四端七情”论的阐发。丁时翰于72岁撰《四七辨证》，系统捍卫了李滉的“理气互发”说，批判李珥的“气发理乘一途”说。丁时翰澄清，李滉所谓“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并非主张理气先后发动，而是在理气“不离不杂”前提下，通过“分言”揭示四端与七情在发用机制上的的本质差异，即四端以理为主导、七情以气为主导。“理发气随”是理主导时气同步随行，“气发理乘”是气主导时理内在于其中，并不违背理气无先后、无离合的原则。针对李珥的“气发理乘”说，丁时翰批驳其将四端仅视为七情中之善者，导致仁之体沦为静态本体，无法真正发用为恻隐之情，违背了孟子本意，忽略了心的主动性与自发性。杨洋助理教授总结指出，丁时翰在栗谷学派主导的背景下重新为退溪学说辩护，有力批驳了对“互发”说的误读，坚持理的主宰性与主动性，深化了韩国性理学的四端七情讨论。

杨洋老师发表报告

刘莹老师从日本思想史的研究进路出发，探究朱子学在东亚近代转型进程中的意义。她指出，以胡适、冯友兰、丸山真男、牟宗三为代表的学者，多将朱子学判定为方法上“被动”、逻辑上“断裂”、范式上“顺从”、本体上“他律”的前现代体系。刘莹老师通过对朱子“格物”功夫的重新解读，强调朱子之“心”并非白板，而是“虚灵不昧，具众理应万事”的能动主体。“致知”之“致”训为“推极”，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体能量向外的主动释放；“格物”并非单纯的知识累积，其动力也并非外在，而是主体理性对外部世界的全面接管。格物的最终指向是将盲目的“自然”之理转化为规范的“制作”之礼，这一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对万物进行定名与分类，确立名分秩序；从“事实”向“规范”的价值跃迁，将社会关系从自然状态中抽离并赋予伦理约束力；主体从“随从者”升格为“立法者”，使道德约束由他律彻底转为自律。就此而言，朱子学揭示出一种植根于东亚传统内部、以主体理性为世界理发的另一种现代性可能。

刘莹老师发表报告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最后一场讨论由刘莹老师主持。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品端研究员首先发表报告，探讨了朱熹社仓法的基本内容及其社会保障作用。乾道七年（1171年），朱子在福建省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开耀乡五夫里创办社仓，并在实践经验基础上总结、制定了经营管理办法，即《社仓事目》。此后，这个社仓制度被称为“朱子社仓法”，“社仓”也就成为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广的储粮备荒及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社仓法也成为以实物形式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张品端研究院追溯了社仓制度的历史渊源，指出创办社仓并不是朱子最早提出，但建社仓于乡里乃朱子首开其先。朱子为五夫社仓制定的经营管理办法《社仓事目》的基本内容有四点：一、社仓设于乡里，官督民办，州县政府宏观调控，同时允许百姓当场举报徇私舞弊现象；二、社仓法规定贷放收息，夏借冬还，自行积累资金，以丰补歉，达到赈灾的目的；三、社仓米灾年用于赈济，平年用以扶贫，对比平常仓米平年不开仓，社仓不仅可以发挥扶植生产、增强抗灾能力的作用，又可使贫苦农民免遭高利贷剥削；四，社仓依靠乡官、士人，而非依靠社首、保正章管理，并规定不具保者不贷，贷户自我约束、互相监督、共同负责。朱子社仓法充分体现了朱子的社会保障思想，在我国近古乡村社会保障中曾起到过救灾扶贫、保护生产力、进行再生产的作用。其实施不仅减轻了近古社会的财政负担，而且改变了受灾民众单纯依靠国家拨粮救济的思想，有效地培养了农民自我保障的意识。朱子社仓法在中国古代以实物形式的社会保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张品端研究员发表报告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李毅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道德抑或文明？——朱子圣人观发微》，他指出，朱子不仅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受误解最深的思想家，而重新审视其圣人观念，对于理解儒家哲学乃至中华文明的复兴都具有枢纽性意义。李毅副教授从王阳明对朱子的批评谈起，王阳明对圣人有明确界定：“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并以精金为喻，强调成色，即道德纯粹度，而不重分量。据此，阳明一系批评暗指朱子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判定朱子之学为“只存有而不活动”的他律道德。李毅指出，这一批评隐含的前提是将圣人窄化为“道德型圣人”，而朱子追求的圣人是“文明型”的，能够参赞化育、平治天下。朱子的“格物致知”之学揭示了养成“文明型”圣人的方法，这一方法并非单纯扩充知识，而是将人的智能开发出来，实现主体理性能力的跃升。对朱子而言，“变化气质”优先于“存理灭欲”，变化气质旨在使人“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为“文明型圣人”提供了身心基础。李毅副教授总结指出，阳明学对朱子的批判影响深远，以至于后世即使为朱子辩护，也多停留在朱子不违背阳明的层面。然而，朱子实有更丰富的内容——一种突破道德型圣人、指向文明型圣人的宏大视野。只有突破阳明所规定的框架，才能真正理解朱子何以强调“致知格物”“变化气质”与“经世制作”，也才能重新激活朱子学，使之成为当代文明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

李毅副教授发表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姜楠报告的题目是《朱子以气论恶的“相容论”立场》。姜楠围绕朱子对恶之根源的说明，回应李明辉教授的批评：李明辉认为朱子用自然事实论域的“气”解释道德之恶，会导致恶成为客观事件，从而取消人的道德责任。姜楠首先指出，朱子在宇宙论层面将阴阳二气与善恶关联，这合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理学共通的致思方式。朱子强调阴气并无独立根源，只产生于阳气的消逝处，并推论出恶不具有自性。在人性论上，朱子主张私欲虽源于“形气之私”，但“人心”仅是危殆，未必为恶，关键在于主观警惕。对于孔子所言的“下愚不移”，朱子承认气质可能使后天工夫失灵，但并不落入决定论。朱子对恶的解释表现出矛盾倾向，实源于理论两难：若恶是客观结果则道德责任无着，若恶是主观选择则性善根基动摇。朱子细密地追溯到气的层面，同时也流露出气化作用不可知的倾向。在工夫实践层面，朱子区分理论探究与实践，对于“虽愚必明”与“下愚不移”的表面矛盾，他强调即使昏弱之质，百倍其功终能复性。整体而言，朱子的立场可归入“相容论”，既承认气质是恶的条件而非决定论原因，又始终坚持道德责任与修养必要。

姜楠博士发表报告

在发言报告之后的集中研讨环节，专家学者们就丸山真男的成果评价问题，制作之“礼”与圣人“制礼作乐”的区别，圣人行权及经、权关系等话题展开了热切的讨论。

集中研讨现场

最后，刘增光教授主持了本次学术研讨会的闭幕式。

刘增光教授主持

张品端研究员作闭幕致辞，指出朱子学构建了涵盖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整体性精神思想体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其影响扩展到东亚乃至世界。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两市五省的十四位专家学者围绕东亚朱子学、朱子经济学、朱子的赈灾救济思想等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且具有开拓性的讨论，对朱子学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认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张品端研究员最后展望，通过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日韩朱子学及东亚儒学的研究视域能够得到进一步拓展。

张品端研究员闭幕致辞

本次学术研讨会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考亭书院山长朱杰人先生指出，这是首次召开有关朱子社仓制度与实践的学术会议。会议的顺利举办，将进一步推动朱子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东亚朱子学的视域与方法”暨朱子社仓855周年学术研讨会至此顺利落幕。

纪要：姜楠

摄影：万铠诚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