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古希腊悲剧中的战争和命运

作者：蒋重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四月二十日庚戌

          耶稣2026年6月5日

所谓命运，是指决定事物必然朝着某个方向和目标发展的客观趋势。对此，古代中国的史诗和希腊的史诗、戏剧各有不同的书写，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不同的文明特质。

天命无常而有常。《诗经》是周代的诗歌总集，周人对命运的关切集中表现为天命观。《诗经·大雅》的《文王》《大明》《绵》据说都是周公颂文王得天命以戒成王的诗篇。《棫朴》《旱麓》《思齐》也是咏赞文王之德的诗篇。《文王》唱道：“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朱熹《诗集传》：“文王既没，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虽自后稷始封，千有余年，而其受天命，则自今始也。”

在《大明》中，周公咏唱道：“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朱熹《诗集传》：“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则在上者有赫赫之命，达于上下，去就无常，此天之所以难忱，而为君之所以不易也。”天命是无常的，唯有德者方可膺受。而“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意思是：文王小心翼翼地侍奉上帝，毫无邪德，所以得到四方之国的拥戴。

迷信宿命而无所逃避。在古希腊的艺术世界里，悲剧较为发达。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作品的长度要以能容纳可表现人物从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或从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的一系列按可然或必然的原则依次组织起来的事件为宜”。其中，“按必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顺达和败逆事件的互转，就是人物的命运。

索福克利斯的《俄狄浦斯王》大约在公元前431年开始演出，故事说的就是俄狄浦斯无论如何躲避，也逃不脱杀父娶母的厄运。主张对雅典诗歌进行革命性改造的柏拉图对《荷马史诗》和悲剧有诸多批评，对于荷马作品中宙斯托梦给阿伽门农的说法还是对埃斯库洛斯诗歌中塞蒂斯“敬畏命运”的诗句，他都深感不妥，认为这是诽谤诸神，建议不要演出。这都证明迷信命运在古代雅典公民中确实是普遍存在的。

与命运密切相关的是安全问题。怎样才算是安全？古代中国人的理想是天下太平、百姓无事；希腊人执着的则是城邦独立、公民自由。

颂王师，安天下。因为有天命论，周人相信“天保”，《小雅·天保》有“天保定尔，亦孔之固”，“天保定尔，俾尔戬谷”，“天保定尔，以莫不兴”。上天护佑安定你，你就一定能够根基坚固、尽善和兴旺。《大雅·文王有声》：“文王有声，遹骏有声；遹求厥宁，遹观厥成。”朱熹《诗集传》：“以求天下之安宁，而观其成功。”相反，妨碍安定的，主要是蛮夷戎狄的侵扰。所谓“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舍其室家不暇启居，皆因玁狁侵凌之故。（《采薇》）

抵御侵扰、安定天下是王的职责，《诗经》中有随王从军主题，可以为证。《小雅·出车》：“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艰，维其棘矣。”朱熹《诗集传》：“出车于郊外，而语其人曰：我受命于天子之所而来。于是乎召仆夫，使其载其车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艰，是行也，不可以缓矣。”作为周民，他们的理想是天下太平、百姓无事，所以，征人怀乡、妇人思夫就成了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小雅·杕杜》：“有杕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归止。”这是追述征夫未归室家的思念之诗：公事没有止息，征夫和家眷都感伤悲。《出车》诗结尾处有“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玁狁于夷”。朱熹《诗集传》：“述其归时：春日喧妍，草木荣茂，而禽鸟和鸣；与此之时，执讯获丑而归，岂不乐哉！”王事靡盬，征夫英勇，打败强敌，获俘而还。尽管亲人分别，哀痛愁怨，但吟唱出来的诗歌却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后世诗教之说盖源此欤。

与此一致，周人的诗歌中几乎看不到战争的残酷和恐怖，而往往是另一番景象。《小雅·六月》记录了宣王命尹吉甫伐玁狁有功而归的故事。其中，“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这些诗句写的是玁狁气焰嚣张。“戎车既饬”，“四牡修广，其大有顒”，“四牡骙骙，载是常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有严有翼，共武之服”。这些诗句写的则是我方统帅威严、军容整齐。“饮御诸友，炰鳖脍鲤”，则表现了胜利庆典的欢娱和喜乐。至于战争过程，只有“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这样几句笼统的描述，行动细节，一概隐去。《小雅·采芑》描写宣王时方叔伐荆蛮，《大雅·江汉》记述宣王命邵穆公平淮甫之夷，《常武》记载宣王亲自征伐淮北之夷。它们笔法相同，都是对己方盛大场面单向度的描写，没有对方的内容。这不是对蛮夷戎狄的歧视，而是以王事为诗歌主题的必然结果。

哀城邦，叹恐惧。古希腊悲剧中的安全观则大为不同。埃斯库罗斯的《七将攻忒拜》是俄狄浦斯家族悲剧故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它不但在敌人大兵围困的描写上成功烘托了黑云压城的恐怖气氛，令人窒息，还不惜笔墨把敌人攻入城中，抢掠杀戮的惨状暴露在观众眼前。许多情节开创了西方文学善于表现恐惧主题的传统。“杀声轰动全城，望楼似的包围圈围过来了。人对抗人，倒在矛尖下。妇人胸前喂奶的婴儿的哭声里有血腥气味。逃跑中的亲人被人捉住……”“天神和女神啊，别把这苦战的都城扔给讲别种语言的军队！”“我们的城邦的神啊，别使我沦为奴隶！”“我们的父亲宙斯啊，无论如何，你都要拯救我们，别使我们沦为敌人的俘虏。”“神啊，你要解除，解除我们的恐惧！”这些诗句，无不表达了希腊公民内心深处的安全焦虑。

在欧里庇德斯《特洛亚妇女》中，特洛亚被希腊人攻破，妇女们被俘，即将被当作奴隶带往希腊城邦，供主人役使。混乱中被俘的王后赫卡柏与儿媳安德洛马刻不期而遇。赫卡柏身为婆婆，已来不及道出内心的哀痛，而是迫不及待地劝慰儿媳，不要思念死去的丈夫，为了孩子，要用自己的丰姿诱惑并奉承征服者。这么不堪的情节当然是为了给自己的孙子留下活命的机会！可是就连这点可怜的“希望”，悲剧诗人也要把它破灭掉。紧接着的情节是：希腊征服者下达命令，把赫卡柏的孙子从儿媳手中抢走并从特洛亚城楼上扔下摔死！

希腊人赖以存活的城邦都很小，一般只有几千人口，大一些的几万人口，拥有公民权的只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城邦是独立的公民国家，从理论上说，城邦间是潜在的敌对者，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城邦灭亡，意味着公民团体的消灭，公民权甚至生命的丧失。生活在城邦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天然地会有恐惧与焦虑。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诗歌的一种表演形式，“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可以“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作为希腊悲剧创作繁盛期的古典时代，虽然战争数量相对减少，但终究爆发了像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样规模空前的大战。除了波斯和马其顿的外部压力，希腊世界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提洛同盟两大城邦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一刻也没有停歇，战争的阴云一直笼罩在希腊人的心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希腊公民对战争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执念。他们创作悲剧，一遍又一遍地观赏，显然不是为了品味战争的苦果，而是让内心深处怜悯和恐惧的情感得到疏泄。据《特洛亚妇女》唱词，在赫卡柏的想象中，诗人应该在被摔死的孙儿阿斯堤阿那克斯的坟前题写这样一行诗句：“这孩子因希腊人的恐惧而丧命。”她的意思是想让“人们看到希腊人的耻辱”，却让两千多年后的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样的事实：古希腊人早早就在灵魂深处埋下了恐惧——安全焦虑的种子，不管是悲惨可怜的被征服者，还是凶残无比的征服者，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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