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皇帝誉为“南国躬行君子”的黔中王学代表

坐着：李渭（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写作学会会员，铜仁市政协文史专员）

来源：《文史天地》2026年第6期

明代重臣、史学大家郭子章，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后，编著《黔记》。在《黔记·乡贤列传二·理学·参政李渭》中记载：“予师胡庐山先生云，黔中之学，李湜之为彻。”

“彻”字，在古汉语中有“通、透、达”之意，《说文》释为“通也”。郭子章的老师、江右王门学派核心人物、福建按察使胡庐山，用“彻”字评价李渭，是对黔中王学继承人极高的评价。

李渭，字湜之，号同野，明代贵州思南府水德司（今思南县）人，生于正德癸酉年（1513年）十二月。嘉靖十三年（1534年）举人，官至云南左参政。作为王阳明学生蒋信的弟子，李渭与凯里的孙应鳌、贵阳的马廷锡并称“黔中王学后三先生”。李渭深受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的熏陶与启迪，在此基础上，大力倡导躬行践履、笃实力行，秉持以行为先的理念，并撰写、刻版了《先行录》。其思想之深刻、见解之独到，引得皇帝赞誉有加，赐“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李渭将阳明心学从理论思辨引向躬行实践，使“知行合一”不再是口号。

李渭画像

李渭在《先行录》中，深度论述了实践与认知的微妙关系，提出了以行为先的思想，形成了躬行为实的认知理论。他以亲身实践为落脚点，重视日常践行与事上磨炼。在事功建树方面，他对王阳明军事之学钻研颇深，深谙谋略之道，颇具治军才能。于和州（今安徽和县）担任知州期间，“倭贼倡而东至掠芜湖”，一时“留都远近震竦”。李渭临危不乱，果断决策，组织兵民“武悍之士，纪籍而部署之，与诸战守之具，必严以御”（胡松《胡庄肃公集》），凭借周密部署与果敢行动，成功保得和州百姓一方平安。而后调任广东高州府同知，他巧用计谋，退敌兵于无形。太平之时，他常怀居安思危之心，“饬武事，备不虞”。待西贼来犯，李渭亲率所部，披甲上阵，精心布置战阵，以强大的气场与巧妙的战术，令贼寇望而却步，最终引兵退去。他一次次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功绩彪炳史册。

万历元年（1573年）四月，李渭积极投身“平惠潮，讨朱良宝，克咸厥功……经略惠潮水寨，更置守巡”等重大军事行动的谋划之中，充分展现出卓越的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翰林院散馆授检讨邱禾实由衷赞叹：“先生（李渭）守韶五年，一举卓异，再荐通材，以先生知兵故，是时先生名闻天下。”（《贵州文史丛刊》）云南道监察御史萧重望亦评价：“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矣。”足见李渭在当时不仅以军事才能闻名，更以其先进思想，引领黔地学术风气之转变。南京工部尚书、著名思想家，与李渭、马廷锡并称“黔中王学后三先生”的孙应鳌在《晤李同野》中感慨：“如闻一妙语，为破平生愁。”说明李渭的影响之大。

李渭所著的《先行录》，与哲学的实践论存在诸多共通之处。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其思想演变历程便深受实践论的影响。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濬，最初受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触动，毅然改名陶知行；而后，随着对知行关系理解的不断深化，尤其是对实践重要性的深刻认知，再度更名为陶行知。两次改名，鲜明地表达出陶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坚定尊崇与传承。他深知，先行实践意义非凡，若无实践作为基石，认识便成无本之木；无法深刻理解实践，也难以正确把握认识的本质。认识的产生源于实践的现实需求，而实践的终极目标则是推动世界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李渭从贵州偏僻大山乌江之畔走出，于云南任职期满致仕回乡后，便全身心投入到两大重要事业中。一方面，他在黔东北地区广纳弟子，倾心传播心学思想，力求将先进的学术理念传递给更多乡人；另一方面，他深入思考如何助力贵州子弟突破地域限制，融入中原文化，实现交融发展。李渭曾言“世习舛戾，仁道湮塞。渭以攰身，力追先哲”，他胸怀大志，虽历经艰辛却矢志不渝，以顽强的毅力与决心，努力追寻先哲的思想足迹。他秉持踔厉奋发的精神，在实践仁学的道路上坚定前行，发出为仁学“直拼死方休”的豪迈誓言。李渭求仁为宗，以“仁”为思想根本与价值核心，认为仁是整个体系的出发点。他所倡导的仁学，实则为正统儒学思想的延续与传承。他在外地为官期间，积极创建求仁馆，于繁忙政务之余，常与师生齐聚学馆，共同探讨学术，交流思想；回归家乡思南后，更是将讲学之所命名为“为仁书院”“为仁堂”，以此彰显其对仁学的执着坚守与传承弘扬。

李渭在倡导“为仁”的基础上，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毋意轩”，“毋意”即“去欲”之意，这也是“为仁”。人若欲望过度膨胀，便极易陷入搜刮民脂民膏的深渊，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基层官吏，皆可能因此走上罪恶之路。约束治下百姓遵规守纪相对容易，要彻底消除为官者心底潜藏的贪婪欲望，却难如登天。李渭深刻领悟“毋意”的精髓，他的学习与实践皆源于内心的真实认知，并非依赖对书本知识的机械记忆；思考问题时，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杜绝凭空想象，顺应人心与自然规律。正因如此，他内心澄澈明亮，追求真理的精神坚定如磐，不受外界任何力量干扰，真正做到了无私无畏。

李渭的“仁”源自去除欲望。归根结底，要通过不断学习，涵养高尚的道德品质。李渭曾因公事留宿廉州公署，在梦中，三条蛇悄然爬来，紧紧缠住他，李渭奋力挥击，终将三条蛇驱赶。次日清晨，合浦官吏携上等美珠前来送礼，化州、吴川官吏亦带着纯净白金登门“孝敬”，皆遭李渭严厉斥责。待三位官吏离去，李渭不禁自嘲：昨晚三蛇缠身之梦竟如此灵验。

这实则是“毋意”“去欲”“养德”的生动例证。金银珠宝本为普通物件，却因人为赋予特殊价值，成为众人欲望争抢的目标。本故事中的蛇，象征着贪欲、妄念，极易蒙蔽人的心灵。唯有奋力挥杖驱赶，才能守护个人心灵的纯净，坚守天理与本心，这正是“毋意”工夫透过“仁”的深刻体现。

李渭的“毋意”对于学习而言，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学习若仅靠静坐苦读，读书人往往沦为知识的被动接收者与简单搬运工；而“毋意”之于学习，是开启智慧、增长见识的内在动力源泉，也是立德树人、确保知识能够真正服务于社会的关键所在。在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风靡天下之际，黔中王学积极响应。孙应鳌全面、系统地继承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并从本体工夫层面进一步发展完善王阳明学术体系。

李渭先行为用，强调实践优先，将认知转化为具体行动，以行显知。在致仕回乡后，他另辟蹊径，进行了独树一帜的全新探索，其以行为先的思想，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黔中大地。

回顾李渭的一生，可谓功绩卓著、波澜壮阔。在华阳任职时，他勇除奸贼，安抚受灾群众，带领百姓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在和州，他大力倡导办学之风，坚决抵制官吏贪腐，为国家每年节省财政开支数千万；在高州，他虚心拜访湛甘泉，潜心请教理学问题，积极修复书院，并亲自前往学校授课讲学。同时，他根据地方防御需求，亲赴前线，排兵布阵，保得一方平安；辗转广东、云南等地工作期间，他大胆创新，积极开展乡村治理实践，建立了不朽功勋。

1571年，李渭政绩被朝廷考核为“卓异”，受邀去北京，皇帝赐“衣一袭、钞百锭、宴礼部”（《明穆宗庄皇帝实录》）。

《国史献征录》载李渭生卒年号

李渭《先行录》应时而生，当时东林党首领之一邹元标被贬谪至贵州都匀，李渭特邀其为《先行录》作序。邹元标阅后，大赞道：李先生的思想何其伟大！李渭《先行录》深刻揭示，行知本为一体，提及行，知便蕴含其中；谈及知，行亦与之相伴。学习绝非整日空谈方法，关键在于付诸实践，唯有在实践过程中，方能增长才干，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人。

邹元标读完《先行录》后，深刻反思自身，意识到此前未能正确处理“知行合一”的关系，亦未做到以身作则。有感于李渭的思想，他表示应以李渭的躬行实践为榜样，漫漫人生之路，唯有即刻行动，才能不断前行。邹元标最后大力倡导：但凡理学追随者，皆应依照李渭《先行录》下工夫，尊崇李渭探究问题的思路、方法与观念，此乃个人成人成才的最佳路径。

实践是获取真知的重要途径。在个人成长历程中，理论知识学习固然重要，但仅仅是获取知识的一部分。实践才是将所学知识转化为个人经验的关键所在。人们在学习中收获快乐，于实践中探寻真知。一个人只要勤奋实践，就能在过程中领悟属于自己的人生之道，塑造独特的自我。

李渭的先行思想，是学术发展与时代需求相互交融的结晶，具有极高的理论创新价值与鲜明的时代特色。《先行录》犹如一把利剑，直击晚明“良知现成论”等空虚学问的要害，起到了有力的抨击与补救作用。

都察院佥都御史萧重望感慨：读《先行录》，方知为学、为官、做事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李先生的《先行录》《大儒治规》，如醍醐灌顶，令人茅塞顿开。学习这些知识，能让我们在工作中得心应手，内心也变得更加清明。李先生的先行思想揭示事物本质宗旨，启迪人们的智慧，破解千古难题，救治时弊，作用非凡。云南学者在对比李渭与罗近溪（罗汝芳）后认为：罗近溪擅长讲论心性本体，李同野（李渭）则专注躬身践行，当地祭祀供奉李渭的规格大大高于罗近溪。山东提学使刘谦吉撰文说：“李同野先生（即李渭）以荒裔崛起讲学，虽传灯文成（即王阳明），实开黔中，前此所未有。是忠义文章、经济理学，程番诸郡莫有思南若者。”（《思南府续志》）充分肯定了李渭在黔中学术发展史上的开创性地位。

李渭的学术成就得到当时及后世的高度认可：江右王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郭子章在《黔记》中专为其立传。清代学者莫友芝评价：“李渭倡理学，重躬修，教孝弟，行《四礼》，返朴还淳，士骎骎慕孔孟，排释老，习俗一归于正。”

李渭以躬行践履、笃实力行为准则，在守正创新中激活文化生命力，成为后世学者敬仰与追随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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