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千年文脉，悟当代哲思 ——“杨国荣著作集”第三辑出版
溯千年文脉，悟当代哲思
——“杨国荣著作集”第三辑出版
来源：“思想与文化”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四月廿八日戊午
耶稣2026年6月13日
“杨国荣著作集”第三辑
“杨国荣著作集”第三辑（8册）正式出版！
本辑聚焦人与世界、哲学智慧、道德与政治、经典诠释以及儒道思想等重要议题，既有对哲学本质与方法的深入反思，也有对《老子》《庄子》等经典文本的创造性阐释。立足中国哲学传统，回应当代思想问题，展现中国哲学的理论深度与世界意义，为理解传统智慧的现代价值提供新的思想视野。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第六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出版学术著作20余种，多种论著被译为英文、韩文，在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rill等出版。主要学术兼职包括国际形而上学学会(ISM)主席、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
教育与哲学——教哲学与做哲学
从逻辑上说，“如何教哲学”与“如何做哲学”这两个问题具有相通之处，两者的共同点之一，在于都以“何为哲学”的确认为其前提： 无论“如何教哲学”，抑或“如何做哲学”，都基于对“何为哲学”的理解。哲学本身包含多重方面，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说，从哲学史上看，哲学家对此确实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按其实质，哲学既具有超学科的性质，又包含学科性。作为性与天道的追问或智慧之思，哲学与具体的学科主要指向世界的某个方面、某个领域有所不同，无法限定于特定的学科。但另一方面，自从近代以来，特别是近代大学兴起之后，哲学成为大学之中的具体教学分支或门类，从而开始获得学科的性质。
作为既具有学科性，又呈现超学科性的智慧之思，哲学与“教”的关系也呈现不同方面：就其超学科的本然形态来说，哲学与“教”的领域呈现复杂关系。雅斯贝尔斯曾认为“哲学是不能教的，只能靠自身的悟性去参悟人生与世界”。这种“不能教”的判定，便源于哲学的超越学科的性质，当然，如后文将分析的，超学科的性质与“教”并非截然相对，毋宁说，它规定了哲学之“教”与知识之“教”的不同。进而言之，从哲学具有学科性、并相应地包含知识性质这一面看，它不仅包含可教性，而且这种“教”与通常之“教”也并非彼此无关。
与上述事实相关，谈哲学与“教”的关系，可以在更为宽泛的视域展开，以此为前提，则即使其超学科的方面，也可以引入“教”的领域。具体而言，这里涉及“思”和“授”两个方面。所谓“授”，主要与知识的传授相关。如所周知，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这里所说的“学习以往的哲学”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哲学知识的传授，其内容主要关乎哲学的历史变迁，包括某个时代出现了什么哲学家，他们有何种观点，生平如何，师承关系怎样，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何处，其思想在哲学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居于何种地位等，了解和掌握这一方面内容，属哲学史的知识性方面。雅斯贝尔斯曾认为：“如果将哲学视为一种客观可知的内容，这时的哲学就已走上自毁之路，哲思活动每每在通过这一关的时候，总有一刻变成一种空洞的客观事实而失去了它的本源。”这一论点将哲学排除在知识之外，从而实质上否定了哲学具有可教性，这一看法多少忽视了哲学的学科性质，似乎很难令人苟同。事实上，按前述恩格斯的观点，从哲学具有学科性，并相应地包含具体知识而言，哲学无疑有可以教的一面。
从另一个角度看，哲学之可教又与“思”相关。前面提到，哲学意义上的教，包括“授”和“思”两个方面，这里所说的“思”，主要是通过引导人们接触哲学史上重要哲学家的经典著作，以学会哲学的思考，按其本义，前面提到的恩格斯说的“学习以往的哲学”，并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了解哲学通史，掌握哲学史的具体知识等，而是意味着进一步接触哲学家的经典，由阅读经典，重新经历哲学家的思维历程，具体地了解其如何提出问题、如何思考问题、如何解决问题，通过这一过程，学会如何进行哲学思维，并逐渐提高这种思维能力。可以看到，引导“思”构成了教哲学更为重要的方面，教哲学固然需要传授哲学的知识，但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让哲学教育的对象领悟如何进行哲学思考。这一意义上的“教”，显然不仅仅关乎哲学的学科性，而是与哲学的超学科性有着切近的关系：哲学的超学科性本质上表现为智慧之思，以引导“思”为哲学教育的内在指向，无疑合乎哲学的这一品格。
与教哲学的以上两个方面相关，这里同时涉及哲学本身内含的可说与不可说二重品格。如所周知，哲学史上很多哲学家认为，哲学具有超越名言、不可言说的这一面，维特根斯坦便认为，“哲学的正确方法”是：“除了能说的东西以外，不说什么事情”，“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以上看法已蕴含可说与不可说的区分。从形而上的层面看，其中的原理在逻辑上确乎具有超越名言这一面，从形而上的角度将世界理解为整体，则一旦对其相关对象有所言说，便意味着指向特定部分而忽略其本来具有的整体特征，冯友兰曾以“大全”为例，论及此意：大全本是其大无外者，在对其言说之后，此言说便与大全相对，亦即成为大全的“他者”，从而，大全也就不成其为大全。这是从思辨的意义上谈哲学的不可说。广而言之，在探索世界的时候，需要注重世界或其中的某些对象对人（包括个体）所具有的意义和意味，这种意义和意味，往往非言说所能完全涵盖，也就是说，它具有超越名言之意。
进一步看，中国哲学很早就提出“身心之学”和“口耳之学”的区分，从荀子到王阳明，都注意到了二者的不同。荀子认为，君子之学的特点在于“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这一意义上的“学”不仅仅限于口耳言说之间，而是侧重于礼义规范化为个体自觉的道德意识，并进一步落实于践行的过程。王阳明更明确地区分了口耳之学和身心之学：“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这里所说的“身心之学”，同样侧重于实际践行，而非言说。具体来说，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往往是“行而不言”，中国哲学家便把日用常行视为把握形而上之道的重要方式，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也表明了这一点：这里的“中庸”，即以日常的活动为内容。对中国哲学而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把握形而上之道，则离不开人的庸言庸行。
与以上方面相关，在哲学教育的领域，身教重于言教。事实上，在“身心之学”中，“学”和“身”便相互关联，这种联系包含多方面的意义。身首先引向“行”： 通常所谓“身体力行”，便表明行的过程总是和身联系在一起，在此意义上，“身”与实践具有内在的相关性。通过身与学、知与行的互动过程，不仅个体的言行举止将逐渐合乎规范，而且由“身”所展现的行为本身，也可以获得规范的意义： 所谓“身教”，便体现了这一点。“以身作则”不仅仅是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而且体现于广义的哲学教育过程： 相对于单纯的言说，示范常常呈现更为重要的意义。在如何提出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方面，通过提供良好的“做哲学”的方式，便有助于受教育者实际地把握哲学思考的方式。一部深沉的哲学著作，一个严密而有创见的哲学文本，同时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如何思考哲学的进路，在这里，“如何做哲学”与“如何教哲学”同样具有内在的关联。
超越名言不仅仅需要考察说与行的关系，而且常常涉及个人的体验过程。把握世界的过程关乎个人的“思”和“悟”，这种个体之“悟”总是包含不可言说这一面。个人的体验固然无法以逻辑的方式教授，然而却可以引导。历史上，禅宗的机锋无疑具有很多神秘的内容，但其中也隐含启发个体如何达到对佛教义理体验的方面。一些看似无关的对话，往往引发对话一方的顿悟，从而，这种对话也在神秘形式下涉及哲学意义上的“教”的问题。当然，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个人的体验需要通过逻辑思维将所悟的内容加以凝结，使之成为一定共同体可以理解、讨论的思维成果。但即使在这一过程中，“悟”也非名言所能完全限定。从这个角度来说，哲学的“教”和“思”总是有超越名言这一面。
从以上方面看，在哲学层面讨论“教”的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单纯思辨的言说之上，而是需要引导所教的对象通过身体力行去领悟哲学的深层内涵，仅仅是逻辑的言说和分析，可能不足以把握“教”和“思”的整个过程。在现实的过程中，对同一原理，有着丰富生活经历的个体，往往要比仅仅限于书斋之中的人理解得更为深入一些，这并不是说书斋里的学人不能把握哲学的义理，而是表明，从中国哲学的传统来看，真正意义上的深层哲学内涵，需要基于超乎言说的日用常行过程以及深切的生活经历来理解，后者构成了把握哲学内涵的重要资源。雅斯贝尔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谈到大学的哲学教学旨趣时，他曾指出：“学习哲学知识、参加哲学思考、使哲学转化为日常的生活”，这是大学教学应同时具备的三个方面。这里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中提到的“使哲学转化为日常的生活”，这里的内在涵义是，对哲学的教与学，最后应转化为日常生活。所谓“转化为日常生活”，也就是使哲学由“说”到“在”，这与前面所述观念相一致： 按其内在的性质，哲学具有超乎言说这一面，最后应落实于人的存在过程。要而言之，学习、教授哲学的过程中，一方面应把个人体验过程融入哲学思考过程，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如何由“说”到“在”。这一教与学的过程，并不仅仅限于简单、抽象的言说。
（节选自《哲学与教育》，该文收录于《哲学：走向历史的深层》）
“杨国荣著作集”第三辑（共8册）
《人与世界：以“事”观之》
杨国荣 著
978-7-5760-6478-0
89.80元
本书旨在通过以“事”观之，扬弃形而上学进路的各种偏向，并由此进一步提供真实地说明世界、变革世界的理论前提。以“事”这一传统的中国哲学概念为中心，本书对如何把握世界作了多方面的理论阐释，由此，对怎样发掘中国传统智慧及揭示其理论意义作了创造性尝试，并从一个方面对中国哲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作了有说服力的具体论证，后者同时表现为关于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的富有启示意义的探索。
《理解哲学》
杨国荣 著
978-7-5760-6380-6
89.80元
追本溯源，哲学（philosophy）的涵义与“智慧”相关，可以概括为“智慧之思”。人类在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除了分门别类地了解不同的领域和对象之外，还需要一种整体的视域。事实上，世界在被各种知识形态分化之前，其本身并不仅仅以分化的形态出现，而是同时呈现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智慧”最基本的特点便在于跨越知识的界限，从不同于分化了的知识的层面去理解真实的世界。
《哲学：走向历史的深层》
杨国荣 著
978-7-5760-6526-8
89.80元
本书的内容既涉及元哲学的思与辨，也关乎哲学之域的诸问题；既包含对中国哲学的总体反思，也以儒道各派及其相关哲学论题的辨析为指向。无论普遍意义上的哲学审察，抑或具体问题的论辩，都试图体现形上和形下、体与用的沟通，而逻辑分析和求其通的结合，则构成了相关研究的总体进路。
《道德与政治之维》
杨国荣 著
978-7-5760-6718-7
89.80元
道德包含广义与狭义两重内涵，狭义上的道德主要呈现为一种与人的行为相涉的社会现象；广义上的道德则既关乎人的行为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也与这种行为的理解和规定相联系，后者在理论层面以道德哲学或伦理学为形态。同样，政治也兼及人的活动以及制约这种活动的一般原则和规范。作为社会领域的相关方面，道德与政治无法截然分离；相应于此，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也具有内在的理论联系。本书主要从理论的层面对道德与政治的内涵作了考察。
《经典与经学》
杨国荣 著
978-7-5760-6775-0
89.90元
历史地看，经学形成于两汉，经过不同的演变阶段，取得了多样的历史形态。在学术的层面，经学有今文与古文、考证与义理等区分；在思想和观念的层面，则以政治意识为内涵。总体上，现代经学应当展示新的理论视域，并在相关义理的引导下，敞开经学的深沉内涵。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经典也将在理论（义理）的层面得到深入阐发。
《儒学与中国哲学》
杨国荣 著
978-7-5760-6550-3
89.80元
从广义上说，儒学属于中国哲学的一个派别。以中国哲学而言，它首先表现为现为历史与理论、生成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中国哲学：一方面，早先的哲学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历史中的哲学；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哲学又不断生成新的形态。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构成，儒学同样经历了类似的演进。
《老子讲演录》
杨国荣 著
978-7-5760-6527-5
89.80元
从总体上看，以道为总纲，通过终极之道与人的存在、道与德、道法自然、为学与为道、超越既成与守护可能等问题的论析，《老子》一书展示了深层的哲学思考。道的形上追问与人的形下关切所体现的双重向度，使形上之道与人的存在从相分走向相合，但与后期海德格尔以天、地、人、神的相互映射扬弃片面的人类中心观念，亦即由人走向天、地、神有所不同，《老子》的逻辑秩序是道、天、地、人，亦即从道走向人。这种思路通过面向人的现实之“在”而多少抑制了对道的超验承诺。
《庄子内篇释义》
杨国荣 著
978-7-5760-6822-1
89.80元
《庄子》一书在思想内涵上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整体，但在确认《庄子》一书具有整体性的同时，又可以对其不同部分作分别的考察，本书即主要从内篇的角度，对庄子哲学作了诠释。就先秦哲学的衍化而言，庄子的关注重心首先在天人之辩。在庄子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关切；另一方面，又不难注意到以“天”规定“人”、将礼义文明的演化视为自然之性（人的天性）失落根源的立场。以“齐物”立论，强调“道通为一”，构成了庄子的又一哲学主张，与之相联系的是对基于“道”的“真知”与“真人”的追求，后者进一步体现于逍遥之境。
“杨国荣著作集”已出书目
《道论》
《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
《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
《人与世界：以“事”观之》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
《认识与价值》
《理解哲学》
《哲学：走向历史的深层》
《哲学的视域》
《哲学：思向何方》
《道德与政治之维》
《历史中的哲学》
《经典与经学》
《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
《儒学与中国哲学》
《再思儒学》
《老子讲演录》
《庄子的思想世界》
《庄子内篇释义》
《孟子的哲学思想》
《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
《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
《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
《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
责任编辑：近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