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二：《左传》学研究
论坛二：《左传》学研究
来源：“经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五月十二日辛未
耶稣2026年6月26日
【第一场】
6月13日 13:30—15:00
主持人：苏芃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评议人：康凯淋
（中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
高雄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学系姜龙翔教授《〈左传〉皇武子辞秦戍之语用策略及心理博奕》一文指出，《左传》记秦晋殽之战，载皇武子辞退秦军戍守之辞令，历来皆谓其措辞精妙，能委婉揭露秦人图谋。然而既有研究多偏于概括性评述，尚未深入分析其话语运作机制。鉴于皇武子乃透过辞令交际促使秦戍奔逃，其间当蕴含特定的话语策略与心理机制，故本文以语用学策略与语法分析为基础，并结合赛局理论，重新检视此段辞令的语言运作。研究结果指出，皇武子在婉辞的前提下，藉由“将行”之预设，迫使秦戍接受必须离去的现实；又透过原圃、具囿等空间指涉与心理暗示，使秦戍意识到郑国已掌握其行动。至于“取其麋鹿，以闲敝邑”一语，则透过合作暗示，引导秦戍于囚徒困境中作出最符合郑国利益的出逃选择。整体而言，此段辞令一方面藉自谦与请求形式维持秦戍面子，另一方面则依循言外语意暗示传达警示，充分展现结合语法、语境与心理预设的多层次语用策略。
评议：论文结合语境考证、字词释义，创新性引入博弈理论（赛局理论）分析人物心理互动，文献考证扎实、内容富有深度。点评人补充：弦高是整个事件的引子（客方），与孟明（主方）构成主客本末的叙事搭配，二者相辅相成，这一补充视角与论文的辞令、语用分析完全不冲突；同时该补充也关联到《左传》整体叙事策略。
孔子研究院孔子与古典中国研究中心宋冬梅研究员《形式、价值与影响：〈左传〉“君子曰”论析》认为《左传》中的“君子曰”是先秦论赞、褒贬善恶的一种形式，代表当时社会君子群体的历史观、道德观、价值观，其评判范畴主要集中在评判历史人物的道德善恶、历史事件的政治得失等方面。“君子曰”所代表的君子群体的价值评判及其历史应用，成为古代中国价值评判的主流意识，其将传统史籍所承载的道德史观、价值理念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叙事、价值引领。“君子曰”依史发论，不假空言，具有“求实”精神；其论赞观点代表了春秋“史官”与“士君子”群体的集体智慧，有言“公”之心；其思想内涵与价值评判，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评议：该选题已有大量前人研究，作者仍坚持深耕，研究勇气可嘉。文章从时代背景、文本形式、评价主题逐层展开，最终延伸至道德史观，论述层次分明，且积极与学界已有成果展开学术对话。现存研究难点：人物、历史事件、价值评价三者高度交融，难以截然划分；“君子曰”依附叙事而生，若单独抽取评论内容分析，会与原文叙事脱节、论述模糊。建议后续进一步探索更清晰的分类与研究框架。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韬副教授《从〈左传〉看春秋人的当代记忆》认为《左传》是保存春秋人记忆的基本文献。其编年叙事可析为记事与记言。春秋大夫有立言不朽的追求，其对言的记忆由早期的古代圣贤之言逐渐过渡到当代贤大夫之言。在这一过程中，大夫群体逐渐走出古老的文化传统，开出属于大夫群体的新文化。周人有以史为鉴的文化传统。后起大夫对春秋早期史事的关注记忆，并据自己论谏的需要对其加工改编，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同时，《左传》编年记述与言论回忆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基于不同的国别与立场，回忆者的陈述与早期编年在事实层面有着难以弥合的差别，这可能是《左传》编纂者有意保留不同记忆，使之处于竞争的关系。
评议：文章借鉴西方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等理论，将《左传》定位为记忆文本，研究视角新颖，启发学界重点关注记忆主体（国家、宗族、个人），以及《左传》编纂者对历史记忆的主动留存与重构。点评人提出核心疑问：文中“以史为鉴”的表述下，政治劝诫、现实干预的功能远超记忆本身，历史记忆被弱化，这一特征在《国语》《战国策》、汉代奏议等文献中同样普遍。作者现场回应，建议将表述调整为“以史鉴今”，明确史料为当下政治、论谏服务的核心定位。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杜玉俭副教授的文章《〈左传〉通史意识及其对中国历史书写的影响》指出，《左传》在记述春秋历史事件的同时，通过人物对话勾勒从上古到春秋开始前历史的脉络。从同一历史事件重出时互相补充、配合，历史事件的选择与早期经典的互文，相关对话基本上属于无经之传，春秋之前历史在《左传》中的分布等情况，推断出《左传》中春秋之前历史的系统性是《左传》作者有意识安排的结果，试图在断代框架内表现全史。《左传》通史意识启发了司马迁通史体例的创造，司马迁大量使用《左传》对话中春秋以前史料，建构上古至平王东迁历史。班固在断代框架内追求上下贯通，故有《古今人表》《五行志》的写作。唐以后史论家不理解早期史家对“通”的追求，对《古今人表》多有非议。断代史写作中如何表现通的意识是历史书写长期面对的问题。
评议：文章将《左传》与《史记》纳入整体史学体系展开讨论，研究视野开阔。点评人明确区分通史意识与通史体例两个不同概念：拥有通史意识，不代表文本能完整呈现通史体例。司马迁的通史意识来源多元，并非单纯承袭《左传》，同时深受《公羊传》《世本》《尚书》等典籍影响。建议以孔子与《春秋》为核心线索拓展研究框架，串联《左传》《公羊传》等文献，厘清思想传承脉络。现场其他学者补充：《史记》还对《左传》“记言”内容进行改造，直接将记言材料转为记事书写，是重要的史学变革。
中兴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蔡妙真副教授的论文《梦境、食脑与诠释重框：〈左传〉“盬其脑”叙事新探》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梦“楚子伏己而盬其脑……吾且柔之矣”一段为中心，重探《左传》食脑记事的叙事功能与意义。相较于《左传》其他多用以表现激愤、羞辱、乱世或伦理颠倒的食人书写，“盬其脑”纪事之特殊，在于其聚焦人体深层器官，器官之食材化成为叙事核心，并将战前焦虑、梦境与解梦话语紧密组接，使价值判断于叙事中生成，此《春秋》属辞比事之教也。本文指出，“楚子伏己而盬其脑”之梦，乃战前军事风险与伦理压力交叠后的焦虑显形；梦中身体核心遭敌方处置，所压缩者实为更深层的主体危机与秩序不安。尤关键者，在于子犯以诠释重框之法解梦：梦本来是己身受害，经其诠释，则转为“楚伏其罪”与“我得天”的论证。藉此，原本不利于决战的负面身体意象，被转化为军事行动与道德正当性的资源。由是观之，“盬其脑”一段之价值，不仅在于补充食人禁忌的文化史材料，更在于提供一稀有文本场域，使人得以同时观察摄食器官的危险、梦中显形的焦虑，以及解释话语中的诠释重框，如何共同构成政治危机与战争正当性交会的叙事核心。
评议：文章以战争焦虑下的梦境叙事为切入点，提出梦境吉凶并非由梦境本身决定，而是由解读之人重新诠释界定；融合身体叙事、梦心理学、食人禁忌等跨领域视角，并未无限延伸议题，最终回归《左传》政治正当性、政治秩序与经学阐释传统，研究落点精准。点评人结合文本中多处“天命与人为”相关语句延伸解读内涵；其他参会学者补充《左传》中叔孙豹逃亡遇梦魇等同类梦境叙事案例，丰富讨论维度。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柳旻定副教授的文章《〈春秋左传〉的文学神圣性——兼论东亚经典修辞学诠释传统》认为，经典修辞学是以儒家经典为写作模板，从文辞、结构、修辞与审美层面解读经典的经学方法。以往东亚经典研究多侧重义理、训诂，忽视文本文学特征，但自汉代起已有针对经典文笔的讨论，如董仲舒藉《春秋繁露》剖析《春秋》笔法，刘勰主张文源于经，六经皆文的观点更建构起融合经学诠释与文论的修辞传统。《春秋》简约含蓄的笔法承载微言大义，树立神圣经典语言；《左传》透过叙事、修辞扩充其内涵，让道德与政治理念更具感染力。唐宋后《左传》成为东亚古文典范，朝鲜儒者持续研读、仿作，不断再生产其文学与经典权威。该书渗透科举、文论、经注等领域，人们透过阅读与修辞实践确证其价值，这也是东亚经典修辞学的核心特质。文章藉此视角厘清《左传》文学属性与经典地位的内在关联，阐释儒家经典凭借文学实践长久保有文化权威与准神圣属性的内在逻辑。
评议：将经典修辞学、文学神圣性理论运用于《左传》研究，视角新颖。点评人提出核心疑问：《史记》、唐宋八大家文集等后世典籍与作品同样被后世广泛模仿，但学界极少将其与“文学神圣性”绑定。建议作者明确“文学神圣性”的界定边界与评判标准，并列举《左传》典型篇章作为实证依据。
【第二场】
6月13日 15:10—16:25
主持人：姜龙翔
（高雄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学系教授）
评议人：蔡妙真
（中兴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扬州大学文学院郭院林教授《贾逵〈左传〉注与今古文之争检讨》一文指出，贾逵是东汉《左传》学发展的一个标志。以往学人多通过贾逵个人史传及《儒林传》等材料记载，认为贾逵以《左传》为桥梁，将学术权威与政治权力深度融合，重塑了东汉中后期的经学生态与政治话语体系。论文以《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依据，搜罗出明确标识为贾逵注293条，涵盖了考证与义理两个层面。贾逵的注疏体现“精而不博”的解经风格，思想上重视义理与纲常，具有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色彩，同时融合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来源具有传承性和复合性。对其检讨，可以发现，不仅在文字训诂、名物制度、史实与文义理解方面存在问题；在书法、义例方面也存在一错误。这些问题既有沿袭前人错误，也有因为心中成见导致错误。今古文之争，不如说是学术发展之争。乾嘉学人阐发“实事求是”这一精神，在“五四”时期被胡适等人阐发为“科学”的方法，这也是适应时代需求而进行的诠释。
评议：文章逻辑严谨、行文流畅，以贾逵《左传》注为核心展开考证，指出汉代今古文之争的本质是学派立场与经典诠释主导权的争夺，打破清代朴学“凡汉必真”的刻板印象。该研究弥补了学界对贾逵《左传》注研究的薄弱环节，从文献考据延伸至学术思想史脉络重建，价值突出。同时点明今文、古文经学学派彼此交融，研究无法完全割裂，学者的学术立场会相互影响。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田访副教授《刘师培的〈左传〉义例观》一文认为，刘师培与章太炎齐名，是清末民初《左传》学权威。清中叶公羊学派提出《左传》非解《春秋》之传，康有为为变法更指其为伪经，古文《左传》备受质疑。清代多数《左传》研究者仅埋首训诂考史，忽视其现实价值，亦未回应今文家质难。刘师培承家学研治《左传》，著作以义例为核心，专研《春秋》书法微言大义，结合《左传》与汉代旧说分类诠释，研究路径独特。当下学界虽认可其研究特色，但对义例内涵尚存分歧，其义例理论的特质与源流仍有待深挖。文章拟从义例、经例、传例之分，八例书法理论，以及其对杜预学说、今文经学的立场三层面展开探析。
评议：选题直面清代常州学派否定《左传》解经的观点，具备极强的学术思想史张力。但有两点核心疑问：第一，刘师培的《左传》义例观在早、中、晚期是否存在思想变动；第二，需补充具体文献判例与论据，厘清其义例思想、研究方法论与杜预学说的核心差异。同时提出困惑：若刘师培主张《左传》义例合于《春秋》经例，为何其学说与杜预仍存在明显分歧。
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时婧讲师《章太炎早期春秋左传学研究中对杜预注的匡正》文章指出，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中，刘逢禄认为杜预所言的《左氏》书法凡例皆为刘歆伪造，为了反击刘逢禄，章太炎早期的春秋左传学意在建立以左氏先师的古训和义理为中心的左氏古义体系。建立在《左氏》传《春秋》义理基础上的太炎的早期左氏学，强调《左氏》的义理取向，杜预注突出《春秋》《左传》史的取向为章太炎所不采。杜预注浅俗、谬误甚多，与太炎所复原左氏古字古训古义尤为不合。太炎承接乾嘉训诂的纠杜补杜风潮，继承清儒收集古注、分别训诂源流师承、强调古字、古训和时人之认识的差异，采用清人的文本校勘、音韵训诂、甚至金石之学等诸多方法，对杜预训诂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清儒对杜预注的态度是出于旧注为确，出于己意为误，太炎判断的标准是是否合于西汉及其以前的左氏先师，杜预合于旧注，但不合于左氏先师之处亦遭到否定。在整个清代左传学的纠杜补杜风潮中，太炎对杜预注的批判最为彻底，这是其左氏学发展到以荀子、贾谊为尊的结果。
评议：论文核心探讨章太炎对杜预《左传》注的全面匡正。点评人指出：二者分歧不止于字词训诂、音韵校勘等文献层面，核心是经学立场的本质对立——章太炎秉持“以史尊经”，杜预侧重“以义尊经”。需区分单纯的文献补正，与宏观经学思想、学术格局的批判，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台北市立大学中文系蔡莹莹助理教授《豢龙与使鹤：〈左传〉动物驯化叙事的隐喻与“人-动物”关系》一文以《左传》中的动物驯化叙事为讨论核心，从“人－动物关系”的视角，分析其中所呈现的拟人论与图腾论两种思维模式。驯化并非仅是人类对动物的实际控制，更是透过动物来思考人类自身权力、德行与秩序的一种叙事机制。本文聚焦两则《左传》特殊的动物驯化叙事：卫懿好鹤与史墨论龙。第二节分析卫懿好鹤故事中，鹤作为宠物的夸张、讽刺的拟人表现及其反转出“畜臣”的传统论述。进而演发出忠臣与宠物的“人禽之辨”；然而本文也指出鹤的意象不只宠物，在其他文本中也作为君子象征，此可能反向形塑了古代臣子的价值认同，也可能影响了后续“忠臣殉主”的若干细节。第三节探讨史墨论龙故事，神祕的龙先被描述为可豢养、乘用乃至食用的经济动物，此举体现了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然而龙作为帝王的图腾或心理动物，“食龙”与“驯龙”的叙述，隐喻了君主的身分建构，并映射出臣下在权力位阶中，试图透过制其嗜欲来揣摩并制约君主权势的政治焦虑。要言之，文章认为《左传》的动物叙事不只是其历史书写中的边缘素材，而足堪成为理解早期中国政治思想、君臣关系与道德秩序的独特切入点。
评议：以人—动物关系、动物驯化为切入点，视角新颖，梳理出《左传》动物叙事向《吕氏春秋》《韩非子》的演变脉络，衍生出政治隐喻、政治食物链等深层内涵。点评人提出疑问：仅从“豢龙”“好鹤”两个案例，很难直观体现“循化”“德化”的核心主旨；且文章大量内容聚焦后世文献流变，建议明确研究重心：是以《左传》原典为核心，还是以《左传》引发的后世思想、文本流变为主。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惠文东博士后研究员《从“礼以顺天”到“礼本于情”：论〈左传〉的礼学思想及其历史影响》认为现今礼学研究多围绕 “情” 展开，但针对《左传》礼学思想的探讨仍较薄弱，因此梳理该书的礼学源流有着独特价值。《左传》以天地为礼之本，礼涵盖范围广，侧重政治属性，宗族为礼制核心，“情” 仅是教化百姓守本性的手段，地位次要。春秋社会剧变，传统大宗宗族瓦解，官僚宗族兴起，个人情思备受重视，“情” 正式纳入礼学体系以适配新社会。但儒家察觉情感易冲击礼制，主张以中庸节制情感，并重申天地对礼的约束。以情重塑后的礼学，政治属性减弱，部分规范归入制度史范畴，礼学转向内在，重视个人主观修养。
评议：论题格局宏大，系统探讨《左传》礼学思想。但也有两个问题有待商榷：第一，“礼以顺天”与“礼本于情”并非简单的线性时间演变关系，二者更象是长期并存的两大思想面向，会根据不同语境被选择性强化、运用；第二，建议明确“历史影响”的时间边界，可将战国中期、郭店楚简等作为研究节点与论述终点，收缩论述范围，增强论证精度。
【第三场】
6月13日 16:35—17:50
主持人：郭院林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评议人：张尚英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副研究员）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苏芃教授《〈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文公史事辨疑》指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了晋文公重耳出奔在外的主要经历，这段文字与《国语》《史记》存在不少差异，与新出清华简《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等文献记载也多有出入，前人已有不少讨论。论文尝试从多个角度，分析《左传》记载的矛盾龃龉之处，并解释其成因。
评议：作者虽暂未完成成文，但梳理出《左传》相关史事五大疑点，研究价值突出。文章结合文本层积、晋文公“得天命”等视角，深挖文本书写背后的思想内涵，突破传统单纯梳理史实的研究模式，思路新颖、启发意义显著，期待完整论文正式发布。
山东大学文学院吴柱教授的文章《春秋黄池会盟疑案》认为，吴、晋黄池会盟对春秋晚期的政治格局造成了关键性影响，但《左传》《国语》的记载大相径庭，引发了学术史上的一宗公案。《国语》说吴王在会盟后曾经遣使告劳于周天子，这是在周礼框架下取得盟主合法性的必要程序，上博简《吴命》可以印证此事。其他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也都集中指向吴国主盟，足见《国语》可信。而《左传》存在前后文本的矛盾割裂，应当是三晋地区的传习者或编撰者改写了吴晋争盟的结局。晋国司马寅的建言是《左传》叙事逻辑的枢纽，但司马寅的言论是袭用《左传·哀公八年》子服景伯之语，说明今本《左传》关于吴晋争盟过程的记载极可能是凭空杜撰。
评议：综合运用出土文献（上博简《吴命》）与《礼记》《国语》《战国策》《淮南子》等传世典籍，考证黄池会盟相关记载，指出《左传》叙事存在矛盾、《国语》记载更为可信，史料梳理条理清晰。点评提出两点补充建议：第一，解读《国语》中叙事留白、未交代的内容；第二，针对出土文献关键位置缺两字的问题，作出补充考证与说明。
山东聊城大学文学院宁登国教授《〈左传〉“邲之战”楚庄王黄河战略布局及其霸主地位的确立》一文认为，《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邲之战，是晋楚继城濮之战后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黄河流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左传》邲之战中所提及的驻军和决战地点，如郔、荧泽、菅、敖山、鄗山、邲、衡雍，都发生在黄河以南，今郑州、荥阳一带。尤其是文中反复出现的与渡河相关事件，更是突出地彰显了这次楚庄王黄河争夺战的战略意图和争霸雄心。楚庄王经过战前的观兵周疆和饮马于河，战争过程中的进退黄河以及战后的祀河建宫，无不鲜明地昭示了楚庄王蓄谋已久、称霸中原的战略布局和雄心大志，实乃一鼓作气，一鸣惊人，意义非凡。
评议：以邲之战为核心，完整梳理楚国战前谋划、黄河沿线战时战略布局，以及战后楚庄王从文化、政治等多层面巩固霸主地位的全过程，行文脉络清晰，有效深化了对邲之战、楚国中原争霸历史的认知。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徐飞讲师《〈左传〉“宋卫实难”新考》认为《左传・隐公六年》“宋、卫实难，郑何能为” 历代歧解颇多。杜预简释为畏惧，宋儒吕祖谦、林尧叟据国势强弱解作陈侯畏宋卫、轻郑国，成为宋明主流。清代王引之训 “实” 为是、“难” 为忧患；刘文淇训 “难” 为仇敌；竹添光鸿释作难以争衡。后世杨树达、杨伯峻等承接王引之说，为现今通行观点，译作宋卫才是祸患。但诸家释义均存在史实矛盾：隐公五年陈桓公拒郑求和之际，陈与宋、卫长期和睦，隐公四年更明记陈卫亲善，可见将此句解为陈侯以宋卫为患与传文史实相悖，旧解存有根本偏差。
评议：论文篇幅短小但考据功底扎实，融合史实梳理、语境辨析、语法训诂、文本校勘多重研究方法，论证严谨，整体质量优异。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左克红《论〈左传精舍志〉引发的“左邱公案”所体现的历史修正主义及其危害》指出明末族谱《左传精舍志》攀附左丘明，杜撰其本姓丘、因世袭左史而号左丘明。嘉庆年间山东巡抚铁保依此书奏请为左丘明设世袭五经博士，引发纪昀、段玉裁等参与的“左邱公案”。文章梳理该谱编撰漏洞与清代辩论全程，剖析其凭名字攀附先祖的谱牒惯技，再依孔子言语、《史记》体例与历代考证，证明左丘明实姓左。藉顾颉刚层累古史说，指出宗族攀附属历史修正主义，既动摇史学求真标准，又以宗族私利篡改公共文化记忆。此谱虽遭清代学界驳斥，错误说法仍流传至今，当今研究需谨慎辨伪，防范伪谱混淆已厘清的史实。
评议：聚焦《左传》作者这一根本性学术公案，梳理自唐代开始的历代质疑观点，以及宋代朱熹、郑樵，清代张沐等学者关于“左丘”姓氏、身份的不同看法，剖析《左传精舍志》带来的谱牒攀附与历史修正主义问题。点评建议：补充左姓、丘姓的家谱与姓氏源流考证，进一步佐证核心论断；作者现场回应，已专门撰文考证姓氏起源相关问题。
【第四场】
6月14日 8:30—10:00
主持人：黄觉弘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
评议人：方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代生教授《清华简与〈左传〉对读二则》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简是一批重要的经史类文献，其与《左传》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对照阅读，既可以通过《左传》校读清华简《系年》等文献，也可以通过清华简相关记载校读《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一则涉及文献的融通，一则涉及《左传》中的诸国历法不同造成的歧义。与此同时，还可以据此解决经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评议：论文观点整体成立，在孙飞燕、韩红亮等学者已有研究基础上推进，论证更加严谨。针对重耳出亡两年/三年的纪年分歧展开讨论：《左传》有严格的编年体例，附属传文结尾必然贴合对应经文时间节点，据此推断重耳入秦相关记事对应僖公二十三年；周历与夏历相差两月的历法差异，是纪年出现分歧的重要原因，该问题目前尚无绝对定论。补充观点：《左传》中晋国相关记载可信度偏高，推测作者与晋地渊源较深，该议题仍有持续讨论空间。
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简欣仪助理教授《〈左传〉“图”“谋”考》一文旨在透过《左传》文献的梳理，探悉“图”“谋”二字的差异。配合语用及语境的考察，“图”具正式性，用作审慎建议，用于国政高层及自我保全，含括控制与考虑之意；“谋”则应用广泛，侧重具体实务，涵盖政治斗争、国间交涉与私下算计。整体而言，《左传》中的“图”偏向上位层级的严谨公议，而“谋”则侧重于具体手段的筹划与执行。
评议：选题具备研究价值。“图”“谋”二字不可完全通用，语义界限清晰。词义辨析：“图”偏向宏观思路、初步构想，侧重意识层面；“谋”偏向具体筹划、落地行动。建议参考王凤阳《古词变》等训诂著作佐证观点，并结合《左传》“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的专属义例深化分析。
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杨瑞冬讲师《〈左传〉“问疾”的经学叙事及其君臣伦理》从医学的角度指出，先秦“问疾”早已超越日常人情交往，成为承载宗法等级秩序与政治伦理的仪式性行为。《左传》中的“问疾”叙事承载着鲜明经学意图的伦理建构。《左传》通过对君问臣疾、臣问君疾、卿大夫问疾、邦交问疾等问疾事件的叙事，构建“君仁臣忠、以义相合”的君臣伦理这一经学义涵。从经学叙事角度系统考察《左传》问疾书写的礼制语境、类型特征与政治功能，揭示其以史载道的叙事策略。
评议：以“问疾”叙事切入君臣伦理，选题新颖，属于当下热门的医学社会史研究方向，有较大深挖空间。现存不足：整体论述偏宏观笼统。建议：结合先秦疾病考释类古籍，细化不同病症对应的人物行为、往来礼仪；补充不同诸侯国、地域族群对疾病的认知差异，让论证更加具体、饱满。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冉雪立讲师《〈春秋释例〉部类编排与说解体例析论——兼议杜预“五十凡”的性质与功能》认为，《春秋释例》是杜预系统说解《春秋》《左传》义例的著述。通过分析聚珍本《释例》中明确源出《永乐大典》的诸篇，可以部分还原其部类编排和说解体例上的特征。综合而言，《释例》的一个突出特征即是不再如《春秋经传集解》那样严格区分“凡例”“变例”和“非例”，而是不仅在部类编排上并列“诸例”，更在各篇说解中以“礼制”贯穿对“诸例”的辨析。这种援据“礼制”、打通“诸例”的现象，看似与《集解》相背，实则互爲表里。梳理刘炫、孔颖达等人的旧说，并结合杜预的说解实践，可以发现，孤立地将“五十凡”作爲“礼经”从“诸例”中抽离出来进行理解是一种对杜预义例学说的简化。事实上，无论在《集解》还是《释例》中，“以礼释例”都是杜预贯穿于“诸例”的说解通则。其其对“五十凡”的强调，只是爲揭明“义例”与“礼制”的内在联系渊源久远，并以之作爲建构“义例-礼制”说解体系的根基。
评议：春秋礼制原始编排、早期样貌难以完整考证，议题本身研究难度较大。点评人针对文中拔高杜预“礼例说”的观点提出商榷：礼例并不具备普适性，春秋社会秩序同时受“礼”与“势”双重支配，并非所有史事都可以用礼例解读。建议重新梳理史事案例与礼例的对应关系，将细读全文后再私下进行交流。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伍尔青《“逐君”是否正当？——〈左传〉“祭仲事件”中的君臣伦理考辨》认为《春秋》所载“祭仲逐君”一事，乃是先秦儒家讨论君臣伦理的重要问题。三传义理取向各异，其中，《谷梁传》最重君臣正义，恶祭仲立不正而黜正；《公羊传》则认为社稷重于国君，故称许祭仲逐君为“行权”之举；而《左传》态度较为隐晦，对祭仲之事并无明显褒贬之辞。然而，到了曹魏时的杜预，提出了“没臣名以罪君”的逐君法则，后世学者多指其有为司马氏开脱之嫌。细究之，杜预此说实本于《左传》中的君臣思想，尤其在《左传》对“祭仲逐君”一事的记载可窥见其端倪。值得一提的是，不论《左传》所暗含的“罪君”之辞，抑或《公羊》所主张的“行权”之说，虽然多少都有“启篡弑之路”之嫌，不过都未脱离君臣正义的框架，且为其他义理的阐释预留了余地。
评议：论文承接前代研究，围绕祭仲逐君事件考辨君臣伦理，属于经学、史学经典议题。核心观点认可：《左传》的君臣伦理体系并非僵化教条，逻辑灵活，杜预注也承袭这一特征，其解读立场深受魏晋时代背景影响。《左传》对君主的评价态度存在阶段性变化，逐步加重对失德君主的批判，本质是为卿大夫阶层崛起做叙事铺垫；文本不同阶段对君臣关系、周王室与诸侯关系的表述口径不一，值得持续深挖。同时以杜预针对相关史事的最长注解为例，印证其解读立场。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祁文豪《〈左氏春秋〉经传中的“智”及其汉唐诠释》一文认为，先秦时期，“智”与“知”多通用，其中春秋三传中的《左传》记载最丰。汉唐诠释中，“智”以名词为主，兼具修身处世智慧与政治治理才干，强调明哲保身、避难逃生、预判时局。杜预、孔颖达的阐释继承孔孟人本思想，使“智”与忧民治民相联系，弱化天人感应，凸显理性精神，展现“智”在经学伦理中的传承与发展，其思想兼具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评议：文本结构存在问题：汉唐注疏部分划分模糊，杜预、孔颖达等学者的观点未单独提炼梳理，内容辨识度不足。建议将汉唐各家注解、论点独立拆分，梳理清晰发展脉络。此外，文中涉及“智”的内涵，可结合《左传》人物典故，延伸探讨“智”与“慎”的关联，进一步丰富研究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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