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伟邹建锋编校整理《传习录汇编汇校》出版暨后记

王学伟 邹建锋编校整理《传习录汇编汇校》出版暨后记

书名：《传习录汇编汇校》

编校整理：王学伟、邹建锋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9月

【编校者介绍】

王学伟，河南扶沟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现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担任明清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等。编校整理《顾宪成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著作《淮南子中的儒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24年）。

邹建锋，江西崇仁人，毕业于苏州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现为宁波财经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与阳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哲学、阳明文献学等。已出版《北方王门集》《阳明夫子亲传弟子考》《明代理学向心学的转型——吴与弼和崇仁学派研究》《崇仁学派与阳明心学的兴起》《明代心学启明宗师吴康斋思想研究》等著作。

【底本及汇编汇校所据版本】

底本：

嘉靖三十七年（1558）胡宗宪刻本，日本国士馆大学图书馆藏。简称“胡本”。

汇编汇校本：

1．嘉靖二十三年（1544）德安府重刊本，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图书馆藏。简称“德安府本”。

2．嘉靖二十九年（1550）萧彦重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简称“萧本”。

3．嘉靖三十年（1551）蔡汝楠刻本，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简称“蔡本”。

4．万历年间翻刻嘉靖三十三年（1554）刘起宗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简称“刘本”。

5．嘉靖三十三年（1554）钱錞刻本，温州图书馆藏。简称“钱本”。

6．隆庆年间郭朝宾刻王文成公全书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广陵书社2020年影印。简称“郭本”。

7．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刻王文成公全书本，天津图书馆藏。简称“谢本”。

【凡例】

1．本编收录明朝嘉靖年间梓行《传习录》的所有篇目及其附录。为学界呈现《传习录》在明朝嘉靖年间的梓行全貌，对现今通行本《传习录》进行补充与完善。

2．本编以嘉靖三十七年（1558）胡宗宪刻本为底本，增补其他刻本异文时注明出处，并参照胡刻本进行卷次篇目安排。

3．嘉靖年间《传习录》诸本所刊王阳明论学书信均未署明年份，根据嘉靖年间的《阳明先生文录》补出。

4．本编卷次安排综合明朝嘉靖年间梓行《传习录》的卷次，并根据篇幅比重适当进行调整。

5．本编将明朝嘉靖年间梓行《传习录》的所有序文汇集于卷首，跋文附录于卷末，均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时间不可考者置于最后。

6．对各篇目进行校勘，并出校。底本没有而其他刻本有的篇目，依据某一较早刻本进行补录，并参校其他录有该篇的刻本。异体字径改为正体字，不出校。

【编校说明】

王守仁（一四七二至一五二九），字伯安，浙江余姚人，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学者称为阳明先生。他上承孟子、陆九渊的思想，开创阳明心学，在中国近世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嘉靖、隆庆年间，王学盛行，阳明著作以不同形式刊刻行世，如《传习录》阳明先生文录》《阳明先生别录》《阳明先生诗录》《阳明先生文粹》《阳明先生遗言录》《阳明则言》《稽山承语》《王文成公全书》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传习录》，至今仍是研究阳明学的必备文献。

不过，今天的通行本《传习录》（即《王文成公全书》本《传习录》）并非《传习录》的原始面貌。《传习录》的版本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流变过程，简述如下：

一、薛侃本，三卷，未见有存世者。

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阳明弟子薛侃整理了徐爱、陆澄以及他本人所记的阳明先生论学语，刊刻于江西赣州。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正德十三年八月，“（薛）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序二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刻于虔”。虔是赣州的别称。薛侃所刻传习录相当于今通行本的上卷部分，包括徐爱录、陆澄录、薛侃录三部分。

在后出的多种版本《传习录》中，徐爱录末尾有薛侃按语：“曰仁所纪凡三卷，侃近得此数条，并两小序，其余俟求其家附录之。正德戊寅春，薛侃识。”

薛侃本是传习录最早的刻本，遗憾的是未见有存世者。

二、南大吉本，七卷，未见有存世者。

嘉靖三年（一五二四），阳明弟子、绍兴知府南大吉命其弟南逢吉在薛侃本传习录》的基础上进行续编，增录了阳明论学书信，刊刻于浙江绍兴。

《阳明先生年谱》“嘉靖三年十月”条记载：“《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论学书，复增五卷，续刻于越。”南大吉本所增录之书信，乃今天通行本的中卷部分之雏形。此外，胡宗宪本《传习录》与《王文成公全书》所收《传习录》中卷收有钱德洪所撰序言，述其所见南本所收阳明书信的篇次、标题，但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如钱序称南本收入《答欧阳崇一书》《答聂文蔚书》，但此二书作于嘉靖五年，不可能收入刻于嘉靖三年的南大吉本传习录。因此，钱德洪所见南本，应该不是真正的南本，而是后来经过增补的某一重刻本。

南大吉本未见有存世者。我们认为，存世的传习录各本中，最为接近南大吉本原貌的是嘉靖三十年蔡汝楠刻本。蔡汝楠本上册三卷，即徐爱录、陆澄录、薛侃录。下册四卷：卷一，《答徐成之书》（两通）《答罗整庵少宰书》；卷二，《答人论学书》；卷三，《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两通）；卷四，《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下文描述南大吉本内容时，均以蔡汝楠本为准。

三、聂豹本，六卷，未见有存世者。

嘉靖七年（一五二八），阳明弟子聂豹出任福建巡按御史，另一位阳明弟子陈九川则因事触怒嘉靖帝，被贬戍福建镇海卫。他们二人在福建重新编辑了传习录，刊刻于福州养正书院。

聂豹文集中收有《重刻传习录序》，提及他刊刻《传习录》的情况：

《传习录》者，门人录阳明先生之所传者而习之，盖取孔门“传不习乎”之义也。……是录也，答述异时，杂记于门人之手，故亦有屡见而复出者。间尝与陈友惟濬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人闽，以广先生之觉焉。

可见聂豹与陈九川对传习录旧本有所校订，并删除了一些重复的内容。由于此本未见存世者，具体情况无从知晓。我们推测，该本有可能在南大吉本基础上增入了《答欧阳崇一书》《答聂文蔚书（一）》《答聂文蔚书（二）》三通书信。理由是：阳明的《答聂文蔚书（一）》《答聂文蔚书（二）》分别作于嘉靖五年、嘉靖七年，《答欧阳崇一书》作于嘉靖五年，都在聂豹本刊行之前，且聂豹对欧阳德十分推重。故聂豹在重编《传习录》时增入阳明写给他与欧阳德的这几通书信是有较大可能的。

四、德安府本，八卷，日本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有藏。

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该本刻于湖广德安府（今湖北省安陆市），刊刻者不详。此本较南大吉本增录了七通书信，即：《答欧阳崇一书》《答聂文蔚书》（三通）《答储柴墟书》（两通）《答何子元书》一通。

德安府本是迄今所见刊刻时间最早且卷帙完整的《传习录》刻本。

该本分上下两册。上册四卷，前三卷分别为徐爱录、陆澄录、薛侃录，第四卷收录《答欧阳崇一书》《答聂文蔚书》（三通，通行本分为两通）。下册四卷，卷一收录《答徐成之书》（两通）《答储柴墟书》（两通）《答何子元书》《答罗整庵书》，卷二收录《答人论学书》，卷三收录《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两通），卷四收录《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该本将《答欧阳崇一书》等四通书信收入上册，可能是出于平衡上下册篇幅的考虑。德安府本无序跋，对我们考察其版本来源及刊刻缘由造成了很大困难。该本书末署款“嘉靖二十三年二月德安府重刊”，应是由德安府出资刊刻。据方志记载，嘉靖二十三年时，德安府知府为茅鎜，同知为陈柏。我们暂未检得此二人与阳明及其后学的交游情况。

五、萧彦本，八卷，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

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绍兴府通判萧彦与王畿等人以南大吉本刻版为基础，补刻于绍兴。该本有王畿序和萧彦跋。王畿序云：

阳明先师传习录，始刻于赣……郡守南子元善，益以问答诸书，并刻为二册，即今所传者是也。传且久，漶阙至不可读，学者病之。畿乃谋诸郡悴萧子奇士，命江生涌检勒，得其漶且阙者若干篇，付工补刻，而二册复完。

萧彦跋云：

是录之刻，迄今廿有七年矣。彦备员兹郡，访之龙溪王先生，欲求数十部以遗同志，而旧梓之漫毁而缺失者几半矣。谨捐俸鸠工而补刻之。

从序跋来看，当时萧彦向王畿求赠《传习录》数十部，但南大吉本的印版已经出现漫漶且有缺失，于是萧彦就捐俸进行补刻。补刻之事由王畿主持，具体执行的是生员江涌。

萧彦本分上下两册。上册三卷为徐爱录、陆澄录、薛侃录。下册五卷，卷一为《答徐成之书》（二通）《答罗整庵少宰书》，卷二为《答人论学书》，卷三为《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通），卷四为《答欧阳崇一书》《答聂文蔚书（一）》，卷五为《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

可见，萧彦本不仅修补了南大吉本中漫漶的篇目，还增补了两通书信：《答欧阳崇一书》《答聂文蔚书（一）》。此外，《王文成公全书》本传习录中卷钱德洪序言列其所见南大吉本下册书信的篇目、次序，与萧彦本完全一致。因此，钱德洪所见者极有可能就是萧彦本。

六、沈宠本，卷数不详，未见有存世者。上海图书馆藏有翻刻本。

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朱衡到任福建提学副使，提议修复养正书院。福建道监察御史沈宠随即将其所藏《传习录》拿出来重刻，朱衡也拿出王阳明的《大学问》《朱子晚年定论》附刻于《传习录》后。

沈宠曾从学于王畿。王畿为沈宠所作别言赠沈思畏有云；“前年以御史清戎人闽，予赠以传习录。”可见，沈宠入闽前，王畿曾赠他以《传习录》。因此，沈宠重刻《传习录》的底本很可能是嘉靖二十九年王畿与萧彦等人所刻《传习录》。

阳明弟子欧阳德对沈宠刊刻《传习录》之举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给沈宠的书信中说：“《传习录》得广布，甚幸。序文发挥明白，且平正通达，非苟作者矣。”“《传习录》后附以或问及定论，于学者极有益。甚好甚好。”印证了沈宠本《传习录》后附有《大学问》《朱子晚年定论》。

七、蔡汝楠本，七卷，日本京都大学附属中央图书馆有藏。

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阳明弟子孙应奎巡按湖南时，经过衡州（今湖南衡阳），出王阳明所赠《传习录》，由衡州知府蔡汝楠覆刻于衡州石鼓书院。

孙应奎在刻阳明先生《传习录序》中说：

应奎不敏，弱冠始知有所谓圣贤之学。时先生（按：指王阳明）倡道东南，因获师事焉。忆是时先生独引之天泉楼，口授大学首章。……及再见，又手授二书，其一传习录。……兹应奎较艺衡、永，涉洞庭，登祝融，访石鼓，跂乎濂溪之上，有余慨焉。道不加闻而年则逮矣，固愿窃有豪杰者出，以翼吾之往也。同志蔡子子木守衡，则已群多士，而摩之以性命之学，亦浸浸乎有兴矣。应奎因乐与成之，乃出先生旧所手授传习录，俾刻置石鼓书院。

蔡汝楠在《叙传习录后》也介绍了刊刻该本的缘起：

传习录者，阳明先生之门人录师传之指，图相与习之者也。先生曾以是录手授今文宗蒙泉孙公。公按部至衡，令汝楠刻置石鼓书院。

关于孙应奎从学阳明，并获得阳明手授《传习录》的情况，孙应奎的文集《燕诒录》卷首《燕诒录引》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述：

我先大夫栖溪先生尝以疾弃去举子业，名其燕居处曰嚣嚣斋，游息自颐。应奎侍，顾命之曰：“吾家世业儒，汝其择师友事事。”既弱冠，应奎举于乡，又命之曰：“阳明王先生倡道越中，豪杰景从，汝盍往师之？”应奎祗命入谒。先生留侍侧授餐，随事发明，尽暮而退。如此者二日，而先生无倦容，有终日言口不出此图之意，予闻之心戚戚焉，机不自已，乃请师焉。先生引至天泉楼，授经文，至“致知格物”而止，示之曰：“学问宗旨，全在此四字。”然应奎未能问也。此在嘉靖乙酉岁十月也。踰月会试行，先大夫携之过越，命入请一言为训。应奎登堂，立候移时，先生之，始见，率以离师辅学易失宗致勉，乃手授二书，其一《传习录》，盖论学语，而门人记之也。又示曰：“知我罪我，皆以此。汝必时省览，勿去手。”

可见王阳明授孙应奎《传习录》是在嘉靖乙酉即嘉靖四年（一五二五），正值南大吉在绍兴刻行《传习录》之次年。以情理揆之，阳明赠予孙应奎之《传习录》，应即南大吉本。既然蔡汝楠以此本为覆刻底本，故我们认为，存世诸本《传习录》中，蔡汝楠本应当是最接近南大吉本原貌的。

至于蔡汝楠本的内容、目次，已见前文，兹不赘述。

八、刘起宗本，五卷，台北傅斯年图书馆有藏，另有万历年间翻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

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宁国知府刘起宗在宁国府泾县（在今安徽省宣城市）建水西精舍，祀阳明先生，延请钱德洪、王畿讲学，并刊刻了由钱德洪重新编辑的《传习录》。

刘起宗本打破了自南大吉本以来各本《传习录》收录阳明书信的传统，将阳明书信以及《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三文一并删去，而增补了大量阳明答问语，编为传习续录》。

该本分为两部分：《传习录》三卷、《传习续录》两卷。《传习录》三卷即徐爱录、陆澄录、薛侃录。《传习续录》卷上收入陈九川等人所录阳明答问语数十条，《传习续录》卷下收入钱德洪、王畿所录阳明答问语数十条。传习续录》成为后来胡宗宪本和《王文成公全书》本《传习录》下卷的雏形。

刘起宗本《传习录》有钱德洪撰续刻传习录序，透露了他更改《传习录》传统格局的缘由：

洪在吴时，为先师裒刻文录。《传习录》所载，下卷皆先师书也，既以次入文录书类矣。乃摘录中问答语，仍书南元善所录，以补下卷。复采陈惟濬诸同志所录，得二卷焉，附为续录，以合成书。

可见，刘起宗本《传习录》是钱德洪编辑阳明先生文录的副产品。由于钱德洪已将阳明论学书信收入《阳明先生文录》，为避免重复，他就在新编的《传习录》中删去了书信，而增补了他新收集到的《阳明语录》。

九、钱錞本，八卷，温州图书馆有藏。

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江阴知县钱錞刻传习录》于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市）。

该本与萧彦本内容大体相同。不同之处有二：第一，《答欧阳崇一书》《答聂文蔚书》这两通书信被置于《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之后。第二，增补了阳明所撰《修道说》《亲民说》二文。

十、张九一本，卷数不详，未见有存世者。

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湖广兵备佥事沈宠在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建崇正书院，延请钱德洪讲学。沈宠认为阳明学在蕲州传播不广，故想在蕲州刊刻《传习录》，遂请钱德洪增益《传习录》的内容。钱德洪当是以两年前刊刻的刘起宗本为底本进行修订，后交付黄梅知县张九一刊刻。后来的胡宗宪本《传习录》下卷之三卷首有钱德洪序，对此有所记载：

今年夏，洪来游蕲。沈君思畏曰：“师门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独未及于蕲。蕲之士得读遗言，若亲炙夫子之教；指见良知，若重睹日月之光。惟恐传习之不博，而未以重复之为繁也。请裒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钱德洪）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之。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

遗憾的是，由于该本未见存世者，其具体内容已无从知晓。据钱德洪所说“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我们推测该本应比刘起宗本多一卷语录。

十一、胡宗宪本，十一卷，复旦大学图书馆、日本国士馆大学图书馆有藏。

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浙直总督胡宗宪刻传习录》于杭州天真书院。

该本由钱德洪、王畿编次，分三部分三《传习录》上三卷，收徐爱录、陆澄录、薛侃录。《传习录》中五卷，以王畿所编萧彦本下册为基础，删去了《答徐成之书》（二首）、增补了《答聂文蔚书》（二）。《传习录》下三卷，汇编了刘起宗本的《传习续录》以及张九一本新增补的《阳明语录》。

胡宗宪本是一个承上啓下的版本，它整合了嘉靖年间各个传习录》刻本的内容，对隆庆年间刊刻的《王文成公全书》产生了直接影响。

十二、《王文成公全书》本，三卷，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有藏。

隆庆年间，浙江巡按御史谢廷杰等人在杭州刊刻《王文成公全书》，该本书首所列刻书人员名单中首列浙江巡抚郭朝宾，故习称“郭朝宾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有藏。万历元年，谢廷杰在南京重刻王文成公全书，该本则习称“谢廷杰本”，天津图书馆有藏。《王文成公全书》书首为《传习录》三卷。该本《传习录》以胡宗宪本为蓝本，不同处是：卷一和卷三的语录，条目有一些增减，部分条目位置有移易；卷二，删去了《示弟立志说》，《答人论学书》改题《答顾东桥书》；书末附有朱子晚年定论》。至此，今天通行的传习录的内容就确定下来了。

从以上的梳理来看，自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薛侃首次刊刻《传习录》以后，嘉靖至隆庆年间，《传习录》出现了多种刻本。由于不同编辑者对阳明学的理解不同，新的版本常有对旧本增补、删订、重编的情况（见后附“《传习录》版本关系图”）。在这个不断筛选、重组的过程中，有不少曾收入《传习录》的内容被删除了。因此，《王文成公全书》中的《传习录》虽然号称是一个“集大成”的本子，但它并未将其之前各种《传习录》的内容全部收人。本书即以版本汇校的形式，收录嘉靖至隆庆年间各个版本《传习录》的内容，以期完整呈现《传习录》的历史面貌，供学界研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