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三：《谷梁传》与《春秋》学史
论坛三：《谷梁传》与《春秋》学史
来源：“经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五月十四日癸酉
耶稣2026年6月28日
【第一场】
6月13日 13:30—15:00
主持人
黄鸣（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评议人
李新（郑州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吴智雄教授《鲁成公、襄公时期〈谷梁废疾〉辑文之何、郑观点解析》认为，从何休、郑玄二人关于《春秋》三传优劣之论辩，可见三传地位于汉代的变化。何休所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以及郑玄驳何休的《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至宋代均已残缺佚失。文章以《谷梁》为对象，据清人孔广林《释谷梁废疾》之辑文，再对校他家辑本，依序条分缕析鲁成公、襄公时期的5条辑文。通过对辑文的具体分析，得出结论：5条辑文中，郑优于何的辑文有一，两人各执己见难分轩轾者有二，因阙何休废疾文而无法断其优劣者有三。
评议：文章对材料的处理非常细致，尤其能在经文残缺、传抄复杂的情况下，尽量从经文撰文著书，以及后世的申论中还原郑玄和何休二人的问题意识。文章以孔广林辑本为底本，逐条辨析何休《谷梁废疾》与郑玄《起废疾》之论辩，为《春秋》学研究补上重要环节。作者厘清成、襄二公5条辑文，指出仅“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一条郑优于何，其余或平分秋色、或阙文难断，有效修正“郑玄全胜”之简化印象；并以表格系统对比《谷梁》“正例—变例—变例之变例”与何休“正例—变例”之结构差异，清晰揭示何休未深入《谷梁》义例系统而致论辩失焦之因。归纳二人“以《公》废《谷》”“以《谷》释《谷》”等多种论辩方法，观察细腻。惟判定二人说法的优劣，即判断郑优于何或何优于郑，或者是二人难分高下的标准，可以再明细一些。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闫春新教授《江熙“〈谷梁〉学”初探》通过对现存江熙“春秋学”著述尤其注文研究，范甯《集解》所收江熙十九条《谷梁春秋》经传注文，可能来自其所著述《春秋公羊谷梁二传评》。从中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其存在着丰富的人伦之道等儒家伦理思想，并特具魏晋理性疑传的注经特色。
评议：这篇文章选题非常有价值。因为江熙在如今的南北朝经学研究中并非是一个受关注很高的人物，尤其是他的《春秋公羊谷梁二传评》已经亡佚，研究也很零散。作者从范甯集解当中所存的19条著文入手，试图重新揭示江熙春秋学的面貌，是很有意义的研究。文章讨论了江熙在南北朝时期的春秋学研究价值，提出其学说性质应为《公羊》《谷梁》二传会通之学，而非单纯《谷梁》学。但在文章中需进一步探讨江熙春秋学的定义与现有文献的关系。同时，文章对江熙的理性推求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可能结合了经文文意、事理推断和个人伦理倾向。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陶亮专职博士后、助理研究员《〈谷梁〉“故宋”说与廖平“素王改制”论》一文指出，在廖平《今古学考》的解释体系中，“以礼制分今古”的核心理据在于孔子“素王改制”。首先，孔子“素王”身份的成立以及“改制”的合法性，其经义基础来自《谷梁》“故宋”说，廖平据此批驳《公羊》“王鲁”说。其次，“素王改制”的路径亦由“故宋”而规定。廖平强调改制当以殷质改周文，反对三统循环与三教相救之论，这恰是孔子区别于诸子的关键所在。最后，“素王改制”的实际内容蕴含于《王制》之中，廖平认定其参用历史上之虞、夏、商、周四代先王礼因革而成，仅为一代之法。实际上，廖平早年“素王改制”论并非“托古改制”，而是一种带有制度损益特质的经史之辨，不仅与清代《春秋》学主流观念相去甚远，更大异于两汉诸儒之说，可谓对旧传统的新发明。
评议：文章分析了廖平经学体系中以《谷梁传》为本的原因，选题非常有意义，抓住了廖平经学体系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以往研究廖平都喜欢探讨他的经学六变、平分今古。但是这一篇文章进一步追问，廖平这一体系为什么以《谷梁传》为本，为什么要以此推出素王改制？这个问题切入的很深，能够触及廖平早期经学体系中的底层逻辑，也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晚清今文经学内部的多元面貌。此外，我觉得文章需要区别两个层面，一个是《谷梁》原有的“故宋”之意，另一个是廖平根据“故宋”做出的系统化发挥。或许这样更可以说明廖平究竟是在发挥《谷梁》本意，还是只是在借《谷梁》建立自己的经学体系。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贝承熙博士研究生《何以受命：论〈谷梁传〉的天人理论》指出，《谷梁传》在自然层面秉持一种强调天人相分的理论，其通篇无记异之事，更否认异象能够反映天意，上天喜怒无常，人仅能通过祷请期求消弭天灾地变。《谷梁传》唯在秩序层面将天视作最高依据，认为天经由“以道受命”直接规范人伦纲常，经由“以言受命”授予君主对臣子的绝对权力。当然，对于“以道受命”与“以言受命”的优先性，《谷梁传》内部尚存张力。在此种建构之下，《谷梁传》建构了天命之下的绝对君臣秩序，与强调“屈君伸天”的《公羊传》存在截然不同，因而同样针对天命概念，董仲舒之理解与《谷梁传》堪称迥异。
评议：作者回到《谷梁传》文本本身，对其中的“灾异”“天命”等材料做出非常细致的分析。以往学者讨论《谷梁传》的兴废，往往喜欢从外部的帝王好恶这种政治上的角度进行分析，很容易忽视《谷梁传》自身义理结构和它的学术命运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通过分析《谷梁传》和《公羊传》的天人理论，指出《公羊传》更重灾异感应，《谷梁传》更强调礼法秩序和君臣名分，为我们理解西汉时期公、谷消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内部视角。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平泽步助理教授的文章《〈春秋命历序〉与平田笃胤——以《春秋命历序考》的系年方法为中心》，首先检讨东汉时期论历中所见《命历序》之内容，其次分析《古微书》本之历法特征，再者，考察平田氏所“复原”之《易历》文本，揭示其大幅削减古史帝王之世代数与在位年数、以及自开辟以来之年数。平田之所以如此操作年数，乃为使中国上古帝王与《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载日本神话诸神之世代相整合，此整合服务于其三皇五帝皆发祥于日本扶桑之独特古史观。至于历法层面，平田之“古历”巧妙消解了《古微书》本所固有之矛盾，并就四分历之精度问题提出每三百年补正一日之改善方案。然其所设天地开辟及伏羲作历之甲寅年甲子日，于四分历中并非朔旦冬至，违反“日月合璧”之传统历元设定原则。平田之说法一方面反映其荒唐无稽之国学主张，另一方面也展现其精细之历法思考，于东亚学术交流史中具有独特之研究意义。
评议：这些年中国的春秋学界有不小起色，主要集中在理解三传本身和历代著书上，对于境外的、域外的春秋学关注还比较少，这篇文章给了我增长和拓宽视野的机会。尤其是这篇文章还探讨汉代历法的关系，更加专门专业，彰显了日本学界的研究实力。文章一开始提到，《春秋命历序》在汉代没有归属于春秋纬，朱彝尊和赵在翰也认为这一篇不是春秋纬的一种，作者在文章中将《命历序》直接视为春秋纬，其依据似乎不是很清楚。《春秋命历序》和《春秋元命苞》《周易·干凿度》在历法上不合，那么《春秋命历序》在何种意义上被视为春秋纬的一种，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程雪茹博士研究生《万世之法与历运之征——郑玄“西狩获麟”说的成立与展开》认为《春秋》终以“获麟”，为汉代经学诠释焦点。先行研究多聚焦公羊、左传两派之争，间嶋润一、岩本宪司、平泽步等对两汉获麟说流变及“修母致子”等说已有深入探讨，但对郑玄的独特立场关注不足。郑玄虽统合双方观点，却明言支持陈钦“立言说”，批判贾逵“修母致子说”，且未如何休建构刘汉受命理论，刻意与学派保持距离。本文作者认为，仅就《春秋》学内部分析不足以揭示郑玄思想全貌，须纳入其《易纬》注等纬书论述。这篇文章旨在探究郑玄选择“立言说”并扩充其内涵的原因，先剖析其逻辑推演，再以纬书注为线索，结合东汉历元之争，从“历运天道观”视角，论证其获麟说之成型与思想流变。
评议：以往研究“获麟”主要都是从三传各传内部去进行理解，这篇文章表明，东汉的学者包括郑玄，其实都是生活在一种谶纬的思想环境与对天文历法熟练掌握的情况下。同时他们对于春秋学的解释又和政治深度交融。这篇文章带有政治史、思想史、天文史的深刻烙印，是一种非常宏阔的视野。但是两汉之交出现的这些复杂思想，是不是本身带有过于深刻的时代烙印，而与春秋学本身存在一定距离？
【第二场】
6月13日 15:10—16:25
主持人
刘俊（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评议人
于超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黄鸣教授《论北朝〈春秋〉学的政治实践》认为北朝在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周书·儒林传序》盛赞宇文泰“雅好经术”，至北周武帝时“文教远覃”，虽承认不逮魏晋，但仍评为“近代之美”。《隋书》虽言北学“深芜”，却也肯定太和以后“盛修文教”，称其经学成就“宋及齐、梁不能尚”。《魏书》《北齐书》亦载孝文帝时儒学“比隆周汉”，燕赵之间讲学盛况空前。北朝儒学以实践性为突出特征，这与北方民族众多、政权由鲜卑族建立的现实密切相关。北方汉族士族面对异族统治者掌控暴力机器的局面，需沉下心来从政教文化上影响对方，偏重心性的玄学难获土壤，而重实践的儒学反得发展。礼学尤为兴盛，汉人大姓仰仗礼制维持族群内部秩序、延续文化命脉。在经学中，《春秋》学与现实政治关系最深，其在北朝民族大融合中的经世致用功能，值得深入梳理。
评议（刘俊）：这篇论文梳理了北朝治《春秋》的学者谱系、生命轨迹，还结合了朝廷案例，实证了春秋学在民族融合、政权治理中的实用价值，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我自己平时也做这样的一些思考，我之前的博士论文是做元代春秋学的研究，其中有一章，讨论少数民族政治与南宋统治区域，有严华夷之大防以及华夷融合，在这个时期是共同存在的。作者认为北朝春秋学偏重实用，服务政治与民族融合，那么在北朝不同阶段，比如北魏、北齐、北周，受政局、统治族群变化的影响，其春秋学的应用侧重是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呢？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黄觉弘教授《北宋“〈春秋〉废格”始末考论》认为北宋《春秋》废格始末详情复杂多变，大致经历了四置三罢的起伏过程。《春秋》自建隆开国凡百余年一直是科举和官学重要科目。熙宁四年始罢，因为王安石认为《春秋》“其义不可考”，“非造士之书也”。元祐元年二置，绍圣四年二罢，元符三年三置。“元祐初置《春秋》博士，三年罢”与“元符元年复置，二年又罢”二说皆系误读误引。崇宁元年三罢，但可能崇宁二年才正式下诏。靖康元年四置。《春秋》废格与否实际上深切地关涉到朝局变化，几乎成为观察熙宁以降党争政治起伏消长的风向标。
评议（刘俊）：这篇文章考证功底很扎实，理清了北宋春秋四置三罢的完整脉络，纠正了过往文献的误读，精准将春秋兴废系于新旧党争版图，抓住了核心的线索。对于王安石文献的误读，以及王安石废经动机的辨析，作者有十分客观、跳出传统成见的视角，理清了学术史的疑点。这篇文章考证了春秋兴废与新旧党争的深度绑定，那么除了朝堂派系立场之外，科举考生、基层儒生群体对于春秋废置的态度，是否能从现存的文献当中找到直接的佐证？
重庆大学哲学系闫云副教授《王道与法度之间：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的政治思想阐释》指出，北宋孙复所着《春秋尊王发微》，是宋代《春秋》学的开创之作。学界多将其“尊王”主旨视作替中央集权体制张目，实际上，“尊王”包含两层内涵：首重尊崇王道，次在强化王权，二者有第一义、第二义的层次区分。结合孙复的经学诠释可知，其《春秋》学的政治思想立足于王道与法度之间而展开建构。在孙复看来，孔子作《春秋》意在接续圣王大中之道，而他对大中之道的具体诠释，又具体落实在严苛的刑名法度。因此，其《春秋》学说以王道政治精神为根本宗旨，又针对晚唐五代遗留的各种历史积弊，借尊王的诉求来尊崇王权而巩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正是由于其政治思想结构中存在着固有的矛盾，所以程颐对其有“述法而不通意”的批评和检讨。尽管如此，孙复由《春秋》学诠释展开的治道阐发，对后世政治思想的演进亦有诸多启发。
评议（刘俊）：文章作者剖析了孙复的思想，他结合了宋代的时代背景解读《春秋尊王发微》的核心主旨。作者区分了“尊王道”与“尊王权”，以尧舜为例，区分了尧舜王道政治思想。同时，作者强调了王者的位权、大一统，精准地拆分了“尊父”“尊王”的两层内涵。文章认为“尊王”作为王道政治秩序有理想层面的和现实层面的区分，这二者间是互为关联的，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思辨性。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张芮宁博士研究生《尊王攘夷之辨：论孙复〈春秋〉学对宋代现实问题的思考》认为孙复将《春秋》与宋代现实问题相结合，试图以《春秋》为宋立法。在《春秋尊王发微》中，孙复依据《论语》创新性地改造了“三世说”，以此为基础，将“尊王攘夷”确定为《春秋》纲领。之后，孙复分析了“尊王”与“攘夷”的含义及关系，认为《春秋》大经在于“尊王”，而当蛮夷猾夏之时，“尊王”应让位于“攘夷”。胡安国在孙复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尊王攘夷”之义，并在理论上最终确立了“尊王”重于“攘夷”的原则，这成为高宗一朝的指导思想。然追溯其源，孙复对“尊王攘夷”的思考无疑为之先导。
评议（于超艺）：作者揭示孙复如何通过改造《公羊》“三世说”，以“政在诸侯—政在大夫—政在夷狄”的三阶段划分，将“尊王攘夷”确立为《春秋》纲领，从而为宋立法。进而分析孙复对“尊王”与“攘夷”关系的“经权”式处理——常则尊王，变则攘夷优先，并指出胡安国在继承中转向“尊王”对“攘夷”的绝对压倒，最终导向南宋和戎弃战的现实选择。全文脉络清晰，论证扎实，对孙复解经方法的分析尤为细致。但是作者用《公羊》的“三世说”对比孙复的“三世说”或许不是很严谨，孙复的“三世说”与《公羊》的“三世说”关系有多大，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郭晓东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乌丝栏精钞本〈春秋权衡〉的版本价值》一文考据了北宋刘敞《春秋》学代表作《春秋权衡》版本流传情况。今存世最早者为明抄本，分藏复旦大学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其中国图本错讹严重，复旦本较善。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为此书流传最广版本，然脱误颇多。傅增湘曾据复旦本校出五百六十余字，仍未尽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乌丝栏精钞《景宋钞本春秋权衡》为珍贵稀见版本。以该本与明抄本、通志堂本相校，可证其具备独特版本价值：既可据以补正诸本脱讹，又可与明抄本互证以显瑞安县学本旧貌，亦能印证通志堂本若干异文非出无据。故宫本同于明抄本而异于通志堂本者甚多，同于通志堂本而异于明抄本者亦有之，且三者互有异文处亦非罕见，故此本很可能构成独立于瑞安县学本系统与史有之清江本系统之外的第三种版本系统。清人所见史有之—孙北海本、吕鹤田本、高唐王府本今皆不传，故宫本是否出自上述诸本，尚待进一步考证。
评议（于超艺）：这项研究源于作者参与整理《春秋权衡》《春秋传》等系列著作的经历（相关成果预计2026年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系统梳理《春秋权衡》各家版本的过程中，作者重点关注了台北故宫所藏乌丝栏精钞本，同时也对傅增湘先生经手的复旦明抄本做了细致考察。虽然此前已有学者涉及《春秋权衡》的版本研究，但对版本流传脉络中的细节问题往往语焉不详。本文作者在《春秋权衡》版本流传体系、人物谱系及地名沿革等方面均做了详实考证，尤其对乌丝栏本与明抄本、通志堂本之间的异文关系进行了系统比勘，厘清了以往被忽略的版本源流支系，弥补了学界相关空白。可以说本文作者是目前大陆最了解《春秋权衡》版本源流的学者。
【第三场】
6月13日 16:35—17:50
主持人
闫春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评议人
秦行国（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讲师)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刘俊教授《祛弊与开新——朱子的〈春秋〉观发微》指出朱子平生视治《春秋》为畏途，甚至主张“不如王介甫样，索性废了，较强”，所说《春秋》也不过《朱子语类》中的不成体系的寥寥一卷。即便如此，也丝毫无损于其在《春秋》学史上的典范地位，更不亚于任何一位《春秋》经解丰富的学者。这可从后世“治《春秋》之家，遂有尊胡、宗朱之别”得到直观的反映。那么朱子的《春秋》观到底何谓，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康熙皇帝亦说“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以往学界对此问题做过很多有益的探索，但呈现出的是零敲碎打的态势，或偏于一曲，或史料不全，没能较为整全地给予深刻地揭示。因此，以前人已有的研究为基础，细究朱子的全部文献史料，对此问题进行更为详细、透彻的探究，对于我们全面把握朱子的《春秋》观，进而细化《春秋》学史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和可行。
评议：这篇文章认识非常明晰，语言表达也非常流畅，对于朱子的哲学的研究大有裨益。但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在元代以后，《胡传》被立为科举，作者在文中强调朱子跟胡传的区分。然而元代《胡传》被立为科举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而《胡传》是理学的一个代表，朱熹又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所以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关联。作者在文章中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其实需要考察他们有没有趋同的方面。第二个是朱子虽然没有春秋学的专书，但是他的弟子张洽着有《春秋集注》《春秋集传》，是春秋学的系统性的著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朱熹没有春秋学著作的空缺，文章中需要提及这一点。
中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康凯淋助理教授《折衷会通与属辞比事：李廉〈春秋诸传会通〉的治经方法》主张李廉《春秋诸传会通》为元代重要的《春秋》学著作，历来研究多注重其成书背景与学术渊源，对实际解经方法较少深入讨论。本文以《春秋诸传会通》为研究对象，主要从两个面向考察其治经特色：其一，探讨李廉征引、取舍三《传》及历代诸儒之说的情况，说明李廉虽以胡安国《春秋传》为重要依据，却不拘守一家之言，而能兼采众说、折衷异同的解经取向。其二，考察李廉运用属辞比事的方法，贯串前后经文与历史事件，以发明《春秋》经旨。大抵而言，李廉《春秋》学的特色一方面在于广泛会通三《传》与诸家说解，通过案语衡定异同、融会众说。另一方面则是突破传统类例偏重书法归纳的模式，借由连结前后史事以揭示政治得失与人事变迁。由此来看，李廉已由科考应试的程文经解，逐步发展出兼具会通众说与属辞比事的治经面貌，形成元代《春秋》学中独特的经传论著。
评议：这篇文章以李廉《春秋诸传会通》为研究对象，从“折衷会通”与“属辞比事”两个维度切入，突破了以往偏重成书背景与学术渊源的既有格局，论文善于运用比较方法，通过将李廉与赵汸、俞皋、吴澄等元代学者对同一经文的诠释进行并置分析，细致呈现了李廉“通释体”解经路径的独特性，论证层次清晰，材料支撑充分，考证严谨扎实。不过文章题目与文章第四部分的内容似乎有悬隔，第四部分讲的是清代官修春秋对李廉《春秋诸传会通》的接受，似乎溢出题目所要处理的问题之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苏元泾博士研究生《元儒赵汸〈春秋〉学研究概述》指出，元儒赵汸《春秋》学造诣精深，其《春秋》学相关著作寻绎经传，尽其最大的努力尝试推考鲁史策书旧例与孔子笔削之义，以阐明《春秋》的“书法”与“经世之义”为核心，构建起体大思精的《春秋》书法与义例体系，在《春秋》学史中卓然名家。学界现有相关研究多为零散探讨，尚未对其著作群、解经方法与思想内涵形成贯通式梳理。全面、深入地探讨赵汸“书法”义例体系，及其对《春秋》三传及汉唐宋诸贤之诠释义例的“集大成”，或许对厘清宋元《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乃至完善整个《春秋》学史的“书法”义例研究体系，都具有重要补益。
评议：本文以元儒赵汸《春秋》学为研究对象，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赵汸在《春秋》学史中地位独特，然现有研究多零散而不系统，文章从“书法”义例体系入手进行贯通式考察，视角明确。作者将赵汸置于从三传到唐宋《春秋》学的长时段脉络中定位，注意到其对杜预、陈傅良及诸家的辩证吸收，而非孤立论述，体现了较强的思想史意识。研究综述部分分类清晰，能客观指出现有成果的不足，并提出从《左传补注》《属辞》《集传》三书系统着手的拓展路径，思路合理可行。不过文章中在写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时将其归为常州学派，这一点还有待商榷。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祝文郁博士研究生《赵汸〈春秋属辞〉“因日月以明类”义例研究》认为，赵汸《春秋属辞》卷十四“因日月以明类”篇，以“属辞比事”为方法，构建了一套独立而完整的日月释经体系。其核心逻辑为：首先确立鲁史“以日决系日、以月决系月、逾月系时”的史氏恒法；进而以“着例”“疑例”“变例”“例要”四层次分类解析经文，其中“疑例”矫正了公、谷二传因同月多事归属不清而另立新例的穿凿之弊，“例要”十条则从详略、恒变、轻重三方面提炼出“不日为恒则日为变”等核心原则；最后通过灾祥、郊庙等十二类事件的逐类解析，将原则落实于经文，使日月之法贯通为全经义例体系。其“因日月以明类”的方法既化解了日月例研究中“穿凿”与“阙疑”的缺陷，也为后世《春秋》义例学提供了“以类显义”的可复制范式。
评议：这篇文章以赵汸《春秋属辞》卷十四“因日月以明类”篇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其日月例体系的内在逻辑与经学价值，条理明晰，论述周备。论文准确把握了赵汸“史法—书法”二层架构的方法论特色，对十二类事件的分类解析翔实有据，能有效展示赵汸如何将抽象原则落实于具体经文。但是“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是为了彰显《春秋》的教义，这一点需在文章中体现出来。同时文章缺乏对学术史的梳理，可再补充展开。
【第四场】
6月14日 8:30—10:00
主持人
黄铭（重庆大学高研院研究员）
湖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媛讲师《以“禅让”代革命：崔适以〈春秋〉学接纳民国》认为，崔适（1852—1924），晚清民国学者，著述甚丰，以《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著称，为晚清今文经学之后劲。学界研究多侧重其学术层面，对其政治思想关注不足。崔适的政治主张主要见于《觯庐诗集》，其基于《公羊》“通三统”说接纳民国，以“禅让”而非“革命”阐释清民政权更迭，与康有为同持禅让说，但认为民国改制已获合法性，批判康氏保皇。然而，面对革命造成的社会失序，崔适认为已陷入“循环革命”困局，寄望于《公羊》“霸主”以重建秩序，终因失望退守书斋，以“浙西野老”自居。
高雄餐旅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林彦廷项目副教授《略论刘咸炘之〈春秋〉观》认为，刘咸炘（1897—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双流人。出生于学术世家，祖父刘沅为晚清、民国川西重要教门刘门教（或称槐轩道）始祖，曾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以校雠、史学、诸子学闻名，一生著作甚丰，成书四百余卷着有《推十书》。学界目前对于刘氏经学之研究甚寡，大抵由于其不特以经学闻名。虽然，其对于传统学术有一鸟瞰，经学于其中当然有所位置；且其又私淑章学诚，特重“六经皆史”之说。则其于经学，自有其心得。《推十书》当中，有《春秋平论》之着，故本文乃以之为本，以明其《春秋》观，认为其出于“六经皆史”之观念及“人事学”之为学进路，主张应以史法读《春秋》，并对于《公》《谷》二家之科旨多所批评。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于超艺助理教授《梁启超的〈春秋〉学》认为，梁启超的《春秋》学以《公羊》学为根基，强调《春秋》是孔子改制明义之书，重在传达微言大义而非单纯记事。他对经传的解读，可以说大体上得《公羊》之家法。同时，梁启超对传统《公羊》学观点又有新诠，如提出“三世六别”之说，直接为维新变法张本，对“夷夏”的评判标准引入近代西方制度，同样也有为变法服务的色彩。这些都具有以经义说时事的特色。体现出梁启超运用传统经学对现代变革冲击的回应，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近代学者借学术重构政治话语的努力。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张尚英副研究员《经学诠释与哲学建构：马一浮〈春秋〉学的双重面向》认为马一浮《春秋》学兼具经学诠释与哲学建构双重面向。经学上，他主张《春秋》不可作史读、有义无例，以《公羊》《胡传》为宗，融汇汉宋清诸学，摒弃“三科九旨”，以“正名”统摄夷夏、文质、刑德、经权等大义。哲学上，以心性论为本，体用、工夫、价值贯通，赋予《春秋》勇、信、和之德及“大用”地位，使其成为贯通天人、统摄史学与社会科学、指导“复性”的经典。马一浮《春秋》学兼容传统与现代，既为《春秋》当代价值的阐发提供方法论示范，也有助于理解其六艺论体系，并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锺赣钧博士研究生《稽实求真：江永〈春秋〉学的取径与旨趣》认为，江永的《春秋》学著述有《春秋类例》《春秋补义》《春秋地理考实》三书，此前学人多在“汉学”或“考据学”的视域下观照江永《春秋》学，未明其《春秋》学的渊源、取径及旨趣。《春秋类例》重视“属辞比事”，同时对于一字褒贬持怀疑态度，反映出根柢经传、讲求根据的治《春秋》取向。《春秋补义》《春秋地理考实》以“礼”说经，多考证名物制度，但此种取径和旨趣渊源自朱子学。回溯江永本义，其《春秋》学并无汉宋门户之见，是稽实求真的学问，《汉学师承记》的叙述并不妥当。总体来看，江永治《春秋》，讲求先明名物制度，再推求理义，体现出追求古经真意的旨趣。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艺玮硕士研究生《锺泰〈春秋正言断辞三传参〉的旨趣》指出，《春秋正言断辞三传参》是近年发现的锺泰遗著，可视为锺泰思想的落脚点，尚未有专门研究。其书考订史实以发挥《春秋》经义，关注历史大势变化，以《春秋》通《易》的思路解经。书名中的“正言”“断辞”大致可相当于传统《春秋》学中的大义与微言。其书尤其重视国之自立自强与春秋霸主的作用。总之，《三传参》是锺泰更新中华学术以应时变的尝试。
评议人
闫云（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评议：这六篇文章共同构成一个系列，聚焦于传统春秋学从清代中期经民国至当代的转型与新生。其核心主线，是探讨春秋学在时代变革中如何自我调适、回应现实问题，从而超越既有的经学解释范式与文本内证，直面历史本身。这些研究在多个层面实现了重要突破和创新，首先是问题意识的革新，大家不再囿于汉学与宋学、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革命与保皇等标签化叙事，而是立足一手材料，以全新视角回应历史的复杂情势。再者是研究方法，形成了从文本考据到思想梳理和时代语境的贯通，既非单纯的文献内部分析，也非孤立的思想推演，而是在经史互动、古今中西的多维坐标中展开，使经学问题始终锚定于历史现实与生活经验。
这些探索为我们带来深刻启示：经典诠释若仅囿于文本传统，势必越滚越厚而思想渐趋枯竭；唯有打开历史的面向，将经学根基置于具体时代情境中，方能别开生面。对江永和锺泰等先贤的探索都表明，传统的生命力绝非复古守旧，而在于始终面向时代问题。这一研究不仅为处理古今之变、实现经典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可贵的写作经验，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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