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中华文明课堂·系列讲座·第十讲《东亚儒学视域下<孟子>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来源：“武夷论道”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五月廿七日丙戌

          耶稣2026年7月11日

活动纪要

2026年7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南平市委、南平市人民政府和武夷学院共同主办，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中国哲学史虚拟教研室、南平市朱子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和南平市图书馆共同承办的“2026中华文明课堂”系列专题讲座第十讲在南平市图书馆理学馆举办。

本次讲座特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晓明担任主讲，题为《东亚儒学视域下<孟子>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多所高校的师生和儒学文化爱好者共同参与。

讲座伊始，张晓明老师以明代谢肇淛《五杂俎》中一则著名记载引出问题：“倭奴亦重儒书，信佛法，凡中国经书皆以重价购之，独无孟子，云：有携其书往者，舟辄覆溺。”这一说法暗示《孟子》因某种禁忌而未能传入日本。然而，日本学者松下见林在《异称日本传》中明确反驳：“日本有孟子有千余年”，认为所谓“携孟覆舟”纯属讹传。藤原贞干《好古日录》引清原业忠之言，称《孟子》为“未施行之书”；桂川中良《桂林漫录》则直言《孟子》为“禁忌之书，与日本神之御意不合”。这些相互矛盾的记载构成了讲座的问题意识起点：《孟子》到底有没有传入日本？如果传入了，又是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思想与文化？

针对以上问题，张老师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孟子》与日本古代律令史书

张晓明老师指出，从现有文献来看，《孟子》传入日本的时间不晚于平安时代（794-1185）。最直接的证据是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明确著录“《孟子十四卷》 齐卿孟轲撰，赵岐注”及“《孟子七卷》陆善经注”。这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学目录中关于《孟子》的最早记载，证明九世纪末《孟子》及其不同注本已在日本流传。

除目录学证据外，张老师还从日本古代律令史书中发掘出《孟子》被引用的痕迹。平安时代前期惟宗直本为《养老令》所作注释《令集解》（约868）中，更直接援引《孟子·梁惠王》“七八月间旱，则苗槁矣”的文句。飞鸟时代圣德太子《宪法十七条》（604）第十二条中有“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之语，与《孟子·万章》“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主旨高度吻合。《日本书纪》（720）卷三“神日本磐余彦天皇”篇中使用“大丈夫”一词，虽与《孟子·滕文公》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在词义上略有差异，但已明显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

基于以上考察，张晓明老师将《孟子》在古代日本的传播特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飞鸟·奈良时代史书中对《孟子》字词的引用，二是平安时代律令中对《孟子》文句的援引。这表明《孟子》在日本的古代传播尚处于接受阶段。但是，明确能够确定《孟子》传入日本的应该还是《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记载，也就是说《孟子》传入日本的时间不晚于平安时代（794-1185）。且随着不同注释版本的传入，接受程度在不断深化。

二、《孟子》与日本中世五山禅林

镰仓、室町幕府时期，日本仿照南宋官寺制度设立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禅林成为佛儒交汇的中心。往返于中日间的禅僧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将大量儒家经典传入日本。

张晓明老师重点考察了几位关键人物。入宋僧荣西两次赴天台山，带回《天台章疏》六十余卷；律宗僧人俊芿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入宋，嘉定四年（1211）返日，带回儒道典籍二百五十六卷，森克己推测其中极可能含有“四书”等朱子学文献；圆尔辨圆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入宋，淳祐元年（1241）返日，带回经籍数千卷。据《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1353）记载，圆尔辨圆携回的典籍中明确包括“孟子精义三册”“晦庵集注孟子三册”等，东福寺至今仍藏有圆尔辨圆带回的宋椠本《无垢先生中庸说》。

除了入宋僧人外，从中国东渡日本的僧人，也在《孟子》在中世日本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赴日中国僧人兰溪道隆在《兰溪和尚语录》中以“浩然之气”“至大至刚”等《孟子》概念讲述佛法，体现了佛儒二教合一的思想倾向。

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山禅僧开始批判性地认识《孟子》。临济宗高僧虎关师炼（1287-1346）在“瞽瞍杀人论”中，立足禅宗“心性本体论”，批评孟子“只知无欲，不知不仁”，认为孟子过度强调法律与个人道德，未能继承尧舜以“道”化育天下的政治智慧。室町时代的中岩圆月（1300-1375）则在“仁义篇”中探讨了孟子“辟杨墨”和“义利之辨”，指出杨朱为我属不义，墨翟兼爱属不仁，并认为孟子并非真正反对“利”，而是反对梁惠王式的“功泽之利”，主张具有天下大义的“利”。此外，《孟子》还影响了江西龙派、横川景三等禅僧的汉诗创作。

张晓明老师总结认为，《孟子》在中世五山禅林的传播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五山禅林以孟论佛，显示出佛儒二教合一的思想倾向；第二，孟子思想引发了五山禅僧在思想上的变革，开始批判性地认识《孟子》；第三，《孟子》催生了不少优秀的五山汉诗作品。《孟子》在中世五山禅林的传播标志着日本批判性认识孟子思想的开始。

三、《孟子》与日本近世儒学

进入江户时代，德川家康深刻认识到朱子学对于治世的重要性。德川家康在重用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等儒学者积极推广朱子学的同时，自己也勤于研读朱子学“四书”。关于“四书”在日本的传播，张晓明老师就“潭阳刘孔敬校阅”《四书大全》进行了考述，不仅考察了清代《福建通志》对“潭阳”的记载，还挖掘了“建阳刘孔敬”的相关史料。

讲座围绕《孟子》与近世日本政治思想的关系展开了深入分析。关于“汤武放伐”问题，林罗山在庆长十七年（1612）为德川家康侍讲时，将“天命—人心”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双重标尺，提出汤武革命既是“应天命”的宇宙论事件，更是“顺人心”的伦理实践。同年六月，德川家康再次询问时，林罗山更直白地指出“天下人心归而为君”，将统治者合法性置于民心向背之上。张晓明老师指出，这一对话发生在德川家康发动大坂冬之阵的两年前，林罗山的解释表面阐释“汤武放伐”的合理性，内里暗示德川家康取代丰臣秀赖的正当性。与此相对，山鹿素行以“天地—阴阳”的自然秩序论证君臣之分的绝对性，认为即使面对桀纣之暴，“下克上”仍属非道，彻底否定革命权，展现了江户儒学内部对革命合法性的深刻分歧。

在思想创造方面，伊藤仁斋于宽文三年（1663）提出古义学，否定《大学》《中庸》在“四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构建了仅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经典体系，采取“语孟互解”的方式重新阐释《孟子》，背离了朱子学的思维模式，体现了《孟子》传播中的张力与创造性。此外，山井鼎在编写《七经孟子考文》时广泛利用明版《十三经注疏》及日本所藏古写本、古活字本，展现了中日典籍交流的深厚基础。近世末期，阳明学者吉田松阴在野山狱中为囚犯讲解《孟子》，著成《讲孟劄记》。面对佩里来航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他从“义利之辨”出发，批评幕府“舍义理论功效”的外交政策，将《孟子》阐释从义理注释转向现实社会问题，显示出实学特质。

张老师指出，《孟子》在近世儒学思想中的传播是以《孟子》注释文献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在这一前提下，日本近世的儒学者根据不同的立场、思维模式等重新阐释了《孟子》，从而进一步构成了近世儒学对《孟子》再阐释的多元性。

张晓明老师最后总结指出，《孟子》在日本的传播是东亚儒学连续性与整体性的重要表现，经历了一个接受、批判与再阐释的连续性历史过程。在古代，它促进了日本律令史学体系的构建；在中世，它丰富了五山禅林的思想资源，提高了禅僧的儒学修养；在近世，它不仅促进了东亚儒学学派的学术交流，更发展成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实学。《孟子》在日本不同历史阶段传播中所呈现的多元性、多样性特征，是日本不断寻求孟子思想与本土政治、思想、文化相融合的历史必然，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儒学在东亚传播过程中的连续性与整体性。这一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认识，也为理解儒学在东亚地区的现代意义提供了重要视角。

本次讲座从东亚儒学的视域，考察《孟子》在古代[古坟时代（250-592）、飞鸟时代（592-710）、奈良时代（710-794）、平安时代（794-1185）]、中世[镰仓时代（1185-1333）、室町时代（1336-1573）]、近世[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江户时代（1603-1868）]的传播轨迹。为理解《孟子》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提供了重要视角。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