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欢欢 著《长夜何时复旦——王夫之诗学思想新探》出版暨导论

书名：《长夜何时复旦——王夫之诗学思想新探》

作者：张欢欢

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26年7月

【内容简介】

本书结合明遗民思想家王夫之的“气一元论”哲学思想、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船山的个人境遇，考察其如何通过诗歌批评回应社会现实，把握其诗学思想产生及流变的现实及意义。内容主要涉及四个重要话题：

其一，王夫之对于明代诗人树立门派、党同伐异相互攻击的批评，及以宽容平和诗风、独立而非从众的人格改善诗坛风气的愿望。其二，王夫之对于竟陵衰飒诗风的指斥，甚至持有不无偏激的“竟陵亡国论”，实与他的家学渊源及交游东林人士有关，亦与其“诗文关于世运”的观念有关。其三，王夫之对于盛行于明末清初“诗史”风气的质疑，认为诗与史判然两体，以史入诗会压缩诗歌“性情”的存在空间，并不免尖锐地攻击杜甫以啼饥号寒入诗是风雅之罪魁。其四，王夫之对于独立坚韧的豪杰人格以及启发振奋精神的“兴”的推崇，“兴”不仅是一诗学概念，更是发自性情、通向美德之途径。

【作者简介】

张欢欢，毕业于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现任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高级讲师，曾任职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博士后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典文学、文学批评、明清诗学，以及王夫之诗学思想。曾在《清华中文学报》、《台大文史哲学报》、《中正汉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新书目录】

序

导论：依然生动的船山诗学

一、头发的故事：在死亡的阴影中写作

二、如何发现与记忆船山

三、如何叙述船山诗学：学术批评史中的船山

四、船山诗学的再探讨：主要内容与章次结构

第一章 明代诗风与士风反思：以复古派之争为关键词

第一节 “一激一随”：明代相争的陵嚣之气

一、“为长沙所激”

二、“为一群噇蒜面烧刀汉所推”

第二节 船山对相争之风习的反省

一、血气：个体之勇

二、习气：个体之间的熏染

三、士气：群体的狂欢

第三节 如何止争？

一、泠风善月：以宽容和平之诗荡涤陵嚣之气

二、绝壁孤骞：以独立之精神坚定人格

第四节 结语

第二章 诗与世运：明亡与竟陵派的“亡国之音”

第一节 船山藉以批评竟陵的社会关系与语境

一、继亡故遗志：家学、朋侪之启蒙

二、楚风之争：地域文化之影响

三、东林学脉：政治同盟之立场

四、大雅谁陈：遗民社群之熏陶

第二节 亡国之音：诗运与世运的关系

一、诗运关乎世运论溯源

二、“相因”：诗文与世运之关系

（一）如何“读”：诗文以世运升降为盛衰

（二）如何“作”：诗文可影响世运

第三节 结语

第三章对抗史对《诗》的陵越：船山的《诗史》观

第一节 船山对《诗史》的批评

一、诗当如何写事：时、事、情的紧张

二、诗当如何施以价值判断：直笔激切与刚直忠义

第二节 明末清初《诗史》论说风会中的船山诗史观

一、明末清初“诗史”之风会

二、“诗以道情，道性之情”：船山论诗之独特意义

三、诗论与创作的张力：船山的《诗史》之作

第三节 结语

第四章 “能兴即谓之豪杰”：船山兴论的美学及道德意义

第一节 船山所言的豪杰精神

一、何谓豪杰？

二、豪杰与存生人之气

第二节 兴：在美学与道德之间

一、“兴”的第一义：兴发的过程

二、“兴”的第二义：精神解放与超越

第三节 结语

第五章 总结并余论：如何以诗论参与人文化成？

一 时代缘由与思想根基：船山诗学思想的所由、所据

二 长夜何时复旦？——诗论作为安身立命之方

【导论】

导论：依然生动的船山诗学（节选）

船山诗学的再探讨：主要内容与章次结构

如同戴鸿森所言，“船山终究是能文的思想家，即使是他尽心讲究的文章，人们也不至于买椟还珠”。蔡英俊亦提醒我们在讨论船山诗学体系时，势不能忽略王夫之所具有的思想家，尤其是儒学的思想家的身份。萧驰亦指出从中国诗学的纵向发展而言，船山的诗学思想正代表了思想史中宋明理学和诗学的关联。马积高云船山的整个文学思想是以其性理哲学（特别是他的人性论）为基础的独特文学理论，因此与朱熹的文学思想有更重要的联系。从“思想家”到“儒学的思想家”，再具体到“宋明理学”、“朱熹的文学思想”，无论巨细，前辈学者提醒的是，在研究船山诗论时，需要留意的是其中的思想成分。忽略思想而谈船山诗论，就如同失去根基的树冠，未能触及本质。在船山思想中，气是最为核心的命题。作为一个杰出的“气”的思想家，“气”的思想贯穿船山学诸方面，不仅在于形上论的范畴，更在于此基础上完成的心性论乃至人文化成论的完整思想体系。船山为“气一元论者”，认为宇宙间惟是一气，气聚散往来，氤氲不息。人秉天气、神气而生，最纯粹有灵，此即“人之性”。终人之一生，其神气与太虚缊流转，处于一种不息的互动之中，由此形成了船山思想中至关重要、极具特色的“命日受而性日生”之命题。性并非人生来便固定不变之物，而是一日日与太虚之气轮回流传、与外物相接沟通，是流动的、变化的，人一日日地受天之命，亦一日日地从天受性。此种神气轮回流转，命日受、性日生的命题：1，如推就人生道德修养言，则伸入人性论、修养论之命题，人当在有生之年，修德不辍，治气养心，在“人之能”（习）上见功，使自己的神气臻于清醇，以有德之气还归太虚；2，如推就历史言，则成乎人文化成论之命题，“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实仍息息相通，所以得成其为历史与文化，当知古世界可以引伸出现世界，而现世界亦仍得感通到古世界，如此则古世界依然常存于天地间”。诗，是船山认为极重要的文体。船山诗学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构成人文化成论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气的思想即伸入诗学思想之中，船山言，“呜呼，安得知用气者而与言诗哉！”故论船山诗学思想，不能舍气空言。唐君毅（1909-1978）云：“言诗言乐，自始须扣住气，而始能言”，正道出了船山诗学中气之关节紧要处。

在探讨船山诗学时，尚有一关键，即船山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难言之心境。船山艰贞孤守，乃在于维持“天地之孤气”：

悲夫！情在而礼亡，情未亡也。礼亡而情在，礼犹可存也。礼亡既久而情且亡，何禽之非人，而人之不可禽乎？⋯⋯河北之割据也，百年之衣冠礼乐沦丧无余，而后燕云十六州戴契丹而不耻。故拂情蔑礼，人始见而惊之矣，继而不得已而因之，因之久而顺以忘也。悲夫！吾惧日月之逾迈，而天下顺之，渐渍之久，求中心之“蕴结”者，殆无其人与！“蕴结”者，天地之孤气也。君子可生可死而不可忘，慎守此也。（《诗广传》卷2）

其“中心蕴结”者，在于念念不忘中夏文化的沦亡，其懮愤也深，其惕励也甚。船山所惧慎的，不仅仅在于衣冠礼乐在一瞬之间沦丧无余，更在于此后日久月长的人心驯服与遗忘。若“情”未亡，“礼”亦尤可存，中夏之文化仍可存续；若渐渍于拂情蔑礼的统治之下，天下初惊之，渐乃因之、顺之、忘之，“礼亡既久”之后，“情且亡”，则“人”变而为“禽”，中夏文化亦不复存在。如略去此蕴结之由，略此悲惕痛愤的“天地之孤气”，船山诗学之读解便缺失了重要的一环。因此本文倾向于将船山重要诗学概念如“情”、“兴”等作为历史来读，亦即把这种理论命题放置于它所由产生的历史脉绪中去阅读，而不仅仅是放置于批评史、美学史之中，勾勒这些概念的变化与发展。因这些概念在抽象为一般诗学、美学概念之前，留下了一些历史的“剩余之物”，这些“剩余之物”，针对了具体生动的时代现实课题——在船山，则是中夏沦亡的痛愤之切——因而深具思想的紧张度。本研究是希望在这些“剩余之物”的视角下，深入探析船山对艰难的生存情境、时代氛围的感知，讨论船山所欲救的病势深重的士心/人心、诗风/士风，及其念兹在兹的人性的培养、造就、化成，乃至国运/世运的改换、中夏文化的复兴。这些历史的剩余物是难以被抽象成观念/知识的部分，它们的存在同样重要，这与可被抽象的批评史、文论史亦不矛盾，甚至通过这些被抽象遗留的部分，或能洞察另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方式，更能把握抽象概念的真正意义。并且，作为后来人需施以关注的是，明末士人的进退出处，部分地决定了他们在文学史、批评史上的断代与定位，船山作为明遗民中少有的“镜里是真头”的全归者，他的评价、定位，亦不能不受到影响；尤其是船山在清末被“发现”，作为与清末民族主义与明末忠义气节结合的绝佳样本，如何讨论历史中的船山诗学，如何讨论其诗学被叙述、记忆、定位的过程，亦对研究者提出了自觉的要求。

本文出发点在于透过船山个人境遇、心境和明末现实情境，将遗民船山的个人生命放置在明亡清兴的历史脉络之中，来考察船山如何通过诗歌批评回应当下现实，把握其诗学思想产生及流变的现实及历史意义。船山诗评、诗论有明清历史现实之所由，亦有其思想根基之所据，其诗学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本文亦将发掘船山诗评现实回应背后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来源，说明其诗学思想与气论思想的具体关联，回到理论的纵深处讨论船山诗学思想的创新之处和独特部分。将“现实”与“思想”此二者结合，分析船山诗歌批评并从中总结其诗歌理想及人文理想，是可行的办法。中国思想传统本身具有强烈的现世关怀，中国思想家的哲思创发与改变现实、救赎世界之目的无法脱离。作为思想家的船山，不外如是；从其文字中所表现的抒情缘由和心境看，也足可印证这一点。因此，本文思考方法是：船山的诗学思想在何种历史环境或脉络中生发出来？其诗学观点的产生或改变与其时历史情境有何互动关系？在何种具体而特殊的历史脉络下，诗学思想传统中的哪些问题被其显题化，获得新解读并产生新意义？需留意的是，诗学思想概念之分合承传与转折变化，无法完全从此种外缘的研究探求，此时回到船山思想整体体系及中国（诗学）思想史传统继续深入，便尤为关键。故在讨论具体议题的现实回应之后，值得继续思考的是：船山诗学思想与其整体思想体系具体在哪些方面有所关联？这些诗学思想的理论周延性如何？从思想传统内部而言，船山的解读继承自何处？其转精之处为何？现实外缘及思想内源两者交互为用，彼此启发，是本文研究船山诗学思想的具体方法。

由于船山诗学思想本身的宏大和所论议题的广博，亦考虑到学术史对部分论题已有十分可观的深研穷究，以及笔者所采取之现实情境和历史脉络的研究方法的限定，本文无法涵盖船山诗学所有议题。因此，本研究将选取船山诗歌批评中与当下情境互动最深的四个论题，阐述船山如何用诗评回应当下现实，并呈现自己的诗歌理想与人文理想。

“以‘戾气’概括明代尤其是明末的时代氛围，有它异常的准确性”，援赵园之说以观船山诗论，可发现其诗歌批评中，亦充斥着对于明代主流诗风复古派“躁竞”、“气矜”的批判和反省。船山对此时诗风/士风的“陵嚣之气”的批评，表现在诗歌批评之中，为“赬面张拳”、“戳骨㦸髯”的身体隐喻，以及论古诗之“闲远”与明诗之“相争”的并置。“争”是船山诗评中的关键词，“争”之来源是诗派门庭的河汉分界，因而船山对明代诗学流派之争的攻排不遗余力，复古派作为始作俑者首当其冲。船山看出了复古派门庭之争中立门庭者和追随者的怯懦与软弱，亦关注明中期的此种争贻害世道人心的长期效应。此种争，因明亡于党争的现实而有了极强的时代意义，也因船山本人几于南明党争中遇害而有切肤的感受与体验。本文第二章第一、二节将阐述船山对复古派相争的陵嚣之气的批评，并通过船山具体气论（带有否定义的血气、习气、士气论）辨析此种争之风习的由来与影响。船山诗歌批评往往针对明代诗学弊端而发，而与此同时，他期望通过对理想诗歌的提倡来扭转弊端，改换士人风气，拯救人心。从批评中可读出的是，船山的理想诗风、士风是“闲远”与“独立”，而非“相争”与“门庭”，他期望以泠风善月的古诗荡涤陵嚣之气，以独立之精神坚定士人人格，救世道人心于乱世之中，将诗歌伸展至更广泛的人文世界，这将是此章第三节会重点讨论的议题。

船山对于天崩地解之时代现实的另一诗学回应在于：将国运、世运升降与诗风相联系。这一回应集中于对明末诗派竟陵派的猛烈批评上。船山的竟陵亡国批评与其时士人得以区别的是，他本人学习竟陵体曾长达十余年，这导致其批评有不一样的出发点和针对性，本文将对此予以论证。船山的竟陵派熏陶、态度转向，后来的痛愤批评，深刻地受到家学、朋侪、地域、政治同盟乃至遗民社群的影响，这是前人尚未揭橥的部分。此种社会关系及其所代表的群体、地域力量发生影响的时刻，正处于船山不幸地由于战乱而出湖广、交游渐广的时期，以此分析船山诗学语言中的竟陵派批评（尤其是亡国论批评），也因此呈现具体的现实意义。诗与国之兴衰治乱，在船山眼中，是互为否泰、互相影响之关系。船山对此方面的讨论既有延续传统论述的方面，亦有溢出于传统论述、展现其思维潜流的部分。针对诗运与世运彼此影响之关系，船山对读诗者和作诗者的能力都提出了要求。竟陵派之创作，由于根源于韩愈、苏洵等人对文质、体要的破坏，诗文本应拥有的“生气生理”由此消失殆尽，诗文所承担的人文化成的巨大功用也因之被损害，故船山批评甚严。本文第三章将讨论船山批评竟陵派亡国的社会关系由来，更将在传统的诗运关乎国运的论述中，发现船山竟陵派亡国论批评的独特之处。

明清之际，诗歌对于其他文体而言，无疑更能对抗板荡时代，遗民以诗补史、续史、代史，希冀藉诗歌保存陵谷变迁之际被遗忘的亡国惨痛，因而诗在明亡之后，不啻为士人的一种生存方式。面对世变，他们往往取法隶事用典、曲折抒情、寄托深微的杜甫，记录暴力、破坏与灭裂，众多清初诗人因此被推许或自许为“诗史”。与众多遗民不同，船山深恶史之于诗的陵夷侵犯，故而严分诗、史，推崇诗之独特意义，强调“史”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更无法藉“情”之力使人世之气淳净，因而一旦用史法，则“诗道废矣”。船山最重“诗道（性）情”，如果说在诗的发展史上，有哪一种诗歌风格对诗之情的抒发造成了威胁，在船山看来，当为“诗史”的提倡。对抗史对“诗”的陵越，是船山在处理诗、史关系时的根本主张。因此船山致力于将“诗史”清除出纯然的“情”的诗歌世界。根本而言，船山赋予了诗体以独特意义，期望藉诗之力量“导情复性”，于诗情之审美中寻求道德之潜力，这是他基于儒门本性的诗歌理想；而“诗史”于此仅有破坏，而无建构，故其深恶此说。值得留意的是，“诗史”传统中遗民写作脉络的部分对船山本人的诗歌创作亦有直接影响，与其批判“诗史”的态度形成了某种紧张，此亦值得细析。根本而言，船山倡言“导情复性”，期待将诗之情展开至道德领域，藉闲远古诗荡涤、拯救危浅的士风，希望导天下于广心，使天下之人心和平。诗歌因而具有转换人世之气——也因此具有转换世运——的巨大作用。船山与宋代理学家相似的一点，即在于其对诗歌的态度有很大程度的“用”的观念在主导。对于诗之“用”的强调并非必然导向功利说的结果，正如嵇文甫所言，船山是“不离用而言体”，是在“用上见体”，是其“体用一也”思想的体现。“由用以得体”正是船山学术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诗歌心物相接所带来的情感摇摇摇，正是道德实践的重要助力，船山充满信心地将道德实践依归于诗歌之中，最终呈现与其余诗人/思想者根本不同的人性论答案。本文第四章将分析船山对“诗史”部分内涵的批评，论述他于明清之际推崇“诗史”之历史语境中的严峻批判态度由来，并通过船山（性）情论阐述他所坚持的诗之独特意义。

船山对于豪杰人格精神的推崇，在外族代明而兴时，涵蕴着壁立万仞、保存中夏文明（“人道”的代名词）以期圣贤、待后世转圜的意图。船山所强调的生人之气是豪杰精神的应有之义，其本身亦包含了深刻的华夷之辨内容，建基于明亡清兴的特殊现实情境。船山所看重的诗学概念——“兴”论，不仅可以从审美角度予以揭橥，更可深入伦理学之中，与豪杰的人格精神交汇融合。“兴”有精神启发、振起与解放的特殊意义，这根源于孟子的豪杰论及朱熹的思想，船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自己的气的思想，揭示“兴”的感动奋发的“过程”即是性与道的展现；同时与孟子、朱熹不同的是，船山强调“情”在“兴”中的力量，指出如此才能抵达仁境。船山期望通过“诗兴”振起士人，在活泼泼的时间的当下和空间的在场，发现真实的存在，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同时也是道德化，由此便得以回归/进入情与礼的世界——人的世界，以及更进一步——豪杰的世界（比圣贤低一等的境界）。故船山对“兴”颇为重视，称“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在其解说中，兴带有超越意义，能够沟通性与情，将社会功利的考量化为“一片迴翔不迫的审美境界”。在这里，我们将发现船山的根本观点：善在美之中。易言之，在船山看来，道德人格的培养功夫，更多地在美学中而不在伦理学中。以上，本文第五章第一节将辨析船山所言的豪杰精神实质为何，并将分析船山所极看重的“生人之气”实质上即是自贵自爱、凛然独立的豪杰人格。第二节则分别论析“兴”的感发过程（“起也”的第一义）及感发目的（“感发善心”的第二义），论证“兴”的精神升腾的作用，如何使诗拥有超越精神的天人之怀（仁）。此节从“兴”的角度解析诗歌在塑造豪杰精神中的意义所在，这是前人谈及船山豪杰概念时不曾触及的部分。

船山的诗歌批评，虽然面向过去，但处处指向当下世道，在在关乎现实人生。因此，我们不仅需看船山如何批评古诗，如何倡导诗的力量、情的力量、兴的力量，并且要时时联系其时情境，看他怎样把他所特有的一种诗歌观念、批评观念，从他各种看似无关的具体议论中透露出来，回应其时的真实生存处境。从船山的批评中，读者确实可以取得种种“极有意义的暗示”。因为只要我们不是以一个好古癖或迂腐者的身份，仅作艺术价值判断而拒绝作思想意义的价值判断；亦不是持进步主义或科学主义的看法，质问研习这“古籍”会冒着忽视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危险；亦非以一种历史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态度，相信船山的观点只会在其时间、地点与处境之下产生作用，不能为当下提供任何教益，我们应当可以坚定地相信：研究船山诗学思想对今日的现实人生，仍然可以有许多依然生动而有价值的暗示。

（注释从略，谨请参看原著）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