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论叙事中的许衡

作者：王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七月十九日丁丑

          耶稣2026年8月31日

许衡（1209—1282，字仲平，学者称鲁斋先生）、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吴澄（1249—1333，字幼清，学者称草庐先生）在《宋元学案》中被黄百家视为元代最杰出的三位学者。三人中许衡相对来说最为显达，位至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等。不过，即使是许衡也受元朝统治方式所限，他的为政环境并非如一些纪念文字所写的类似君臣际会般幸运，只能说相对于金元之际的杀伐之政来说，元世祖忽必烈急于求治，使此时期士人有了一些可以作为的空间。耶律有尚评价许衡的出处经历说“十被召旨，未尝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寻而去”，说的是他进退出处中有所持守。而关于许衡的众多评价中蕴含的道统论叙事值得深入思考。

“道统”在今日语言中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指一事物的历史传统或思想谱系；从狭义上讲，指萌芽于孔孟，主要经过韩愈、二程等人的发展，到朱熹真正塑造完成的“道统”说法。韩愈《原道》中的表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给出了道统论叙事方式的典型，其中包含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被朱熹《中庸序》发扬光大，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儒学叙事。道统论经过朱熹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的努力，在元朝已有较深影响，官方或民间的纪念文字如传记、神道碑、铭、赞等，乃至官方诏诰，都或多或少受到道统论叙事方式的影响。就许衡来说，中统二年（1261）他辞免回乡，朝廷仍诏令他为怀孟路教授，诏诰中有“可令于怀孟等处，选拣子弟俊秀者，举归教育，取作范模。再令董子帏前，有传授之弟子；重使王通门下，皆经济之名臣。毋丧斯文，以弼予治”。以许衡类比董仲舒、王通，可见对于教育在培养人才、培育社会风气方面的作用，元代朝廷也并不颟顸。大德元年（1297）赐谥“文正”，诏书中有“以天民之先觉，膺岩石之具瞻。圣学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谟入告，非尧舜之道不陈……道德博洽斯谓文，中立不倚斯谓正”，纳许衡于尧、舜、孔、孟的统绪之中。至大二年（1309）追封魏国公的诏书中有“天非继圣学之坠绪，则不生命世之大才。国欲与王道之比隆，肆用为烝民之先觉”，将他置于圣学统绪中高度评价。

元统三年（1335）诏敕词臣欧阳玄为许衡写的《神道碑》更加突出了他在道统中的地位：“惟圣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纵之资，得帝王不传之学，上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数圣人之道统，而为不世出之君。河内许先生，以天挺之才，得圣贤不传之学，上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轲以来数君子之道统，而为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陛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极、立民命、继绝学、开太平者，万世犹一日也。”其中的道统论叙事风格明显，跨过汉、唐等朝，直接以忽必烈为三代君王道统的接续者，以许衡为孔孟等人道统的接续者。元代作为“北方奄有中原”的政权，更需要争取正统，也更需要争取在道统叙事中的地位，从而增强统治的合法性、有效性。欧阳玄的书写呼应了这一时代需求，虽然其中以忽必烈直承三代道统，以许衡直承孟子，以及双方君臣遇合之契等皆非历史事实，但是道统叙事可以带有发明传统的性质。由于此时期道统的失落，如此书写才有可能承接传统之余绪，从而弥缝断裂、延续治统。

在欧阳玄的叙述中，许衡在苏门与窦默、姚枢隐居时期就“慨然思复三代庠序之法”。“思复三代”是道统论的重要提法，其实当时三人皆为金末底层读书人，治生尚且艰难，很难说已有思复三代庠序之法的大志。欧阳玄还写道：“臣尝观三代而下汉唐君臣，未闻以道统系之者。当世儒宗，或智足与知，仁未足与居也。宋濂洛数公，克绪斯道，然未闻有得君者。世祖龙潜，诸儒请上其号曰‘儒教大宗师’。呜呼！汉、唐、宋创业之主，乌得而有是号哉！此天以道统属之世祖也。先生出际斯运，一时君臣，心以尧舜为心，学以孔孟为学，中外如出一喙，号公‘鲁斋先生’。呜呼！鲁者，曾子传道之器，历代佐命之臣虽欲为此号，岂可得也？非天以道统属之先生乎？”诸儒以“儒教大宗师”称忽必烈，与其说是推敬，毋宁说是希求以夏化夷。“鲁斋”的最初得名，“人见其有德，稍稍从之。匾其斋曰‘鲁’，世因号曰鲁斋先生。”是否关联曾子传道之器尚可讨论。其实这一时期，许衡自家子弟及高第弟子逐渐获得较大政治社会影响力，才是朝廷诏敕欧阳玄为其书写《神道碑》的关键。欧阳玄又道：“故中统、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继述往圣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赞襄其君宪章往圣之心。于是我元之宏规，有非三代以下有国家者之可及矣。”再次拔高忽必烈与许衡在道统史上的地位。

明代士人对许衡的评价也主要肯定他在守护道统上的贡献，不过较《神道碑》的低调，明代嘉靖年间萧鸣凤为其书写的序言中有“在元之时而有先生者出，虽志不得大行，然表彰遗经，开倡绝学，使天下后世尚有所承籍，譬之穷冬沍寒，春意复生，其有功于彝教，何其伟欤！”主要认可其在特殊历史时期对于道统的恢复作用。万历年间张泰征写的书序中有“第明道于道明之日易，明道于道晦之日难。矧天地否塞，冠履变置，于此有人焉出，其言以开太平、继绝学，俾圣人之道不坠，岂不尤难之难哉？”主要考虑到在元朝守道之难度，所以高度评价他在道统史上的地位。万历年间江学诗为许衡写的书序中认为其“能独窥大旨，翼圣道于如线之余”，还言他在道统上是正脉。万历年间怡愉为许衡写的书序中言“先生以理学鸣于冠履倒置之日，而周、程、张、朱之学，赖以续明”。综合来看，明代对许衡的评价主要通过强调元代统治下任道之难，从而肯定他在道统史上的贡献。

到了清代，情况有变。清初易代之际，顺治年间的士人有取于许衡重视治生的观点，也认为治生是士人独立于政权的前提，于此述及较多。然此时舆论重视夷夏之辨，清朝前中期士大夫舆论又重视气节，相应地对许衡仕元的评价存在一些争议。这也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御制评鉴阐要》出台的舆论背景，其中有“夫衡未为宋臣，仕元并非失节。需才择主，遇合自然，有何可贬？”算是官方定论。清代同为“北方奄有中夏”时期，若如明代士大夫通过强调元代“天地否塞”“冠履倒置”来高度礼赞许衡，则等于在批评本朝，但清代重视朱子学，所以士人对许衡的评价仍肯定他在守护道统上的贡献，凸显他对朱子学的继承。康熙年间张伯行把许衡与朱熹的关系类比于孟子与孔子的关系，言“集群儒之大成者曰朱子，鲁斋先生私淑以成其儒者也”。康熙年间陈正朔言“若元，独先生一人，当程朱氏之风寝微而卓然自立，继先贤之坠绪，譬如支大厦以一木，明孤月于中夜”。此皆认可许衡在继承程朱理学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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