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体达用的江南儒学

作者：何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来源：《文史知识》2026年第9期（南孔文化专号）

近年江南儒学的研究渐成学界论题。这一概念虽非历史所固有，但其提出亦有事实与学理依据。从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大势出发，从江南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现状出发，江南儒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江南这一重要地域，更能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在江南儒学的研究视野中，“明体达用”实为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它所蕴含的价值本位与实践导向相统一的理念，正是江南儒学最核心的精神特征。

一

“明体达用”这一思想命题，出自宋人对北宋安定先生胡瑗在湖州教育实践的评价。《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转述了胡瑗弟子刘彝于熙宁二年（ 1069）答宋神宗问胡瑗之学：“臣（刘彝）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胡瑗）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 ”胡瑗因范仲淹而执教于苏州，后转教于湖州州学，长逾十年，确立“湖州学法”，史称“湖学”。胡瑗最重要的创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设“分斋教学”法，设立经义、治事二斋；二是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理念。经义斋重在研习儒家经典，确立核心价值观；治事斋则讲授水利、算数、兵学等实用技术。胡瑗打破了传统学术的僵化与空疏之风，将德性教育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实现了“明体”与“达用”的统一。此后，胡瑗以儒家经典确立核心价值观，同时传授水利、历法、算数、地方治理等实学技能，切实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的明体达用精神，不仅主导了湖学，而且深刻形塑了江南儒学的基本品格。

胡瑗的教育理念和实践虽然创发于湖州，但因其顺应时代的需要，得到了北宋朝廷的认同与士大夫的推崇，由地方引入中央，从地方性经验提升为国家的理念与制度。从宋至清，受教于胡瑗的二程洛学在江南各区域传播，形成了学术思想的良性互动，江南儒学蔚然成风。二程四传朱熹，朱熹集汉魏以降中国学术思想之大成，确立了以理学为标识的“宋韵文化”，胡瑗也因此成为“宋韵文化”的开创者和正脉源头。陈来教授 2021年 12月在“‘太湖论学’高峰论坛暨‘湖学’与江南儒学研讨会”上的致辞中，曾精辟地指出，胡瑗“明体达用”思想的要义有三：一是强调价值优先，“明体”首先强调价值观的教育，价值教育是教育的根本；二是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达用”就是要“措之于天下事业”，用价值理念指导实际工作，培养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三是体现了一种“肩斯道之传”的文化使命感，即肩负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传承的责任。

▲ 范仲淹题胡瑗像

二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宽广的历史视域，则会发现“明体达用”的意蕴远不止于教育领域。它实为江南儒学一以贯之的精神底色。江南儒学自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我曾将之归纳为四个特征：一是不基于权威的理性传统，体现在学术上的经史互证；二是世俗性特质，体现在对民生物质性、对人本身追求的关切；三是主体性确立，既包括心性本体的探究，也包括民间社会的发育成熟；四是正统性，正统这个词略有些封闭，但这里是基于前三者，指向对未来愿景与期望的主导性。这四点中，主体性确立与世俗性特质尤为鲜明地呈现出“明体”与“达用”之间的张力与融合—既有价值理想的确立，又有对现实民生、对个体实践的高度重视。

从先秦时期子游南归传播孔子之学，到永嘉南渡后江南的进一步开发，江南儒学始终在吸收北方文明的同时保持着自身的特征。唐宋变革之际，江南儒学迎来重要崛起。江南士子引洛学南传，催发江南区域不同思想的创造，传统经学既凸显经世取向，又追求理论建构，形成新的学术与思想范式；孔氏宗庙随宋室南迁，亦有助于传统礼制在江南缘俗而化。明代阳明学在江南的广泛传播，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世俗化转向，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使儒学从精英之学向民间社会渗透。明清之际，江南儒学的考证学传统体现出“求于虚不如求于实”的学术取向。这一系列历史演化，无不贯穿着“明体”与“达用”之间的辩证互动，价值理想需要在具体实践中落实，而实践经验又反过来深化对价值的理解。

三

江南儒学之所以尤其彰显“明体达用”的精神，与江南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密切相关。环太湖流域自唐宋以后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江南地区水系发达、物产丰饶、市镇密布，商业经济高度发达，这种经济基础必然要求儒学思想回应现实民生问题，而非固守书本义理。胡瑗在湖学中就明确提出农商并重的主张，将保障民生置于政府治理的核心目标。其后，江南儒者无论在学术取向还是社会实践上，都表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倾向。明末清初江南士人对西学的接纳，以及近代江南地区对现代转型的引领，都根植于这一“明体达用”的思想传统。江南儒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面对真实世界的思想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明体”与“达用”之间并非简单的先后关系或内外关系，而是一种体用贯通的有机整体。正如近年湖学与江南儒学研究所强调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一理念，既是对胡瑗思想传统的继承，也指向了江南儒学的当代意义。“明体”使儒学保持价值定向，“达用”使儒学避免沦为空洞的理论；“体用贯通”则要求我们将价值理想与实践能力真正融合起来，而非简单二分。江南儒学千年演化的经验表明：一种思想传统只有兼具价值高度与实践深度，才能在历史的风云中保持生命力。

▲ 南孔圣地 衢州

四

今天重提“明体达用的江南儒学”，决非发思古之幽情。江南儒学的内在特质是面向未来的，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的遗存中把握其精神脉搏。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江南儒学的研究既是对区域历史文化的梳理，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思想准备。江南儒学的现代探索已经显示出，这一传统仍然能够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文化动力。

这里，尚须对江南儒学“明体达用”的精髓再作一点申说，即“体”的理解。前文我们主要将“体”界定为价值，这其实已是一种哲学上的转进，究“体”之日常语言，人们往往把“体”理解为某种固定的实体。当转进为伦常制度与哲学的价值观后，亦容易将之固化。但是，在胡瑗对经典的诠释中，无论是制度抑或价值观，都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质；后来承学于胡瑗的二程洛学，在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核心思想同时，清楚界定“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换言之，“体”本身就是“易”，就是变化本身。作为本体的“体”，绝不是不变的，其本质特性恰恰是变化的；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与时俱进的。“体”的这种变易性、与时俱进性，正是江南儒学明体达用精神中最为核心、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哲学维度。因此，当胡瑗的弟子刘彝对宋神宗解释，“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不可将此“历世不可变”理解为僵化不变，而是说“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作为人类文明的价值方向是恒定的，但其具体内涵必须因应时代而不断更新。没有这种“体”的自我更新，就不会有江南儒学千年不衰的生命力。

▲ 胡瑗雕像

“明体达用”的江南儒学，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它承载与彰显的理性传统、世俗关怀、主体精神和主导意识，正是我们今天面对现代化挑战时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