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生 著《〈仪礼〉新探》出版暨序言、后记

书名：《〈仪礼〉新探》

作者：胡新生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6年5月

【序言】

多角度多层面解读《仪礼》（代序）

《仪礼》十七篇是先秦儒家经典中最为“难读”的文献之一。《仪礼》主要记述礼仪流程特别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行礼细则，其内容之繁琐，文字之枯燥，超过其他所有的经书。《仪礼》不仅涉及东周时期的日常用语，还大量使用在当时就已属于冷僻概念的礼家行业术语；不仅述及各级贵族通用的制度，还着力强调特定阶层特定群体的礼仪规范。《仪礼》有观点有主张，但是这些观点和主张大都是以非常隐晦的方式通过各种礼仪细节表达出来。《仪礼》是儒家精心编纂的一部行礼手册，书中对礼仪操作规程所作的单调乏味的描述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要想深入了解这部特殊的经典，全面准确地理解书中繁文缛节的内涵和意义，必须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展开分析。

《仪礼》涉及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文字训诂、礼仪制度和思想文化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是密切关联的，实际研究过程中不可能先把表层的问题彻底解决之后再去探讨其他层面的问题，但是从逻辑上说，三者确实存在着由表及里逐层深入的关系。

研读《仪礼》最初遇到的问题是词义、句读、异文、分章等训诂学方面的问题。古代礼学研究主要用力于这一层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郑玄注、贾公彦疏以及宋元明清时期《仪礼》注释方面的著作，基本扫清了《仪礼》解读表层的障碍。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有关《仪礼》七十四条［1］，是讨论《仪礼》训诂问题的代表作。清代《仪礼》学领域有关分节、绘图和释例的代表性著作［2］，以及晚清学者强调以分节、绘图、释例助读《仪礼》的论述［3］，也都属于文义释读的层面。黄侃《礼学说略》强调“治《礼》次第”“当以辨字读、析章句为先务，次则审名义，次则求条例，次则括纲要”［4］，其观察视角主要来自传统的“小学”，故特别看重文字训诂方面的问题。

《仪礼》学之文字训诂层面涉及一个专门的领域，即“名物”训诂。“名物”（“名号物色”）原本是指日常少用的专业名称或术语，《周礼》提到分辨“名物”都是指一种专业技能。礼制中有关服饰（丧服）、宫室、车马、器具、肴馔等“名物”，是一套独特的术语体系，此类名称的训诂需要依赖狭义训诂学之外其他学科的知识，仅用一般意义上的训诂方法难以解决礼制“名物”的问题。研读《仪礼》不但需要掌握基本的古代汉语知识，还需要熟悉专门的礼制术语。礼学研究者编制《三礼辞典》《三礼文化辞典》，主要目的就是帮助读礼书者解决一般训诂学较少涉及的礼制“名物”问题。礼制“名物”研究属于广义训诂学的一部分，也是最接近礼制研究层面的部分。在《仪礼》学领域，经过前人的反复耕耘，一般的文字训诂研究总体来说已几无剩义，问题的重要性也比较有限，而礼制“名物”研究仍有广阔的开掘空间，是礼学之训诂学层面最值得重视的课题。

有关《仪礼》礼仪制度的研究比一般的文字训诂涉及更为深层的内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文献学对于《仪礼》等古典文献的解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的学问，但当需要对典章制度、礼仪风俗方面的问题作深度解释时，仅靠这些学问还远远不够。《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三字，如果按字面解释为“开始按亩征税”实无意义，真正要讲通这三个字的历史内涵，必须对先秦社会组织、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的变化有贯通的了解。《仪礼》中礼仪制度层面的问题也是如此。这一层面的解读已不是训诂学、文献学所能包办，只有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才能完成。

古代学者有大量考证礼仪制度的论著。前人已指出：“清世礼家辈出，日趋精密，于衣服宫室之度，冠昏丧祭之仪，军赋官禄之制，天文地理之说，皆能考求古义，罗缕言之。”［5］王引之《经义述闻》有不少条目是在疏通文字的同时讨论礼制方面的问题［6］。但是这些研究基本是根据经文展开分析，性质上仍属于传统学术。《墨子·节葬》曾比较华夏族与边裔民族丧葬礼制的不同，宋代刘敞《先秦古器记》曾说到通过出土铜器研究先秦礼制，可惜这些宝贵的思想萌芽在古代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体系。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礼仪制度研究之所以能别开生面，主要在于引入了西方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具有一种更广阔的横向比较的视野。判断有关《仪礼》的研究是否具有现代学术属性，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否具有横向比较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对比现代考古学提供的先秦宫室、服饰、器物、丧葬等方面的资料，分析《仪礼》中物化形态的礼制；对比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提供的后进民族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资料，分析《仪礼》中的礼仪程式和道德规范，都将《仪礼》礼仪制度层面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受学术视野的局限，古代学者对于某项礼制的起源、演变、功能和文化影响等问题难以作出确切的说明，甚至提不出这样的问题。现代性的学术研究则能运用新方法探赜索隐、解惑释疑。诸如士冠礼三次加冠的象征意义，婚礼用雁礼俗的起源，婚礼黄昏亲迎的起源，三月庙见礼的起源，贽见礼的社会政治意义，乡饮酒礼的起源和功能，旅酬之仪的起源，三年之丧的发生，久殡制度的起源，尸祭的起源，昭穆制度的起源等问题，只有结合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知识才能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在礼俗比较研究领域，顾颉刚、杨宽、汪宁生等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仪礼》解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7］。

借助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解读《仪礼》中的礼仪制度不等于简单比附。现在这一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有些论著对《仪礼》未作深入研究或缺乏系统了解，急于用《仪礼》所述礼制与考古资料作比对，或者在论说其他题目时拿《仪礼》资料作为点缀，结果不但无益于正确解读《仪礼》反而制造了新的误读。

与以上两层面的研究相比，从思想文化角度解读《仪礼》看起来比较空泛，其实唯有这层解读才能决定《仪礼》研究的学术高度。表层的文字表达和深层的礼仪制度，背后都隐藏着书写者、制礼者的思想活动。只有跟踪考察深层次的思想活动，才能使其他层面的《仪礼》研究超越纯技术性的分析从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思想文化研究的视角是一把火炬，可以照亮其他视角看不到的盲区。学者评说王国维“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8］。此种灵光不仅来自王氏过人的天赋，或许还来自他对中国文化命运深切的关怀。王国维曾在清华大学讲授《仪礼》，其解说旅酬、玄酒等问题新意叠出［9］，这些焕发灵光异彩的讲解，与其《殷周制度论》中有关中国文化的思考应该有着密切的关联。

有作家说，小说是一个民族心灵的秘史。像《仪礼》这种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的儒家元典，比任何一部小说都更像是记录华夏民族心迹的秘史。从思想文化研究的角度解读《仪礼》，就是要把它当作一部心灵的秘史，听弦外之音，求象外之意，开掘其最深层次的内涵。

古代礼家已十分注意探求礼制背后的制礼意图和思想内涵。例如《礼记·祭统》对君与尸分别称尊于庙门以外和庙门以内的解释，《礼记·燕义》对燕礼国君“不以公卿为宾”的解释等等，均能揭示礼制的精义，但是古代礼家有关“礼意”的探讨，崇拜、仿效之意多，研究、批评之意少，不能对儒家礼学的长短得失作出反思。现在强调从思想文化层面解读《仪礼》，意在探索《仪礼》背后的礼学并以之与先秦诸子思想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作平等的比较，准确把握《仪礼》在礼制设计、礼教思想和文化理想等方面的历史文化特点，理清这些设计和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影响，进而对儒家礼学和中华礼教文明的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例如，《仪礼》有关三年之丧的设计和哭踊礼的设计，与当时反对这些礼仪制度的思想相比具有很强的保守色彩，它对个别地区个别族群中的古旧礼仪传统作了让步、迁就和妥协，但是与更加极端的巫术意味强烈的丧葬礼俗相比，《仪礼》所记丧葬礼制又表现出主动剥离野蛮、神秘的文化元素，积极追求礼制文明化的进步取向。儒家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态度都遵循中庸原则，其主导思想则是以族类意识和宗法观念为核心的族本主义价值观。凡是有利于维护宗族秩序和国家秩序，有利于提高宗族凝聚力和政治集权的礼制，儒家都会根据血缘亲情和血缘秩序的天然性给予理论上的证明。没有思想文化研究的视角，没有对儒家礼学和中华礼教的精神特质的关注，就会遗落《仪礼》包含的此类有关儒家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方面的极其重要的信息。

思想比较和文化比较的视角，可以将《仪礼》解读者的目光提升于大量琐屑的礼仪细节之上，可以赋予礼制考证以特殊的意义，从而使《仪礼》解读真正能够打通微观和宏观的视域，获得一种阅读其他经典难以得到的乐趣。

《仪礼》一书需要从礼书、礼制和礼学角度作全面的解读。礼书、礼制和礼学研究三层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礼制研究则是将前后两个层次连接起来的枢纽。礼书、礼制、礼学三者互求，举一可得其二，按此方法解读《仪礼》庶几可以减少片面认识，形成一种更有效的解释系统。

王国维曾对金文考释方法作如下概括：“苟考之史事、制度与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10］王国维强调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商周金文作立体式的研究，他倡导的这种研究方法对于研究先秦文献包括《仪礼》一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现在不妨套用这段名言对多角度多层面解读《仪礼》的方法作一小结：依据文字训诂，以知《仪礼》之文意；参考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相近学科，以明《仪礼》之礼制；比较思想文化异同，以通《仪礼》之礼学，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仪礼》之解读，一定会有新的重要的收获。

【注释】
 
［1］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中华书局2021年版。
［2］清代有关《仪礼》分节、绘图、释例方面的代表作有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张惠言：《仪礼图》，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凌廷堪：《礼经释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八，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8页。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通论》“论读《仪礼》重在释例，尤重在绘图……”条，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88-290页。
［4］黄侃：《礼学略说》，《黄侃国学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0页。
［5］黄侃：《礼学略说》，《黄侃国学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8页。
［6］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三虞”条、“卒哭他用刚日”条，反驳郑玄认为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刚日的说法，可以为例。中华书局2021年版，上册，第524-528页。
［7］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古俗新研》，载《汪宁生集》卷一，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
［8］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9］王国维解说玄酒的功用未必正确，却眼光独特，深具启发意义。
［10］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毛公鼎考释序》，《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

【作者简介】

胡新生，1961年生，山东沂南人，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8年2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7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史，侧重周代礼制、儒家礼学与先秦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著有《周代的礼制》《齐鲁思想文化史》等专著，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仪礼新探”“周代礼制发展史”及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多项。

【目录】

多角度多层面解读《仪礼》（代序）

一 《仪礼》对前代礼类文献的继承和超越

二 “经礼”“曲礼”之辨与《仪礼》书名的形成

三 汉代学者区分礼书“经”“记”的意识

—— 关于“《仪礼》又名《礼记》说”

四 汉简《仪礼》异文涉及的礼制问题

五 郑玄《仪礼注》中的反向解说

六 《仪礼》所见乡邑规模

七 礼书所记堂上两序的位置

八 关于“燕寝房室相通说”

九 主东客西惯例与内外之别

一〇 东周冠婚礼中的醴仪和醮仪

一一 士冠礼醴醮对比分析中的疑点

一二 郑玄读“醴”为“礼”之疏失

一三 释“昏礼下达”

一四 释“敢问女为谁氏”

一五 说“景”非盖头

一六 释“若则有常”

一七 说“昏礼不贺”“昏礼不用乐”

一八 饮酒礼坐兴通例

一九 乡饮酒礼核心仪式形成的历史层次

二〇 燕礼的君主私宴性质

二一 示意与致敬：《仪礼》所记转身规则

二二 大射何以名“仪”

二三 炫耀式外交招待及其功利考量

二四 《聘礼》所见使团规模与“君行师从”诸说

二五 左袒及其由来

二六 先秦儒家的治丧情结

二七 三年之丧发生的原始宗教背景与儒家的新诠释

二八 从《礼记·檀弓》看《士丧礼》的编定时代

二九 小敛之服十九称的象征意义

三〇 哭踊礼初探

三一 《士丧礼》舍弃的礼俗

三二 阴厌与阳厌：祭祖礼中飨神之仪的命名及其性质

三三 士虞礼之茅苴与死者渐化观念

三四 周旋与背行：《士虞礼》一段精彩的礼容描写

三五 释“以某妃配某氏”

三六 周人祭肺之礼与狩猎风俗

三七 美味留到最后：享用牲体次序与延迟满足的文化

三八 祝用髀：商周文化融合一例

三九 《有司彻》所见异姓助祭制度

四〇 《有司彻》所见祭肉分配方案

四一 男主狩猎女主采集的馀韵：周代礼仪中的性别分工

四二 说“鼎俎奇而笾豆偶”

四三 东周时期“某之某”人名类型的来源

四四 祭礼文献中的别名异称

四五 《仪礼》各篇的标目语

四六 义有广狭：礼书中几组容易误解的概念

四七 先秦秦汉时期华夏族即兴歌舞能力的变化

四八 儒家礼学三层次及其精神特质

四九 中华礼教的族本主义精神

后记

【后记】

“《仪礼》新探”2022年获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立项，这部书稿是该项目的结项成果。项目立项、结项过程中，匿名评审专家对书稿多有肯定和鼓励，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谢忱和敬意。

本人最初关注先秦礼书和礼制，深受杨宽先生《古史新探》一书的影响。书稿取名“新探”，不仅因为书中所论多属个人看法，带有探索性质，也是想借此表达对前辈学者的缅怀和对自己早年一段求学经历的纪念。

书稿中各篇文章的写作时间跨度颇大。《礼书所记堂上两序的位置》《东周冠婚礼中的醴仪和醮仪》两篇写于2008年夏，《释“若则有常”》和《义有广狭》的“坐与跪”一节写于2010年夏，其他大部分文章都是近几年写成。书中有些观点和提法虽经反复斟酌多次修改，但肯定还有不少未能发现或未能意识到的错误和偏差，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仪礼新探》的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资助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的领导刘军、代国玺、崔华杰、武绍卫等老师给予了很多照顾和帮助；商务印书馆鲍海燕女士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为联系出版和编校书稿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向诸位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胡新生

2025年8月于山东大学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