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思涵】道德判断抑或政治选择?———论《仲尼》在荀子“王霸之辨”中的理论效力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6-11-17 20:23:52

道德判断抑或政治选择?———论《仲尼》在荀子“王霸之辨”中的理论效力

作者:蔡思涵

来源:《管子学刊》2026年第3期



摘要:视“王霸之辨”为政治选择而非道德判断,是荀子政治哲学的重要特征。以此为理论标准,可以对《仲尼》在荀子“王霸之辨”中的理论效力提出质疑。《仲尼》与《王霸》《王制》等篇目在义理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一,《仲尼》以“言羞称乎五伯”为首出的道德判断,不合于荀子将“王霸之辨”视为政治选择的思想主旨,反而近于孟子的道德意识;其二,《仲尼》对桓公何以称霸的分析未能体现荀子对霸道的本质理解(“信立而霸”),反倒使桓公更接近于权谋之道。故《仲尼》不是了解荀子“王霸之辨”的核心文本。该主张不仅深化了荀子政治哲学研究,也为考察孟荀异同提供了新视角———真正使荀子有别于孟子之处不在于对王霸的评价,而在于切入“王霸之辨”的思维方式。


作者简介:蔡思涵(2001—),男,湖北十堰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荀子哲学。


引言


学界普遍认为,“王霸之辨”是荀子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但却对该议题存在不同理解。除了不同的解读立场外,导致该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荀子》有关“王霸之辨”的表述存在内在的张力,从不同的文本入手,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仲尼》“言羞称乎五伯”的相关论述向来被学者看重,俨然成为理解荀子“王霸之辨”的代表性文本,通常被视为“与孟子严格地尊王黜霸不同,荀子在尊王的同时仍能有限肯定霸道”的重要证据[1]。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仲尼》的许多表述与《荀子》其他篇目存在较大差异,故在真伪问题上存在严重争议。遗憾的是,学界尚未将《仲尼》的真伪问题与其在“王霸之辨”中的理论效力结合起来考察:《仲尼》与《王霸》《王制》等篇目的差异,究竟只是表述层面的出入,还是义理层面的分歧?正因忽视了这一问题,既有的“王霸之辨”研究在援引《仲尼》时便显得不够审慎。既然《仲尼》的真伪存在争议,且已有学者对该篇有关王霸的论述提出质疑,其理论效力便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我们认为,《仲尼》虽然难以被证明为伪作,但其“言羞称乎五伯”的道德判断,不合于荀子将“王霸之辨”视为政治选择的思想主旨,其对霸道的分析也不合于荀子王霸思想的要领,因此并非荀子“王霸之辨”的核心文本。为论证这一观点,本文首先回顾学界关于《仲尼》真伪问题的争议,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仲尼》在目前尚难以被判定为伪作。然后,转换对《仲尼》的提问方式,从义理疏解与概念分析的角度确立理解荀子“王霸之辨”的恰当方法,并凸显荀子“王霸之辨”的核心主张与特点,以此作为判断《仲尼》理论效力的标准。最后,在这一理论标准之下,通过重读《仲尼》文本,对其不合于荀子“王霸之辨”的思想主旨之处展开详细论证。


一、关于《仲尼》真伪问题的争议


学界对《仲尼》的真伪问题多有争议。《仲尼》在刘向本与杨倞本中的篇目次序相同,都属《荀子》第七篇[2]。一般认为,篇名“仲尼”取自篇首“仲尼之门人”中的前两字,并无实义。从文本上看,《仲尼》的内容并不复杂,前半篇论“王霸之辨”,后半篇论为臣事君之术,篇幅在《荀子》一书中仅称得上短论[3]。在刘向与杨倞那里,《仲尼》的真伪并未遭到质疑。即使杨倞以是否为荀子自著为标准,对刘向本的次序进行了“篇第移易”,将其视为非荀子自著的篇目移后,《仲尼》的次序也仍在改本中保持不变,可见杨倞并不怀疑《仲尼》非荀子自著。然而对该篇内容隐约的疑问,已被杨倞以自难的方式提出:


或曰:《荀子》非王道之书,其言驳杂,今此又言以术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于衰世,意在济时,故或论王道,或论霸道,或论强国,在时君所择,同归于治者也。若高言尧、舜,则道必不合,何以拯斯民于涂炭乎?故反经合义,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后,则亦尧、舜之道也。又荀卿门人多仕于大国,故戒以保身推贤之术,与《大雅》“既明且哲”岂云异哉![4]


提问者认为,《荀子》一书思想驳杂,《仲尼》又论以术事君,可见《荀子》并非儒家王道之书[5]。言下之意即《仲尼》论霸道与论术有近于法家者。但在杨倞看来,荀子为学“意在济世”,论政因时事而发,意在为君主提供不同的政治治理方案。如果仅言王道而不言霸道,则陈义过高,难以具有现实可行性。而荀子之所以专论“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是因为他的弟子多仕于大国(如一般认为的韩非、李斯事秦),故希望为弟子提供保身推贤的方法。杨倞在此同时为《仲尼》上、下篇的两部分内容作出了辩护,理由则围绕政治的现实考量而提出择道与择术的必要性。这种理解的确抓住了荀子以重建秩序为核心的问题意识,荀子也明确说过王、霸不同的治道应为“明主之所谨择”。但杨倞对《仲尼》论事君之术的辩护却缺少足够的依据,因为从荀子门人事大国并不能直接推论出荀子就是为此而论持宠处位之术。卢文弨便对杨注提出了疑问:“案推贤让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为固宠之术,亦不善于持说矣。注曲为之解,非是。”[6]推贤让能是人臣正道,并不等同于《仲尼》中的持宠之术。总的来看,杨倞并未直接触及《仲尼》的真伪或《仲尼》在义理上与《荀子》其他篇目是否一致等论题,而是以消解张力的方式对《仲尼》所论内容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但杨倞对《仲尼》论事君之术的辩护难以成立,为后世质疑《仲尼》文本的真伪留下了一道裂隙。


在近代学术的疑古辨伪风气下,郭沫若将《仲尼》的真伪问题显题化。他将《仲尼》的文本性质判定为“弟子杂录”,理由有二:第一,《荀子》思想以“礼”为核心,全书中不见“礼”的篇目唯《仲尼》与《宥坐》,又《宥坐》为“弟子杂录”已为定论,故《仲尼》亦当为“弟子杂录”;第二,《仲尼》论“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过于卑鄙与乡愿,不符合荀子思想主旨,故最好不要视其为荀子本人的论述[7]。郭沫若分别从《荀子》文本的核心概念与思想主旨方面提出质疑,其说在之后的荀子研究中具有一定影响。如张岱年便基于郭沫若的看法认为,“《仲尼》绝非荀子的著作”[8];东方朔也认为,“荀子论王霸最具理论说明效力的文献不在《仲尼》篇,而在《王霸》《王制》《强国》等篇”[9]。郭沫若对《仲尼》论术的质疑可以视作杨注卢校的进一步发挥,但与杨倞试图消解《仲尼》思想张力的做法不同,郭沫若以《仲尼》思想的驳杂来论证《仲尼》非荀子自著,将思想的驳杂直接关联文献的真伪。


在质疑《仲尼》文本真伪的学者中,张西堂的论证也值得重视[10]。他尖锐地提出:“《仲尼》这一篇与《戴记》、《外传》都没有关系,然而这一篇在《荀子》中恐怕是最不可信的一篇。”对《仲尼》上篇中的“言羞称乎五伯”,他提出,“荀子对于霸,虽不甚赞许,然而并不以五伯是诚可羞称的”,如《王霸》篇便“许五伯之信”,但在《仲尼》中,“差不多一样的笔调,一转而攻击他是‘诈信以胜矣’。不是‘信立而霸’了”。可见,“‘言羞称乎五伯’,说得太高了,与《王制》、《王霸》、《君道》不合”。关于下篇论术,张西堂认为,“又说得太低了,与其重礼义,恶佞态之思想又不合”,而将上下篇合在一起,“在本篇更觉不伦不类”,故“这一篇最好是不要认为真荀子文”[11]。张西堂对《仲尼》论术的质疑并无特别,其敏锐之处在于对“王霸之辨”的细致辨析:以《王制》《王霸》等篇目为依据,凸显《仲尼》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主旨的不一致,有力地论证了《仲尼》的可疑性。


当然,郭沫若等人的质疑并未使得《仲尼》从此失去学者的重视,学界仍不乏对《仲尼》真实性的支持者。在疑古之风逐渐消散后,许多关于荀子王霸思想的论著都默认了《仲尼》的真实性,将《仲尼》纳入考察视野中,甚至有学者以《仲尼》为核心来了解荀子的“王霸之辨”[12]。也有学者从正面回应了郭沫若、张西堂等人的质疑,试图论证《仲尼》为可靠的材料,如商聚德、廖名春、龙宇纯等。商聚德说:“尊崇王道,但也不完全否认霸道,只是霸道远远不及王道:这便是《仲尼》篇前半篇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正是荀子政治思想的基本主题之一……由此看来,《仲尼》前半篇应肯定是荀子的思想。”关于《仲尼》下半篇论事君之术的部分,商聚德认为,这“与其说是为臣子谋划,倒不如说是为君主着想更确切。尽管如此,也仍然谈不到什么‘妾妇之道’的问题”。他进一步详细对比了《仲尼》下半篇与《臣道》《不苟》等篇的内容,指出《仲尼》对事君之术的论述完全可以在《荀子》其他篇目中得到印证:“至于文中有没有‘礼’字,倒不是主要的,因为那不过是字面上形式的问题,就内容说,它们都是与荀子的‘礼’相符合的。”[13]


廖名春提出对《荀子》不同文本类型的判断,主张《荀子》一书由三类文本构成,分别是荀子本人的著述、记载荀子言行的著述和荀子及其弟子整理的一些材料。“但不管哪一类,它们都不存在‘伪’的问题。”在这样的分类下,《仲尼》属于弟子对荀子言行的记录,“系由荀子两段主题各异的文章或讲话编纂而成”。关于《仲尼》论王霸的部分,廖名春将其主旨解释为“霸道虽有可取之处,但远远不及王道”,这是“荀子政治思想的基调之一……不可能为伪”[14]。而关于《仲尼》下半篇论事君之术的部分,廖名春在商聚德的基础上进一步列举了《仲尼》合于《荀子》其他篇目思想的文本依据,指出虽然《仲尼》未出现一“礼”字,但其论述“无一不贯穿礼的精神、礼的原则,无一不是臣事君之礼的具体化”,“断定它为伪作是难以成立的”[15]。龙宇纯则针对性地反驳了张西堂对《仲尼》的质疑,认为《仲尼》言“诈心以胜”是在外交方面,《王霸》言“信立而霸”则是在内政方面,两者并无冲突。关于事君之术,龙宇纯同意杨倞的判断,认为这部分是弟子对荀子答门人出仕之问的记录[16]。


基于学界围绕《仲尼》真伪问题展开的争论,并结合古书成书的“家法”原则,本文同意廖名春对《荀子》不同篇目文本类型的分类,认为在没有新证据的前提下,最好不要认同《仲尼》为伪作的激进结论[17]。但这并不意味着《仲尼》的相关论述就能被视为荀子“王霸之辨”的核心文本,《仲尼》斥五伯“诈心以胜”与《王霸》许五伯“信立而霸” “信乎天下”存在明显的矛盾。既然“信”并不仅是霸道的内政原则,同时也是适用于“天下”的普遍性原则,那么龙宇纯对张西堂的反驳便不能成立。对《仲尼》文本中的可疑之处,仍不能轻易放过。作为荀子“王霸之辨”的专题研究,本文尝试转换对《仲尼》的提问方式:从“《仲尼》是否为伪作”转换为“《仲尼》是否为了解荀子王霸思想的可靠材料、核心文本”,暂时抛开对真伪的考证,而是把问题聚焦到哲学义理的分析上,将《王霸》《王制》等篇目与《仲尼》进行对比,以义理疏解与概念分析的方式来评估《仲尼》在“王霸之辨”中的理论效力[18]。


二、荀子“王霸之辨”:政治选择而非道德判断


对《仲尼》论王霸进行哲学义理的分析,需要梳理《仲尼》的文本内容与行文逻辑,考察其使用的关键概念,揭示其对“王霸之辨”的理论主张与思维方式,比较其与《荀子》“王霸之辨”的基本思想是否存在矛盾[19]。如若存在,便能通过分析矛盾来将《仲尼》排除在荀子“王霸之辨”的核心文本之外,也能由此反观荀子“王霸之辨”的特点。进行这样的分析,最为直接、简明的方式是确立理解荀子“王霸之辨”的恰当方法,并凸显出独属于荀子“王霸之辨”的核心主张,以此作为判别《仲尼》的理论标准。


何为理解荀子“王霸之辨”的恰当方法?这并不是一个自明的问题。一般而言,在把握荀子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以荀解荀”不失为恰当的方法,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却很少采取该进路。东方朔指出,“当前学界最常见的诠释方法即是以孟子道德上的‘义利之辩’作为理解孟、荀‘王霸之辩’的方法论基础”,“这种看法在一开始就错会了荀子对‘王霸之辨’的理解”[20]。东方朔将孟荀之异在“王霸之辨”中的体现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王霸之辨”在孟子是道德命题,在荀子则是政治命题;第二,孟荀虽然共同致力于重建秩序,但对实现秩序的方式有不同理解,孟子以道德判断来区分不同的政治治理形态,荀子则从不同的政治治理形态来观察它们的道德特点;第三,“义”在孟荀那里有不同的意义,孟子“义利之辨”之“义”重在内在的道德动机,荀子“义立而霸”之“义”则重在客观的政治原则;第四,孟子是以道德来说政治,荀子是以政治来说道德,这是孟荀思维方式上的显著差异[21]。


就理解荀子“王霸之辨”的恰当方法而言,东方朔的主张不仅扭转了“以孟解荀”的研究方式,更明确了政治选择之于荀子“王霸之辨”的首要意义[22]。孟子将道德动机视为理想政治的基础,王与霸的本质区别不在现实的治理效果,而在政治行为的不同动机[23]。但荀子认为“人之性恶”,人性中不存在实现良好政治的规范性基础,孟子“举斯心加诸彼”的想法既错认了人性,也模糊了道德与政治的不同畛域,故“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24],难以承担起重建政治秩序的重任。与孟子不同,荀子认为唯有通过圣王的政治权力才能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25]在这种理解之下,荀子由政治的进路切入“王霸之辨”,强调“国”与“人主”作为“利用”与“利势”的政治地位与政治功能,进而考察建立不同政治治理形态所需的政治准则,从而为君主提供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政治治理方案。


就“王霸之辨”的核心内容而言,荀子曰“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26],不同的治理原则对应于不同的政治治理形态[27]。作为王霸的不同治理原则,“义”与“信”体现的不是评价义,而是描述义。荀子不是先评价王霸在道德地位上的高下,而是从描述的意义上分析不同治理原则导致的不同治理效果,并由此观察其所呈现的不同道德特点。在荀子思想中,“义”与“信”的首要意义不是道德品质上的仁德与信德,而是政治治理所需要的原则。以“义”立国,能实现“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此即为王道;以“信”立国,能发挥“存亡继绝”的重要功能,即使是“僻陋之国”也能“威动天下,强殆中国”[28],此即为霸道。就“义”的内容而言,《议兵》载“义者,循理”;《大略》载“义,理也”[29]。荀子以“理”来定义“义”,“此理可以理解为道理、原理、义理、条理、公理等”[30]。其中,荀子尤重“公”“理”“义”,并提出“公义”的概念,如荀子曰:“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31]“公”具有公共、公众的含义,黄俊杰说:“荀子显然是在政治的意义下使用‘公义’一词,这一点与孔孟在个人修身问题(宜也,我也)的脉络下来谈‘义’,是有相当的不同。”[32]东方朔也提出:“荀子主要是着眼于以政治学的含义来说明‘义’的,‘义’所包含的道理、公义和限禁等是建立政治治理形态的原则、标准,此原则、标准本身又足以致善。”[33]可见,孟荀虽然同许王道以“义”,但孟子讲“义利之辩”,荀子讲“义立而王”,两者对“义”的理解存在性质上的差异,故不能认为孟荀对王道的理解并无二致。孟子的“义”基于内在的四端之心,首出的意义是道德的;荀子的“义”是处理公众利益的原则,首出的意义是政治的,二者不能混同。同时在荀子看来,霸道之“信”也不是指内在的道德品质,而是因依托于具有客观形式的“政令”“约结”,而成为有“约因”的“信”。下文将结合《仲尼》文本,对霸道之“信”展开具体分析。


王与霸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法”上,也体现在实行“法”的“人”上。荀子曰:“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34]实行“法”的“人”就是政治人才,他们对实现政治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35]荀子同时对人才的类型进行了区分,“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36]。根据这些人才标准,荀子对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如太公、周公属于大忠的圣臣,故姬周用太公、周公而王;管仲属于次忠的功臣,故桓公用管仲而霸。此外,荀子还对王与霸所施行的具体治理措施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不烦赘引。


在荀子对“王霸之辨”的分析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注重类型学(typology)的考察。关于资源的利用,荀子言“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关于外交关系,荀子言“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关于治理形态,荀子言“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关于君主,荀子言“圣君”“中君”“暴君”;关于臣子,荀子言“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关于臣子的品质,荀子言“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37]。这些分类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比如对实现霸道而言,需要满足立信、中君、次忠之臣、与诸侯为友等多方面的条件,不同的种类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可见,荀子在“王霸之辨”上展现出系统的眼光,对不同政治治理形态的具体内容作出了多层次的区分,为诸侯发展不同的治理形态提供了不同的“路线图”[38]。究竟是行王道还是行霸道,抑或因权谋之道而亡国,当为“明主之所谨择”[39],这即是杨倞所谓各种治理形态“在时君所择,同于治者也”。较之于孟子的“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40],荀子对王道与霸道何以立国的分析无疑更具有系统性与复杂性。从原因上看,这与荀子从政治来讲道德的思维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荀子并不是从道德判断的角度切入“王霸之辨”,而是以政治学的方式分析不同的治国方式需要满足的条件,为不同层次的君主提供不同的政治选择方案。


三、《仲尼》:从道德判断来理解“王霸之辨”


既然荀子通过以政治来讲道德的方式处理“王霸之辨”,那么《仲尼》是否符合荀子的思维方式及核心主张呢?通过分析《仲尼》文本,我们能清晰地回答这一问题。《仲尼》开篇曰:


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汏也,彼固曷足


称乎大君子之门哉![41]此处“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问题最多,值得认真对待。冢田虎指出,此句“与孟子所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同意焉。然仲尼犹称齐桓、晋文、秦穆等者,往往有焉,而门人小子宁可谓羞称之乎?且至乎齐桓,乃盛称其九合一匡之功,何以为羞称也!”[42]就《论语》中的材料而言,孔子显然并非“羞称乎五伯”,反而对管仲有“如其仁”的赞美。尽管历来对如何理解“如其仁”有许多争议,但孔子称许五霸功业是没有疑义的。在《荀子》中,“羞称乎五伯”的表述仅见于《仲尼》。在其他讨论“王霸之辨”的篇目如《王霸》《王制》中,荀子虽然主张霸道不如王道,仍对霸道的作用与内容做出许多正面的分析。但在孟子,由于其对“王霸之辨”的理解重在考察君主不同的道德动机,因此提出了许多羞称五霸的说法,如孟子在面对齐宣王“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的疑问时回答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43]这显然没有完整呈现孔子对霸道的评价,而是带有孟子本人“尊王黜霸”的鲜明用意。在回答公孙丑“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时,孟子则不屑地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44]。面对君主的政治期待时,孟子的做法是“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45],闭口不谈五霸的功业。可见,《仲尼》开篇“言羞称乎五伯”的表述有异于孔荀,反倒接近于孟子的思路。


《仲尼》与孟子的相似性不仅体现在表述的形式上,更体现在看待“王霸之辨”的思维方式上。如上文所指出,“王霸之辨”在孟子那里表现为道德命题,是道德上的义利之辩在政治领域的逻辑延伸。《仲尼》“言羞称乎五伯”的“羞”字正是与之相似的体现。仲尼门下,即使是小孩子也羞于讨论五霸,这种之于霸道的羞耻感与惭愧感将作出判断的道德意识和盘托出。“羞”是孟子道德哲学的重要概念。孟子将“羞恶之心”视为四端之一的“义之端”,甚至直接将“羞恶之心”的本质确认为“义”,可见“羞”与孟子的义利之辩具有紧密且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义利之辩得以可能的人性论基础。在近于孟子式道德意识的视角下,《仲尼》对五霸作出了“彼诚可羞称也”的道德判断,并细数桓公的种种罪恶,对桓公作出了极为负面的道德评价。由此可看出,《仲尼》对“王霸之辨”的讨论是以道德判断、道德意识为引领的,首要关注的不是桓公在政治治理上的措施与功绩,而是桓公在道德行为上的种种不当。同时,“竖子”这一意象也值得关注。《荀子》一书极少使用孩童的意象,“孩”“童”“孺子”均不见于《荀子》,而“竖子”也仅出现在《仲尼》与《宥坐》中[46]。这种意象的选择可能与荀子的性恶论有关。在荀子看来,孩童必须在礼义师法的指导下,经过化性起伪的学习与积累过程,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故荀子在道德哲学的论证中并没有把孩童视为一个正面的意象[47]。但在孟子那里,情况却恰恰相反,孩童是一个富有道德意涵的意象。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48],将孩童对父母表现出的感情作为良知良能的确证。《仲尼》曰“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固然有突出五霸“诚可羞称”的用意,但未尝不可说这种意象选择更近于孟子而非荀子。由于生活阅历与认知能力有限,小孩子往往难以理解复杂的政治问题,而更可能接受在形式上相对简明的道德判断(出于义或出于利)。因此,小孩子在看待五霸时,难以从政治选择的视角衡量王道与霸道的不同治理形态,更可能只是出于道德判断,稚嫩地批评五霸。基于对“羞”与“竖子”的分析,并联系荀子与孟子在“王霸之辨”上的不同思维方式,我们有理由认为:《仲尼》有异于荀子将王道与霸道视为政治选择的做法,更接近孟子在“王霸之辨”上的道德判断。


在王霸问题上,《仲尼》与荀子思维方式和核心主张的不相契合,在下文还有进一步的体现。《仲尼》曰:


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


非幸也,数也。[49]学者通常认为,这段文本体现了荀子能正视桓公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原因,表现出荀子一定程度上对霸道的肯定。如韦政通说:“荀子知其小,复能识其大,紧接上文一转就称美桓公。”[50]的确,这段文本称赞桓公有“天下之大节”“天下之大知” “天下之大决”,在任用管仲方面展现了十足的政治魄力,使得齐国的贵贱长少都秩序井然地顺从桓公、尊敬管仲。从此可以看出,桓公称霸的关键原因有二:有识别人才的能力,从而能坚决地任用管仲;又能恰当地处理好管仲与臣子、富人、贵贱长少的关系,从而减少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除了这两点之外,再一个隐含的原因是管仲有卓越的政治治理才能,“足以托国”。由此,《仲尼》得出了桓公之霸“非幸也,数也”的结论。这貌似十分符合荀子从政治角度看待霸道的思路。然而,如果仔细对比《仲尼》与《荀子》其他篇目的表述,就可以发现《仲尼》对霸道的分析并不得荀子思想的要领。


首先,从切入问题的方式上看,《仲尼》以道德判断为引领,其对桓公霸业的分析是在“尊王黜霸”的道德语境中拖带而出的。因此在《仲尼》中,霸道虽然得到了有限度的肯定,却并没有被视为一种体系化的政治治理方式。这异于荀子从政治选择的角度切入“王霸之辨”,对王、霸、权谋所作出的类型学考察。其次,这种差异还体现在对桓公的具体分析之中。关于何为“大节”,荀子有言曰:“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51]可见,“大节”包括“平政爱民”“隆礼敬士”“尚贤使能”三个方面。而在《仲尼》的描述中,桓公做到的只有任用管仲,这最多只能符合“尚贤使能”,尚不及“平政爱民”与“隆礼敬士”,故《仲尼》说桓公有“大节”是一种不太准确的说法。同时,“数也,非幸也”也出现在《议兵》与《强国》对秦国的评价中,如《强国》对秦国霸道之“数”的分析涉及地形、风俗、官府、朝廷等多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深刻。相比之下,《仲尼》对“数”的分析则较为简略,只是粗略地指出桓公对管仲的重视,却不涉及更加广泛的施政措施。可见,其没能恰当且全面地展现荀子对霸道的理解,也没有对实现霸道所需要的条件作出有层次的区分。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仲尼》对桓公的描述不仅没有满足“大节”的三个方面,更没有满足实现霸道的关键条件———“信立而霸”。上文已经指出,《仲尼》对桓公何以称霸的分析聚焦在管仲身上,这既满足了“用功臣者强”的条件,也符合荀子对桓公“知一政于管仲”的评价,可见桓公在任用人才方面的确具有称霸的条件。然而,在荀子对霸道的描述中,最典型、最重要的特征莫过于“信立而霸”,这具体又表现为“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齿刍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52]。这些论述远远超出任用某个卓越人才的范围,而是围绕如何立“信”铺陈了为政使民的各个环节,讲述了如何运用建立于“政令”“约结”之上的“信”来获得臣子与百姓的信任,从而凝聚全国的军事力量。但在《仲尼》中,桓公的施政措施仅被描述为任用、推崇管仲,并给予管仲高官厚禄,从而使得臣子因忌惮管仲的权势而尊敬他。在达成秩序所需满足的条件中,荀子固然重视权势的重要作用,但仅凭权势并不能达到建立霸道所需要的“信”。《王霸》谓“国一綦明,与国信之”,李涤生释之曰:“言国人皆齐一于信,外交政策又明白不欺,故盟国信赖他。”[53]这种基于“信”而达成的上下齐一,并不完全等同于基于权力而形成的“支配—服从”关系。因此,前引《仲尼》中的“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并不等于《王霸》中的“信乎天下”与“上下相信”。也就是说,《仲尼》虽言桓公有“天下之大节”,但其刻画的桓公并未做到“信立而霸”,亦即不满足能实现霸道的关键条件。


《仲尼》中的桓公不仅未能做到“信立而霸”,甚至走向了“信”的反面。这体现在《仲尼》对桓公进一步的批评中:


然而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54]


如前引张西堂言,“诈心以胜”并不符合荀子对霸道的评价。荀子曰:“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立而亡。”[55]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治理形态,霸道赖以建立的根本原则便是“信”。东方朔指出,就荀子在儒学思想史上的贡献而言,他讲的“信”表现出“约因”的特点。所谓“约因”(consideration),本是西方法律中的术语,在此即指具有客观性的依凭标准。在近似的意义上,荀子讲的“政令”“结约”正是“约因”的体现。在荀子看来,“一个人的‘信’或‘诚信’,不再只是个人的主观道德的承诺,或仅有个人主观道德上的‘信’的承诺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具体的条文如‘政令’‘结约’之类的作依凭标准来判断其行为是否诚信”[56]。有“约因”的“信”不再是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这种道德上的“信”在政治领域往往难以复按———而是因依托于法律条文而获得了客观、成文的形式,故对订立的各方有更强的约束与强制作用。“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57]如果“政令”“约结”已经公布,那么即使它们会导致利益上的损失,也不能朝令夕改,肆意毁约。“政令”涉及的对象是“其民”,适用范围是国家内部。“约结”涉及的对象则是“其与”,适用范围是外交领域,意即不能失信于盟国、友邦。综合两方面来看,霸道不仅要取信于民,也要取信于诸侯。正如上文指出,荀子言霸道之“信”,不仅是作为内政的原则,同时也需要“信其友敌之道”“信乎天下”[58],将“信”同时作为内政与外交的重要原则。而与“信立而霸”相反,“诈”在《王霸》中则被视为权谋之道的特点:“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59]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仲尼》斥责桓公以“诈”的表述中,桓公之政更接近权谋之道,而不是霸道。上引《仲尼》接着说“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亦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判断特征。“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在表述上接近孟子所谓“以力假仁者霸”[60],《仲尼》批评桓公以外在行为的让来掩饰内在的争心,这是从道德动机的角度审视桓公,“小人”与“君子”的区分更带有强烈的价值对比色彩与道德评价意义。这有别于《王霸》《王制》等篇目从政治治理行为及其效果来看待王霸的视角。关于桓公,《仲尼》突出的是基于道德判断的“诈”,而《王霸》表彰的却是政治“约因”意义上的“信”,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


从文本整体结构上看,《仲尼》基于道德判断论述王霸亦可得到证明。《仲尼》论霸道共计三段,首段以仲尼之门人“言羞称乎五伯”为始,细数桓公“险污淫汏”恶行;次段则下转语,分析桓公“若是而不亡,乃霸”的原因,得出桓公之霸“非幸也,数也”的结论;第三段再次回到对桓公的批评,指出桓公虽有霸业,但依然是“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可见,《仲尼》虽有对桓公何以称霸的正面分析,其论述重心仍在于对桓公霸业的批评,不仅以“羞称五伯”的道德判断开篇,也以对霸道的道德批判收束讨论。相比之下,《王霸》对“王霸之辨”的论述由“国”与“人主”的政治地位与政治功能切入,进而考察如何“用国”的不同政治治理方案。论述策略各异,鲜明地凸显了《仲尼》与《王霸》等篇目的义理差异。


总的来说,《仲尼》对霸道的论述在以下两大方面不合于荀子“王霸之辨”基本思想:第一,在切入“王霸之辨”的思维方式上,《仲尼》以道德判断为引领,不合于荀子从政治来讲道德、视“王霸之辨”为政治选择的主张;第二,基于道德判断的思维方式,《仲尼》对桓公霸道的具体评价亦不得荀子思想要领,对桓公何以称霸的分析不仅不满足“信立而霸”的关键条件,反倒使桓公接近权谋之道。在分析方法上,本文采用了义理疏解与概念分析的方式,在把握荀子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深入揭示出独属于荀子“王霸之辨”的思想精髓,更加清晰地呈现《仲尼》与《荀子》其他文本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方法基于思想的内部理解,在判定理论效力方面具有除文献学考察之外的优势。


余论


究竟该如何理解《仲尼》与荀子“王霸之辨”主旨之间的差异?金渡镒曾对这一问题提出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可以把它看作荀子的思想在评价霸道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体系。第二,可以突出荀子对霸道的肯定评价,把它理解为荀子的最终立场。上面讨论过的多数既有认识都采取了这个方式,即认为荀子对霸道的道德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认可。第三,通过突出荀子对霸道的消极评价,可以理解他最后采取的立场。也就是说,荀子虽然分析霸道的积极面向,但他绝对没有在道德上认可霸道。[61]第一种解释方案未尽“了解之同情”之意,预设了荀子思想的非融贯性。此外,学者亦很难提出荀子思想在王霸问题上存在历时性发展的确凿证据,故本文不采取这种解释[62]。而第二、三种解释固然存在结论上的不一致,但都是通过道德判断的视角来看待“王霸之辨”,不符合荀子将“王霸之辨”视为政治选择的思维方式,故本文亦不采取这两种解释。经过上文的讨论,本文欲在金渡镒的方案之外提出两种新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本文的最终结论。第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仲尼》作为杂篇,可能是荀子弟子对荀子言论的记录,其中掺杂了弟子本人的理解。而由于弟子在传习过程中并没有准确地消化、理解荀子“王霸之辨”的核心思想,故其对王霸的讨论以道德判断为首出,混杂了孟子的思想,不尽合于荀子独特的思维方式,亦未能体现荀子分析霸道之为政治治理形态的思想要领。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关于《仲尼》在“王霸之辨”上的理解,荀子可能是在某种特殊的脉络中,针对某种特殊的问题提出的,故没有呈现出自己对于“王霸之辨”的本质判断,反而展露出与孟子相似的道德意识。但无论是哪种解释,都意味着《仲尼》虽然难以直接被判定为伪作,但也不能被视为荀子“王霸之辨”的核心文本,否则难以凸显荀子之于“王霸之辨”的思想史贡献。在讨论荀子的“王霸之辨”时,《仲尼》应当居于次要的位置,最多只能把《仲尼》当作辅助理解的材料,不能过高地估计它的意义。


重新评估《仲尼》在荀子“王霸之辨”中的理论效力,不仅能够深化对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解,也能为讨论孟荀之异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实际上,孟荀在“王霸之辨”上的根本差别并不在于如下之论,“与孟子严格地尊王黜霸不同,荀子在尊王的同时仍能有限肯定霸道”。这种模糊的说法既不能清晰地界定孟荀之异,更不能深入揭示荀子在王霸问题上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贡献[63]。许多学者已经指明,孟子并非不能正视霸道的现实功业,而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肯定霸道的相对价值。如李明辉认为,“孟子仍可接纳功利原则作为衍生的道德原则”,“孟子在政治哲学中严王霸之辨并无碍于他在历史思考中承认霸者的相对价值与地位”[64]。由此可见,在现实功业层面有限度地肯定霸道并不独属于荀子思想,孟子思想也允许作出这种理解。这意味着仅关注对王霸的评价并不能从本质上揭示孟荀之异,更为关键的是进一步追问:孟荀究竟是出于何种理由、在何种思维方式下作出的这些评价。而正如本文反复申说的,孟荀在看待“王霸之辨”的思维方式上有着根本的差别,孟子以道德来讲政治,荀子则由政治来讲道德。如果不了解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别,便缺少理解孟荀之异的宏观理论视野,仅拘泥于比较两者论述的细节,却无法作出符合两人思想系统的恰当解释。通过这种分析,本文将《仲尼》排除在荀子“王霸之辨”的核心文本之外。这一工作始于对荀子思维方式的把握,途经与孟子思想的对比,终点则是更加清晰地呈现了《仲尼》与荀子思想的不相契合之处。真正使荀子有别于孟子的不仅在于对王霸的评价,更在于切入“王霸之辨”的思维方式。将“王霸之辨”视为不同的政治选择,才是荀子王霸思想的真正意旨所在[65]。


专家点评


本文观点鲜明,问题意识明确,论证也比较有逻辑性,其论证的逻辑前提也非常明确,即东方朔有关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问题时提出的四个原则,集中表现在:孟子以道德来说政治,荀子以政治来说道德。《仲尼》开篇就表现出“以道德来说政治”,而与荀子《王制》《王霸》两篇的“王霸论”思想倾向不合,在我们无法确切地给出荀子思想成熟期与非成熟期分判的条件下,且也无法断定《仲尼》篇真伪的条件下,只能说《仲尼》篇不是荀子王霸论的核心文献。文章的理论目标很小,但也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即我们如果要真正地理解荀子的“王霸论”,可以看轻《仲尼》篇的价值。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较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对于古典哲学家的现存文献,可以在某些论题上作出价值上的轻重判断。这是本文的引申义。


从论证的严密性看,本文还可以做三件事,其一,对《仲尼》篇的对话体形式予以足够的关注。“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一段文字,未必是荀子的观点,而是当时其他儒者的观点。因为,其他儒者认为齐桓无德无信应该迅速灭亡,而回答方的观点是“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故不会迅速灭亡。答者的观点可能才是荀子本人的观点。其二,即使《荀子》一书的文献难以从中分析出成熟期和非成熟期的思想,但不能否定荀子思想有成熟期与非成熟期的区别。思想史的经验和人类精神成长史的规律告诉我们,一个大思想家的思想并非一蹴而就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者如何从内证、旁证出发,分析出荀子思想某些方面不融贯的特征。其三,作者可以将东方朔的研究结论当作自己研究的前提条件,但也面临着一种风险,即这个前提条件如果不可靠,则本文的结论就很难成立。如果说孟子以人具有先天善性———四端之心作为仁政的理论前提,荀子以“人之情易流于恶”的自然倾向(简称人性恶)为理论前提,而提倡“化性起伪”、礼法并重的政治主张。这两种看起来相反的人性论,却均可以归入道德论的政治哲学起点。而荀子王道政治强调以仁义为政治起点的思想,也很难说不是以道德论政治的。


另外,本文用现代道德与政治二分的理论框架来处理先秦哲学文献中的政治哲学问题,是否妥当,亦可以反思。


(点评人:吴根友,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暨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 释
[1] 这种对荀子“王霸之辨”的理解常见于学界。如孔繁认为,荀子“虽然崇王黜霸,但是并不完全否定霸道”。韦政通认为,“孟子尊王黜霸,至荀子则王霸同尊。尊王止于理想,尊霸,则是尊一历史之事实;所以说在政治思想上,荀子称美桓公管仲之霸道实较空悬一价值观念之王道之孟子为切要典实也”。王瀛昉提出:“不少学者认为孟子更为理想主义而荀子更为现实主义———孟子‘尊王贱霸’,荀子则给予霸者以肯定的态度,尽管其较之王者仍有不小的差距。”参见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48页;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0页;王瀛昉:《徇仁以道与徇道以仁:孟子与荀子对霸者的理念差异》,《孔子研究》2022年第5期,第89页。
[2] 从版本学上看,不同版本的《仲尼》虽颇有异文,但在总体上并无大的文本出入,仅有些字词的不同,对理解此篇文义并无实质影响。故本文不把版本问题纳入讨论范围,所据文本采用通行的《荀子集解》。对《仲尼》异文的校勘,参见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9-100页。
[3] 关于《仲尼》的篇节与命名问题,钱穆曾提出不同的观点,但并没有被学界采用。他认为,“自前篇‘兼服天下之心’以下,皆本篇文字也。篇中杂论士君子圣人修身用世上下君臣之道,而综名之以仲尼,以见极也”。见钱穆:《荀子篇节考》,《求是学社社刊》1928年第1期,第19页。
[4]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1页。
[5] “其言驳杂”往往代表了学者对《仲尼》篇的印象,如梁启超曰:“本篇多杂论,无甚精彩。”吕思勉曰:“此篇言‘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羞称五霸’,与《春秋繁露·封膠西王篇》合。是今文家义也。夫董子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者也;而此篇下文论擅宠于万乘之国,而无后患之术,几于鄙夫之谈,亦可见《荀子》书之杂矣。”见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6页;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9页。
[6]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11页。
[7] 郭沫若:《历史编》(第二卷),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8-249页。
[8]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75页。
[9] 东方朔:《权威与秩序———荀子政治思想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第417页。
[10] 实际上,张西堂的《荀子真伪考》成文在抗战前,早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但影响却不如郭著大。学者在讨论《仲尼》真伪问题时常常关注郭沫若的观点,但缺少对张西堂观点的足够重视。
[11] 张西堂:《荀子真伪考》,台北:明文书局,1994年,第138、139、141页。
[12] 宋健:《“王霸之辨”的推进与异化:以〈荀子·仲尼〉为中心》,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5年,第192-203页。
[13] 商聚德:《〈荀子·仲尼〉篇作者问题辨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第24、25、26页。
[14] 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0、52页。
[15] 廖名春:《〈荀子〉新探》,第54页。
[16] 龙宇纯:《荀子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41-46页。
[17] 余嘉锡谓:“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见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页。关于《仲尼》的作者性质,下文将给出两种可能的解释方案。
[18] 需要指出的是,此前学者在讨论《仲尼》真伪问题时,使用的也并非以校勘、训诂、考证为主的狭义文献学方法,而是同样借重了义理分析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前人的研究方法仍有继承,但目的不在辨明《仲尼》是否为伪作,而有着更加明确的理论自觉。
[19] 本文旨在分析荀子的“王霸之辨”,故对《仲尼》下半篇论“事君之术”的内容不再展开讨论。
[20] 东方朔:《权威与秩序———荀子政治思想研究》,第370、371页。
[21] 东方朔:《权威与秩序———荀子政治思想研究》,第371-372页。
[22] 当然,将“王霸之辨”视为政治选择并不意味着荀子不讲道德,也并不是说道德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中没有相应的位置。依东方朔,荀子是“通过政治本身的规范性来说明其道德性”,政治与道德在荀子思想中存在第一序与第二序的地位差异。参见东方朔:《权威与秩序———荀子政治思想研究》,第383-384页。
[23] 李明辉:《孟子重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45-46页。
[24]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26页。
[25]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25页。
[26]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99页。
[27] 荀子虽然也在与王霸并称的形式上提出“权谋立”,但他认为以“权谋”立国必然导致国家的灭亡。因此,“权谋”在本质上不足以视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治理形态,而更多地是对君主的警示。
[28]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01、202页。
[29]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74、475页。
[30] 东方朔:《权威与秩序———荀子政治思想研究》,第399页。
[31]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6页。
[32] 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第146页。
[33] 东方朔:《权威与秩序———荀子政治思想研究》,第407页。
[34]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04页。
[35]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26页。
[36]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43、249页。
[37]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53、153、199、243、249页。
[38] “路线图”的比喻出自干春松:“荀子将不同层次的儒家进行分别,类似于给不同的诸侯提供了人才的路线图。他说聘用什么层次的儒生,依赖于国君的雄心。如果你只想保存国家,那么用俗儒就够了。如果要想国家得到发展,甚至平天下,那么就必须倚重雅儒和大儒。”干春松主要聚焦于荀子对不同儒生的分析,但这种考察方式也适用于本文关心的“王霸之辨”。见干春松:《差异与平等:荀子对儒家社会角色的义理疏解》,《中国文化》2023年春季号,第182页。
[39] 当然,不同的政治治理形态之间并非绝对对立。荀子在评价秦国霸道时指出,只要秦国做到“力术止,义术行”并“节威反文”,就能达成“兵不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的王道政治。可见,霸道也存在向王道转化的可能性。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93-296页。
[4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8页。
[41]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05页。
[42] 王天海:《荀子校释》,第237页。
[4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93页。
[4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1页。
[4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25页。
[46] 用郭沫若式的论证来说,既然出现“竖子”表述的《宥坐》是弟子杂录,那么另一处出现“竖子”表述的《仲尼》便很可能亦是弟子杂录。这为将《仲尼》判定为弟子所记荀子言论增添了一个旁证。
[47] 虽然荀子认为,“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但正如何艾克(Eric Hutton)所说,在荀子的思想中,“爱其类”与人性概念是兼容的,“爱其类”还不能谓之道德,故这与荀子的性恶论并不冲突。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62页;Eric Hutton, Does Xunzi Have a Consistent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n T. C. Kline Ⅲ and Philip J. Ivanhoe, eds., Virtue, Nature, 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p. 229-232。
[4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31页。
[49]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06-107页。
[50] 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第127页。
[51]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51页。
[52]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01-202页。
[53] 李涤生:《荀子集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第233页。
[54]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07页。对于这段文本中的“非本政教”,学界往往有不同的理解,由于本文的重心在于揭示《仲尼》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主旨不一致之处,故对这些枝节的问题不作展开分析。关于“非”,东方朔在比较不同注本后提出,杨倞“虽有……未尽”的解释最贴近荀子对霸道的认识。参见东方朔:《权威与秩序———荀子政治思想研究》,第416-418页。
[55]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99页。
[56] 东方朔:《权威与秩序———荀子政治思想研究》,第421页。
[57]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02页。
[58]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56、202页。
[59]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03页。
[6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8页。
[61] 金渡镒:《荀子是否容忍霸道?》,《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122页。
[62] 廖名春认为,《仲尼》篇是弟子对荀子言论的记录,且“《仲尼》篇的前半篇反映的可能是其在稷下的思想”。但这种历时性考察往往缺少足够的证据,因此并不足以成为荀子思想的确凿解释。陈乔见曾指出,真伪考辨与历时性考察在荀子人性论研究中具有局限性,这种批评也同样适用于对“王霸之辨”的理解。参见廖名春:《〈荀子〉各篇写作年代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第57页;陈乔见:《性恶、心伪与善治———荀子人性论的最大化一致解释》,《哲学研究》2024年第8期,第70页。
[63] 另一种对孟荀之异的常见理解是:孟子是理想主义者,荀子是现实主义者。金圣文(Kim Sungmoon)对这种说法的误导性作出详细的辨析。参见Kim Sungmoon, Between Good and Evil: Xunzi’s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Hegemonic Rule as Decent Governance,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Vol. 12(1), 2013, pp. 73-92。
[64] 李明辉:《孟子重探》,第53、59页。
[65] 本文讨论了荀子“王霸之辨”的方法与文本问题,尚为笔者相关研究的初步工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价荀子王霸思想,乃至以荀子为切入点反思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某些特点,从而深化我们对当下的理解,则留待此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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