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味、味觉与味道:贡华南回应干春松、唐文明、方旭东三教授
作者:干春松、唐文明、方旭东、贡华南
来源:《孔学堂》(中英文)2026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七年岁次丙午十月初六日壬辰
耶稣2026年11月14日
关于味道哲学专题的话
从追问中国哲学方法论开始,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哲学化”的双重关注使贡华南教授聚焦味觉、味道研究。2025年11月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哲学的味道”丛书是其20年哲学探索的核心成果。“中国哲学的味道”丛书一函三书,分别是《味道哲学》《味觉思想》《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其中《味道哲学》是三书的理论基石,是“味道哲学总纲”,也是新的哲学研究范式与新的哲学书写方式的初步尝试。《味觉思想》出版于2018年,《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出版于2025年8月,二书分别从纵向之哲学史与横向之哲学视域两方面拓展了《味道哲学》所敞开的理论空间。此外,同样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2015年)与《酒的精神》(2024年)则以“味道”为方法,对历史与现实中诸多活生生的经验与现象进行哲学分析,展现出味道哲学对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双重关怀。
在“中国哲学的味道”丛书中,“味道”不仅包含新的经验方式、思想方式与存在方式的探索,也包含着新的哲学言说方式、新的哲学主题的拓展。从味与味道出发的哲学思考也涉及当代哲学研究与哲学史书写的新的可能性。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日益自觉的背景下,回到味觉与味觉思想来探讨基于味与味道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等问题水到渠成。为回应以上理论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智慧研究院于2025年12月27日在上海共同举办了“中国哲学的味道”工作坊。杨国荣教授、吴根友教授等与会学者对“中国哲学的味道”所敞开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他们既肯定了这些著作对中国哲学新论题的开拓,以及味道哲学的系统呈现对当代哲学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其中所涉及的语词使用、对感官经验的具体论断,以及其中蕴含的思想倾向展开讨论、商榷、质疑、交锋。
学者们关注以味与味道书写哲学与哲学史的可能性、视觉与味觉的思想史位置、感官与心的关系等论题。这里与大家分享的是干春松、唐文明、方旭东三位教授对以上问题的评论以及贡华南教授的回应。味觉是人类永恒的母题,这些讨论使原本沉淀在生活与生命之中隐而未发的问题主题化,乃当代自主话语体系、自主理论体系的具体实践,对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建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编者

身体与味道
作者干春松,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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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华南教授研究味道哲学已经有20年了,我近来密集地学习了他的系列著作,不仅仅是“味道三书”(《味道哲学》《味觉思想》《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还有其他作品,包括刘梁剑教授等跟他的一些讨论。
我在2013年发表过两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杨国荣、陈少明、郭齐勇三位教授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写作方法,后来我又对当时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以后的中国哲学发展状况做了总结。当时我有两个概括:一个是内涵式发展,一个是外延式发展,前者指的是由于新材料的出现而形成的研究热度,后者则以陈少明教授、贡华南教授的研究为代表。陈少明教授有一个讲法叫“做中国哲学”,一开始还没有这个讲法,后来要选编一部关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书,这个主意源自我和他在康有为老家南海的一个讨论,这本书就叫《做中国哲学》。在“做中国哲学”的讲法下,陈少明教授现在有一系列成果,其论域已经远远超出当时对古雅、怀旧、怀古等问题的分析,包括了对王羲之《兰亭序》书法的研究以及一些更自觉的关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讨论,这些都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界比较受人关注的。贡华南教授对味道的研究同样属于中国哲学的外延式发展,其所讨论的主题与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论域有很大差别。这不仅是说研究的问题发生了变化,同样是说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从问题视域到问题方法,味道哲学的研究更加困难,也正因为更困难,贡华南教授为之历经近20年的奋斗。尽管今天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比如我和吴根友教授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但直接追随者的队伍目前还不够大。当然,我把自己归入味道哲学研究的一个旁支的追随者行列,这个问题下面会谈到。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贡华南教授对味道的研究,跟整个中国哲学乃至于跟世界哲学的一个重大转向密切相关,这一转向就是对身体问题的关切。就现代哲学中的身体问题而言,西方哲学有自身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对笛卡尔以来的理性至上思潮的一个反思,或者说对理性至上局限性的揭示,梅洛·庞蒂等身体哲学的研究进路皆是由之引出。我觉得与贡华南教授思路更接近的西方哲学家,可能还包括马克斯·舍勒等人,甚至可以上溯到叔本华、亚当·斯密这样的研究者。
回到外延式发展的话题上,陈少明教授与贡华南教授可以说分别代表了一种思路,大体可以概括为“怎么做”与“做什么”:陈少明教授“做中国哲学”的系列研究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做”,“怎么做”就是他对于我们进入中国哲学的问题的思考;贡华南教授的“味道三书”,似乎可以概括为“做什么”。“怎么做”与“做什么”有关,因为方法是围绕着问题的。陈少明教授在“怎么做”里面引入了很多认识方法的讨论,如怎么推理、怎么感受、怎么测量、怎么理解、怎么体会等,这些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与贡华南教授所讲的味道哲学是有关系的。相较之下在“做什么”这个层面,味道哲学的思路要更复杂一些。“做什么”的问题意味着我们要把对中国哲学特别重要的身体面向里的一个重要概念给梳理出来,这就是“味道”或者说“品味”。
一旦将视角聚焦到从身体的角度来体会“味”和“品味”这两个关键词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去理解“味”。“味道三书”给出了一个视角,即在视觉、听觉、味觉的对照中去理解“味”。近两年,我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感”,正是在“感”这个层面,我也是味道哲学研究的一个侧面追随者。不过,我研究“感”的出发点与贡华南教授有一些差别:我的目标是理解人类之间的共识是怎么形成的。人类的共识有很多方式可以形成,如通过教育、研讨等。共同的认识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获得一个客观性的了解,不同的人可以对某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但问题在于,我们怎么会有冲动去达到共同,或者说共识形成的起点是什么?我把这个问题放到“感”里面来理解。
在中国传统中,当我们去理解良知,去确认我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或者是确认道德感的产生时,我们会用“好好色”“恶恶臭”这些讲法,即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立马就会有一个反应。看见好看的颜色,我们立刻会喜欢,或者闻到一种味道,我们立刻会有相应的反应,这个是当下直给的体会。在认识事物的问题上,古人很明确地用属于身体感受的讲法来给出共识,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更牢靠,这样比用逻辑去证明,或者从教育去达成的那个共识要来得更直接。在味道哲学的思维结构中,“好好色”“恶恶臭”这样直接的身体感受似乎已经是两个维度了,“好好色”似乎属于视觉,“恶恶臭”似乎属于无距离的味觉。然而,无论是视觉、听觉、味觉,它们都不仅仅是身体感受,即使是“味”这个词,也只是常常被用作一个源于身体感受的隐喻性的概念。
“味”其实要还原到西文“taste”概念里面,韩潮老师的书评也谈到这个问题,从“taste”看,“味”包含了两方面:我们品尝到的味道与我们所认识的某一种格调。这两个“味”相关但又相对独立,我认为这是味道哲学接下来要着重去讨论的问题。比如,当我们说这个人有没有人味儿,或者说这个装修有没有品味,或者说你的衣装有没有品味的时候,我们在什么程度上借用那个“taste”就是直接用舌头来感觉的“味”,这将会引申出很多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做过研究,比如王国维在早年的哲学探索中写过关于“古雅”的文章,陈少明教授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中涉及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维度,就是嗜好。四川人爱吃辣,浙江人爱吃淡,有些人爱抽烟,有些人爱喝酒,这些嗜好和“味道”“品味”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换言之,如果你只是好吃,你就停留在舌尖上的味觉的体会层面,这与为了一件崇高的事情而形成一个很伟大的人格意义上的“味”,即上面谈到的“人味儿”或者“personality”这个词所道出的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味道哲学的体系中,味觉的“味”和品味的“味”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抑或是一个总的“味”下面有互相支撑着的两个“味”?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我没有像贡华南教授那样直接落在“味道”上,而是围绕着“感”进行讨论,其实是要往抽象的方向发展,这可能是受到舍勒的影响。具体来说,我更侧重于孟子讲到的人所具有的不忍人之心的那种“感”,讨论不忍人之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再去推论出我们认为人类共有的同情心。古人用“好好色”“恶恶臭”加以论证,但这样的论证方式放在今天很麻烦。当我们用味觉去把握对象的时候,或者说不通过名言概念、逻辑推理去直接把握对象的时候,这个把握的公共性问题如何确证?在现代学术语境下,我们不能再像孟子那个时代那样好像毫无争议地说良知良能就是公共性的东西,这在现在反而会变成一个特别个人化的东西。比如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恰好不能由此得出共同的感受。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已经讨论过。回到贡华南教授的研究,当我们用没有距离,亦即消解距离的方式去把握对象的时候,这种把握的公共性怎么确证?或者说当你建立起一种品位,它会不会成为我们所说的人格层级中的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举个例子,接触到各种酒的人能够品尝到各种酒的味道,但对于没钱买酒的人,他如何分享这样一种直接的感受?如果通过语言文字去把握对酒的认知,这样虽是有距离的,但反而容易实现。如果他由此达到了“common”的东西即共识的公共性的东西,这是否会比通过味道得到的更多?
最后是对贡华南教授研究的一些期盼。首先,视觉、听觉、味觉都属于身体,可能都有消解距离的一面,单纯用有距离、克服距离、没有距离来区分三者似乎还不够,至少在早期中国思维中的视觉很难说是距离性的。味道哲学刻画了从视觉到听觉再到味觉的中国思想史的脉络,这个脉络与传统所讨论的中国哲学发展线索是什么关系?且如果对“味”的重视是后起的,它是如何融入原有传统的,又是如何将一直都存在的“看”从传统中加以剥离的?其次,如果不将视觉、听觉、味觉加以如此细致的区分,而是将之归入身体与“感”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讨论之中,这是否可能?在这种整体性的讨论中,是否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味”的复杂性和诸感官之间的分别性?最后,我们到底如何理解味觉之“味”和从味觉之“味”抽离出来的品味之“味”的关系?当这样抽离出来的东西已经不再是那么没有距离感的“味”的时候,“味”是否会陷入味道哲学所要批评的“言辞”“形名”或者“名象”之类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还需要更仔细的分析,我特别希望“味道三书”拓展为“四书”“五书”的时候,这些问题能够有更丰富的讨论。因为贡华南教授的思想十分复杂,理解起来也很困难,这里所谈的是我的阅读体会和对他提出的一些疑问。这些疑问或许在其书中已有解答,但我仍想分享我阅读中的困惑之处。

感性神显与味道哲学
作者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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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华南教授的研究不同于一般哲学史研究,哲学意味很强,观点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且分析都很细致。通过这些细致的分析,他对中国思想的特质做了一个整体的全新理解。我觉得这是非常独特的,贡华南教授的“中国哲学的味道”丛书(包括《味道哲学》《味觉思想》《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三书,下称“味道三书”)是目前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极具前沿性的一项研究成果。“味道三书”从贡华南教授的核心看法拓展至书法、绘画等。但我觉得“味道三书”的核心,或者说最形而上层面、最关键的还是《味道哲学》,其核心概念就是味、感、象。他在这三个领域都有很深入的创见:
第一,感的问题。感应、感通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很受重视,包括港台文献都写过不少,但我觉得这些研究都没有贡华南教授写得深。过去的研究大多是把文献做一个梳理,没有深入的诠释。他的研究与西方认识论有很强的对照关系或色彩,所以我觉得他是创造了一种“感知论”,与西方的“理知论”不同。
第二,关联于“味觉”。西方的“理知论”始终关联于视觉。贡华南教授不仅比较了西方对“味觉”的贬义性看法,也正面阐发了中国古代文献对味觉的重视以及味觉和感知的紧密关系,并对味觉思维影响下的中国哲学的感知论作出了深入生动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感知论不同于一般认识论所讲的理性论,提出了一种中国独特的感性学说。受他启发,我认为在西方(感性论)也有萌芽,但没有阐发出来,原因在于西方思维还是更重视视觉。所以“味觉思维”是他的书的核心。
第三,以味觉收摄感知论来理解“象”。“象”也是中国哲学一个非常重要且需要很强哲学思考,绝非简单处理就可以的问题,比如王树人、张祥龙等教授就专门处理过“象”的问题。贡华南教授在书中有很深的见解,他基于“味觉思维”和“感知论”,对“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感觉的秩序何以是味觉优先而不是视觉优先”;第二个问题“何以感、如何感”,是关于“感”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如何理解象”,对于这三个问题,他的研究都有实质性的推进。
“广义认识论”是“味道三书”的优点,但也存在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我聚焦于《味道哲学》一书提出一些看法,该书是“味道三书”的基础。
第一,关于“味—性”。我感觉书中有时将“味”与“性”等同,但我认为把“味”看作“性”的一种呈现比较好。因为“性”就是“性”,“味”毕竟还是通过体味、玩味,在这样一个广义认识论维度存在,两者应做一个区分。我觉得《味道哲学》一书呈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关于“性”的问题,“味”与“性”的对应关系,二者要辨得更细。我觉得无论叫味道哲学,还是感通哲学,“性”都是一个核心语词。
第二,关于“感觉的秩序”。贡华南教授作了一个以“味”为核心的统一型式,在西方可能就是“视”。我受他的启发,有一个理解就是:是不是视、听、味在某种意义上都和“性”有关?因为“感”最后的根本是“心”,所以能不能稍微退一步,不是说“味”是一个感觉秩序的统摄,而是说所有感觉都和“心”“性”有关?而针对味觉的特殊性,他提出的优先性、统摄性,我把它稍微弱一点说,味觉的特殊性可能在于对“性”的某种品味,或者说是对“性”的直接呈现。在“象”上,视觉对应的“形”或者“相”,不是“性”的一个直接呈现,而是通过可见的方式,“象”也有可见的一面。音乐之“乐”可能是通过一种动态的方式展开,也不是指向“性”,音乐对应的更像是“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难说“听”在中国哲学上地位就比“味”低(苟东锋教授也有此意)。所以,是否可以稍微退一步,不一定确立某个感觉的统治地位,而是说,每一种感觉都与“性”有相关性,但相关的方式不一样,而最后这个“性”的呈现是需要通过“心”。这样的立论会比原来弱一点,但可能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因为“味觉”的“味”,和所谓“感”对应的“味”,是一个类比关系,不是直接等同。不能把“心”完全等同于味觉或者舌。心开窍于舌,但心同时也是耳目的主宰,所有的感觉最后都要通过心。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每一种感觉可能都很重要,而味觉有何独特性呢?就是味觉能更直接地呈现“性”,这样是否会更好?
第三,该书没有专章讨论“性”的问题。该书后面总讲到“理”,但没有专门讨论“性”。该书部分地方用的是“性是生成的”,有点类似王船山的“性日生日成论”,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但书中更多地方用的是“性是天生的”“天性”“自然”等,我认为这里是有张力的。在古代的世界观中,“性”首先是“本性”“自然”,是自身的目的。“日生日成”的说法要再审慎思考。可以说,万物之性的成就、显现,完全发挥出来需要人类的作用,但首先要认定“性”本身是天生的。如果强调是“日生日成”,用现代的说法,是说孩子甚至万物没有什么本性,所谓本性,不过是人为的结果。如此一来,整个理论系统都不成立,就是完全主观的东西。所以书中没有对这个作一个专章分析,我会觉得这让“味道哲学”显得不是那么实。但是书中后面很多地方也提到了“本性”,这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贡华南教授对味觉优先的感知分析,非常有新意、非常有价值。比如提出“进入事物要嚼”的交感分析,正好与希腊人“有距离地看/沉思”形成一个对照。可能希腊思想中也有类似的认知,但没有人去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很实在的分析,“进入事物”这个方向上的展开,对于理解“‘感知’到底为什么跟‘沉思’有区别,‘感知’和‘沉思’有什么区别”非常有帮助。贡华南教授说,人所感知的不是物的形式,而是“象”,他把“感”和“象”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有点“过快”。感所知的是“性”,“象”又能显“性”,所以我觉得应该围绕“性”,由此串联味与感、感与象、感与乐的多重关系,核心是“性”,而不能把“味”和“性”等同。这是我的一个整体看法。“道”也是一样。味为性之显,道为性之率(“率性之谓道”),故于味象、味道说,也表明“味”的优先性和独特性,“味”所以能够关联“象”、关联“道”,一个中介环节就是性。因为“味”是“性”的直接体会,所以讲“象”“道”都用“味”概括,或者用“味”作为一个功能类比,说明道有道味、象有象味、理有理味,这是视觉、形无法做到的。同时,他也区别直观与直觉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这也是以“性”为核心。
心为感(思)之官,而非舌。舌虽为心之窍,但感知的官能是心,而不是舌,其他感官也是由心主宰,“耳目是心之枢机”。也就是说,心与味独特的关联也在于“性”,心要呈现“性”。在这个意义上,书中讲“诸觉的感化”和孟子讲的先立乎其大者是一样的,也就是心的主宰作用,由心统摄视听言动。所以诸觉的感化并非统一于味觉,而是统一于心官之思,只是味觉在心所统摄的诸觉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如果这么理解的话,“心官之感化”的说法就不妥当,除非把“心官”理解为西方意义上的心官,才需要感化;如果是中国的“心之官则思”,本来就是感思,不需要感化。所以我觉得在味觉之上还要强调心的重要性。
我发现张载对贡华南教授的影响还蛮大的。其一是“性感说”:“性为感之体”。实际上,我们看张载的“大心”说,“德性之知”基本上强调心与性的关系,而这显然也是来自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所以张载的“性感说”,聚焦“性”与“感”的问题,也是凸显“性”的作用。这个“性”,不只是人之性,也有物性。
受贡华南教授研究启发,我发现在西方古代思想中也有类似“感思”的问题。祥龙老师就讲过,西方“theoria”最早不是“冷思”,而是“热思”。当然,他并未对此展开深入论证。我是结合海德格尔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五种知识的分析。第一种知识,即“nous”(努斯)所对应的知识,就是直觉知识、感应知识。我觉得这个“知”可能就是中国人讲的“感思”。海德格尔论述的后四种“知”,两个对应可变的事物,即“techne”(技艺知识)和“phronesis”(实践知识);还有一个推动性的知识,“episteme”(理论知识);最后是“sophia”(理论智慧),对应所谓沉思的对象。后面的四种“知”都是从第一种“知”衍生出来,也就是说其他四种“知”都以直觉之知“nous”(努斯)为基础。只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贡华南教授这般展开论述,而是把重点放在后面(的知)。我现在觉得有一个解读,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努斯之知/直觉之知”便对应中国人的“感知”。
另一个理解就是,此种“感知”,在现代美学诞生之前——贡华南教授是“反美学”的,大概是美学往往和以人类视角为中心联系在一起——在鲍姆嘉通之前,有一种“审美的认识论”,把审美和认知联系起来,认为审美是一种致知。这个“审美”其实是翻译的问题,“Ästhetik”本来指感性,就是一种“感性认识论”。而这个“感性”不同于康德的“先天直观”——时空——由纯粹直观到杂多,然后再到想象力,它实际上是一种有着直觉的知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感思”是否类似西方“审美认识论”中的这个“思”?它是带有认知形态的,有知识的维度,而又落实在感性上的东西,又不是后来康德讲的“感性”。
若这一解读能够成立,把亚里士多德宇宙论观念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事物最重要的不是形式,也不是质料,而是目的。贡华南教授也讨论到亚里士多德,也提到目的,但更多还是把他和柏拉图看作一类,归为“形质论”,形式是目的。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比形式重要,但目的和形式是统一的。如果是这样,感知是一种对目的的感知,换句话说,感知是通过形式和质料而对目的的感知。这个目的就是我讲的“性”。贡华南教授说,“象”是形式和质料的统一,我觉得把目的因素考虑进来更合适。我认为贡华南教授对目的因的重视不够,更多是落在“形”和“象”的关联上。关于“象”,贡华南教授的思路对我非常有启发,基于“味”讲“感”,又基于“感”讲“象”,如果逻辑通顺,按我前面的分析,“味”之所以重要与“性”有关,那么“象”也应该和“性”有关。我通过贡华南教授的解读得出的思路:应该把“象”解读为目的通过形式呈现,或者说以某种形式来呈现目的就是“象”。“象”当然关联形式,所以它也和质料有关,但最重要的,或者说跟贡华南教授重视的“感”相关的,不是形式和质料,而是目的。
其二,贡华南教授对“象”作的解释也受张载影响。他援引张载的说法:“幽明所以存乎象。”关于这点,他把“幽明”看作一介,但我觉得“幽明”是两介。“象”应当是“明以显幽”,“象”是“明”,能呈现某种“幽”,就像我们说“味”能呈现“性”,但它仍是两层。“幽明”这一结构使贡华南教授的思路突破了简单的认识论思路,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层次,可以说是以广义认识论为进路,但最后的目标还是讲形而上的问题。但是他中间讲到“幽”的时候,又把“幽暗意识”引进来,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因为张灏讲“幽暗意识”指向的是“恶”,“幽明”的“幽”是所谓“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幽”才是最永恒的东西,所以不是“性恶”的问题。
总体而言,我觉得贡华南教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给我很多启发。如果要做一个总体性批评,我认为其研究比较重视中西之异,而对古今之别的观照不够全面。比如我前面讲到亚里士多德目的论在他这里没有特别的呈现,对中国的“性”也没有专门的分析。尽管此书有一章关于现代的部分,有对现代科学世界观的批判,但没有正面去讲古代世界观里“性”或者“目的”的思维。或许是源于广义认识论进路不会直接讲“天”。当然,这只是个猜测。我觉得如果换一个视角,或者把相关的讨论引入加以补充,比如古代自然问题,贡华南教授讲古代西方自然时引用了方东美的一个概括,这个概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悖论。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缺陷,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此外,我仍然觉得贡华南教授最终的展开仍不够充分。他在第三章最后的长注援引了一段话:“故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故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则景星见,黄龙下,祥凤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溶波。”这么好的一段话,他说这是无稽虚妄之谈。然则,谈感应、谈“感”的问题、谈“味”的问题,最后不达“天人感应”,总是未达一界。

一切从感觉开始
作者方旭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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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祝贺贡华南教授出版“中国哲学的味道”丛书(包括《味道哲学》《味觉思想》《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贡华南教授的这个研究进路,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哲学家式的研究路径。记得陈嘉映教授以前有个外号,叫“最接近哲学家的学者”——“最近哲”。陈嘉映教授是我们的师长辈,在我们这一辈人当中,贡华南教授则堪称“最像哲”。所谓“最像”,指的是一种哲学的进入方式。那什么叫“哲学的进入”?按照金岳霖先生的说法,哲学就是要“说出一个成见”。这个“成见”必然有其独到之处,是你自己真正“有所见”。真正的成见,必然意味着,你提出来之后会有人质疑,甚至反对。如果你提出的见解没人反对,或者说,大家觉得赞同你的见解也毫无意义,那这通常就叫作“正确的废话”。从这个意义上讲,很难说这是一种哲学观点。反观我们当代中国乃至国外学界,说这种“正确废话”的人其实挺多。他们貌似在提出成见,但讲的话几乎不可能引起反对。他们甚至可能一开始,就因担心遭到别人反对,预先把自己可能被攻击的观点都抹掉了。如此一来,虽然没人反对他,但也失去了“成见”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作为哲学观点的资格。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贡华南教授讲的“味道哲学”,是真正按照哲学的做法,提出了一个可以让人反对的“成见”,这是我对贡华南教授“味道哲学”的一个基本判断。此外,我想谈谈贡华南教授的进路与华东师大现在常说的“金冯学脉”以及跟杨国荣教授工作的关联性。我注意到刘梁剑教授下面要讲“从金岳霖到贡华南”,我虽然没看到他完整的讲稿,但我俩思路可谓不谋而合。我也梳理了一下贡华南跟金岳霖的联系,如果可以上溯到金岳霖的话。
从具体的旨趣而言,贡华南无疑是在杨国荣教授这样的学术范式之下的。说起来,杨国荣老师的学生都各有特点。我记得,有一年一位中国台湾的学者来访,郁振华教授介绍我们这些在座者,到贡华南时,郁教授说他“比较特别”。所谓“特别”,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有牟宗三说朱子是“别子”那样的意思。当然,贡华南在杨国荣老师的学生中,会不会成为“别子为宗”,那要留待将来史家去写。但至少我觉得,如果说这是从金岳霖到杨国荣这一路下来的,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一个基本的定位。
贡华南与上两代金岳霖、冯契的认识论进路的差异,在于他灌注了“味觉”或者“味道”这样一个全新的面向或元素。他跟杨国荣老师研究方向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贡华南的“味道”或“味觉”,更加容易让人想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元素。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贡华南在一些非中国哲学专业的读者群里拥有大量粉丝的原因。我很早之前遇到过清华大学的宋继杰教授,他说:“你们那里有个贡华南,他搞的那个‘味道哲学’,很有意思。”后来我又遇到厦门大学周建漳教授,他跟我聊起来:“你们那里的贡华南,他做的东西还挺有意思的。”周建漳教授从来没见过贡华南,彼此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作为中国哲学专业之外但却对中国哲学有兴趣的读者或研究者,他对贡华南的研究表达了这样一种欣赏。
我觉得对贡华南的定位似乎可以这样说,在“金冯学脉”一直到杨国荣老师的整个脉络中,他既有连续性,又做出了极具个人特色的开创性贡献。对贡华南的第二个定位是,贡华南的特别或者个性尤其在于他与中国传统的关联。当代的研究五花八门,贡华南的研究则是最能符合人们对“中国味道”想象的一种哲学进路。
以上是定位,下面我想再做一些讨论。我觉得,贡华南到现在为止,他的工作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中国哲学史,从味道的角度进行新的书写,他的学术抱负是很大的。另一方面,这个书写其实开启了他的“味道哲学”作为“做哲学”的尝试。干春松教授也提到了陈少明教授的这个提法,我觉得“做哲学”不仅是怎么做的问题,还是做什么样的研究的问题。就这个意义上,经过20年的摸索,贡华南的“味道哲学”已经是做出来了的。固然以后可以更加严密。从“做哲学”的角度来讲,贡华南并非空口无凭。因为很多人讨论方法论很多,但是拿不出研究成果。而贡华南在这两方面的工作是互相交织的。这一点当然也是其导师杨国荣教授的哲学探索路径,既有哲学史的重写,也有哲学理论的创构。
接下来,我想评估这两方面的工作,就贡华南重写中国哲学史或者思想史而言,他做出了一些较强的判断,比如在《味觉思想》的第299页,他说:本人一直以味觉思想为中国文化之血脉,一则示其乃显著区别于古希腊以来的视觉思想与古希伯来之听觉思想,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二则在味觉优先,自觉压制视觉历史情境下,中国思想展开为从“形”“体”到“理”的范式转换……这个进程中,味觉思想或明或暗地主导、渗透……主导着中国思想。[1]
我觉得这是华南比较有力的一个叙述,他不仅指出中国哲学有味觉这条线索,而且现在如果按照这个话来讲,他甚至说味觉线索是一个主线,因为主导一说显然是要将其推为主流。但是这个讲法,我觉得很有可能引起读者的疑惑。这个讲法也不能完全使我信服。比如在《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第86—87页,我觉得贡华南讲宋代理学、陆王心学这个地方太快了些,断语下得太急:宋代理学家自觉以规范(“理”)压倒感受,优先关怀道德化的意味(善恶等)。陆王心学,一方面欲纯化个体之心,使心保持大公无私;另一方面,又着力强调新的随感随应性,也就是发扬、保持心的敏锐感受性……而不是单纯去“看”世界,此亦是“知味”活动的具体展开方式。[2]
我觉得这个地方对宋代理学的处理太简单了些,然后明代心学一下又归结到感受或者味道,我觉得仍有很大的诠释空间,至少这个叙述有待充实。当然,也可能贡华南在其他书里有更细致的剖析,但就我所看的部分,要说服我这样的宋明理学研究者,可能还需要加强论证。
下面我还想说一下有关味觉哲学的部分。贡华南关于味觉或味道的一些判断还有进一步打磨的空间。一是,在理论的融贯性方面,贡华南是否有这样一种嫌疑,一方面说感觉,另一方面却似乎把感觉收拢为味觉。可是,味觉如何能代表感觉或者感受性?感受性当然不止味觉,通常说五官,包括体,虽然有体味,但体本身不是味。像这些地方,我觉得论证上有所跳跃。二是,从历史的追溯看,味觉说的五味,确实有很多文献可以依据,但如果从《尚书·洪范》讲的五味开始,味道哲学可能是另一种讲法。我觉得,贡华南在讲的过程中,过快地把它扩充到感觉或感受性方面,甚至包括体,包括疼痛。可是,疼痛怎么可能是味觉?它应该是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身体感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贡华南这里,“味觉”和“味道”似乎未作明确区分。干春松教授也讲到,从“味觉”到“味道”,从“味道”到“品味”,似乎是从感觉到知性的一种上升。贡华南把两者不加区分地放到一起,是不是有些混淆?这是我的一些疑问,供贡华南教授参考。
[1] 贡华南:《味觉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99页。
[2] 贡华南:《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第86—87页。

性味、味觉与味道
——回应干春松、唐文明、方旭东三教授
作者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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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味道》(包括《味道哲学》《味觉思想》《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三书)于2025年11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2月27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中国哲学的味道”工作坊,学者们对《中国哲学的味道》诸多面向展开讨论,既肯定其原创研究,也对味道哲学诸多方面展开批评。师友问难打开了味道哲学的更多理论空间,丰富并深化了相关论题。在方法论上高扬味觉与味觉思想,在存在论上凸显物质性的滋味与精神性的意味,这是《中国哲学的味道》的基本旨趣。干春松、唐文明、方旭东三位教授的文章围绕性味、味觉、味道等核心观念展开,本文对此作些解释与说明,以便澄清与深化讨论。
一、“味”之诸义与味觉认知的普遍性
干春松教授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舌头尝味与玩味、味道的味是什么关系?咸酸苦辛甘五味与意味、情味、道味是什么关系?味觉思想如何达到公共性?
我在相关著作中把咸酸苦辛甘五味与意味、情味、道味都称之为“味”,并将其归属于“形质”二分中的“质”,以及“四因说”中的质料因。据我的理解,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把“味”当作事物的本质要素。比如,作为药学与博物学著作的《神农本草经》对具体药物之属性的描述只用了温凉寒热等“性”与咸酸苦辛甘等“味”。后世则把温凉寒热之“性”亦归入了“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活化石的中医至今仍然沿用这套观念,比如,中医铺子中每个格子都是一味,还把一种药称为“一味药”。
汉末确立了味觉思想的主导地位,诗学自觉以“滋味”论诗(如钟嵘《诗品》),文论自觉以味论文(如刘勰《文心雕龙》),玄谈之“道味”说(僧祐《弘明集》、张君房《云笈七籖》、刘勰等),“理味”说(康僧渊、僧祐《弘明集》等)……都以“味”作为文学艺术品、抽象精神体的本质要素。如“滋味”一词所示,本来对应口舌的咸酸甘辛苦等五味已经被赋予抽象的精神意义。这些抽象的精神滋味与口舌对应的“滋味”当然不是一回事。学界多以隐喻来解释二者,在我看来,以传统的“立象”活动解释则更妥当。
《味道哲学》提到,“象”不是从多中抽取、分离出来的“一”,而是“取”一、“立”一以成“象”。所取的“一”是可感的具体存在,是在场者。“象”经过人的“取”与“立”之后,已不是具体在着的“此”,而是“像”在着的“此”——是与在着的“此”“相象”的范畴。但“象”像于“此”的并不是外形的像,而是实质、意义上的像,是像“此”的存在品格,包括其如何与自身世界交互作用。经过人“取”“立”之后,“象”保留了“此”的存在品格,并转化为“人”的存在品格。“象”之中,显现或在场的是“此”,而它所包含的却是诸多隐蔽的意义。因此,“象”就是建立在感之上的类范畴、意义范畴。“象”既成,它的外延当然不会仅仅限于已触及的这些事物,它还应含纳其他未知的事物,旁通其他事物,包括精神性指向所及的普遍意义。具体到“滋味”一词,立象之后,它不离咸酸苦辛甘等五味,亦不限此五味,而能指一种能够打动人、感召人的精神力量。“道味”“理味”“辞味”“书味”“意味”“情味”等语词中的“味”亦是如此,它们像咸酸苦辛甘等五味一样,都需要人去品尝才能感受到,它们自身也具有直接打动人、感召人的内在力量。
两种动词的“味”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神农尝百草之“尝味”与“味道”(嵇康)之味,以及“澄怀味象”(宗炳)之味、“味书”(王羲之)之味,按照学界以往的做法,三者似乎分属于感性、理性、判断力。其实,在中国文化中,三者首先是“心”的活动,其活动方式与内在结构具有一致性。
如我们所知,作为生理性器官,诸感官不能思考。不过,在特定文化境域中生活的成年人,其感官并非单纯的生理性器官,而更多表现为文化性感官。比如,拥有林泉之志的高士会选择性地听,他不愿听鸡鸣狗吠,而会定向于松涛凤鸣,所谓“有耳不令着是非,挂向寒岩听泉落”[1]是也。于目视则“丈夫醒眼何处着,抛却书编便看山。”[2]西方传教士刚来中国时发现,受“非礼勿视”观念熏陶的士绅,总是眼睛低垂。与不同地位、身份、年龄的人交往,眼光则被固定在对方的肩部或膝盖。另一种文化熏陶下的感官之表现则完全不同:信奉“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以及人人平等观念的人,交谈时总是直视对方的眼睛,以示尊重。对于文化性感官,我的看法是:作为文化性器官,诸感官总与思想相互贯通。人的感官与心灵相通且相互塑造,从而影响现实的认知方式。同时,在不同文化传统中,五官的地位并不齐同,五官之中总有一个官觉优先于其他官觉,主导后者,并进而主导认知方式。从世界文明图谱看,视觉、听觉、味觉分别在不同天地间被神奇化。在认知客观世界的道路上,视觉、听觉、味觉分别主导思想道路的塑造,分别成就了偏重视觉、听觉和味觉的文化与文明。这表现在:视觉活动、听觉活动与味觉活动不仅分别为不同文明的认知活动提供了质料,也为其提供了原初的范型,比如思想者如何安置思想对象,如何调适与思想对象之间的距离,以及如何摄取对象,进而如何塑造对象,如何规定对象,等等。[3]
至于味觉如何塑造中国人的心灵活动方式,秦汉有“舌为心之窍”“舌为心之官”“舌为心之候”诸说法。这些观念将“舌”与“心”直接打通,舌直通心,也主导心、表现心。也就是说,依照味觉活动可以理解心的活动,也可以依照味觉活动方式塑造、建构心的活动方式。相较于自觉拉开距离的视觉,味觉的展开自始至终都会消弭与对象之间的距离,舌与对象交融一体乃具体的“味”呈现的前提。以此为模板的心的活动——味觉思想,首先自觉打破对象的形式,而直接抵达对象的质料,并自觉融入其中。在心与对象的质料之间相互授受过程中,精神性意味逐渐呈现出来。作为认知方式,味觉性的心拒绝旁观,也拒绝客观,一如口舌之尝味。当然,味觉性的心也如口舌一样,拒绝选择外在的形式为对象,而自觉选择、塑造、呈现那与自身交互作用的精神要素,比如意味、情味、道味。
至于味觉思想如何达到公共性,一方面,我们通过味觉获取了“甘”“苦”的经验,其中既涉及物之味,也纠缠着人的受体之反应。比如,人了解“酸”往往通过吃水果、喝醋等方式。刚开始,一遍一遍地向他灌输:这是“酸”。“酸”会留下味觉记忆——物体对人身的某种刺激。人记住的是经验形式——对象刺激、作用于人的方式。下次再遇到这种经验,他会说,“这是酸的”。尽管梅子的酸是个案,但是,人的判断却指向一般性结论。通过品尝不同物体,人们获得了不同的刺激类型,也就了解了不同的滋味。不同的“味”属于不同的“经验形式”。“经验形式”对具有正常味觉的人同样有效,因为这些经验形式虽然出自个体味觉,但却具有经验的、实质的普遍性。
另一方面,在“知味”过程中,所呈现的对象之意味总与品味者自己的品味具有内在相关性。能欣赏什么类型的意味,愿意欣赏某种意味,这取决于品味者自身的意味类型。“知味”的主体不需要悬置他的真实存在与生活世界,但却需要教化、熏陶,以塑造成具有相关品味的人。趣味、嗜好通行于特定群体间,一个时代的品味因此会表现得相对稳定。在品味基础上,“知味”亦涉及其他主体应和与印证,从而使品味判断拥有了真假值。事物之“味”难以被“观察”,也难以用“命题”来表达。不过,当我们在向他人说“辣椒辣”这样的味觉陈述时,往往也采用“不相信你尝尝”等可重复的检验方式——不是要你来“观察”,而是要你来“品味”。他人品尝之后,则会给出“辣椒辣”这种味觉陈述为真或为假的结论。这都表明,“知味”活动对公共领域开放,而非纯粹个人之呓语,尽管它没有逻辑的与形式上的普遍性。关于味觉思想共同性的具体论述可参考拙文《知味到底知了什么》[4]。
二、性味与味觉优先性
唐文明教授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味—性”。他认为书中有时将“味”与“性”等同了,还是把“味”看作“性”的一种显现或呈现比较好。我之所以把“味”与“性”等同,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中国古代有性味一体的传统。比如,中医理论“四性五味”说之“四性”又称“四气”,即寒性、凉性、温性和热性,“五味”指咸、苦、酸、辛、甘。气、味、性三个概念都曾被用来表达事物的本质。当然,在不同的思想系统中,“本质”有其层级。《尚书·洪范》认为“五行”最根本,“五味”由之产生。所谓“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五味”是“五行”“作”(作,发也,生也)出来的,它们是“五味”的本原。但在气论传统中,“味”由“气”直接生出。比如:“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左传·昭公元年》)在这里,“味”被理解为“气”所产生的东西,“气”更为根本。
但是,说到具体事物,其“性”往往被落实到“味”。“水味所以咸何?是其性也。”(《白虎通·五行》)“性”有本质属性之义。按照《尚书·洪范》,五行生发出五味,换言之,某一类味是由特定种类的事物所生发(生,作)出来的,它是这些事物的内在属性。咸由水发(作),它就是水之性。“咸”本是五味之一,将其视作“性”,其实是把“味”与温凉寒热等“性”贯通为一。温凉寒热等“性”与咸酸苦辛甘等“味”都可以通过口舌品尝出来,因此,“性味”相通而可并用。上文我们提到,“一味药”之“味”既指咸酸苦辛甘等“味”,也包含温凉寒热之“性”。说“味”即含“性”,其中也包含“性”(即“气”),这在古代文献中乃惯例[5]。
“味”(包括滋味与意味)是心(神)与物(境)相互融合而生者,它既在心(神),也在物(境)。换言之,味既呈现了心(神),也呈现着物(境)。尤其是,滋味对口舌呈现,意味、情味、道味皆可玩味、体味,其可感受性保证了味与性的真实、具体品格。对于味道哲学来说,“味”不仅通“性”,也通“道”。由物我交互作用而彼此交融的“味”来谈“性”与“道”,这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陷入本质化、实体化玄想。味道哲学特别关注“道性”,并且自觉以“道性”超越“理性”,亦自觉遵循此理路。
唐文明教授第二个问题质疑的是“感觉的秩序”,他认为视、听、味等所有的感觉都与“心”“性”有关。对于这个说法,我完全赞同。对于心性问题一直有不同研究进路,一是就心性谈心性,讨论心性本身的功能、结构、作用等;二是在天人交互中谈心性,即将心性视作天人共成者,在天人交互中探讨心性的生成。本人欣赏不同做法,但唯恐就心性谈心性有凌空蹈虚之患,故试图从感觉入手理解心性。谈味觉、视觉其实就是谈心性,离开感官谈心性往往流于臆造。除了以上提到的“舌为心之窍”“舌为心之官”“舌为心之候”等说法,中西思想史上还有大量类似的观念,比如西方有“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达·芬奇),中国有“耳目,心之枢机也”(《国语》)、“耳为心之窍”(《黄帝内经素问证注发微》)、“耳为心之候”(《白虎通》)、“目为心之候”(刘昞注《人物志·九征》),等等。但是,这些说法中,各个感官的地位并不平等。“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之说乃古希腊视觉优先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此传统下,鼻、舌被自觉贬抑为享受器官而与心无关。“耳目,心之枢机也”之说强调“耳目”的重要性,鼻舌的地位被忽视。“耳为心之窍”“耳为心之候”以及“舌为心之窍”“舌为心之官”“舌为心之候”首先挑战的是春秋以来形名思潮下视觉优先传统,其次,耳与舌到底哪个是心之窍或心之候也经历了数百年的辩争。这个辩争不仅涉及心病的治疗问题,更关乎心的活动方式,也就是思想方式问题。根据我的考察,春秋以来,经历耳目之争,耳的胜出,体现为孔孟老庄对形名思潮的自觉抑制。继而才有耳舌之辩,舌胜出,最终确立以舌的活动作为塑造心灵活动的模板。质言之,五官之争实质是争对心的主导权与表现权。由此看,作为文化性器官,五官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正因为舌在诸感官中的主导地位,味觉并非简单的感官体验,而是认识世界、体悟“道”的根本方式,味觉也得以在诸觉中发挥主导作用,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诸觉的味觉化。因此,在中国文化中,纯粹的视觉——以主客距离的保持为标志——难以挺立,而以礼(或理、心、道)观之——自身不抽离,或主动介入之观——成为常见形态。可以说,中国人说感觉往往以味觉为原型,这与西方人说感觉总以视觉为范型有显著差异。中国文化中味与感直接对应,两者内在同一,绝非外在的类比关系那样简单。
对于“感”的经验原型,可以从不同层面进行追溯。从其活动机制特征说,中国经典中的“感”表达的是两个事物或一个事物内在阴阳两方面之间直接接触,并彼此交互作用,而非一方的单向作用。比如,在咸卦中,下卦艮的三爻与上卦兑的三爻之间相互感,下卦艮与上卦兑之间也相互感。诸觉之中,纯粹视觉以主客保持距离,主体主动单向投射于客体为基本特征。听觉之展开,声音与人开始时有距离,继而弭平距离,但听者往往是被动接受。只有味觉,其展开既需要物我无距离接触,彼此之间主动被动交互——相互授受。不难发现,它与“感”的活动机制完全一致。
事实上,咸卦之“咸”与“感”原本为古今字。“有心之感”源于“无心之感”,而“咸”其实就是五味之一的“咸”。五味“咸”为首,在远古时代,它最能打动人,也最能表达人的感受。后人所说的“感”限于有心之人,已经将源初表达两个一般存在者之间交互作用的意义窄化了。当代人又将人之感限定在人的单方面感受,遂离其本义越来越远。我在当代语境下唤醒、激活其本有的丰富意蕴,既是对当代主体哲学的回应,也是味道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内在需要。
三、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
方旭东教授所提出的第一个也是关于感觉秩序的问题,不同于唐文明教授质疑味觉与心性的直接关联,他质疑的是味觉何以能够成为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主流。干春松教授也提到类似问题:从视觉到听觉到味觉,是把它作为某一种哲学发展的线索?还是要取代其他的中国哲学发展阶段的讨论?
从感官活动中寻求思想方法的奥秘一直是我思考的基本理路,而从感官地位的变迁去探索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则是这一理路之自然的延展。春秋时期,五霸将形名事功作为基本国策,对“形”高度重视。其间,“目”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不仅有“耳目,心之枢机”之说,而且“心目”并用。“目”“形”同时被重视,在效率、功利、欲望的追求中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结被不断呈现。反对齐桓-管仲刑政的孔孟老庄既反对效率、功利、欲望优先,也同时自觉抑制视觉,并不约而同地高扬听觉。比如,老子反对“尚贤”“贵难得之货”“见可欲”(《老子》三章),提出“为腹不为目”(十二章),主张“闻道”(四十一章)。《庄子·天地》认为,离朱(“目”)不能得玄珠(“道”),断言“贼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列御寇》),主张“听之以心”“听之以气”(《人间世》),等等。孔子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将“耳顺”置于心的自由之下,并提出“闻道”说。孟子既声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又像《五行》篇一样将“闻而知之”置于“见而知之”之上。这表明,耳目之争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感觉喜好问题,它与人对世界及人自身的态度直接相关,其中包括认知方式的选择,价值观念的取舍,以及心灵活动方式的塑造等重大问题。无视感官之争——“耳目之争,耳胜出”,目光仅仅局限在抽象的名言、阔大的语词,很多问题难以深入。
不注目具体的感官,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汉代思想界。比如,汉代盛行“吹律定名”“因声知德”“闻声知政”“以声知志”“以声识哀”“以声知事”“依声知人”“听声知物”,以及强大的声训传统,离开“耳目之争,耳胜出”这一感官发展的脉络,我们无从整体性地解释汉代思想。
同样,离开感官发展的脉络,我们无法理解汉代思维特征,以及汉文化的根基。“耳为心之窍”(《黄帝内经》)、“耳为心之候”(《白虎通》)等观念如何与“舌为心之窍”(《黄帝内经》)、“舌为心之官”(《黄帝内经》)、“舌为心之候”(《白虎通》)等观念共存?如何又在汉末舌被确立为心之窍以后,以味论诗、以味论文、以味论书画,以及以味论道、以味论理开始盛行?唯有正视感官演变的内在脉络,我们才能认识形上形下统一的汉文化。
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不仅体现在思维方式的变迁,也体现在中国思想名言系统的内在演进。比如,先秦形名家自觉以“形”作为“名”的根据,汉儒以“声”作为“名”的根据。汉魏时期,以“味”辨物,以“味”作为名的根据随之自觉兴起。在认识论领域,与视觉、听觉、味觉依次凸显相一致,由“知形”“知声”到“知味”构成了中国古典认识论的完整形态。
先秦儒家将“闻而知之”置于“见而知之”之上,最终归向味觉思想,并以此作为“道统”划分的依据,从而使感觉逻辑具有了普遍的思想史意义,也使从视觉到听觉、味觉的感觉逻辑在中国思想中一再展开。魏晋玄学家普遍关注的“声无哀乐论”问题只有置于听觉优先思想转向味觉思想脉络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先秦道家对“道”如何言说问题的追问,首先涉及的是视觉性的形名限度问题,最终走向听觉性、味觉性的闻道、味道。先秦以来的“书言意象之辩”实际上讨论的就是视觉对象、听觉对象与味觉对象如何表达,以及视觉语言、听觉语言与味觉语言之间表达差异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思想感觉逻辑的具体表现。
近代以来,“开眼看世界”成为时代呼声,它也成为新时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一方面,开明的思想家纷纷关注视觉技术,注重向外摄取信息的“直观”;另一方面,保守的思想家批判向外追逐,喜欢使用内向性、返身性的“直觉”。“直观”与“直觉”之争反映了这一时代思想张力。在这一背景下,对待世界的态度、方法都经历着从看世界到品味世界的转换历程,这也是中国思想感觉逻辑的现代展开。
我在不同著作中亦描述了早期中国思想史范式的转换脉络,比如,从“形”范式、“体”范式到“理”范式,与之相配合的是从“形”到“形而上”,继而从“体”到“本体”,从“理”到“天理”的演变脉络。在方法论上味觉思想显示出从“感通”“体味”到“理会”的不同形态。这些对中国思想多线条、多层次、多维度的呈现乃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的不同表现。作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这些脉络的梳理首先是个人的研究体会,它能否算是诸位教授所说的中国哲学史或者思想史的重写的问题,以及这一工作是否成功,这要留待学界讨论。
基于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我特别强调味觉与感觉的内在关联,方旭东教授怀疑我把感觉收缩为味觉,这并不准确。准确的表述是,诸觉之间在思想层面一直存在张力。比如,魏晋时期新的形名家的崛起也在不断凸显视觉,比如上文提到的“目为心之候”(刘昞注《人物志·九征》)之说就是要挑战“舌为心之候”的传统。王阳明批评其弟子“贵目贱心”,针对的是对“目”的重视。在绘画领域,青绿山水与水墨写意之间的争论绵延不绝,莫是龙、董其昌提出画之南北二宗说,邓以蛰将其归纳为“心画”与“目画”之争[6]。其实质也是回应诸觉之间的内在张力问题。
方旭东教授还指出,感受性包括体,虽然有体味,但“体”本身不是“味”。我承认“体”与“味”之间有差异。“体”偏重整全性的生命之参与,“味”则侧重心灵之感受、领会与觉知。不过,“体知”“体道”之“体”与以舌(心)之味保持着结构的一致性:拒绝旁观,自觉投入对象之中,参与着对对象的经验与认识的生成,二者都是用自己的身心与对象交融,以感受、领会、觉知对象。至于疼痛与味觉的关系,在我看来,身之于疼痛是受苦,如同口之于苦,都是与对象融为一体而产生的否定性感受。疼痛需要深入对象内部,随对象沉浮,这无疑是品味世界的经典方式。
最后,我对味道哲学的几个关键词作一澄清。在《中国哲学的味道》中,“味”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的味包括性味、滋味、意味、情味、道味、理味、文味、品味等具体的味与精神性的味,作为动词的味包括尝味、品味、玩味、体味等生理性味觉与精神性味觉。“味道”一词也包含两义:一是俗语,指名词“味”。二是玄学专用语,指体味大道。名词的“味”可通道,动词的“味”亦是人通达大道的基本方式。由味入道,以味显道,这是中国哲学重建有味的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的重要路径。
[1] 李日华:《竹嬾画媵》,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2] 李日华:《竹嬾画媵》,第51页。
[3] 贡华南:《味觉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6页。
[4] 贡华南:《知味到底知了什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5] 明代医家缪希雍注意到:“炎黄言味而不加气性者何也?盖古文尚简,故只言味。物有味,必有气,有气斯有性,自然之道也。气味生成,原本乎是。”参见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页。
[6] “南宗者心画也,北宗者目画也。心画以意为主,目画以形为主。”参见邓以蛰:《邓以蛰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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