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竹】通而平等:谭嗣同仁学思想的主旨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6-11-22 19:14:51

通而平等:谭嗣同仁学思想的主旨

作者:王心竹(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哲学动态》2026年第8期


摘要:谭嗣同通过阐明仁与元、无、以太、心力等范畴的关系,确立了仁的本体地位与丰富内容。他以元解仁,将生元和性元之意纳入仁之内;以无强调仁作为本体的最大普遍性;通过以太粘彻、联结和感通的性质,揭明仁之通义何以可能,使以太成为“仁以通为第一义”命题得以成立的保证;心力则以以太为质体,通过精神传导和感应的作用,实现仁通平等。“通”不仅揭示了仁之无区隔藩篱、无差别的特性,而且体现了仁作为最高范畴的本根(本体)性。在传统儒学中,通并不必然导向平等,但谭嗣同以“通之象为平等”来冲破纲常名教的网罗,崇仁绌礼。他虽不反对作为仁的自然结果的礼,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儒家仁爱所主张的五伦双方双向互动但确有主次的特征,平等观念由此成为谭嗣同仁学的核心。仁必须通而平等的社会政治文化意义是谭嗣同建构仁学体系的最终目的。

 

关键词:谭嗣同 仁学 通而平等 以太心力


“仁”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中每次对仁的新解,都反映了时代的新要求与新变化。“仁”虽不由孔子首创,但仁学的确立者毋庸置疑是孔子。当然,将孔子的思想名之以“仁学”,乃是后世学者总结和研究的结果。谭嗣同则在中西碰撞的千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将自己集中阐述仁学思想的论著名之曰《仁学》,可见“仁”在其思想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从一定角度而言,谭嗣同在继承儒家仁学思想、综汇佛老以及兼采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对“仁学”传统进行了总结,并开出新的意涵。

 

自谭嗣同逝后,研究《仁学》并从不同角度彰显其思想价值的论著数不胜数。【1】21世纪以来,对谭嗣同的研究热度虽不及对康有为的研究,但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仁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谭嗣同仁学与孔子仁学的异同、谭嗣同对王船山与黄宗羲等的继承和发展、谭嗣同仁学建构与佛道思想的关系等方面。而关于谭嗣同仁学诸范畴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以太的研究,其次为对心力的研究。总体而言,目前的相关研究已相对充分。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说明,正如《仁学》书名所示,“仁”在谭嗣同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根本性和结构性的地位。他赋予“仁”以通而平等的重要特征,其中的时代诉求和政治文化诉求可见一斑。在谭嗣同这里,仁之通而平等的特征正是通过赋予仁及与仁相关的范畴以通或与之类似的特征和功能而体现出来的。故而,梳理谭嗣同仁学之仁与相关范畴的内涵、相互关系,可以明晰仁之通而平等的特征,进而彰显其仁学的思想价值。

 

一 通而平等是谭嗣同本体之仁的核心特征


在《仁学·自叙》开篇,谭嗣同对“仁”作了文字学考释:“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谭嗣同,第289页)此说取自许慎的“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文解字·第八》)。就许慎的解义而言,他只是点明了人与人之间的亲睦关系,对儒家仁爱践履上的次第之差并未涉及,谭嗣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绍承许慎,展开对仁的深化和推扩。

 

谭嗣同首先以“元”解“仁”,认为“元”也是“仁”。“‘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谭嗣同,第289页)《周易》以及后世学者对“元”的解释,有生元和性元两重意涵。“元者善之长也”(《周易·乾·文言》),将元与善相连,一定程度上指向性元,认为这种善可给人以助益,故而“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同上),这里的善、仁可以互解。而孔颖达疏云:“《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此卦之德,有纯阳之性,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谐,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周易正义·乾》)这里以元为始,以亨为通,有生元之意。谭嗣同的解释实将元的这两种意涵都纳入仁中,“仁为天地万物之源”(谭嗣同,第292页),仁为道德价值之本,仁在其思想中的本体地位也得以确立。当然,程朱理学即有以元解仁之论,不同的是,当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时,一定程度上使仁具有了内在自觉性和本然自发性,这是谭嗣同的仁论所不具有的。

 

谭嗣同还对《说文解字》的解释进一步发挥,并训“仁”为“无”,将无解释成无所不包之意,以突出仁的普遍性特征。“天地间亦仁而已矣。”(谭嗣同,第297页)许慎在训“无”时说:“无,亡也。……通于元者。”(《说文解字·第十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疏解“通于元者”曰:“元俗刻作无,今依宋本正。《礼运》曰:‘是谓合莫。’注引《孝经说》曰:‘上通元莫。’《正义》云:‘上通元莫者,《孝经纬》文,言人之精灵所感,上通元气寂寞,引之者证莫为虚无也。正本元字作无,谓虚无寂寞,义或然也。’按此注疏,今本伪误不可读,而北宋本可据正。疏正本字当是定本之误,谓郑引上通元莫,颜师古定本作无莫也。依许云:‘通于元者,虚无道也。’则《孝经纬》必作元莫矣。盖其义谓上通元始,故其字形亦用元篆,上毌于一。”(段玉裁,第640页下)段玉裁借助诸多典籍,辨正了误“通于元者”为“通于无者”的错谬,并指出了修订的依据,认为无训为元,乃在以“元莫”强调无之始虚无寂寥、不可限定的特性。谭嗣同的解读一方面承接“许说之无”为“元”的说法,另一方面从“无”通“元”,反推出“是‘无’亦从二从人”(谭嗣同,第289页),即通“元”为“无”。从接下来的“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无”(同上,第289页)中可见,他所谓的“无”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虚无寂寥(即“通于元者,虚无道也”),而是仁作为元落实到功用层面的无所不包与无所限制。也就是说,谭嗣同以无解仁,并不是要否定仁的实在性,而是要通过“其功用可极于无”来确定仁之体的最大普遍性,这为其以通而无差别界限之义解仁埋下伏笔。

 

谭嗣同还汲取佛教思想资源【2】,认为“仁”是超越有限物质性的精神存在。“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同上,第292页)“佛故说‘三界唯心’,又说‘一切唯心所造’。”(同上,第313页)由唯心、唯识,他不仅在仁与佛教之“真常心”“阿赖耶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借鉴后者的超越性特征,赋予“仁”以超越生灭的永恒的精神性存在的内涵。故而谭嗣同认为:

 

不生不灭,仁之体。(同上,第292页)

 

仁乱而以太亡乎?曰:无亡也。匪惟以太也,仁固无亡;无能亡之者也,亦无能亡也。乱云(“云”各本作“无”)者,即其既有条理,而不循其条理之谓。孰能于其既有也而强无之哉?(同上,第300页)

 

不能强有,虽仁至如天,仁乎何增?不能强无,虽不仁至如禽兽,仁乎何减?不增,惟不生故;不减,惟不灭故。知乎不生不灭,乃今可与谈性。(同上,第300页)

 

谭嗣同以没有能使仁生灭的东西为依据,认为仁不生不灭、无始无终,是超越生灭的永恒存在,即仁就是最高的本体。但他也说:“不生与不灭平等,则生与灭平等,生灭与不生不灭亦平等。”(同上,第292页)他将不生不灭看作与生灭对等的概念,从而与以不生不灭为重要依据确定仁之本体的观点相矛盾。结合其“生近于新,灭近于逝;新与逝平等,故过去与未来平等”(同上,第292页)的观点,则此处与“生灭”对举的“不生不灭”并非作为仁之本体的“不生不灭”,而是世界发展变化的一个阶段,这个维度下的“不生不灭”与“生灭”都是“仁”的发用。谭嗣同通过对两个阶段平等关系的判定,来表达对作为本体的无始无终的追求,以及破除对生灭等的执着。

 

谭嗣同进而以通塞之判然有别划定仁与不仁之分野:“是故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故《易》首言元,即继言亨。元,仁也;亨,通也。”(同上,第296页)他借助《周易》的“元亨利贞”之说,认为仁元自然而内在地以通为重要特征,这是由亨内涵于元,元而必亨,亨即通的逻辑而决定的。“仁以通为第一义。”(同上,第291页)也就是说,通是仁的内在要求和结果,仁是通的本源、依据和动力。这样,通过赋仁以元,谭嗣同不仅确立了仁的本体地位,而且通作为仁的重要特征也得以揭示。

 

通过“通”,谭嗣同不仅揭示了仁之无区隔藩篱、无差别、无远近、无隔而如一身的状态,“通者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届,异域如一身也”(同上,第296页);而且以“通”体现了仁作为最高范畴的本根性,“一则通矣,通则仁矣”(同上,第293页),“道通为一”(同上,第291页),“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同上,第296页)。这种以“一身”喻“通”的说法,一定程度上可追溯至程颢的以一体言仁与以觉言仁。

 

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曷尝支离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贡以为仁之方也。医书有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无恩者,其自弃亦若是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四)

 

手足风顽导致的不通即塞,它使得肢体无法参与人的知觉活动、生意无法遂适,仁的“一体”性也就从根本上被破坏。通由此成为仁的根本要求,也是仁之工夫落实的重要保证。(参见向世陵,第137—138页)谭嗣同进一步强调仁是通的内在依据,通是仁的必然趋势。

 

通所涉及的中外、上下、男女、内外、人我、生灭包含了人类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谭嗣同此说不仅是对平等之仁爱的正义呼唤,更以通商之例说明它是打破一切关隘而有利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谭嗣同,第327页)。

 

应当说,通并不必然导向平等,如在传统儒学中的通更多指向久:“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正义·系辞下》)“若形而下地说,此‘通’指事物发展通达无碍”,“若形而上地说,此‘通’乃仁本体‘大用流行’的显现过程,即从‘元’经‘亨’‘利’到‘贞’的生命之‘生长遂成’历程”。(参见王瑞良)这一历程是在承认万物本来就具有差别性的前提下的感通和交流,天与地、阳与阴、男与女、雄与雌等对待双方是交通之感得以发生的前提。这种物性上的对待是性理上对待的依据:“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正义·说卦》)人道与天道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都是以“有差别的统一”为前提。但谭嗣同以“通之象为平等”来取消这种差别性,力图从传统的仁差结构走向仁通平等。在《仁学》的解说二十七条中,直接论及平等的就达十七条之多。梁启超在为《仁学》所做的“序”中也说:“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无拣择法也,故无大小之可言也。”(谭嗣同,第374页)谭嗣同以仁通平等重新构筑人我关系、世界关系的努力于此可见。

 

通与平等的无碍,在谭嗣同这里是通过结合墨家的利他、儒家以公言仁等思想而实现的。“故《易》首言元,即继言亨。元,仁也;亨,通也。苟仁,自无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贞固。”(同上,第296页)仁通平等作为自利利他之事,是天下之大公,是私意无法阻遏的。

 

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远,鬼神之冥漠,犹将以仁通之;况同生此地球而同为人,岂一二人之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同上,第297页)

 

就此而论,通而平等不仅是谭嗣同之仁的核心内涵,也是他构筑仁学思想体系的重要方法论依据,儒、墨、佛及西学都在仁学的名义下被统合起来,且从不同方面成为其仁学的重要资源。“《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同上,第293页)、“《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同上,第293页)等,都是“为仁学者”必要的思想基础。

 

谭嗣同也分析了各家之学对仁学思想建构的不同价值:佛、孔、耶都能全体而大用地为仁学的建构提供思想资源,“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同上,第289页)。具体而言,孔与耶在仁的功用上一致,但作为这一功用的依据不同,“佛能统孔、耶,而孔与耶仁同,所以仁不同”(同上,第289页),“能调燮联融于孔与耶之间,则曰墨”(同上,第289页)。墨家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一重要作用,在于“兼爱”与“利人”具有平等的特征,由此也可反推出平等思想在谭嗣同仁学中的重要地位。

 

二 《仁学》诸范畴对通而平等特征的深化


谭嗣同还通过引入以太、心力等范畴以及当时中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成就,彰显“仁”的本体地位与通而平等的特征。他非常看重基督教和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凡为仁学者……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同上,第293页)。在此思想背景下,以太这个来自当时西方物理学而后来被证明并不存在的概念,成为他仁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始可与言仁。”(同上,第295页)当然,以太的哲学本质和属性也是谭嗣同仁学思想讨论中聚讼不已的问题。

 

在谭嗣同看来,以太具有以下特征:世界一切形态的万事万物,包括至大无外的、至小无内的、精微不可言说的,“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同上,第293页),之所以能胶粘、贯洽、筦络,皆是由于以太,“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同上,第293页)。以太不能被眼耳口鼻看到、听到、感知到,所以只能强名之曰以太:“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同上,第293页)以太最大的特征是它本身虽不具有物质性的形态,却是物质世界以至精神世界能够感通和联系的重要媒介,并因其功用而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其显于用也,为浪、为力、为质点、为脑气”(同上,第434页)。

 

谭嗣同接受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化学知识,认为万物是由原质(即今之所谓元素)化合而成。元素是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但他对这一自然科学认知进行发挥,认为元质还可以再分,但“剖其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查其为何物所凝结,曰惟以太”(同上,第294页)。这里所谓“以至于无”是强调以太之不可再分的特性。就不可再分的意义而言,以太是原质之原,为宇宙间的最小单位,从而也具有不生不灭的性质:“然原质犹有六十四之异,至于原质之原,则一以太而已矣。一故不生不灭;不生不得言有;不灭故不得言无。”(同上,第306页)因此,以太实存而无形,超越生灭而永恒。

 

通过将近代西方化学和物理学成果相结合,谭嗣同使以太完成了由物理学概念向哲学概念的转化。“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无形焉,而为万形之所丽;无心焉,而为万心之所感,精而言之,夫亦曰‘仁’而已矣。”(同上,第434页)谭嗣同以无差别的、不生不灭的以太作为构成万物之最小的不可分的单位,而其中的平等内涵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儒学以理气、道器构筑的差等世界。当然,就仁学体系的建构而言,谭嗣同认为传统儒学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周敦颐、王阳明、黄宗羲、王船山都是他认为“凡为仁学者”需要精通的思想家。“凡为仁学者……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同上,第293页)

 

谭嗣同之所以要把以太作为宇宙的最小单位,更多还是要阐扬它胶粘、贯洽、筦络的性质:以太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是构成万物的最小纽结,由最小纽结的化合而成原质,由原质的化合而成“法界”“虚空”以及“众生”等宇宙世界、万事万物,故而整个宇宙是以以太为最小单位而连接的整体。以太本身具有的胶粘性质是世界得以成为联系的整体的前提。同时,以太还具有内在的动力,使万物间的胶粘、贯通、筦络得以发生;就此而论,以太具有了动力因的意味。无论是骨骼、筋肉、血脉、脏腑粘彻而能成一身,家、国、天下粘彻而能成一伦理的、政治的共同体,还是地球、月亮、行星之间相互吸引而能成一天体系统,都是由于以太的作用。“牵引者何物?谁主其牵,谁令其引,谁任其吸……其力何能保其不相陵撞?则非力之一辞所能尽矣。”(同上,第433页)

 

由上可见,因以太作为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单位似乎具有了本体的地位,甚至因其自然科学的渊源,更具有客观性的意味,但从谭嗣同为以太所赋予的胶粘、贯通、筦络的特征来看,他并不是要确立万事万物、有形无形世界得以存在的依据,而是要找到“所以通之具”(同上,第291页),即“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同上,第291页)。故而谭嗣同说:“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始可与言仁。”(同上,第295页)也就是说,以太是实现通的手段和工具,他讲以太的目的还是在仁,是为了揭明仁之通义何以可能。结合谭嗣同对“仁”的解释来看,他以“从人从二,相偶”为仁的核心内涵,而“二”所体现的相互性以及“相偶”中的交流和联系意,正是通过赋予“以太”以“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的特征实现的。以太成为“仁以通为第一义”命题得以成立的保证。也就是说,以太是通的原因,通是以太的表征。

 

正因为以太的如上特征,它具体表现为:“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咸是物也。”(同上,第293—294页)这些不同观念体现的都是“吸引”“通”以及“亲睦”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谭嗣同仁学之仁和“孔谓之‘仁’”不是同一逻辑层面的概念,二者当是体用关系。从谭嗣同为“凡为仁学者”所列的当通的思想和典籍可以看出,它们都是构成其仁学的思想资源,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其仁学在某一方面的体现,即包括“孔谓之‘仁’”的各家都是仁之发用。因此我们不可混同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仁”,认为谭嗣同思想体系中的仁学之仁是以太之用。而就“仁学”之仁和以太的关系而言,二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质而异构的关系,但仁具有更整全和本质的特征,以太是为了说明仁之通何以发生而借用西方物理学范畴和化学成果创造出来的哲学范畴,所以应通过仁之内涵理解以太。以太于仁而言,正如谭嗣同所说,“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始可与言仁”(同上,第295页),以太是认识仁的手段。李记芬认为,“谭嗣同言说以太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去识‘体’,而此体在谭嗣同看来,就是‘仁’”(李记芬)。魏义霞也将仁与以太的关系解释为“精微之道与粗浅之具”,“幽冥之体与显现之用”,“实指与托词”。(参见魏义霞)

 

心力也是谭嗣同常用的哲学范畴,虽然这一范畴在龚自珍处就已经有了充分的运用,但就谭嗣同所赋予它的内涵和作用而言,亦具有原创价值。(参见胡建)【3】“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谭嗣同,第291页)在这个意义上,以太与心力都是实现仁通的手段和工具,二者属于同一逻辑层面。但谭嗣同又言:“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同上,第291页)以太以心力为质体,心力以以太为工具,通过精神传导和感应的作用,实现仁通平等。就此而论,心力概念的引入,可以消弭以太作为自然科学概念之客观性和物质性特征过载的不足,虽然就谭嗣同对以太的解读而言,是兼具精神性和物质性两方面特征的。就主要诉求而言,心力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仁之实现中心的主体性、意志力;当然,谭嗣同也以力学家的凹凸之力比喻心力之力,但这个力显然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力。心力的提出,表明“谭嗣同并不如时人一般,将最急迫的‘救亡’视为‘保教’,而是要‘救心’——解放我的精神力量,冲决网罗”(高瑞泉,2025年)。

 

谭嗣同认为世间万事若发挥心力,则无不可为;心力是前进的动力,“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谭嗣同,第357页)。但是,心力的发挥可能会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愈多而面对的难题更多,“然反而观之,向使不进,乃并此阻而不可得。是阻者进之验,弊者治之效也”(同上,第357页)。在这种状况下,心力又是解决困难的坚定意志。谭嗣同提倡心力,也是为了激励国人克服畏难偷安的惰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内容,“苟畏难而偷安,防害而不敢兴利,动援西国民党之不靖,而谓不当学西法,不知正其治化日进之凭据也”(同上,第357页)。心力还蕴含全局的眼光,即把中国的发展放到千万年人类历史以及文明演进的序列中,抓住系统的根本问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统千万年之全局观之”(同上,第357页)。

 

这种作为动力因的、具有意志力和全局眼光的心力,必然反对“直情径遂,壮趾横行”(同上,第357页),即不能将心力变成个人私利实现的动力和意志力量。因此,“审心力之所由发”(同上,第357页)至关重要,即心力必然要求对发动心力的动机是否正当有清醒自觉,它决定了心力的本质和最终效果。谭嗣同以“机心”批判那种不审视心力之所由发的现象。庄子以机心反对在国家治理中的过分人为干预,谭嗣同则以机心为出于私意而形成的分别、利己、虚伪、猜忌、争斗之心,它是个人谋取名利的工具,是造成社会不平等和混乱的重要原因。在谭嗣同看来,出自佛教的慈悲因其“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以无畏”(同上,第357页),正好可以对治机心。“心之用莫良于慈悲;慈悲者,尤化机心之妙药。”(同上,第467页)这样,心力可谓“以‘仁’为价值取向的善良意志”(高瑞泉,1990年)。就此而论,如果说谭嗣同之“以太”是为了阐明仁之通意,那么“心力”则在发挥仁之必通而平等的主体意志和自觉义。通过它们,仁之通而平等的内涵得到细致而丰富的阐发。

 

谭嗣同认为由于心力以慈悲为实体,视天下万民为平等的个体,“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心不公,则道力不进也”(谭嗣同,第358页),所以公也成为心力的重要特征。因此他由心力之公,最终走向“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同上,第367页)。这是他倡导仁通平等的必然结果,也是梁启超所言的“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同上,第373页)。

 

三 仁何以必通而平等:谭嗣同仁学的政治文化诉求


孔子问宰予“于心安否”(《论语·阳货》),将仁与内在的心理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建立了仁礼结构的仁学思想体系,谭嗣同同样以切肤之痛塑造了仁通平等的仁学思想体系。

 

与“通”相反的是“塞”,也就是程颢所言之气血萎痹不通。“塞”导致万事万物不能通,不能平等。“塞”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对待,这是谭嗣同要极力批判的,“凡对待之词,皆当破之”(谭嗣同,第292页),而破除对待是获得平等的手段,“无对待,然后平等”(同上,第293页)。平等就是取消差别而致一,是达致仁的重要手段,“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同上,第292页)。在谭嗣同看来,所谓对待就是由荀子窜乱孔学而建立的礼制,它以分上下、别亲疏为目标,将有限的精力用在无谓的虚礼上,以强制的方式造成人伦关系的混乱,伤害人性,阻碍社会的进步。“分别亲疏,则有礼之名。自礼明亲疏,而亲疏于是乎大乱。心所不乐而强之,身所不便而缚之。缚则升降拜跪之文繁,强则至诚恻怛之意汨。亲者反缘此而疏,疏者亦可冒此而亲。日糜其有用之精力,有限之光阴,以从事无谓之虚礼。即彼自命为守礼,亦岂不知其无谓,特以习俗所尚,聊伪以将之云耳。故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同上,第312页)

 

“遍遭纲伦之厄”的谭嗣同由此对作为礼制体现的纲常名教尤其“三纲”,展开猛烈批判:“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而酷焉矣。”(同上,第299页)三纲所涵摄的三伦加上兄弟之伦,“虽然形式上以亲、义、别、序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间所共守的准则,但由于这四组‘二人’之间本来就有上下尊卑之分,是两个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身份之人的关系,使得其二者间亲、义、别、序的不同规定,实际成为上下尊卑一般原则的具体落实而已”(向世陵,第268页)。这也是谭嗣同猛烈抨击它们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较对“三纲”所指向的君臣、父子、夫妇三伦的猛烈抨击,谭嗣同看重首为朋友伦、次为兄弟伦的正面价值。他认为朋友伦最能体现平等和自由的精神,友朋双方的交往交流以情谊为本,各有自主。“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兄弟于朋友之道差近,可为其次。余皆为三纲所蒙蔀,如地狱矣。”(谭嗣同,第349—350页)在他看来,无论是孔教、耶教,还是佛教,都很重视朋友,尤其耶教“明标其旨曰:‘视敌如友’。故民主者,天国之义也,君臣朋友也;父子异宫异财,父子朋友也;夫妇择偶判妻,皆由两情自愿,而成婚于教堂,夫妇朋友也;至于兄弟,更无论矣”(同上,第350页),甚至视敌如友,将全人类都当作朋友。这种人与人的平等性不仅会自然导出民主,而且为民主寻到了宗教上的依据,即“天国之义也”。基于此,他认为应彰显朋友伦,最终使其他各伦不废自废,“夫朋友岂真贵于余四伦而已,将为四伦之圭臬,而四伦咸以朋友之道贯之,是四伦可废也”(同上,第351页),“夫惟朋友之伦独尊,然后彼四伦不废自废”(同上,第351页),进而由此实现平等和博爱。

 

就儒家而言,儒家以“爱人”为仁之核心内涵,且非常看重对仁的践履和落实,但由于专制制度本身中人伦关系的次第差序,所以儒家的落实也必然以差序的格局体现出来。这就使得无论是仁礼关系,还是仁本身都与差等脱不了干系;至孟子批判墨家之“二本”,更让儒家之仁中的差序性究竟该如何把握成为一个聚讼不已的论题。至宋代,这一问题以“理一分殊”的形式体现了出来。理学家所谓“理一分殊”中的“理一”一定程度上可对应于谭嗣同的仁通平等,但“分殊”既可指不同伦常关系在落实时的差异,如君臣有义、父子有亲,也可指在同一对伦常关系中的双方主次差异,并具体表现为三纲。这两种“分殊”,都包含于“理一分殊”中。在儒家看来,“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患者分殊耳”(《宋元学案》卷三十九),从而避免了“兼爱将人以及人类社会处理为无差别的平面,使这一理论很难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等弊端(参见王心竹)。但谭嗣同基于惨痛深切的个人体验以及危急的政治现实,认为儒家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的差分而又仁爱的人伦秩序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落实,反而成为阻碍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桎梏。他吸收仁的平等结果并剔除其不平等的手段,把孟子和理学家所批判的墨子之兼爱作为构筑自己仁学体系的重要资源,甚至认为正是墨家的兼爱能够“调燮联融于孔与耶之间”。就此而论,虽然“仁在本质上是要求平等的,在实践上也是必然主张平等的,古语所谓‘一视同仁’,已经充分显明了仁的平等取向。从康有为到谭嗣同,显示出近代儒学士大夫已经把平等视为仁之一义,吸收为儒学政治论的基本价值了”(陈来,第440页),但就彻底的平等性而言,儒家之仁要到谭嗣同的仁学才真正做到。

 

谭嗣同并不否认礼存在的价值,就仁礼关系而言,仁是本,礼是仁在具体人伦关系中的彰明和显现。但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礼制是反仁之实而生造出来的,本末倒置,因此必须破除。“夫礼,依仁而著,仁则自然有礼,不待别为标识而刻绳之,亦犹伦常亲疏,自然而有,不必严立等威而苛持之也。礼与伦常皆原于仁,而其究也,可以至于大不仁,则泥于体魄之为害大矣哉。”(谭嗣同,第312页)他批评荀子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荀子窜乱了孔子和孔学之礼,使孔学之礼走向了礼教一途,专以差分对待禁锢人,且与暴政合流。

 

谭嗣同也通过对“名”的批判来揭示“礼”的危害。在他看来,仁之实之所以被搞乱,就是因为通而平等的仁被塞进了太多的纲常名教的内容:“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同上,第299页)故而,他所谓“名”既是名教之名,也是和仁之实相对的仁之名,而仁之名的实质就是以名害实的纲常礼教。就一般的名实关系而言,名相对于实更具变动不居的特征,因此容易遮蔽对实的认知,“名本无实体,故易乱”(同上,第299页),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名的这一特点故意制造混乱,最终导致“不识仁,故为名乱;乱于名,故不通”(同上,第291页)。当然,“是非名罪也,主张名者之罪也”(同上,第299页),这也是谭嗣同批判荀子和秦政的重要原因。即便如此,谭嗣同仍认为名的混乱不能影响实本身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名本身只是表现形式上对实的背离。就仁而言,仁之乱名即纲常名教,它们只是对仁之实的既有正常条理的背离,并不能使仁混灭不存。“仁乱而以太亡乎?曰:无亡也。匪惟以太也,仁固无亡;无能亡之者也,亦无能亡也。乱云(“云”各本作“无”)者,即其既有条理,而不循其条理之谓。孰能于其既有也而强无之哉?”(同上,第300页)

 

这样,谭嗣同通过破对待,冲破纲常名教的网罗,不仅实现了从仁爱差等到仁通平等的持续转换,而且内含以仁通结构批判自孔子以来的仁礼结构的意图。谭嗣同对仁礼结构的批判,即崇仁绌礼,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儒家仁爱所认为的五伦双方虽双向互动但有主次的特征,平等观念也成为谭嗣同仁学之仁的实质和社会的根本原则。

 

结 语


以通而平等释仁并非谭嗣同之独创,康有为和梁启超亦然。谭嗣同仁学所涉及的重要范畴如仁、元、以太等,也是康有为仁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谭嗣同一样,康有为也以以太和引力、吸力等来体现仁“无所不传”“无所不感”的特征;他也非常强调仁之无所不爱,并通过赋予对象以平等的地位来实现仁的普遍性。“人类既平等之后,大仁盎盎矣。”(《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9页)“仁之极,所谓平等者。”(《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27页)康有为认为只有改变社会中上下隔塞的不平等,国家的面貌才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就对纲常名教的批评而言,谭嗣同认为朋友伦最具有平等性,力图以它改造其他四伦;康有为则认为改变男女不平等之状况最为紧要,是走向平等的第一步。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梁启超从人何以能意识到作为他者的人是自己的同类,来揭示他所认为的仁的本质内涵。“欲知‘仁’之为何,当先知‘人’之为何。”(梁启超,2022年,第107页)而人对人作为一个类的意识的获得,是通过对外在形象相似性的感知之归纳而得出的。归纳的前提是认识到他者与自身的相似性,这种对相似性的认知以及由此获得的能力,梁启超命之为“通”,“人也者,通彼我而始得名者也”(同上,第107页)。这种诠释的方式,明显可以看出他力图借助逻辑学和知识论来阐述其思想的努力。不同于谭嗣同以通为仁之第一义,梁启超直接将通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仁则是通的结果。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谭嗣同以通释仁的深化。

 

无论是谭嗣同、康有为还是梁启超,他们之所以都将通而平等作为其仁学思想的核心特征,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诉求的,即打破传统社会各个层面的塞闭,并与世界接轨,进而救亡图存。因此,哲学意义上的以通释仁,实际都是他们现实政治谋划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表明以通而平等作为仁之重要特征的时代紧迫性。此外,他们将西方自然科学中的概念直接引入并作为哲学范畴的做法,遭到当时学人(如严复、章太炎)之反对。但就谭嗣同而言,这种概念借用的思想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政治取向先于学理探究。

 

参考文献
古籍:《河南程氏遗书》《论语》《说文解字》《宋元学案》《周易》《周易正义》等。
陈来,2014年:《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段玉裁,2013年:《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
高瑞泉,1990年:《谭嗣同“心力”说初探》,载《文史哲》第6期。2025年:《我之无我:<仁学>钩沉》,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胡建,2005年:《谭嗣同“心力”说的原创性价值》,载《浙江学刊》第3期。
贾维主编,2010年:《谭嗣同研究述要》,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2007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记芬,2022年:《再论谭嗣同“仁”哲学观点——基于儒家传统仁学思想发展脉络》,载《哲学家》第1期。
李喜所,2000年:《百年谭嗣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广东社会科学》第1期。
梁启超,2020年:《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
刘伟,1983年:《建国以来谭嗣同哲学思想研究述评》,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谭嗣同,1981年:《谭嗣同全集(增订本)》,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
王瑞良,2015年:《谭嗣同之“仁本体论”的儒学还原》,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王心竹,2019年:《理一分殊何以重要——以程、朱的观点为视角》,载《东岳论丛》第4期。
魏义霞,2017年:《从以太与仁的关系看谭嗣同哲学的性质》,载《求是学刊》第5期。
向世陵等,2022年:《儒家博爱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晓林,2022年:《<仁学>核心概念的佛教因素》,载《普陀学刊》第15辑。
 
注释
【1】贾维主编的《谭嗣同研究述要》(参见贾维主编)全面梳理了近百年来围绕谭嗣同生平研究、著述整理、思想探析的概况,并附录了2009年以来的谭嗣同研究论著索引,是一部较为全面的谭嗣同研究综述性论著。此外,刘伟的《建国以来谭嗣同哲学思想研究述评》(参见刘伟)、李喜所的《百年谭嗣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参见李喜所)也有参考价值。
【2】佛学是谭嗣同仁学体系建构中的重要思想资源。从现有史料及谭嗣同的思想来看,早期谭嗣同并没有受到佛教的直接影响,他受佛教影响是在北游访学期间与佛教人士接触的结果。(参见张晓林,第285页)梁启超认为,谭嗣同“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梁启超,2020年,第149页),这一变即仁学思想体系的建立。
【3】胡建认为,“心力说”对中国近代道德转型所起的奠基作用有:“在道德本质问题上,用世俗的‘人欲之善’取代了传统的‘天理之善’;在道德实践理性上,用近代性‘平等自主’之美德扬弃了古典式‘等级依附’之美德;在‘集体关怀’的德性层面,用‘平民主义’否定了‘权威主义’。”(胡建)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