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儒家价值是中国治理体系本源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4-08-19 09: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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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儒家价值是中国治理体系本源

        作者:秋风

        来源:环球时报

        时间:甲午年七月廿四

                   西历2014年8月19日

 

 

 如何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现代化?关键是价值自觉。具体而言,在中国建立可持续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须以儒家价值作为基础。

 

政治须在特定价值框架中展开,否则就是野蛮的或毫无意义的;转型政治所追求之政制、社会治理体系,须有其稳定而获得普遍认可的价值基础,否则就不可能获得国民认可,难以稳定而长久地运转。

 

那么在中国,这个同时框定政治、规范政制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本来,这不成其为问题。自西汉董仲舒推明孔子之术、汉武帝表彰六经以来,中国政治之根本法度就是崇经、尊儒。其具体制度,由士大夫立足经义,因应时代变化,广泛运用各种知识,创制立法。历代制度不断变化,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中国之道常在常新。由此之故,历代所立之制,能长期稳定运转。

 

迄至晚清,士大夫依然立足经义,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只因种种内部、外部偶然因素,导致此常态变法转型机制失灵。而有中国历史之歧出,外来意识形态蜂拥而至,轮番登场,争相按照自己的蓝图重新翻建中国。

 

毫无疑问,面对全新的技术、生产方式,面对急剧扩大的开放世界,与弱肉强食的国家关系,中国当然要变,引入现代生产技术与国家治理技术;中国也没有理由拒绝外部的宗教、价值、观念、思想、理论。中国文明自诞生起,就有两项根本美德:好学、包容。中国因此成为这个世界上宗教、族群等方面多样性最为突出的、最大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

 

但在多样性之中,有个发挥整合作用的内核;在高耸而敦厚的大厦之下,有个坚实而稳固的地基。这就是儒家价值。费孝通先生形容中华民族之格局为“多元一体”,“一体”就是儒家价值。没有儒家价值之整合、支撑,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必定解体,或不能形成良好秩序。

 

需要说明的是,“儒家价值”一词不甚准确。孔子于中国古典文明陷入危机之时,删述六经。六经是中国之经,而不只是儒家之经。六经记录圣王之言、行、事、制,也就记录了中国人最初走过的路。中国之道在六经中。任何人欲在中国设计、构建良好制度,舍此道之外,别无他路。

 

现代亦不例外。过去百多年,国人尝试建立过各种现代制度,然而要么短命而消失,要么虽维持而不稳定。原因在于,精英缺乏道的自觉,一心服膺外人理念,试图照搬他家制度。这种做法,在没有文明历史的小型邦国,尚且不能成功,遑论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文明根底的超大文明与政治共同体。诸多制度看起来现代,实与国民价值格格不入,甚至敌对,自然难维系。后发国家现代政治失败的根源,都在制度与价值的冲突。

 

今日全面改革欲成大功,精英首当转变心态:吾辈所努力者,不是所谓的现代治理体系在中国,而是构建中国自己的现代治理体系,扎根于中国文明、体现中国之道、实现中国价值、反过来又由中国价值支撑之现代治理体系。它是现代的,但首先是中国的。

 

 为此,必须从价值上、制度上恰当处理中西关系。正确的原则,无非是张之洞提出之“中体西用”。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当保持开放态度,广泛学习、吸纳、消化外部各种有效的价值、制度。但前提是立定我之主体,而这主体是由儒家守护之中国之道、中国价值支撑的。换言之,中国精英须以中国价值涵摄外人价值,以实现中国价值之新生转进;以中国之道涵摄外人理论,以建立中国现代思想体系;基于这两者,消化外人创设之制度,同时基于中国历史经验,大胆自我创制,或可构建健全而稳定之中国现代治理体系。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附录】

        

        儒家思想不能主导中国改革

        作者:王小东

        来源:环球时报

        时间:甲午年七月十八

                    西历2014年8月13日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儒家思想引导中国未来道路的呼声、文章、学术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到今天已汇成一种不小的声音,被称为“新儒家”。这种声音,作为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几乎是一边倒的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全盘照搬西方思潮的一种反省,无疑值得肯定。然而,以儒家思想主导中国改革的主张没有可行性——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价值判断。

 

儒家思想中的最重要部分,对于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的设计是什么?就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以此为原则,给人类社会加上一个秩序。这个原则对当时的世界是个进步。然而,当时领先的儒家今天无论如何是过时了。首先,它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平等、独立、自由这些价值观确实主要来源于西方,但已经为整个人类社会所接受,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类社会已经学会了以平等、独立、自由为原则,构建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关系,同时保持秩序,避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这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扭转的。

 

除了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外,儒家思想还有其他方面的缺点,譬如,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用于当代中国。儒家思想在“大争之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大行于世。它大行于世,是在中国把大的战争都基本上打完之后。这个时代正如西汉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然而,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仍是个“大争之世”。虽然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起春秋、战国时期是小得多了,但“大争”仍旧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打仗,也要争经济,争政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我们也不能光挖掘儒家的,更要挖掘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争之世”的其他思想、文化资源。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利用儒家这个符号做新的解释,从而与西方中心论相抗衡。然而,儒家是在中国被多次打翻在地的符号。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原来的神圣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失去了这样的神圣性,它作为凝聚人心的符号价值就大打折扣。

 

当然,儒家思想今天仍有其宝贵价值。这就是培养、保持一个凭借个人成绩而不是血统高贵选拔的阶层,将以“仁者爱人”、“以天下为己任”等价值观教育、培养的士大夫阶层,作为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这一点很值得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继续借鉴。

 

中共十八大提出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一条新路。当今世界,科技、经济迅猛发展,带来进步,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人口增长等难题。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复杂化,互联网带来的政治运作、社会关系的急剧改变,恐怖主义的失控,很多人认为已是“历史终结”的西方体制也遇到了危机。不仅中国,整个人类社会都需要走新路了。作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要为自己开辟一条新路,也要为世界开辟新路做出贡献。这就需要继往开来。继往,里面包括儒家,但不可以儒家为主导。

 

我们要从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方文明,从苏联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都汲取经验与教训,并加上洞悉未来的创造性,进行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社会关系与精神文化的探索,这才是中国改革的主导方向。

 

        (作者是北京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