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儒家以“圣人大同之道”融贯民主、自由、平等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4-12-03 12: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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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作者简介:朱汉民,男,西历一九五四年生,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会副会长。曾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湖湘文化通史》(岳麓书院,2015年)、《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新星出版社,2015年)、《儒学的多维视域》(东方出版社,2015年)、《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中国书院文化简史》(中华书局,2010年)等。

 

 

儒家以“圣人大同之道”融贯民主、自由、平等

作者:朱汉民

来源:原载于 儒家大风

时间:甲午年十月十二

      西历2014年12月03日

 

 

核心提示:这样一种将中国文化的普世性与民主、自由理念相融通的文化观,为清末民初诸多士大夫所接受。由于近代士人往往以“圣人之道”、“大同之道”去解读、融贯民主、自由、平等,故而形成一种具有深厚中国文化特色的民主主义思想文化。有些政治上向往自由、民主的近代士大夫,内心也真诚地信仰儒家的圣人之道。

 

2014年7月11日15时,由凤凰网、岳麓书院联合主办的“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隆重举行。久未露面的84岁高龄的李泽厚先生和81岁高龄的李学勤先生,特地出山助阵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

 

9月29日晚19时,“国学大典”暨颁奖仪式在岳麓书院隆重举行,活动现场揭晓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奖”获奖名单。饶宗颐先生、李学勤先生、叶嘉莹先生、余英时先生、陈鼓应先生、刘笑敢先生,以及已故的汤一介先生等42名个人及组织分别获奖。

 

颁奖典礼开始之前,儒风大家记者于岳麓书院内的百泉轩采访了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先生、凤凰网总裁李亚先生。今天如何看待国学,是两位嘉宾共同关心的话题。

 


 

岳麓书院祭孔大典

 


 

凤凰网总裁李亚在祭孔大典现场

 


 

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接受媒体采访

 

-嘉宾

 

朱汉民  岳麓书院院长

 

李亚  凤凰网总裁

 

主持

 

曾繁田  中国孔子基金会《儒风大家》杂志记者

 

□:“国学”这个概念始终不甚明了。一方面,民国学者如钱穆先生,当代学者如李泽厚先生、袁伟时先生、王学泰先生,都不认同“国学”这个提法。另一方面,现在人们使用“国学”又较为频繁。两位怎样看待“国学”这个概念?我们应该怎样使用它?

 

-朱汉民:近些年“国学”使用频率较高,有关传统文化的东西大概都被称为国学。有些学者不赞成,可能主要是因为,国学不像哲学、历史学、文学这些学科具有大家一致认同的学科体系。国学非常庞杂,林林总总都放进去,就会有些混乱。不赞成也有一定的道理。

 

另外,国学这个概念出现得比较晚,不像经学、史学、考据学等等,在历史上长期使用,并且有专指的内容。西学传进来之后,才有了国学这个概念。中国人原本是不讲国学的,现代人反而大量讲国学了。这是因为引入了西学,需要有意识地称其为“国学”。就像西医传进来,与中医大不一样,为了区别开来,就用中医、西医区分。

 

考虑知识体系、学科分类的不同,我认为国学还是有它的特质。中国学术有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知识体系,经学、诗学、易学、春秋学、理学甚至每一部经都是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各自有其文字、文献、义理等方面的内容。你说它是哲学么,它包含一部分哲学内容,但是也有历史学内容,还有文学的内容。比如经学,用西学的学科分类,很多经典无法用某一个现代学科去解说,它本身就是综合性的。因此,我认同国学这个概念。

 

-李亚:我们这次国学盛典颁奖礼两个主办方岳麓书院和凤凰网,从评奖分工上看,岳麓书院负责学术类奖项,而凤凰网分担传播类奖项。凤凰网主要面向大众、网民、没有经过专业学术训练的那些普通人,去表达他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我想在普罗大众心目中,国学这个概念没有那么严谨,但是可能它的含义也挺丰富,三玄四书、唐诗宋词等等经典文本当然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内容,其他中医、书法、茶道、武术都被笼统地称之为国学。我想,两种理解都有它的意义,既有了学术的严谨,也有了传统文化更广义的当代意义。

 

□:国学复兴对当代中国会产生何种影响?有可能解决哪些问题?

 

-朱汉民:我所理解的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化、知识化、体系化,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国学的影响至少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说:

 

一、从个人的精神上讲,国学提供安身立命的方法。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以经济方式刺激人们努力追求物利益。人们积极地、最大限度地进入市场、参与社会,势必引起心灵的震荡与紧张。国学有较为成熟的方法安置心灵,为我们提供价值性的依托。

 

二、国学提供精神资源,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中国处在转型期,此前的社会价值观念被否定之后,带来社会关系紧张、伦理道德失范,而仁义礼智信放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用。

 

三、为中华文明崛起提供文化支持。仅有经济、军事、政治的崛起是不够的,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是现代化过程中思想文化贫瘠,没有一个足够明确的、一致认同的价值体系。我认为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提供现代化的目标和动力,只有带着自身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价值目标实现现代化,才是中华文明的崛起。

 

-李亚:我有一个挺简化的理解。传统文化的当代性甚至世界性意义,就是用儒家的修齐治平去面对现代生活。修养身心,是现代人面临的重大问题,不光是中国的问题,这是全球性的问题。物质供给越来越充裕,而思想的、情感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多变。传统中国对于家庭伦常生活的特别重视,以及立德立功立言那样一种人生价值的追求,仍然可以向现代人提供一种生活之可能。

 

国学还能够作为智慧的源泉。我曾经遇到某汽车公司销售老总,他告诉我,他的销售原则就是仁义礼智信。他特别相信人与人之间应当换位思考,他用一种建功立业的态度做商业,反复跟我说,不能被短期利益左右。小米的雷军说“顺势而为,寻找台风”,这与道家顺天命的思想相对应。至于社会的和谐,现在贫富悬殊、诚信缺失等等社会问题都很严重,而儒家的王道仁政之上,那种平天下的精神源头,也是一种普世价值。

 

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信会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等一些观念,在现代社会仍然有效。用易中天先生的话说,“抽象继承”。我相信抽象继承之后,会有一些普世价值。

 

-朱汉民:首先是立德。把德摆在首位,作为立功的前提、基础、目标,否则立功不能长久,社会仍然是尔虞我诈。

 

-李亚:昨天我遇到一个银行卡诈骗的事情,以前这类事我都过去算了,这次我和那人谈了二十多分钟。我说这种事你做不成功也就罢了,做成功了就会受到制裁,而且无论成功与否,都于心不安。他说,社会上其他工作太辛苦,而且赚不到钱,买不了房子,娶不上媳妇。现在我们的财富积累,确实不太公平,人才的任用也不太公平。这些确实没有办法,可我大概还是以一个迂腐的读书人自诩,相信价值观是人生的北斗,也是企业的基石。

 

先贤的人生态度、人格理想,有时候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孟子讲的理想人格,大丈夫,不管怎样对中国人的影响都是深远的。要说它的当代意义可能有些尴尬,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浮躁、容易妥协的时代,还是说,我们自身是比较容易浮躁、容易妥协的人。

 

□:如果说国学能够为国人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撑,这其中两位最看重的是什么?

 

-李亚:以价值观来建立个人、组织、企业、城市、社会。我的切身体会是,与同事一起工作,价值观确实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西方企业管理研究的成果。没有价值观,社会各个层级的组成单元就会失范,个人行为、企业行为、政府行为都会“逾矩”,整个社会就失去了信任。像是食品安全问题。

 

还有就是立德在先,自己要有一个经过了反思的人生态度。我很崇尚儒道互补,儒家那样刚毅、乐观、进取,遇到挫折,道家、佛家又从内心里给我们一个支撑,人在进取、退隐之间取得平衡。像苏东坡、陶渊明那样,平衡自己、完成自己,一方面是追求外在事业,一方面是保持内心的安宁。

 

-朱汉民:传统文化能够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丰富的人生价值,不同年龄段、不同处境,都可以有不同的应对。我个人更多地是呆在书院,最看重两点。一个是儒家的“仁者爱人”,听起来非常普通,但是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是阶级斗争,那种教育强调阶级仇恨,漠视对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对护育人性、培养人格很不利。孔子讲的仁,就是人和人之间相互感通、相互体恤。先不说人性论,只说教化,用一种文化把善良的一面调动起来,还是用一种仇恨去挑起丑恶的一面。我们知道,不同文明都会强调“爱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才能培养健康的人格,发现仁爱之心,使人得到提升。

 

另一个是《中庸》提倡的中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的、社会的秩序,生活的、心灵的秩序,最合适的叫做中。要达到整个世界的和谐,不需要建立一个超越信仰,人道就具有天道的意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价值信念,对我启发很大。

 

□:对于“国学热”现象,各界褒贬不一。在热与冷之间,国学如何获得一个适当的度?

 

-朱汉民:我感觉冷和热有一些特指的背景,现在民间国学讲习班、读经班很多,政府也很重视,教育上、宣传上都在提倡。作为国学研究者,或者说作为一个思想者,不管思考西方的思想、中国的思想,都要非常理性、非常冷静。比如我们评国学奖评得很热闹,但是入围的研究成果都是从冷静中得出来的,热闹不可能产生优秀的成果。无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做国学研究一定要坐冷板凳,就是“宁静致远”。

 

同时,国学的热,可能也是一种社会文化需求。中国经历了传统文化的毁弃和中断,现在要重新了解传统文化,需要一种热忱。像是“致敬国学”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在传播上可以提醒民众去关注国学的内涵、价值、意义,提高认知程度。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把真正有价值的国学推广出去。所以我认为,应该继续冷静加热忱。

 

-李亚:我算是互联网跨界来做的,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国学太冷了。现在消费主义、物欲主义大行其道,流行文化受到关注最多。我们在中华世纪坛举行启动仪式,引起了一些注意,但是当天最受瞩目的仍然是绯闻、八卦之类的,那些才热。我们每年都有娱乐界、影视圈的盘点,我们自己以及同行投入都很大。相比之下,国学不要说热,连温都不算。这种现象不光是中国有,世界各国大都如此。

 

但是为国学做这样一项工作,也只有我们凤凰来做。凤凰网始终坚守“中华情怀,全球视野,兼容开放,进步力量”的媒体价值观,凤凰卫视更是以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为重要职责。凤凰的使命就是文化传承,所以责无旁贷。

 

□:1980年代的美学热、诗歌热、文化热,从学界到民间都很积极,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怀念。近些年兴起民国热、常识热,也有良好的社会影响。这就构成了一种参照,可能热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热出人文价值。目前国家对一些国学机构、国学项目大力扶持。在两位看来,国学需要政府为它做什么?

 

-朱汉民:在我看来,第一点也是最迫切的,国学还没有列入正式学科体系,这点我们非常遗憾。没有独立的学科体系,在大学很难维持,许多大学的国学院都面临这个问题。昨天的国学院长论坛上,大家都有一个认识,把国学作为独立学科培养人才,仍然非常艰难。现在的学科体系里,没有国学的学位。我们曾经争取过,但是学术界意见很不一致,所以没有通过。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学术界反对的声音也有他们的道理。

 

第二点呢,还没有把国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没有一个高等研究机构。像是韩国就有两个中央级的研究机构,实际上研究内容多是中国传统文化,宋明理学等等,他们有自己的理解和建树。人家有韩国国学振兴院、韩国国学中央研究院,而我们连国学研究所都没有,更别说研究院了。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研究院,把马列主义划为独立的一级学科。我们自己五千年的学术传统,反倒没有一个研究院。

 

第三,就是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体系增加传统文化的内容。不能让年轻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缺乏基础性的了解。这个主要还是靠政府推动。

 

-李亚:我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以外的人,很认同朱院长所说的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从小学开始,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宋明山水画,这些教育都有必要加强。我在国外学习十五年,对中国的思念,除了中国菜,就是那些传统文化。以往我们的教育忽视了许多人文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孩子也对传统文化缺少基本的了解,教育就是失职的。还有就是礼节仪式,例如春节已经失去了传统的价值,从观念到仪式到情感,传统的礼节仪式应当在家庭层面、社会层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传播国学的过程中,应当如何对传播的内容加以取舍?

 

-李亚:我想任何人文的、学术的东西,都需要与时俱进,后来者会认识到以往知识的局限性,自然会有一个纠正、一个取舍。国学也需要加以辨别,但是不应该成为一种担忧,为此而拒绝弘扬国学。在今天,有些糟粕的东西,通过常识就可以辨别,例如男尊女卑这些观念。

 

-朱汉民:中华文化里面,有些能够与现代生活对接,有些就不能够。现在有些人也确实比较偏激,前阵子我看新闻,社会上还有人开“女课”,搞妇德教育。类似这些东西必然遭到淘汰,尽管少数人会去选择,但是总体上一定会被社会所排斥。因为它不属于现代社会。中国古代的东西良莠不齐,像是那些蒙学教材、劝善书,家训家规,有些确实有益,但是也有很多不合适现代人学习。我想还是应该由思想界、学术界给出一些基本的评判。

 

□:新媒体日渐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传播媒介,目前与国学相关的价值、知识、资讯正通过新媒体传播。仅就国学传播而言,新媒体能否成为主流?传统媒体例如纸质媒介,有没有一些新媒体无法取代的价值?

 

-李亚:客观地讲,纸质书刊在未来有可能会失去媒介属性。电子书方便阅读,数字新媒体传播效率高,在互动性、社交性方面,它的好处确实很明显。我想,智慧本身在于那些思想精华,介质属于形式层面,不是最主要的。数字新媒体作为社交媒体优势很明显,它更适应快餐化、碎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内容比较适合这种传播。比如《论语》篇幅短小,字数与微博相近。另外新媒体更适合年轻人,通过新媒体可以更多元地展现国学。文字配合上图画、音乐,利用新媒体、多媒体,可以更有效地传播国学。

 

□:“致敬国学”这个提法,意在引导人们对国学抱有敬意。对国学的这样一种敬意,与对世界文化的一般敬意有何区别?

 

-朱汉民:对于全世界的文化,都应该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民族之间、族群之间,不同的文化在现代世界没有藩篱。国学这一块,更多的是产生自豪感、自信心。同样一句话、一个思想,《圣经》里有,《论语》里也有,我们就会感到自己的文化也能产生这种伟大的思想,会有一种自信心,会有亲切感。

 

-李亚: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改善,民族复兴的机遇就在眼前。未来的可能,取决于思想的高度。而这首先在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树立文化主体性的理念,进而更加包容地去学习、汲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

 

一百年前人们争论过,国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经济生活有了显著提高,决定未来走向的是精神价值、思想文化。文革时期,国学即便隐退山林都会被捣毁,现在国学重新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思考,同时也应该珍惜。

 

我相信一个民族的未来,最终取决于这个民族思想的高度,而这又以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发展为基石。英雄之大者,可救一时之世;学问之大者,方可为万世开太平。

 

□:二十天前,汤一介先生因病辞世。生前谈及中国的现代化,汤先生说过:“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一切现代社会的共性,“自由”是一种现代的精神,创造力源于自由,而“民主”则是一种制度,保证人民的自由得以实现。今天我们从事国学研究、国学传播,如何能够有助于“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现代中国?

 

-朱汉民:我认为国学的研究与传播,可以与自由、民主的现代价值结合起来。不妨回忆一下,近代中国士大夫如何将传统国学与现代价值结合。许多思想开放的士大夫,其基本文化信念仍是圣贤之道,保持着对儒家王道文化中“天下之道”、“天下之理”的信仰,同时他们能够以“王道”去解读自由民主。晚清郭嵩涛从原始儒家的价值理念出发,将自由民主理念包容进来。谭嗣同也是一位努力融合仁学与自由民权价值的学者,“大公至正”、“唐虞揖让之风”等中国传统价值理念,近代的民主、自由价值理念,在他看来完全是相通的。

 

这样一种将中国文化的普世性与民主、自由理念相融通的文化观,为清末民初诸多士大夫所接受。由于近代士人往往以“圣人之道”、“大同之道”去解读、融贯民主、自由、平等,故而形成一种具有深厚中国文化特色的民主主义思想文化。有些政治上向往自由、民主的近代士大夫,内心也真诚地信仰儒家的圣人之道。

 

-李亚:在7月11日“致敬国学”启动仪式的致辞中,我曾这样表达,“致敬国学,推动国学的传承与传播,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摇旗呐喊,是向全社会、乃至全球华人发出一种声音:续接文化之根,张扬思想之魂,为躁动的心灵找回一方精神家园,为剧变的世界留住一片澄净天空。一个民族,只有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充满温情,心生敬意,才能延续文化的血脉,树立文化的自信,提升文化生活的品质。进而加强社会整体的凝聚力,共渡改革的深水区。”

 

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的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与价值信仰的缺失,不同个体、人群、阶层的利益、行为、观念越来越多元化,矛盾与激荡在所难免。国学智慧在人格修养、精神归宿、心灵慰藉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有益于个体的自由发展和幸福生活,在社会层面则能缓冲矛盾、和谐秩序、重建道德,从而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设。

 

国学的传承与传播,有助于我们从中华传统文化汲取力量,重拾文化自知,树立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进而能以更积极、更开放的态度,向世界文明、现代文明学习,其中就包括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自由精神与民主制度。实际上这意味着,时间的纵向历史维度和空间的横向世界维度两种意义上的开放,既扎根于人文历史,又放眼于普世价值,在自身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价值双重基石之上,以传承促进发展,以开放促进改革,更理性、更智慧地推动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朝着现代化的方向演进。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