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目前中国没有儒商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4-12-11 21: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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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

作者简介:杜维明,男,祖藉广东南海,西历一九四〇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研究教授,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并曾应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邀请参加为推动文明对话而组建的“世界杰出人士小组”。先后求学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受教于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1966年哈佛博士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1年回哈佛大学任教,后担任东亚系主任,1996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08年受北京大学邀请,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目前中国没有儒商

作者 受访者 杜维明

         采访者 中国慈善家

来源:原载于 《中国慈善家》

时间:癸巳年十月廿一

           西历2013年07月23日


 

最近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儒商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他们不仅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同时也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且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

 

儒商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慈善家》:“儒商”这个词语近年频繁出现,一些有文化的企业家甚至儒雅的企业家,都被称作儒商。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你认为哪些企业家可以被称作儒商?儒商应该有怎样的内涵?

 

杜维明:只是在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才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用今天的话说,儒商就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企业家。他们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而且有公共意识的一批知识分子。

 

作为商人,儒商不完全唯利是图,他们非常重要的观念是见利思义。义利之辩中,一个很大的错误认识是要义就不要利,这完全错误。义是什么?是利益之和。义所代表的利绝对是大利,不是小利;是代表很多人的利,不是一个人的利。另外,他们获得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创造使人能够从事道德实践发展的条件。所以,义比利高,利和义是没有矛盾的。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儒商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须有批判精神。那么,儒商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

 

杜维明:今天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叫intellectual,这个概念是从俄罗斯传统里来的。他们不仅一定要批判政治、批判现实,而且一定要跟既得利益者划清界线,所以他们以批判精神特别是对政治的批判精神为特色。这个观点只是在俄罗斯的传统里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深深影响到了中国。但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却都不是这样,政治体系的人也是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比如基辛格、约瑟夫·奈。

 

在中国的传统中,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就是士,士君子。士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是以他是为全体人民的福祉,有为天下的情怀,还是为现实政治的一己之私为标准。所以,不是看他有没有介入政治、有没有参与政府,而是看他的价值取向、他的心态。

 

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是现代意义的儒商。他当然有批判精神,这种批判不仅仅是政治批判,还有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但并不是说一定要跟政治划清界线,他介入政治事实上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中国的老传统。

 

《中国慈善家》:按照你对儒商的定义和标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庞大的企业家阶层中,有哪些企业家称得上儒商?

 

杜维明:在中国的企业界,以严格意义上的儒商最高标准来论,我不认为目前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家有资格算儒商,儒商的观念在当今中国已荡然无存。目前中国还没有儒商,儒商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正走在成为儒商路上的人很多,因为在中国企业界,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中国慈善家》:有没有接近儒商标准的企业家?例如,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他不仅身体力行学习、研究儒学和佛学,还把儒学作为企业文化。

 

杜维明:陈峰、傅成玉、马云等人,都是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CEO课程”的第一期学员。如果他们再宽广一下,不就是儒商嘛。

 

《中国慈善家》:儒商是否一定要有自我认同?

 

杜维明:对。儒商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就是他有参与感。除了直接参与以外,他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慈善家》:子贡被称作儒商的鼻祖,他的哪些行动和思想体现了儒商精神?

 

杜维明:子贡有一句话说孔子,是“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性命和天道是最深层的价值,子贡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所以,看子贡和孔子的对话,很多都是谈人的终极关怀,天与人的关系。另外,子贡做生意,是做冒险投资的生意,能获大利,因此他有远见。我相信,儒学很多的发展靠子贡,子贡最忠于孔子。

 

子贡为儒家的发展创造了很多物质条件。他思想敏锐,非常有智慧和远见,追求天人合一,也有非常强的道德关怀。可以说,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最有企业家精神,他的事业比较宽阔,又能够发展各种不同的实业。这个传统,在儒家的文化圈一直发展。

 

儒家的经济理念比较符合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它不主张政府专断。法家歧视商人,只注重耕战,儒家却非常重视商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因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儒家重农轻商。为什么说这是错的呢?儒家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要想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有三种职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另外一个是商人,商人通有无。法家则不要商人,只要两种人,农民和军人。

 

《中国慈善家》:在子贡之后的2000多年里,哪些商人可以称作儒商?

 

杜维明:有很多。据研究发现,很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商人,同时也具有儒商性格的商人,是从明代开始出现的。明代有一批商人,他们一方面以商人身份赚钱,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士的情怀,有社会责任感,就成为了儒商。

 

晚清民国,张謇是毫无疑问的儒商,此外还有胡雪岩和荣氏家族,很多很多。

 

为社会有序发展发挥大作用

 

《中国慈善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不知儒商的传统在那里是否获得了发展?

 

杜维明:现在中国的儒家传统断了,要想找一个能真正代表儒商的人,在整个中国文化地区不太容易。即便找到一个,他也不一定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儒商。但这个传统在韩国和日本没有断。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很多有名的华人大企业家,可以算是儒商。

 

日本为什么没有断呢?涩泽荣一是日本实业之父,一生都在做《论语》研究,他说自己一生奉行的一句话就是见利思义。有次我碰到一个日本儒商—三菱的董事长诸桥晋六,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他是家里的“黑马”,因为其他家庭成员都在做学术。诸桥家族曾主持编纂了《大汉和字典》,三菱公司也长期支持日本的东洋文库(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东洋文库的1/3资金来自三菱。资生堂的前负责人福原义春也是儒商,“资生”这两个字就来自《易经》中的“万物资生”。

 

《中国慈善家》:除了这几位大企业家之外,日本的企业家普遍重视儒学吗?

 

杜维明:数量相当大。有个叫冈田武彦的日本人,专门研究王阳明心学。有一次我去日本参加学术会,冈田武彦安排我和他长期培训的一批企业家见面。他每个星期六早上都和一些企业家讨论“四书”,特别是《大学》。在神户,他安排了400个日本企业家和我见面,其中既有中小企业家,也有大企业家,他们每周都会抽一段时间来讨论儒学。

 

日本还有专门培训儒商的学校,比如明德堂。培训内容既有会计等基本技术知识,也有中国传统书院的教育,教授基本的修身哲学。他们特别重视修身哲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伦理。

 

可以说,21世纪的领导者,除了经济资本以外,还必须要有社会资本。因此,除了科技能力以外,应特别注重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以外,应注重情商和人力资源;除了物质条件之外,应注重精神价值。如何培养文化能力,如何发扬伦理的智慧,如何开拓精神价值,这都是儒商的文明。

 

《中国慈善家》:刚才你提到日本有专门培养儒商的学校,韩国好像也有?

 

杜维明:对。韩国的几个大公司,现代的老板就是重要的儒商,三星也是这样。韩国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完全是三星在资助。文化在企业界和社会上是否起作用,要靠政府、学校、媒体和一般群众的共同努力,不可能是单向的。比如我手上这张1000元韩币(相当于人民币10元),上面印的人物是李退溪,他是韩国的大儒、韩国的孔子;上面印的建筑则是成均馆,就是太学。成均馆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断得太厉害了,我们没有集体记忆,没有经过三代还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杂志、学校和企业。

 

《中国慈善家》:有观点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同时,整个社会的价值和秩序依旧有序,其间,儒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杜维明:的确。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认识,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脱亚入欧,是把整个儒家传统给丢了,完全向西方学习。事实正好相反。现在日本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叫渡边浩的学者,是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大弟子,他研究之后认为,真正的儒家精神充分发挥积极影响力的时期是在明治。明治时期,日本人提出“和魂洋才”的思想。“和”就是大和,“魂”就是日本的精神,包括儒家理念,“洋才”就是西方的技术。事实证明,“和魂洋才”是成功的。

 

《中国慈善家》:除了日本,在“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儒商在社会秩序的恢复,甚至社会的建设方面,是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杜维明: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最开始是日本崛起,然后是“四小龙”。以前分析他们崛起的原因,有一个很大的错误,都是考虑外在的原因,认为可能是美援的关系,但是,受到美援最大的国家菲律宾就没有发展起来。还有人说了其他外在因素。外在因素是很重要,但不关键,关键的是人的问题。假如现在在台湾的几千万人不是中国人,而是菲律宾人,他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发挥得那么好,这是很大的问号。

 

大企业家要发展为社会服务的意志

 

《中国慈善家》:中国的现实问题越来越严重,诚信危机、道德崩溃,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为精英的企业家阶层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

 

杜维明:儒家有个基本信念,就是越有权、越有势、越有影响力、越掌握资源和信息的人,越应该有责任感。中国没有出现完全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经济人的观点,现在经济人的观点很强,多半还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小家庭的利益,其他人可以不管。虽然如此,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资源还是在起作用。第一,我们是一个学习的文明,所以中国的企业家打拼时,不仅向西方学习,也向日本和韩国学习。第二,我们比较宽容,没有狭隘的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比如说原来有三教,现在可能有五教,有不同的文明多样性的观念。第三,我们是对话的文明,我们喜欢谈天、喜欢对话、喜欢讨论、喜欢协商,因为我们有一个天下的观念,天地万物一体,这是很老的传统。

 

最近我到无锡,看到一幅顾宪成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这一批人根本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甚至不一定考得上进士,在政府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有家国天下的气派,就是中国丰富的儒家传统资源。

 

《中国慈善家》:但是这个传统已经断了。例如,现在大多数企业家就公开表示,只要把企业做好就可以了,并没有家国天下的气派。

 

杜维明:这个我不担心,什么原因呢?因为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西方的因素已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的企业家说我把企业做好,就是尽了足够的责任。这一点错误都没有。

 

所谓经济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他们了解自己的利益,在相对自由的市场,在不犯法的前提下扩大自己的利润。他们有自由的观念,有理性的观念,有权利的观念,有法制的观念,也有个人的尊严。从儒家来看,这样一个人,至少比害人害己或损人不利己的人好了很多。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企业家群体有领导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很多价值,就是跟儒家的传统深刻关联的那些价值必须开发出来。自由之外必须有正义、公益或平等的观念;理性之外必须有同情或慈悲的观念;法制之外一定要有礼让的观念;权利之外必须有责任的观念;个人尊严之外必须有社会和谐的观念。这就是“仁义礼智信”,它是一个经济人必须有的。

 

所以,如果一个企业家说,自己只要把企业搞好就尽到责任了,以他作为一个经济人的身份,我们不会批评他。但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极大的群体,那么,除了把自己的公司管理好以外,他还应该发展服务社会的意志。儒家叫做“推己及人”,他必须向外推,不推的话就失职了。

 

《中国慈善家》:近些年,你担任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接触企业家众多。据你观察,他们对儒商和儒学的态度如何?他们有兴趣和意愿成为儒商吗?

 

杜维明:这个自觉是有的。我觉得一个令人欣慰的发展是,企业界本身有一种追求文化,特别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意愿,在各个商学院的EMBA教育里比较明显。现在许多大学都有专门的国学培训,对象有很多都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从比较文化学上讲,这个潮流很特殊,其他国家没有。

 

《中国慈善家》:但是这种自觉会不会是功利性的?

 

杜维明:有功利性的一面。现在包括慈善事业,都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扩大声誉。这种心理可以理解。另外他们也确实出现了一种新的想法,就是在成功之外追求意义。成功之后如果不追求意义,就会失落。追求意义的人不一定会成功,比如颜回就一贫如洗,但是他有内在的愉悦。假如你追求意义,而且又做大了,就很容易把你追求意义的这种价值分享出来。越有钱越有势的人,越应该有责任感,他们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然应该扩大服务的范围。

 

所以,好的大企业家,有四个方面要同时兼顾:第一是个人问题,特别是身心问题,因此很多企业家花大量时间修炼、休闲;第二是社会问题,即个人和社会之间健康互动的问题;第三是自然问题,现在企业家越来越应该注意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比如说不能把我们的家园给毁了;第四是天道的问题,就是人心和天道如何能相辅相成的问题,要有敬畏感,这是我们民族目前碰到的一个很大问题。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复兴儒学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杜维明:对儒学进一步的发展,儒商起的作用会非常大。学术界从事研究可能很专业和深入,但影响不够。在政治方面发展儒学,将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受到很多现实政治的影响,包括意识形态的影响,真正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还是企业界的人。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有资源,也有国际视野,如果他们有为儒学创造条件的理想,动力就比较大,影响力可能就更大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