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儒学为了生活而存在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5-01-21 21: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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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为了生活而存在

作者:黄玉顺

记者:郑秋轶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廿七

           西历2015年1月17日

 

 

 

儒学如何让现代人接受?“不能忘了一个道理:生活不是为儒学而存在,儒学倒是为生活而存在的”

 

黄玉顺研究“生活儒学”。他的“标准照”是一张穿唐装的照片,看上去很严肃。其实他经常“呵呵”。在博客上,他和网友互动频繁,基本上有帖必复。有人赞了他的文章,他回道:“呵呵!谢谢!共勉!”甚至写文章跟人论战时,开篇也是“呵呵”。

 

黄玉顺学中文出身,儒学和哲学之外,也写一些谈文学的文章,偶尔也会关心三农问题、计划生育和钱学森之问。他觉得,学文学的好处在于重视情感,而所有理性都是为情感服务的。

 

所以,“爱”成了“生活儒学”的关键词。

 

“生活儒学”是黄玉顺2004年提出的,甫一出炉即受到关注,也引发不少争论。“其实很多人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基本思考是传统儒学如何和现代性接榫,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黄玉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他看来,当今思想界很复杂,各有立场。如果把儒家放在中间,跟它们都有关系。

 

2010年,黄玉顺从四川大学调至山东大学。他自述:“今吾由‘川’而‘山’矣。昔在川大,固乐水者;今至山大,诚乐山也。然则乐水矣,吾其智矣乎哉?乐山矣,吾其仁矣乎哉?……”

 

“仁且智”是儒家的追求。

 

不诚无物

 

黄玉顺经常被人误解。因为“生活儒学”这四个字太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其实他做的是纯理论研究。“把传统儒学的现成理论应用到生活中去,这跟我不沾边。”但他不认为冠以“生活”之名是为了讨巧,“我有一个基本命题:一切皆源于生活而归于生活。”

 

黄玉顺认为,2000年来,古今中外的哲学都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思维模式:用一个绝对唯一的形而上存在者来说明众多相对的形而下存在者,即为说明宇宙万物而寻找一个终极根据,比如上帝、天理之类。但这种模式在现代社会遇到了问题。

 

“一个群体要共同生活,必须达成社会规范的一致,儒家叫‘礼’。但现代社会的人们,形而上的观念区别太大了,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家,等等。如果都根据自己的形而上观念来推出一套制度规范,就很难达成共识。”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是走向现代性。生活方式和观念都在变化,儒家古代的社会规范今天很多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周礼》讲‘诸侯一娶九女’,那样的制度安排,现在有没有人同意?”

 

因此,黄玉顺认为,儒学要重建,不仅是形而下的制度规范,还包括形而上的根基。“我相信儒家的思想资源中,还有更本源的、超越时空的观念层级。所以,生活儒学是把‘形上-形下’的思维模式打破,进入更本源的观念层级,而形成三级观念结构。”

 

除了“生活”,黄玉顺还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打破了二元对立的“形上-形下”思维模式。在儒家的资源中,黄玉顺找到了对应于“存在”的概念,“爱”与“诚”。

 

“这种本源性的‘情’就是仁爱,也叫做‘诚’。”《中庸》讲“不诚无物”,“诚就是本真情感,比如儒家讲的爱。”

 

向大众讲生活儒学时,他的办法是举例子。一个常举的例子是母爱:如果没有母爱这种情感显现,这个母亲就不配称为“母亲”,母亲这个主体就还没有生成,所以,是母爱这种生活情感给出了母亲这个存在者。“‘情’是生活存在的直接显现,是存在者化的‘性情’的本源所在。”

 

另一个例子是给大学本科生准备的。通常以为,先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然后才有爱情。他告诉大家:这里谈的不是男人女人的问题,而是恋人,所以刚好相反,不是恋人产生了恋爱,而是恋爱生成了恋人。没有爱情的涌流,恋人是不存在的。因此,一切的存在者、主体性都是由爱给出的。

 

大学生们听得似懂非懂、若有所思。

 

黄玉顺常说,“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这是他的基本命题。但要把“生活儒学”讲明白并不容易。你必须懂一点西方哲学,然后一层一层往上推,有点类似《盗梦空间》的推理游戏,稍不注意就会走岔。所以有朋友私下跟他说,“老黄,你那玩意儿我看不懂。”

“呵呵,我也没办法,因为这不符合人们2000年来形成的思维习惯。”黄玉顺说。

 

儒家不是儒教

 

黄玉顺被认为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对外界的批评看得很清楚。“一些自由主义者老跟儒家作对,不过他们很多地方还是说得对的,虽然有时张冠李戴,把帝国时代的儒家伦理扣到孔子身上。”

 

自由主义者所批评的,也是黄玉顺反对的:原教旨主义。在他看来,当今儒家的光谱很复杂,什么倾向都有,其中一种就是原教旨主义,只恪守传统,不作现代性转换。“我的态度很简单:继承传统,但要进行观念转换,重新诠释。”

 

事实上,当代儒家有两大派别:儒教派和儒学派。前者认为儒家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后者认为儒学本质上是一种学说。或许,这两大派的合力才是当代儒家的完整面貌。

 

关于儒家是不是宗教,是否要建制化,曾经发生过一场论战。黄玉顺写了一本书《儒教问题研究》,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的观点很明确:反对把儒学宗教化。

 

在他看来,儒家没有这个功能。在传统社会,儒家是一种很特殊的身份。“打比方说,佛教、道教,包括西方传来的宗教,相当于运动会的运动员,而儒家就是裁判。如果各大宗教是演员,儒家就是导演。儒家设定一个框架,各宗教在里面活动。”

 

自古以来,儒家不仅解决个人的安生立命问题,还积极入世,干预社会。而现代社会,“政教分离”是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把儒家搞成一个在民政局注册的宗教,怎么干预现实?儒家‘外王’的方面就完全失落了。”黄玉顺说,“同时,‘内圣’方面——对个体的安顿,儒家从来不诉诸‘灵魂不朽’的来世。而其他宗教有上千年的传统,儒家是竞争不过的。”

 

一些儒者认为,当前农村的凋敝是因为失落了儒家的规范。黄玉顺有不同看法。“现代化导致城市化,这个趋势是无法遏制的,传统农村肯定要消亡,如果把儒学跟农村捆绑在一起,儒学就必然要消亡。因此,儒家必须和城市接轨。”

 

他对城市社区儒学充满兴趣,觉得前途不错。

 

几年前,曲阜建教堂事件沸沸扬扬。黄玉顺坚决反对建教堂,却未在联名反对的意见书上签字。“曲阜建教堂不在于基督教的炽热,而在于中华文化主体性自己的沉沦。”他不希望政府用公权力来激活孔庙等“儒教道场”,而是主张儒家“反求诸己”,“彻底解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问题”。

 

黄玉顺发现一个规律: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起飞、现代化第一阶段完成以后,宗教就会复兴,但一定是经过现代转换的宗教,而不是原教旨的。他认为这对于儒学有借鉴意义。

 

儒学如何让现代人接受?“不能忘了一个道理:生活不是为儒学而存在,儒学倒是为生活而存在的。”他说。

 

国学热中无国学

 

《瞭望东方周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学热,目前仍在继续,你对此有何看法?

 

黄玉顺: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从汉武帝设五经博士、经学兴起,到大清帝国结束,经学是帝国时代的特定产物,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统治一切学问的学问。现在很多号称搞“经学”的,其实是以西方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经学史”,那不是经学,而是史学或者文献学的研究。

 

国学是现代性的,它对其他学术在意识形态上发挥统帅性的作用。现在把研究传统文化的都叫“国学”,这是不对的,大学里的“国学院”其实是文史哲研究院。真正的国学还没有建构起来,所以我说“国学热中无国学”。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一句话“人天然是儒家”,怎么理解呢?

 

黄玉顺:“人天然是儒家”是说,人天然就有爱的能力。有人说:基督教也讲爱啊,你为什么不说“人天然是基督徒”?我回答:因为基督教把上帝、而不是把爱看作一切事物的本源。唯有儒家才把爱看作本源。众多的思想流派中,除了儒家,找不出第二家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人天然是儒家。

 

《瞭望东方周刊》:你为什么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孔子的全部思想?

 

黄玉顺:因为这句话概括了人类所有观念的三个基本层级: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核心在“立于礼”,就是建立制度规范。但礼是形而下的东西,需要形而上学为之奠基;形而上学又须本真的生活情感为之奠基,这就是“兴于诗”;礼是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差别的,这就可能导致不和谐,所以需要“成于乐”,即超越礼、回复到本真的情感。

 

儒家跟各派不同,最关心的问题是群体的生存秩序、制度安排,这在儒家的话语里叫“礼”。“立于礼”有两层意思。一是“克己复礼”。“不学礼,无以立”——不遵守游戏规则,就没法在社会上立足。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不同时代的礼是变化的,这叫“礼有损益”。生活方式的转变要求不同的制度安排。比如中华民族曾经很需要帝制,在帝制下创造了很辉煌的文明,但到后来却积贫积弱,说明生活方式转换了。

 

道德是被建构的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的儒学复兴运动,有时候是否过于强调“礼”,而忽视了“损益”?

 

黄玉顺:确实有这个倾向。把儒家古代的“礼”照搬到今天,那是不对的。把“礼”看作根本,就会“以礼杀人”。并不是说凡是古代的规范都不能用,而是说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已经不合时宜了。很多人认为,中国目前的许多问题是失落了传统美德造成的。一个常见的说法:道德滑坡。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很肤浅。古代有很多道德规范,都是今天不该用的。

 

美国一个研究儒学的女教授,对儒家原教旨很感冒,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说:你这人很不道德,因为你一来就跟我握手,“男女授受不亲”啊。她当时感到很震动。

 

《瞭望东方周刊》:儒学容易出现一种“道德主义”的倾向,即认为儒学、传统文化是一套伦理道德。你怎么看这个倾向?

 

黄玉顺:我不赞同泛道德化。什么叫道德?我们一直把“伦理道德”合起来用,却从来没有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所谓道德,其实就是对既有社会规范的遵守和认同。但既有的社会规范是不是都该遵守和认同呢?这就是一个问题。

 

对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根据就是社会规范、伦理规范,就是礼,这是“行为正义”问题;但这种道德判断的前提,则是这个社会规范本身是不是正义的,这是“制度正义”问题。社会转型了,“礼坏乐崩”,是因为有的道德规范确实不能用了,但新的道德规范还没建立起来,所以无所适从。

 

我跟一个美国人谈,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人和北方人对道德的认识就不一样,因为生活方式不同。一个北方人流落到南方,要遵守南方的道德规范吗?不遵守就把你关起来,甚至杀掉。所以,道德没有那么崇高,它是根据生活方式建构起来的。

 

“泛道德主义”的要害是,试图将前现代的伦理规范一股脑儿地搬到今天来。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读经”,尤其是“儿童读经”中存在的某种倾向。

 

我并非一概反对读经,我本人的工作方式之一就是读经——研读儒家经典。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许多读经活动,宣扬的是专制主义的伦理道德,这是很不好的。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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