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法与书法

——论黄泽、赵汸的《春秋》学

作者：曾亦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国学学刊》2011第四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初三日丙申

           耶稣2015年5月20日

【提要】中唐以降，治《春秋》者多尚啖助、赵匡兼采三传之旨，且渐而至于舍传求经矣。其甚焉者，或疑经，或改经，而无有所惮。其间，唯元代之黄泽、赵汸师弟，乃倡言复古，以三传为归趣，尽黜唐、宋以来《春秋》学，而下启有清一代之《公羊》学。黄、赵之《春秋》学以《左传》为主，而以《公》、《穀》二传通之，于左丘明以下，唯推尊晋杜预、宋陈傅良。又祖述西汉博士、晋王接及唐赵匡区别经史之论，以为治《春秋》者，当兼史法与经法而并观之。黄、赵治《春秋》，又主以例求经，至于以日月为例。凡此，皆与《左氏》不同，故多为清代公羊家所推崇。

【关键词】黄泽、赵汸、《春秋》、《左氏》、《公羊》

元初一度行科举之事，旋即废之，至仁宗皇庆二年（1313），始正式推行科举考试。其考试程式规定，《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春秋传》。其后，渐至弃三传而尽用胡氏《春秋传》矣。胡《传》不独见尊于科举，至于有元一代之《春秋》学，亦泰半以踵述胡《传》为主。宋以来之理学虽以程、朱并称，然就《春秋》而言，程、朱实有不同，而胡《传》出于程子，此外，元时尚有一派尊朱子《春秋》之说者，如吴澄、程端学等，即其类也。

盖自中唐以降，由啖、赵、陆发其端，治《春秋》者莫不以直趋经旨为归趣。细言之，此时之《春秋》学大致有两种取向：

其有兼取三传者，则臆决无据，流遁失中。其厌于寻绎者，则欲尽舍三传，直究遗经，分异乖离，莫知统纪。[1]

或曰：

然自唐啖、赵以来说者，莫不曰兼取三传，而于《左氏》取舍尤详，则宜有所发明矣，而《春秋》之义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诸侯无王，大夫无君也，故上不可论于三代盛时，而下与秦汉以来举天下制于一人者亦异，其礼失乐流，陵夷渐靡之故，皆不可以后世一切之法绳之。而近代说者，类皆概以后世之事，则其取诸《左氏》者亦疏矣，况其说经大旨不出二途，曰褒贬，曰实录而已。然尚褒贬者，文苛例密，出入无准，既非所以论圣人；其以为实录者，仅史氏之事，亦岂所以言《春秋》哉！是以为说虽多，而家异人殊，其失视三传滋甚，盖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2]

唐、宋之《春秋》学，其先则兼取三传，而渐至于舍传求经矣。其间说经者，又有两派，如孙复、胡安国等，皆主《春秋》以褒贬为义；至于朱子一脉，虽不以治《春秋》之专门名家，然谓《春秋》不过实录而已，而善恶自见也，此说盖远绍刘知几、王安石等以史视《春秋》之流，至今日史学界亦莫不皆然，可见其影响也。

其间，唯黄泽、赵汸师弟，以复归三传为大旨，尽黜唐、宋以来《春秋》学，而下启有清一代之《公羊》学，其功居伟。虽然，其说以《左传》为主，而以《公》、《穀》二传通之，则亦啖、赵“兼取三传”之流贰也。泽、汸虽兼三传而不取啖、赵，然清世之公羊家，虽以专门之学相高，犹能推崇泽、汸，似亦可怪也。盖泽、汸之治《春秋》，以别经、史为大旨，又主张以例求经，至于以日月为例，皆与清人学术一路，而与《左氏》为敌也。

关于黄泽、赵汸之《春秋》学，《四库提要》有云：

汸尊黄泽之说，《春秋》以《左氏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

则泽、汸于三传以下诸儒，唯取晋杜预、宋陈傅良二氏而已。

一  生平与学术

1.黄泽

黄泽（1260-1346），字楚望。其先长安人，自唐末乃世居四川资州，至其父时，蜀乱而不得归，乃居九江矣。

其弟子赵汸有《黄楚望先生行状》，谓泽生有异质，慨然以明经学古、笃志力行自励，好为苦思，屡以成疾，疾止则复思。泽屡梦见孔子，且蒙亲授六经，乃决意归休，以六经绝学为己任，且作《思古吟》十章，极言圣人德容之盛，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

泽之学，于《易》以明象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为主，而其机括，则尽在《十翼》，作《十翼举要》、《忘象辩》、《象略》、《辩同论》。于《春秋》以明书法为主，其大要则在考核三传，以求向上之功，而脉络尽在《左传》，作《三传义例考》、《笔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辩》、《诸侯娶女立子通考》、《鲁隐公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辩》，凡如是者十余通，以明古今礼俗不同，见虚辞说经之无益。又惧学者得于创闻，不复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发，乃作《易学滥觞》、《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于礼学，则谓郑氏深而未完，王肃明而实浅，作《礼经复古正言》。其辩释诸经要旨，则有《六经补注》；诋排百家异义，则取杜牧不当言而言之义，作《翼经罪言》。

元儒吴澄尝观其书，以为平生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之者，谓人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 然泽书存于世者十二三，门人惟赵汸为高第，得其《春秋》之学为多。汸有《春秋师说》，得以考见泽之《春秋》学。

泽之先为蜀人，而泽亦兼蜀学之长。《元史·儒学传》云：“蜀人治经，必先古注疏，泽于名物度数，考核精审，而义理一宗程、朱。”是以其治《春秋》，宗《左传》，考事情，抑或与此有关。泽尝曰：

今生于河洛、考亭诸大儒之后，理学明矣，若以此而学《春秋》，更用丘明、元凯之功，则经旨自应卓异。……盖用得元凯工夫，只可到得元凯；用得丘明工夫，只可到得丘明。自有等第，及已到得丘明，去经旨尚隔数程。[3]

古人最可取者，莫如郑康成、杜元凯，元凯于义理虽随《左氏》，而错然推校经传，亦最精详，但得崇信《左氏》事实，于经甚有功。[4]

说《春秋》当据《左氏》事实，而兼采《公》、《穀》大义，此最为简要。杜元凯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此于《春秋》最为有功。泽之用工大略亦仿此。[5]

可见，泽之《春秋》学实尊左、杜也，是以赵汸《春秋左氏传补注》序有云：“黄先生论《春秋》学，以左丘明、杜元凯为主。”

泽又精《易》。其书虽不存，然据其自言：

泽于《春秋》，乃是逐事事比量，锱铢计较，务适于中，用心既久，始能纯熟，所以后来说《易》，又较易。盖二书虽不同，而圣人之心精妙则一。……泽因《春秋》而悟易，以经识经，岂妄语哉！泽说《周易》所以较易者，盖是先于《春秋》已用过精神心术，所以触机易悟。[6]

甚至谓六经皆可以如此旁通也。泽曰：

凡诸经最难通者，《周易》象学、《春秋》书法、二礼祭祀大典，三者其难实均。以精微隐赜言之，则《易》难于《春秋》，《春秋》难于礼。以历代事体言之，则礼难于《春秋》，《春秋》难于《易》。然皆圣人精神心术所寓。所以三者之中，但通其一，则余二者可以触机而悟也。说经欲全通甚难，如《易》、《春秋》，须要全通诸家传注，最好者只是藉作梯级，更于传注之上别用一种工夫，虚心以求，勿忘勿助，以俟理熟，到得确然不可移易处，则固滞始化，方是真得。然后可以旁及余经，不然，则固滞未化，不可旁通也。[7]

且曰：

凡说《春秋》须先识圣人气象，要识圣人浑然醇厚，凡一切峭刻烦碎之说，皆除去之，毋惑传注，而后圣人之旨自明，褒贬得其当矣。[8]

又，《行状》谓泽云：

其于《春秋》，以事实为先，以通书法为主。其大要则在考核三传，以求向上之功，而脉络尽在《左传》。

可见，泽以《春秋》与《周易》相通，又以此旁通诸经。并且，其治《春秋》，重事情之推究，“求向上之功”，则终归本于理学矣。盖泽之学，以精思自悟为主，是以《元史·儒学传》称“近代覃思之学，推泽为第一”。泽治《春秋》，颇不满于宋人舍传求经之路，然其处处以求圣人旨意之归趣，则与宋学在精神上亦相通矣。由此可见泽之《春秋》学有理学之特点。此可见泽之学术之特点也。

2.赵汸

赵汸（1319-1369），字子常，休宁人。据《明史·儒林传》，汸生而姿禀卓绝。初就外傅，读朱子《四书》，多所疑难，乃尽取朱子书读之。闻黄泽有学行，往从之游。泽之学，以精思自悟为主。其教人，引而不发。汸一再登门，乃得《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复往，留二岁，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后复从临川虞集游，获闻吴澄之学。乃筑东山精舍，读书著述其中。鸡初鸣辄起，澄心默坐。由是造诣精深，诸经无不通贯，而尤邃于《春秋》。明初诏修《元史》，征汸预其事。书成，辞归，未几卒。学者称东山先生。

汸治《春秋》，悉本其师黄泽区别书法与史法之旨，且推为孟子以后一人而已。汸以所闻于黄泽者，为《春秋师说》三卷，复广之为《春秋集传》十五卷[9]。又恐学者梏于旧闻，因陋就简，于交互之义未能遽悉，因《礼记》经解有“属辞比事《春秋》教”之语，乃离经析义，分为八类，辨而释之，撰《春秋属辞》八篇，凡十五卷。

《春秋属辞》盖折衷三传及杜、陈之书而成。其目录云：

尝退而考诸《左氏传》，以尽夫为其学者之说，则鲁史遗法大略可见，而惜其不知经。既又考之《公羊》、《榖梁》二传以及陈氏《后传》诸书，又知笔削之法端绪可求，而惜其不知史。因悟《三传》而后，诸家纷纭之失，不越此二端。盖八篇之名由是而立，而述作之体见矣。

关于此八篇之内容与关系，目录又云：“其前六篇篇目即是义例，其终二篇义例自见篇中。第一篇有笔无削，与第二篇有笔有削者相对，第三篇至第六篇皆变文，与第八篇从史文者相对，而与前二篇相为经纬，其第七篇则又一经之权衡也。”

关于《集传》与《属辞》，门人倪尚谊《春秋集传》后序载汸语曰：“《属辞》时推笔削之权，而《集传》大明经世之志，必二书相表里，而后《春秋》之旨方完。”[10]

又以学《春秋》者，必考《左传》事实为先，杜预、陈傅良有得于此，而各有所蔽，乃复著《左氏补注》十卷。汸自序云：“取陈氏《章指》附于杜注这下，去两短，集两长，补其所不及”。[11]金居敬跋《春秋师说》则曰：“尝以为《春秋》名家数十，求其论笔削有据依，无出陈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传注得失之由，而后笔削义例触类贯通，纵横错综，各有条理，此《左氏传补注》所由作也。”《四库提要》论此书之旨云：

是书即采傅良之说，以补《左传集解》所未及。其大旨谓杜偏于《左》，傅良偏于《穀梁》，若用陈之长以补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两者兼得。笔削义例，触类贯通，传注得失，辩释悉当，不独有补于杜解，为功于《左传》，即圣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盖亦《春秋》家持平之论也。

而汸自序云：

至资中黄先生之敎，乃谓《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盖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汸自始受学，则取《左氏》传注诸书，伏而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既又反复乎二传，出入乎百家者，又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者，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然杜氏序所著书，自知不能错综经文以尽其变，则其专修《左氏传》以释经，乃姑以尽一家之言。陈氏通二传于《左氏》，以其所书证其所不书，庶几善求笔削之旨，然不知圣人之法与史法不同，则犹未免于二传之蔽也。……第《左氏》传经，唐宋诸儒诋毁之余，几无一言可信，欲人潜心于此而无惑难矣。间尝究其得失，且取陈氏《章指》附于杜注之下，去两短集两长，而补其所不及，庶几史文经义互见端绪，有志者得由是以窥见圣人述作之原。

泽、汸师弟之学皆以《左氏》为主，而于后世仅取杜预、陈傅良二人而已，其中种种委曲，可尽见于此。

此外，尚有《春秋金锁匙》一卷。《四库提要》曰：“是书撮举圣人之特笔与《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类者，互相推勘，考究其异同，而申明其正变，盖合比事属辞而一之大旨。《春秋》之初主于抑诸侯，《春秋》之未主于抑大夫，中间齐、晋主盟，则视其尊王与否而进退之。其中如谓圣人贬杞之爵，降侯为子，与毛伯锡命称天王称锡，为彼此相与之词。虽尚沿旧说之陋，而发挥书法条理秩然。程子所谓‘其中数十义，炳如日星’者，亦庶几近之矣。”《提要》又谓宋时沈棐尝有《春秋比事》一书，与此书大旨相近，然汸似未见其本。二书体例各殊，沈详而尽，赵简而明。

上述著作今俱存。

二  回归三传

中唐以降，啖、赵、陆以会通三传为旨，至宋，则多务为舍传求经之举矣，至于疑经改经，亦在所不惮。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推尊其兄程颢云：“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盖宋儒去圣久远，更无口说之依凭，乃志将于遗经中推明圣人之道，此诚道学之精神也，然亦宋学治经之习气。流风所及，诸儒治《春秋》者，多弃三传，而以直探经旨为鹄的焉。

其间，有黄泽、赵汸师弟，乃倡言复古。泽有弟子金居敬曰：“资中黄先生，以六经复古之说设教九江。”又曰：“黄先生力排众说，创为复古之论。”[12]然此复古者，与宋人之复古不同。盖宋人径扫汉唐章句注疏之学，而直趋本经，而泽、汸实复三传之古也。盖自泽、汸视之，三传虽各有失，然去古未远，当据此而考圣人之意也。其后清人复古，或复后汉之古，或复前汉之古，皆重汉人传注之学也，斯欲藉此以探六经之旨也。是以泽、汸之《春秋》学，实启清人据经学以反理学之肇绪也。

三传之中，泽、汸又以《左氏》为主。泽曰：

学《春秋》只当以三传为主，而于三传之中，又当据《左氏》事实，以求圣人旨意之所归。盖于其中自有脉络可寻，但人自不肯细心推求尔。[13]

《春秋》本是记载之书，记事而提其纲要，以着得失，明大义也。学者只当考据事实，以求圣人笔削之旨。[14]

凡《左传》于义理时有错谬，而其事皆实。若据其事实而虚心以求义理至当之归，则经旨自明。泽之所得实在于此。[15]

《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义，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也，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氏》始。[16]

盖孔子亲见国史而作《春秋》，则《春秋》本为记载史事之书，孔子或笔之，或削之，以寓其拨乱之义，如是而为经也。至于左氏丘明，躬为国史，是其《左传》详于记事，本国史之流也。故治《春秋》者，当以《左传》为先，藉事实之考据而求圣人笔削之旨。

泽又论《春秋》与《左传》之关系曰：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则丘明作传；在高弟者，则一再传而为公羊高、榖梁赤。在史官者，则得事之情实，而义理间有讹。在高弟者，则不见事实，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义理，则间有可观，而事则多讹矣。酌而论之，则事实而理讹，后之人犹有所依据以求经旨，是经本无所损也；事讹而义理，间有可观，则虽说得大公至正，于经实少所益，是经虽存而实亡也，况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实尚存，则《春秋》益不可晓矣。故舍事实而求经，自《公羊》、《穀梁》以后，又不知其几《公羊》、《穀梁》也，然则《春秋》之道何时而可明邪！[17]

泽为此说颇具新意。盖刘歆、杜预以下，其右《左氏》者，皆以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与孔子盖在师友之间耳。而诋《左氏》者，则以丘明非圣人之徒，不得口授密传之旨。今泽折衷三传，其于丘明之身份，亦兼取二说，谓丘明乃““当时史官笃信圣人者”，乃“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门者”，则丘明不独为国史，亦蒙孔子亲授《春秋》，预弟子之流耳，且以丘明之作传，较七十子后学之徒，尤为可据矣。然泽之右《左氏》，与刘、杜之徒不同，实欲调护三传也。

至于公羊家诋《左氏》之续经，而泽亦回护曰：

左氏是史官，又当是世史，其末年传文亦当是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氏传》，理或当然。[18]

泽盖以义理当由事实之考据而来，此其所以主《左氏》也。而《公》、《穀》二传，其义理虽有可观，然记事多讹。泽曰：

《公羊》、《穀梁》所据之事，多出于流传，非见国史，故二传所载，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间却有老师宿儒相传之格言，赖此二传以传于世，辨之亦易也，较之《左传》记事有本末，真可以发明圣经，则相去天渊矣。[19]

至于《公》、《穀》有义理之非者，则常常出于不见当时事情而臆度故也。泽举隐公让国一事，谓《穀梁》之谬在于未能亲见当时事情也。盖隐公虽欲让桓，然未克而取弑焉。《公羊》、《左氏》皆以隐公当让，然《穀梁》之论议独不同，曰：

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不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穀梁》以惠公与桓为非正，而隐之让，不过成父之恶而已。泽论《穀梁》之非曰：

《穀梁》以为让桓不正，此不知当时事情。若在当时，必导隐公为乱，非杀桓公母子不可，得国而隐亦终必不免。此《穀梁》《春秋》开卷第一义最谬者也。若从《左氏》、《公羊》，则合事情，而隐之贤终可取。《穀梁》谓隐公不当让，此不达礼之变，而亦不知当时事情。儒者生于后世，而追断古事，往往不合者，不达事情故也。使穀梁生于斯时，则亲见当时国人之情，知惠之贵桓，见桓母之存而国人贵之，隐公母事之，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隐公让桓之举，实为能遵先君之命，则自不敢如此说矣。若使穀梁生此时见此事，而左右隐公，使之自立，则是导人为不义。此说一萌，不论事之济否，而隐公让桓之美意坏尽矣。故儒者若欲追论古人，必若身亲见之，亲当之，则自然合事情而无过论也。圣人所以异于人者，盖虽一切以礼义为断，然未尝迂远而拂事情。《公羊传》曰：“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此三代立子之法，必礼经之言也。[20]

据泽考见当时事情，惠公既以桓母仲子为夫子，则桓已立为太子矣，隐实奉父命而居摄而已。是以隐之让，不仅成父之志，且合于周礼也。且桓正位为太子，既得外家宋国之援，又内得国人归向之情，就当时之情势而论，亦隐之不得不让也。是以《穀梁》之论断，实不知当时事情，而多出臆度之辞。

不独《穀梁》如此，《公羊》亦多有此弊，皆不见国史之故也。至于《左氏》，则出于国史，得考见当时事情。否则，若不先事实，则议论不免有误，泽之重《左氏》，盖以此也。故泽曰：

盖《春秋》是事须先考事实，而后可以求经旨。若不得其事之实，而遽欲评论是非，则如杜氏之详密亦不免于误也。[21]

《左氏》记事虽可据，然其义理，泽犹颇有讥辞。如泽论齐人杀哀姜事曰：

传曰：“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为已甚矣。”此语亦失之。哀姜以淫乱致庆父之祸两君遭弑，国几于亡，鲁不能容，出孙于邾，安可听其稔恶不讨乎？般及闵公皆其子，子无讨母之理，然则权其宜当属之齐，故齐人杀哀姜不为过。凡《左氏》之失类此。然其事却可据，不可因噎而废食，斯善读《左传》者也。[22]

哀姜淫庆父、叔牙二叔，终致君弑而国乱。哀姜之罪如此，而《左氏》以齐不得杀哀姜，泽以为《左氏》陈义之失也。

是以三传俱有得失。泽曰：

据凡例，考国史，说三叛人名之类，此《左氏》有益于经。举大义，正名分，君子大居正之类，此《公羊》有益于经。桓无王，定无正之类，此《穀梁》有益于经。[23]

左氏虽见国史，识本末，然所好恶与圣人异者常多；《公羊》、《穀梁》大义虽有可观，而考事益疏，亦非可据以求经旨者。然三传去古未远，三家之注，义例虽不同，然犹胜于近代去圣久远，遂乃肆意创为新奇一切泛滥不根之者。[24]

汸则曰：

《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义，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也。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氏》始。[25]

泽以《左氏》长于事，而《公》、《穀》长于义，是以主张三传兼取。泽又谓三传“去圣未远”，此其所以可为据依也，然唐、宋以来之《春秋》家皆避不谈此理，以“三传束高阁”，而祖述道学家“以心求心”之玄虚，至有“舍传求经”之论也。对此，泽尽讥为“虚辞”，曰：

凡《左传》于义理时有错谬，而其事皆实。若据其事实，而虚心以求义理至当之归，则经旨自明。泽之所得，实在于此。然则学《春秋》者，姑置虚辞，存而勿论，而推校《左传》之事以求圣经，此最为切实，庶几可得圣人之旨矣。或谓先儒泛论大义，今皆指为虚辞，毋乃矫激之甚欤？曰：自唐以来说《春秋者》，高远之辞日胜。高远之辞日胜，则经旨当明矣，而《春秋》讫无定论，乃更尽疑三传，并与经之时月皆欲变易之，则其末流又当何如乎！故皆一切断以虚辞，将使学《春秋》者黜其聪明，而专务简要此敛华就实之说也。[26]

盖《左传》至唐而尊乎极矣，然自中唐以降，治《春秋》者多攻《左传》，今泽以复古为旨，而攻唐、宋《春秋》学为“虚辞”，良由其重《左传》之记事也。泽实据《左传》以攻唐、宋《春秋》学也。

泽不仅否定唐、宋之《春秋》学，至谓汉儒之说《春秋》者，亦目为“虚辞”矣。泽曰：

董仲舒说《春秋》大义诚可观，然在泽亦止作虚辞看。盖仲舒学《公羊》者也，焉能改于其失，既未能改于其失，则去经旨亦远矣。所说虽善，岂不近于虚辞乎！[27]

董子为汉儒者宗，且不免为“虚辞”，遑论汉、晋以下诸儒乎？

三传固有得失，然自孔子作《春秋》以后，唯孟子得圣人之旨。泽曰：

自有《春秋》以来，惟孟子独见大意。其次则庄周，亦说得较平，所谓“《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此最说得好。[28]

孟子死，圣人之道不明，此道学家之论也。泽亦推崇孟子，以为唯孟子得见《春秋》大意。道学家们皆欲继孟子以明圣人之道，而泽亦欲继孟子，以明《春秋》之旨也。

孟子以后，说《春秋》可取者，仅杜预、陈傅良二人而已。泽论杜氏曰：

杜元凯说《春秋》，虽曲从《左氏》，多有违背经旨处，然穿凿处却少。……杜元凯信《左氏》，泽亦只是信《左氏》，但立意却微有不同，亦只是毫厘之差。[29]

又论陈氏曰：

至永嘉陈君举，始用二家之说参之《左氏》，以其所不书实其所书，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为得学《春秋》之要，在三传后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则遂以《左氏》所录为鲁史旧文，而不知策书有体，夫子所据以加笔削者，左氏亦未之见也。左氏书首所载不书之例，皆史法也，非笔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难疑以不书发义，实与《左氏》异师。陈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于《左氏》所录而经不书者皆以为夫子所削，则其不合于圣人者亦多矣，由不考于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30]

然陈氏之学实偏于《公》、《穀》，而汸则主《左氏》，其治《春秋》，大抵以《公》、《穀》之长，补《左氏》之短而已。

泽、汸又颇推崇程颐、朱熹，盖以其《春秋》学与程、朱理学相通。盖程、朱皆无《春秋》之专门著述，故、汸自谓其《春秋》学为程、朱“欲为而不及”之事，乃补续其“未了之工”也。泽曰：

当时胡文定公《春秋》方为时所尚，先生（朱子）若解此经，须是看得处处完备乃可如此，则亦甚难，然先生于大意已得之。泽之用工，亦大略如先生所说。又先生谓左氏见国史，事可据，泽亦只依据《左氏》事实，别无他巧。又泽今日理整此书，亦是伊川、晦庵欲为而不及者，所以自谓是补续先儒未了之工也。[31]

汸则曰：

近代说者虽多，惟子朱子尝谓“惜乎不修《春秋》不存，不知孰为夫子所笔，孰为夫子所削”，最得书法失传之由。[32]

盖程、朱皆以《左氏》大半可信，而泽亦尊信《左氏》，且尤过之，曰：“据泽一得之愚，则须全信《左氏》事实，而阙其浮夸与义理错误处，而后《春秋》可说。此乃简要切实之言，若且信且疑，则无益矣。”泽以为，杜预屈经而申传，尊《左氏》至极矣，然“未见有以逾人者，此则理学未精之故。今生于河洛、考亭诸大儒之后，理学明矣，若以此而学《春秋》，更用丘明、元凯之功，则经旨自应卓异”，[33]则泽以程、朱理学有以佐其治《春秋》也。

泽甚至认为：

盖用得元凯工夫，只可到得元凯；用得丘明工夫，只可到得丘明。自有等第，及已到得丘明，去经旨尚隔数程，到此却只须虚心静定涵飬，然后圣人之心乃可得见。及其得也，则凡一切要妙之义，不论大纲小目，皆不出程朱平日讨论意思中，而其事迹亦不过据《左氏》见在之文，未尝有所移易变更，而义理自然的当精妙。[34]

诚若泽说，经学与理学乃能相通如此。

泽又谓治《春秋》，当兼汉宋之学，曰：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颖达、贾公彦最精密，陆徳明亦然，但音切未善。宋氏诸儒，经学极深，但考古之功却疏。若以宋儒之精，用汉魏晋诸儒考古之功，则全美矣。去古既远，不先效汉魏诸儒之勤，却便欲说义理，祗愈疏耳。大抵生于后世，既不获亲见圣贤，又不获在两汉魏晋间，则去古日远，考古之功自然不及。如名物度数，汉儒犹有目击者，今却皆是索之纸上，岂不疏乎！夏时周月之说，魏晋诸儒焉得有此论乎！自唐以来，说《春秋》者多不满于三传，然说者之于《春秋》，其详密未必能及《左氏》、杜预也。使说《春秋》者，先有丘明、元凯详密之功，而后加以河洛大儒之论，则事情既得书法，不差义理，自然顺序可以归一。今诸说皆舍先儒已成之功，稽古之实所见又未完备，而遽与之立异焉。《春秋》之道所以久而不明者，以此故也。[35]

汉唐人长于考古，得事情之实，而宋人长于义理，若能兼取汉、宋之学，则《春秋》之道涣然复明矣。此说尤见泽、汸《春秋》学之旨趣也。

盖泽重《左氏》，以其得当时事情也。虽然，若不得事情，泽又主张有“向上工夫”，欲以推事情也。对此，泽颇自负，曰：“泽推《春秋》，如推校日历相似，分毫不可差忒，推到尽处，自然见圣人之心。然亦有穷极推不得处，却须要悟。如桓公子纠事，非悟则不化，不化则终碍理。”[36]可见，泽之学实有得于程朱心性之学者。

然泽于朱子亦有批评，不过不显言之而已。如朱子不信诸家传注，泽即不以为然：

晦庵先生不信诸家传注，而亦自谓《春秋》难说，决意不解此一经。泽一得之愚，以为众说杂乱难信，态如晦庵之言；然若遂以为决不可通，则亦太过矣。盖短中取长，未尝不可。[37]

且朱子主张《春秋》为实录，反对褒贬之说，泽实不慊此说，然犹曲为朱子讳，曰：

然亦须晓先生（朱子）微意。盖说《春秋》者多泥褒贬，先生主意不欲泥褒贬，是欲矫诸家之失。[38]

泽虽主褒贬，至于对孙复“有贬无褒”这种一偏之见，又颇不满，曰：

经当务平正，不可失之偏，尤不可好奇立异，如《春秋》有贬无褒，此既失之偏，又是欲立异，然其说自窒碍不可行，徒欲得立异之名尔。二百余年，岂无一人一事合道理，岂可谓之全无褒乎！如季子来归，既称其字，又称来归，是喜之之辞，安得强以为贬？又如晋士匄帅师侵齐，闻齐侯卒乃还，此亦是书其得礼。但贬多而褒少则有之，然又有褒中之贬、贬中之褒，其义不一而足，不容以管窥尔。[39]

赵汸则谓孙复“有贬无褒”之说，盖不知《春秋》“变文以示义”之例也。其曰：

然自斯义不明，学者弗能深考一字褒贬之说，盖由是而出焉夫。既以变文为贬矣，而不变者非褒也，由是有贬无褒之说生焉。又其甚者，乃有法书之说焉。顾其所以为法者，苛刻则几于申韩，疏阔则过于三章。视后世所谓八分书者，曾不若也，其可以论于《春秋》经世之旨乎？ [40]

然后世有龚定庵，其撰《春秋决事比》一篇，则专论《春秋》之为刑书矣。

三  史法与书法

西汉博士区别孔子《春秋》与左丘明之书，至晋王接，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唐大历间，赵匡则有“左氏非丘明”之说。凡此，皆以《左氏》非解经之书也。

然自刘歆以降，古文家素以《左氏》为《春秋》之传，分经附传，增设凡例，皆欲成立《左氏》为经也。唐初，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而于三传中独取《左氏》为正义，则《左传》之尊亦至乎极矣。虽然，其时亦有学者，如刘知几等，其《史通》于六家篇乃别《春秋》与《左氏》为二，则视《左氏》为史矣，

又，令狐澄《大中遗事》载陈商之议云：

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春秋左氏传》学议。以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实；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征。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剌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宛章有所未一。[41]

陈商在唐代本不以经学名，然能以孔子《春秋》为经，犹《诗》、《书》、《易》诸经之等，而以丘明与司马迁、班固》同列，又谓杜预参贯经传为非，盖承西汉博士与晋王接之论也。此议颇得清公羊家激赏，皮锡瑞至称其议为“千古卓识”。[42]

宋以来，以朱子为代表，主张《春秋》为实录，此亦以史视《春秋》也。凡此，皆黄泽、赵汸区别经史之滥觞也。是以黄泽、赵汸以三传为旨归，而于三传中，又以《左传》为先。盖左氏亲见国史，其记事确凿可据，欲求圣人之旨，当由史事而推求之也。

泽论经与史之不同曰：

学《春秋》以考据《左氏》、国史事实为主，然后可求书法。能考据事实而不得书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据事实而能得书法者也。[43]

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只就史字上看，便见《春秋》是纪事之书。学者须以考事为先，考事不精，而欲说《春秋》，则失之疏矣。夫考事已精，而经旨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经旨者也。又须先晓史法，然后可求书法。史法要精熟，书法要委曲，求合于中。近代解经不通，遂作翻案法，如老吏整备文卷，虽可照刷，其若情实何？[44]

然欲考《左氏》之史事，又须兼考史家记事之法，此即史法也。泽曰：

说《春秋》必须兼考史家记载之法，不可专据经文也。若专据经文而不考史，则如灭项之类，如何见得？[45]

若《左氏》所说，止是史官所守之法。《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遗法，故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此时未经夫子笔削，而韩宣子乃如此称赞者，见得鲁之史与诸国迥然不同故也。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此杜氏说。大抵春秋时，史法颇难为，史官者亦只当直书，中间违礼得礼皆有之，亦是时使之然。记事者只得如是，不可律以夫子书法。[46]

则杜预之所谓周公所发“五十凡”，不过鲁《春秋》之史法也，且可见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至春秋时，礼崩乐坏，“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此时之史法亦不同于周公所定之史法，不过以直书其事为史法也。然皆与孔子笔削鲁史旧文之书法不同。

泽尤推重杜预。历来公羊家之攻《左氏》者，强调《公羊》为经，《左氏》为史。是以自刘歆以后，皆为《左氏》增设书法，以成其为经。至杜预，则以《左氏》之例为周公所作，而孔子既从旧章，其所言例较之周公发凡而言之正例，乃变例耳。则杜氏以《左氏》之例高于孔子之例耳。至黄泽，既主《公羊》经、史之分，又取杜预《左氏》言例之旨，虽亦以《左氏》为经，然谓《左氏》长于记事，其例则袭鲁史策书之旧例，此史官所承之史法也，至于此例是否出于周公，则未知也；又以孔子笔削《春秋》为经，自有圣人之书法，然此书法是否与《公羊》之例同，亦未知也。

其后，汸述泽之意，撰《春秋属辞》，发掘出《左氏》所包含之策书十五例。汸曰：“汸自早岁获闻资中黄楚望先生论五经旨要，于《春秋》以求书法为先，谓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而妙在学者自思而得之，乃为善也。”[47]

宋濂序《春秋属辞》云：

盖在鲁史，则有史官一定之法；在圣经，则有孔子笔削之旨。自鲁史云亡，学者不复得见，以验圣经之所书，往往混为一涂，莫能致辩。所幸《左氏传》尚存鲁史遗法，《公羊》、《榖梁》二家多举书、不书以见义，圣经笔削，粗若可寻然。其所蔽者，《左氏》则以史法为经文之书法，《公》、《榖》虽详于经义，而亦不知有史例之当言，是以两失焉尔。《左氏》之学既盛行，杜预氏为之注，其于史例推之颇详。杜氏之后，唯陈傅良氏因《公》、《榖》所举之书法，以考正《左传》笔削大义，最为有征。斯固读《春秋》者之所当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滞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会而同之，区以别之，则《春秋》之义，昭若日星矣。

泽、汸整个《春秋》学之脉络与意旨，宋濂此序阐述最为详明。

盖《左氏》记事，其有例无例，未可知也。自刘歆增设凡例始，历代《左氏》学者莫不踵事其后，至杜预，以五十凡为《左氏》之例，可谓备矣，且其欲成立《左氏》为经，亦尽其说矣。然自泽、汸视之，杜预之功在“于史例推之颇详”，其失则在“以史法为经文之书法”。又《公》、《穀》明圣人笔削之法，其严于经、史之辨，然其蔽则在不知《春秋》记事亦有史法。于南宋陈傅良，乃能合三传而论例，可谓大有功矣。此泽、汸之所本也。

然陈氏亦不能区别史法与书法。汸曰：

三传而后，说《春秋》者，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然杜氏序所著书，自知不能错综经文以尽其变，则其专修《左氏传》以释经，乃姑以尽一家之言。陈氏通二传于《左氏》，以其所书，证其所不收，庶几善求笔削之旨；然不知圣人之法与史法不同，则犹未免于二传之蔽也。[48]

泽、汸颇论书法与史法之不同。泽曰：

史纪事从实，而是非自见，虽隐讳而是非亦终在；夫子《春秋》多因旧史，则是非亦与史同，但有隐微及改旧史处，始是圣人用意然，亦有止用旧文而亦自有意义者。大抵圣人未尝不褒贬，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详，若后世诸儒之论也。孟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49]

汸曰：

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一国之事，《春秋》，鲁史策书也。事之得书不得书，有周公遗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议也。吾鲁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职而修之，鲁之君臣其能无惑志欤？然则将如之何？凡史所书，有笔有削，史所不书，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则史。”史主实録而已。《春秋》志存拨乱，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50]

“史纪事从实，而是非自见”，此朱子之论《春秋》也，然泽断以为史法，非真知圣人作《春秋》之用意也。朱子又谓《春秋》非褒贬之书，而泽以“圣人未尝不褒贬”，汸则谓“圣人议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见录则为褒，恶而见录则为贬，其褒贬以千万世人心之公而已，圣人何容心哉！”[51]凡此，皆非朱子也。[52]

虽然，泽又自谓其分别经、史之论颇有得于朱子者：

晦庵言：“《春秋》制度大纲，《左氏》较可据，《公》、《穀》较难凭。”又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又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是如此。”又曰：“《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 [53]

朱子说三传，以为《左氏》见国史，但义理未明。《公》、《穀》大义正，却未见国史。此言最要切。[54]

皮锡瑞亦谓朱子亦明确区分经与史，即以《左氏》为史学，《公》、《穀》为经学矣。[55]可见，泽、汸之《春秋》学与朱子理学之关系甚是复杂。

因此，史法与书法既不同，则不可由史法而求圣人之《春秋》也。今人治《春秋》者，概以史书目《春秋》，概以史法求《春秋》，则贬《春秋》至乎极矣。是以泽曰：

夫子之《春秋》，不可以史法观。后世作史者，只当用史法，不可摸拟圣人也。胸中权度不如圣人，则予夺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当直书为得体。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经大法于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观之。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于典礼者尚少，故夫子截自惠以后者，所以拨乱也。[56]

春秋时，上自天下，下自士庶人，其言其行，多不合于典礼，史官虽能直书其事而使善恶自见，然孔子作《春秋》，拨乱世而反诸正，“示大经大法于天下”，则非史官所能为，是以《春秋》别有书法以见此旨也。

是以孔子作《春秋》，其书法不得不异于史法矣。泽曰：

《春秋》书法，自书契以来所无，旧史固是周公之遗法，然常法也。王政不纲，而后怪诞百出，弑父与君，无所不有，而纪纲法度俱已荡然。分限既踰，无一合于古者，而史法始难乎纪载矣。若非圣人删修之，则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乱，秽杂而无所折衷矣。天下后世，安所取正哉！凡史官书法，与刑官论刑，大体固不异。如赵盾之事，以法言之则穿为元恶，盾若不知情，当只坐中途闻难而复不讨贼为罪。然此罪亦已应诛。盖元恶若与盾非族党，盾亦不能逃匿庇凶逆之罪，其迹亦当与知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党，盾若诛穿，尚难以自明，况庇而不诛，则盾与穿同恶同罪矣。以位言之，则盾为执政之卿；以族属言之，则盾为从父，是固不可得而末减者。若以董狐书法言之，则为国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不论知情与否，皆同弑君。书穿，则盾之罪不明；书盾，则与穿同论。史法与论刑，其实亦不大相远也。《春秋》以前，礼法未废，史所书者，不过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无年、天时之变、郊庙之礼、诸侯卒葬交聘会朝，大抵不过如此尔，无有伐国、灭国、围城、入某国某邑等事也。其后礼法既坏，史法始淆乱，如隐公元年除书及邾宋盟、公子益师卒外，其余皆失礼之事，如不书即位是先君失礼，为鲁乱之本；郑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归仲子之赗，则失礼显然；祭伯来，则不称使。举一年如此，则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则夫子《春秋》安得不作？[57]

汸则曰：

《左氏》有见于史，其所发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释经，是不知笔削之有义也。《公羊》、《榖梁》有见于经，其所传者犹有经之佚义焉，故据经以生义，是不知其文则史也。后世学者三传则无所师承，故主《左氏》则非《公》、《榖》，主《公》、《榖》则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58]

春秋以前，史官守周公之遗法，固能记载其事。然春秋以降，“王政不纲，而后怪诞百出，弑父与君，无所不有，而纪纲法度俱已荡然。分限既踰，无一合于古者，而史法始难乎纪载矣”，是孔子以史法不能记载乱世之事，乃别创书法以记载其事矣。

是以黄泽尤重经史之辩，以为唯此始能通《春秋》也。泽曰：

《春秋》固是经，然本是记事，且先从史看。所以如此说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书法。事情既得，书法既明，然后可以辨其何以谓之经，何以谓之史。经史之辨既决，则《春秋》始可通。[59]

《春秋》所以难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证，则史官记载、仲尼所以笔削者，亦自显然易见。[60]

则孔子之《春秋》既有鲁史旧文之史法，又有独创之书法，二者当并观之：

须先晓史法，然后可求书法。史法要精熟，书法要委曲，求合于中。[61]

泽、汸主《左氏》，以前记事之详也，然《春秋》自有圣人之意，当由书法而推究之，非《左氏之能尽也。《公》、《穀》则详于书法，然不考见事情，是以其书法亦未必是也。泽、汸认为，当兼取三传而明圣人笔削之旨也。泽曰：

《春秋》书法须考究前后异同详略，以见圣人笔削之旨。事同而书法异，书法同而事异，正是圣人特笔处。[62]

泽既以《春秋》当以书法求之，则治《春秋》者当尚例也。泽曰：

《春秋》如正例、变例之实，此是泽破近代诸儒《春秋》不用例之说。三传皆用例，虽未必尽合圣人，然不中不远。近时说者则以为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则夫子作《春秋》止是随事记录，止如今人之写日记簿相似，有何意义？惟其有正例、变例，方可推求圣人本意。……若说圣人止备录，使人自见，则但是史官皆可为，何以见得《春秋》非圣人不能作。[63]

而《四库提要》载赵汸《与朱风林书》，亦云：

以例说经，固不足以知圣人；为一切之说以自欺，而漫无统纪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

东汉以降，治《左氏》者效仿《公》、《穀》，亦主以例求经。其后，王接、赵匡之徒，虽以经、史区别《公》、《穀》与《左氏》，要之，不过以《公》、《穀》传圣人微旨，而《左氏》徒记其事实而已。至黄泽、赵汸师徒，则两是之，一则以《左氏》例为记事之书，而记事亦有例，即史法也；一则以《公》、《穀》例为笔削之体，然短于事情。泽、汸盖欲调护《左氏》与《公》、《穀》，以三传同为圣经之佑护也。此说虽不作左右袒，然其绪余实可远溯王接、赵匡乃于西汉博士区别经、史之论，而颇为清公羊家所乐道焉。

且自唐、宋以来，诸儒治《春秋》者多不用例，泽以为，诚若此论，孔子作《春秋》，不过“随事记录”而已，“止如今人之写日记簿相似，有何意义”，至其极焉者，则流为王安石“断烂朝报”之说也。孔子得观国史，然其《春秋》，非史官所能为也。泽之此论，可谓对唐宋以来《春秋》学之全面反动，尤其针对朱子“善恶自见”之说，当时实属振聋发聩之论，非有绝大魄力，不能为此也。

据宋濂序，《春秋属辞》又有《春秋》五变之说：

简策所载说《春秋》者，多至数十百家，求其大概，凡五变焉。其始变也三家，竞为专门，各守师说，故有《墨守》、《膏肓》、《废疾》之论。至其后也，或觉其胶固已深而不能行远，乃仿《周官》调人之义而和解之，是再变也。又其后也，有恶其是非淆乱而不本诸经，择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变也。又其后也，解者众多，实有溢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会粹成编，而集传、集义之书愈盛焉，是四变也。又其后也，患恒说不足耸人视听，争以立异相雄，破碎书法，牵合条类，哗然自以为髙，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实之，是五变也。五变之纷扰不定者，盖无他焉，由不知经文、史法之殊。此其说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欤！

濂以为，历来说《春秋》者，所以有五变之纷纭，盖以为诸家不别经、史也。

四  属辞比事与《春秋》之例

黄泽、赵汸主经、史之分，史有史法，经有书法，是以欲求《春秋》之经旨，当以例求经也。《左氏》出于国史而得事情，其记事亦自有法，然唯此史法，不足以尽《春秋》矣，是以泽、汸又主《公》、《穀》之说，以圣人作《春秋》，与史官记事之体不同，或笔或削，此《春秋》之书法。故泽、汸之言例，实兼三传而言，既有史例，又有经例。

汸之《春秋属辞》，“以杜预《释例》、陈傅良《后传》为本，而亦多所补正”。盖中唐以下，治《春秋》者多不尚例，宋儒此风尤甚。汸《与朱风林书》曰：

至丹阳洪氏之说出，则此段公案不容再举矣。其言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此论甚当。至黄先生，则谓“鲁史有例，圣经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则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却是比事属辞法，其间异同、详略，触事贯通，自成义例，与先儒所纂所释者殊不同。然后知以例说经，固不足以知圣人；为一切之说以自欺，而漫无统纪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属辞》名书。

汸书中所言“洪氏”，乃南宋洪兴祖，著有《春秋本旨》，今书已不存。然洪氏论例之语，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引洪氏之自序。赵汸以其《属辞》之作，本洪氏及黄泽之意也。

《左氏》之史法，即所谓策书之例，犹杜氏之“五十凡”也，而《属辞》总结其例有十五。《春秋集传》序载此例十五例曰：

策书之例，一曰君举必书，非君命不书；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三曰纳币逆夫人、夫人至、夫人归皆书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丧不书，葬不用夫人礼则书卒，君见弑则讳而书薨；五曰适子生则书之，公子大夫在位书卒；六曰公女嫁为诸侯夫人，纳币、来逆、女归、娣归、来媵、致女、卒葬、来归皆书，为大夫妻，书来逆而已；七曰时祀时田，苟过时越礼则书之，军赋改作逾制，亦书于䇿，此史事之录乎内者也；八曰诸侯有命告则书，崩卒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䇿；九曰虽伯主之役令，不及鲁，亦不书；十曰凡诸侯之女行，惟王后书，适诸侯，虽告不书；十一曰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则告，告则书，此史氏之録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无不书，王臣有事为诸侯，则以内辞书之；十三曰大夫已命书名氏，未命书名，微者名氏不书，书其事而已，外微者书人；十四曰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君将不言帅师；十五曰凡天灾物异无不书，外灾告则书之，此史氏之通录乎内外者也。

此策书之十五例即鲁史旧文之史法也。

此外，又有圣人笔削之例。盖圣人因鲁史旧文而加笔削，因以见王义焉，则史例之外别有所谓经例，即《春秋》之书法也。

赵汸以属辞比事通《春秋》之经例。所谓属辞比事，《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古有比例一词，属辞比事即比例也。《汉书·刑法志》颜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后汉书·陈宠传》注云：“比，例也。”《春秋》文简义繁，若无比例以通贯之，必至人各异说，而大乱不能理。故《礼记·经解》又曰：“《春秋》之失乱。”无比例则乱矣。黄泽、赵汸师徒皆以“求书法为先”，以为治《春秋》之旨要在于此，故于《左氏》所存鲁史书法之外，尤重《春秋》经之圣人书法。《春秋集传》序备载此书法有八[64]：

一曰存策书之大体。序云：“凡策书之大体，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孙，曰夫人归，曰内女卒葬，曰来归，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会，曰出师，曰国受兵，曰祭祀搜狩、越礼军赋、改作逾制、外诸侯卒葬，曰两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类，其书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鲁史也，策书之大体吾不与易焉，以为犹《鲁春秋》也。”盖西周未乱之时，史之书于策者，不过公即位、逆夫人、朝聘会同、崩薨卒葬、祸福告命、雩社禘尝、搜狩城筑、非礼不时与夫灾异庆祥之感之类，而一国之纪纲本末略具，善恶亦存其中。然周自东迁以来，王室益微，诸侯背叛，伯业又衰，外裔纵横，大夫专政，陪臣擅命，于是伐国灭国、围入迁取之祸交作，弑君杀大夫奔放纳入之变相寻，而策书常法始不足以尽当时善恶之情矣，故孔子断自隐公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志。至于所谓策书之大体，而具一国之本末者，皆有笔而无削，使不失鲁国正史之常。则孔子虽作《春秋》，亦不能不存存策书之大体者也，此孔子存旧史之法也。是以后世考《春秋》者，于其中之史法亦当注目焉，而此乃《左氏》之长也。

二曰假笔削以行权。孔子当周衰之际，有拨乱之志，然有德而无位，栖栖遑遑，奔走于列国，终知其志之不行于当世，乃作《春秋》，而寓其拨乱之志焉。孔子虽得观国史，然其作《春秋》，既袭策书之大体，然又以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故假书不书以互显其义，其书者笔之，其不书者削之，此乃假笔削以行圣人之权也。赵汸谓笔削之例有三，曰不书，曰变文，曰特笔。其中，不书之义有五：一曰略同以显异，公行不书至之类是也；二曰略常以明变，释不朝正、内女归宁之类是也；三曰略彼以见此，以来归为义则不书归，以出奔为义则杀之不书之类是也；四曰略是以著非，诸杀有罪不书勤王复辟不书之类是也；五曰略轻以明重，非有关于天下之大故，不悉书是也。[65]此孔子以不书为书法也。孔子作《春秋》，又亲授《春秋》与史官与高弟，虽然，《左氏》犹不知圣人有不书之法，而《公》、《穀》每设不书之问，犹得学《春秋》之要，然无所考据焉。汸以近世说《春秋》者，唯朱子知《春秋》有不书之法，又有永嘉陈傅良，“能参考经传，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者”，盖得《春秋》不书之义焉。

三曰变文以示义。此亦孔子笔削之例也。序云：“《春秋》虽有笔有削，而所书者皆从主人之辞。然有事同而文异者，有文同而事异者，则予夺无章而是非不着，于是有变文之法焉，将使学者即其文之异同详略以求之，则可别嫌疑、明是非矣。”此外，辩名实之际，及谨内外之辩，皆变文之义也。

四曰辨名实之际，亦变文也。序云：“正必书王，诸侯称爵，大夫称名氏，四夷大者称子，此《春秋》之名也；诸侯不王而伯者兴，中国无伯而夷狄横，大夫专兵而诸侯散，此《春秋》之实也。《春秋》之名实如此，可无辨乎！于是有去名以全实者，征伐在诸侯则大夫将不称名氏，中国有伯则楚君侵伐不称君；又有去名以责实者，诸侯无王则正不书王，中国无伯则诸侯不序君，大夫将略其恒称则称人。”

五曰谨内外之辨，亦变文也。序云：“楚至东周，强于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兴，以攘郄为功。然则自晋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国，俄而入陈围郑平宋，盟于蜀，盟于宋，会于申，甚至伐吴灭陈灭蔡，假讨贼之义，号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书楚事，无不一致，其严者而书吴越与徐，亦必与中国异辞，所以信大义于天下也。”

六曰特笔以正名。此亦孔子笔削之例也。序云：“笔削不足以尽义而后有变文，然祸乱既极，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异，虽变文犹不足以尽义，而后圣人特笔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变文虽有损益，犹曰史氏恒辞，若特笔则辞旨卓异，非复史氏恒辞矣。”则变文之外，又有特笔，其旨则在正名分，决嫌疑，复三纲五常之正也。盖春秋之时，世变极矣，父子君臣之间，人所难言，史官常辞难尽其义，唯赖圣人特笔以正之也。是以特笔者，尤见圣人之书法与史法之不同。

七曰因日月以明类。序云：“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尽见，则又假日月之法，区而别之。大抵以日为详则以不日为略，以月为详则以不月为略；其以日为恒则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甚则以不月为异；其以月为恒则以不月为变，以不月为恒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将使属辞比事以求之，则笔削、变文、特笔，既各以类明，而日月又相为经纬，无微不显矣。”盖史法自有日月之例，如以日决者系日，以月决者系月，逾月则系时之类。至周室之衰，旧史之日月例已不足以别善恶是非矣。如大夫卒，或日或不日，以见礼之厚薄，《左氏》犹能载其例焉，若《公羊》，则假此例直斥君恩之有无，或大夫之有罪无罪矣。此世变之亟，是以孔子修《春秋》，不得不有日月之新例矣。

赵汸极推崇时月日之例，曰：“凡灾祥祸福，礼乐政刑，盟誓战争，天下之故，一国之事，一人之辞，无微不显，而上为天子，内为吾君，外为诸侯为伯主，又其外为外裔，有天子之大夫，有吾大夫，有外大夫，又皆有弟兄姑姊妹之属，大夫又有未命者，外裔亦有君臣，其等衰势分甚严，善恶浅深奇变极乱，皆以日月见之，如示诸掌，使文武周公之大经大法，焕然复明，非天下之至圣，其孰能与于此？”[66]是以赵汸颇善《公》、《穀》以日月为例，然不免“随事穿凿，不可推寻”之病耳，至后世治《春秋》者遂讳言日月之例。唐宋以降，唯崔子方《经解》专据日月例说《春秋》，“本日月起义，然属比不精，而类例多舛”。[67]是以赵汸之日月例，实远绍《公》、《穀》，近承崔子方也，至有清一代公羊学之复兴，则多主日月例矣。故《四库提要》谓汸“日月一例不出《公》、《穀》窠臼”，亦大略是矣。

八曰辞从主人。“主人”一辞，语出陈傅良书及《公羊传》“主人习其读，问其传”之文，盖谓鲁君也。序云：“《春秋》本鲁史成书，夫子作经，唯以笔削见义，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氏旧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见，故曰辞从主人。”盖《公羊传》本有主人辞，其意则以圣人当定、哀之世，讳内恶，常曲为之说也。然汸似不慊《公羊》之说，以为辞从主人者，不过“《春秋》本鲁史成书，虽孔子作经，亦必禀君命而后得施笔削，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氏旧文，然其所是正者亦不多见，故曰辞从主人”。

是以汸曰：

此八者，实制作之权衡也。然圣人议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见录则为褒，恶而见录则为贬，其褒贬以千万世人心之公而已，圣人何容心哉！辞足以明义，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书之大体，而治乎内者，恒异乎外也，则谓之夫子法书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笔削以行权，而治乎外者，恒异乎内也，则谓之实录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经之体，要议而弗辨，则凡谓《春秋》赏人之功、罚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贬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论圣人矣。[68]

汸以《春秋》八法为权衡，盖圣人以此八法而称量天下史事也。唐、宋以降，说《春秋》者，或主褒贬，或主实录，二说皆不足以尽《春秋》。据此八法，孔子之《春秋》或存策书之大体，或假笔削以行权，既非尽从鲁史旧文，亦非尽为褒贬，至于孙复以法书视《春秋》，“其刻深辩急之说，皆不攻自破” [69]，更非所以论《春秋》也。

汸主张以例求经，自命甚高。四库馆臣既许其论，然亦颇有微词，曰：

今观其书，删除繁琐，区以八门，较诸家为有绪。而目多者失之纠纷，目少者失之强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缴绕，故仍为卓尔康所讥。

然至清嘉、道以后，公羊学勃兴，对赵汸之学评价渐高。孔广森治《春秋》，深取赵氏之书。而庄存与在其《春秋正辞》叙目中谓“存与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辄不自量，为隐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备遗忘也。以尊圣尚贤信古而不乱，或庶几焉”。皮鹿门《春秋通论》则谓“赵氏分别策书、笔削，语多近是”。凡此，足见赵氏对有清一代《春秋》学之影响。

【注释】

[1] 赵汸：《春秋集传》自序。

[2] 赵汸：《春秋左氏传补注》自序。

[3]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论学《春秋》之要”。

[4]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论学《春秋》之要”。

[5]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论学《春秋》之要”。

[6]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论学《春秋》之要”。

[7]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论学《春秋》之要”。

[8]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论学《春秋》之要”。

[9] 关于《春秋集传》之作，汸门人倪尚谊于后序中称是书“初稿始于至正戊子（1348），一再删削，迄丁酉岁（1357）成编。既而复著《属辞》，义精例密，乃知《集传》初稿更须讨论，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经义，犹有未至。岁在壬寅（1362），重著是传。方草创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难厄，阁笔未续，序文亦不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遽谢世矣”，其后，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尚谊据《属词》义例续之。序中所谓策书之例十有五，笔削之义八者，亦尚谊更定，而原本有讹误疏遗者，咸补正焉，则此书实成于尚谊之手。然义例一本于汸，犹汸书也。

[10] 金居敬跋《春秋师说》亦云：“《集传》以明圣人经世之志，《属辞》乃详著笔削之权，二书相为表里，而《春秋》本旨焕然复明。”

[11] 赵汸：《春秋左氏传补注》序。

[12] 金居敬：《春秋师说》跋。

[13]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论学《春秋》之要”。

[14]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学《春秋》之要”。

[15] 赵汸：《春秋师说》卷中，“论汉唐诸儒得失”。

[16] 赵汸：《春秋左氏传补注》自序。

[17]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三传得失”。

[18]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三传得失”。

[19]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三传得失”。

[20]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三传得失”。

[21]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古注得失”。

[22]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三传得失”。

[23]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三传得失”。

[24]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论学《春秋》之要”。

[25] 赵汸：《春秋左氏传补注序》。

[26] 赵汸：《春秋师说》卷中，“论汉唐宋诸儒得失”。

[27] 赵汸：《春秋师说》卷中，“论汉唐宋诸儒得失”。

[28] 赵汸：《春秋师说》卷中，“论汉唐宋诸儒得失”。

[29]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古注得失”。

[30] 赵汸《春秋集传》序。赵汸《春秋属辞》亦云：“其能参考经传，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者，永嘉陈氏一人而已。但《左氏》书首所发不书之例，皆史例也，而陈氏误以为笔削之法，故凡传之所录，皆以为鲁史旧文，而无经之传皆为夫子所削，不知策书有体，夫子所据以施笔削者，左氏初未之见。二家与左氏异师，其难疑以不书发义，亦非左氏例也。陈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是以其说不能皆合。”（卷8，“假笔削以行权第二”）

[31] 赵汸：《春秋师说》卷中，“论汉唐宋诸儒得失”。

[32] 赵汸：《春秋属辞》卷8，“假笔削以行权第二”。

[33]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论学《春秋》之要”。

[34]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论学《春秋》之要”。

[35]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春秋》指要”。

[36] 赵汸：《春秋师说》卷中，“论汉唐宋儒得失”。

[37]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

[38] 赵汸：《春秋师说》卷中，“论汉唐宋诸儒得失”。

[39]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论学《春秋》之要”。

[40] 赵汸：《春秋属辞》卷10，“变文以示义第三”。

[41] 此论又载于孙光宪：《北梦琐言》。

[42] 皮锡瑞：《经学历史》。

[43]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论学《春秋》之本”。

[44]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论学《春秋》之本”。

[45]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鲁史策书遗法”。

[46]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鲁史策书遗法”。

[47] 赵汸：《春秋集传》原序。

[48] 赵汸：《春秋左氏传补注》序。

[49]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春秋》述作本旨”。

[50] 赵汸：《春秋集传》原序。

[51] 赵汸：《春秋集传》原序。

[52] 黄泽谓《左氏》成于春秋，而《公》、《穀》成于战国，盖“《左氏》乃是春秋时文字。或以为战国时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时文体。战国文字粗豪，贾谊、司马迁尚有余习，而《公羊》、《穀梁》则正是战国时文字耳。《左氏》固是后出，然文字丰润，颇带华艳，汉初亦所不尚，至刘歆始好之。《后汉书》成于范晔之手，便有晋宋间简洁意思；尧舜三代之史成于司马迁，便有秦汉间粗豪意思；若以为左氏是战国时人，则文字全无战国意思。如战国书战伐之类，皆大与《左传》不同；如所谓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击等字，皆《左传》所无。”（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三传得失”）然以《左传》为战国文字，乃朱子之说也。黄泽虽甚推崇朱子之说，然对朱子论《春秋》，常隐斥其非，而未显言其过也。

[53]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三传得失”。

[54]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三传得失”。

[55] 参见皮锡瑞：《经学通论》“论《公》、《穀》传义《左传》传事其事亦有不可据者不可以亲见国史而尽信之”条。

[56]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鲁史策书遗法”。

[57]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鲁史策书遗法”。

[58] 赵汸：《春秋集传》自序。

[59]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

[60]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

[61]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

[62]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论学《春秋》之要”。

[63] 赵汸：《春秋师说》卷上，“论《春秋》述作本旨”。

[64] 汸《春秋属辞》自序亦叙及《春秋》八法，然稍简略耳，盖门人倪尚谊于《集传》序中据《属辞》全书而加隐括焉。

[65] 赵汸：《春秋属辞》卷8，“假笔削以行权第二”。

[66] 赵汸：《春秋属辞》卷14，“因日月以明类第七”。

[67] 赵汸：《春秋属辞》卷14，“因日月以明类第七”。

[68] 赵汸：《春秋集传》自序。

[69] 赵汸：《春秋集传》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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