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思考和再认识

——《阳明学刊》第四辑简介

作者：龚妮丽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初七日庚子

           耶稣2015年5月24日

去年是王阳明龙场悟道五百周年，贵州学术界以举行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的方式来纪念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哲学事件。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阳明学刊》第四辑集中推出了一批重要的阳明学研究学术论文，可谓是这一学术纪念活动的再继续。

阳明学专栏登载了八篇重要的学术论文。朱小鹏的《论王阳明龙场“吏隐”》分析了王阳明在龙场的“吏隐”生活。认为谪居龙场使王阳明获得了一段真正的遁世生活，尽管这种遁世生活带有一点强制性和无奈，但因为王阳明的“龙场吏隐”渗透了一种真朴自然的“孔颜之乐”，它不仅使身处危机逆境中的阳明身心得以安顿，找到了精神的家园，而且使他进一步发现和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士人的独立人格和个体价值，实现了自我生命的跃升。因此，“龙场吏隐”既体现了王阳明对圣学的执著追求，又充满了道家式的洒脱意趣，从而达到了一种儒道圆融的人生境界。从中我们不难了解王阳明中晚期的有关隐逸避世思想及其特点。杨建祥的《王阳明论“熟”： 一个新向度的意志考量》指出“熟仁”概念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重要，代表了朝向本体的心学工夫的不可或缺的实践化自觉形态。自孔、孟开启的“熟仁”观念，到了宋明理学那里，有了突破式进展，王阳明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专注于意志考量，陈述了“志与熟”中的“工夫纯熟”之创意和对“学与熟”中“只是一件事”之理解，集中体现了他“承继的是孔、孟，开拔的是自家”之心路历程。此中，他提出了一系列“熟仁”之考辨：寻根和种树的工夫、精熟法、志到熟处、熟在致良知，全是他的“心学”之创意。高源贵的《阳明易之体用观探微》讨论了王阳明晚年“良知即是易”命题的思想来源。认为王阳明研《易》多年，其“体立用行”的易学体用观来自对《周易》三才之道的解读和对先儒相关思想的继承发展。王阳明将易学体用观纳入心学视野下，影响了他关于心体、良知体用关系的思想，并逻辑地引出了他晚年的“良知即是易”的命题。陈复《阳明子的冥契主义》从冥契主义入手讨论王阳明的心路历程。文章通过探索阳明先生的神秘经验，并澄清某些神秘经验里夸大不实的内容，以证实阳明先生面对神秘经验的理性态度。同时还论述了龙场悟道的细节，厘清阳明先生冥契本体的经历，与不同阶段的主张，尤其指出学者因为忽视冥契主义，因此对阳明先生主张的“知行合一”有误解。文章引各种证据指出：阳明先生直至五十岁后才悟得“致良知”，这是冥契经验的突破，因此使得他与南宋心学家陆九渊先生讲的“心即理”产生歧异。而“存天理，去人欲”并不是阳明先生的重要主张，而是他在尚未悟得“致良知”前，顺应宋明儒学常见的权宜说法。诠释心学不能忽略冥契主义的角度，否则认识悟道的内容就成为很困难的事情，作者希冀通过这种角度的探索，展示诠释心学可能做出的还原与引申。德国学者大卫·巴拓识的《哲学革新创造性的来源——王阳明与库萨的尼古拉跨文化经历比较》，从研究王阳明和德国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在各自不同文化形式中的哲学生成入手，阐述了跨文化经历作为一种特殊而具有创造力的哲学潜能的意义所在。作者将之演化为哲学意义上的非二重性。这种非二重性用在实践中，能够使跨文化的潜能对哲学传统产生深刻的划时代影响。龚晓康的《王阳明论“中和”》分析了王阳明以“中和”为道之体用观，即喜怒哀乐未发，为心之本体，为“中”；其已发，为心之功用，为“和”。作为本体之“中”，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作为功用之“和”，物来顺应、感而遂通。认为王阳明的“中和”说涵括三个层面，一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未发之中”即是“已发之和”；二是即体达用、即用明体，从“已发之和”而明“未发之中”；三是“中不可执”、因时制宜，“未发之中”须应随时机而变易，方能赞天地之化育。天理本体的证实须于活泼之生命实践中来，而生命实践亦须以天理本体为最终之依归。李丕洋的《<王阳明年谱>史料及刻印勘误》对现存《王阳明全集》中的《王阳明年谱》三卷，作了刊刻方面的研究，认为《王阳明年谱》史料存在着一些史实或刻印上的错误。有的是古本中即存在的史实或刻印错误，有的则是今本《全集》中出现的新的刻印错误。文章通过对这些错误的一一辨析和纠正，试图疏理、澄清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王阳明年谱》乃至《全集》中的史料和文字错讹，为深入研究阳明心学起到学术“清道夫”的作用。张宏敏的《王阳明“本体工夫之辨”在明清之际的学术走向：以刘宗周、黄宗羲为中心的思考》一文，通过对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三人本体工夫学说的学理解读，指出：王阳明“合本体工夫而一”之说涵有两大思维向度，即“一悟本体即是工夫”和“由工夫见本体”，刘宗周、黄宗羲师徒二人承续了“由工夫见本体”的工夫路向，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涂耀威的《王阳明与十六七世纪的<大学>研究》，认为王阳明对《大学》所进行的新的解读与阐释，创构了其心学的基本思想。文章指出：阳明不同意朱熹的《大学》说，而是主张用《大学》古本，并以心学解读《大学》，开创了《大学》的一个新的重要诠释方向。阳明的《大学》说影响广泛，一度开启十六七世纪知识界重新讨论《大学》之门。此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大学》著述，《大学》“改本”众多，甚至还出现了林希元上疏朝廷要求用自己的《大学》“改本”取代朱子《大学章句》和丰坊伪造石经《大学》的事件。这种《大学》研究多样化局面的出现，与王阳明有很大关系。至晚明，《大学》阐释的心学化和多元化，愈来愈与王学异端思想相关联，使得晚明的学者在《大学》义理阐发上试图对前人予以修正。到清代，《大学》研究开始有清代学术的品格，研究的多元局面也不复存在。

学刊所开辟的“儒学与中国文化研究”栏目，属于广义的阳明学范畴，只是出于编排设计的需要才作了区分性的处理。这一组文章，可结合阳明学专栏的相关论文阅读。简孝平的《重估<诗经>的价值：<周南>乐章三例》是一篇颇有新意的论文。作者认为《诗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中国古代士子的必修课。其中的《周南》、《召南》是西周建立前一个世纪左右的“风教”乐章。近世以来，由于缺乏原有的文化生态条件和不正确的时间定位，导致了对作品的解读错误，把先王用于教化境内万民的经典乐章降格为普通的民歌俗谣，降低了儒家“经”的文化品位。《关雎》、《卷耳》、《芣苢》等诗篇很能代表周先王教化万民、移风易俗、强盛邦国的良苦用心。融王者之风，行王者之化，奠定了周邦成就王业的基础，借此亦可了解《诗经》的崇高价值。儒家经典的权威近百年来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压力和震荡动摇，简孝平对《诗经》价值的重新评价代表了重建儒家经典地位的一种诠释学努力方向。万光军的《反思孟子对舜的美化：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例》，认为孟子思想的最理想人物是舜，而不是孔子。孟子对舜完美性的辩护是对自己理论体系完美性的辩护。孟子的意图可以理解，但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孟子对舜进行了很多论证、美化和辩护，但不尽合理、也不尽成功。朱慧芸的《“太和所谓道”：对张载哲学研究中“气本论”的质疑》一文，认为张载哲学思想中的形上本体乃是“太和”，而不是学术界已形成共识的“气”或“太虚”；“气”与“太虚”的争论本属无谓，因为“太虚”本质上就是“气”。王煜的《状元首辅费宏提倡移孝作忠且恪尊王守仁及朱熹》内容丰富，探讨了明代状元首辅费宏师从王守仁之父状元王华，以健斋或鹅湖为号，表示仿效健行不息的天道，发扬朱、陆的思辨和教育。文章论述江西铅山万氏家族立德立功，影响费宏对鹅湖书院及泰州学正寄予厚望。他尊崇张载的关学，提倡移孝作忠,避免狹隘家族主义；务实侧重事功，以阳明为首席模范，强调圣贤能感动盗匪改邪归正；主张人才须以政务磨炼和考验，激赏严东美兼擅政治与文章，提倡器识比文艺优先,融贯桓谭、曹丕与韩愈的文学观。费宏尽力维持儒官“教谕”的尊严，赞美黄庭坚及其后裔黃文敷，深信县令微职亦可发挥高才潜能。杨生照的《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论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探讨了明代著名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的儒学思想，认为他出身平民，不是完全的学究型学者，所以他对于儒学的思考也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因而提出了他的“百姓日用之学”思想，强调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人们只需在其日常生活中体贴良知之天理，离却日常生活，无道可明。他的这一思想是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为儒学从少数精英学者之事向天下百姓皆可为之之事的过渡，为儒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民众那里的实现和普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陈寒鸣的《泰州王学后劲焦竑的儒学思想》一文，认为焦竑不仅提出以“知性”、“复性”为内涵的“尽心至命之学”，而且还欲“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文章指出他既主张思想解放，不依傍古人前人，又认为应遵守一定法度，不搞索隐作怪。正因为他平和地追求着个性独立、思想解放，才使他既能够提出许多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主张，成为后期泰州王学的劲旅，又能够从容治学，运思于书斋，并以其多方面的学术成就而成为晚明卓越的博学者。

儒学的现代性发展始终是《阳明学刊》关注的一大研究方向，“儒学与现代性研究”栏目刊载了三篇较有新意的论文。吴国凯的《周易哲学文化与现代科学哲学的比较研究》，从象、数、理、占四个方面，对周易哲学文化与现代科学哲学作了比较。作者认为周易哲学文化中的象与现代科学中的现象、表象、图像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表述的手段不同；周易哲学文化中的数是循环递变数，现代科学中的数是任意数，但前者可以涵盖后者；周易哲学文化中的理与现代科学中的理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可以统一于现代数理逻辑；周易哲学文化中的占与现代科学中的预测是一码事，都遵从因果律，只是两者的手法不同而已。于民雄的《义利之辨：儒家正当性优先原理》，分析了儒家的义利关系，认为儒家义利之辨是从三个层面展开的：第一，理解人追求“利”的自发性、必然性和普遍性；第二，阐述正当性优先的根据；第三，说明“义”与“利”的统一性——“义”在人类本体高度体现为最大的“利”。郑维伟的《政治儒学：缘起、困境和出路》，指出蒋庆是在批判当代新儒家内在缺陷的基础上，发掘儒学传统资源构建政治儒学的。但其蔽于给定的现代世界，试图超越西方近代自由主义，而其区分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标准又来源于自由主义，这是其最大困境。政治儒学的出路在于以开放的形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各流派，对待现代世界的自由主义，并与之展开积极的对话，开拓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思考的精神空间。

学刊还开辟了对话与讨论专栏，推出了张新民的对话体长文《视野交融下的哲学、宗教与科学：答香港城市大学邝振权教授问》，该文是接受香港城市大学邝振权教授访问的谈话稿，虽为即兴随机之言，仍涉及颇为广泛的题域，出入于哲学、宗教、伦理、科学等诸多领域，纵论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等各种问题。具体内容主要有：（一）朱陆异同与明清学风；（二）儒学的现代性转型与分化；（三）儒学的修身工夫与历史智慧；（四）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五）中西文化同体共用殊相论；（六）佛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七）身与心的完整统一；（八）情与理的和谐交融；（九）契入天人合一境界；（十）坐忘境界与心智奥秘；（十一）儒家的世界主义；（十二）生与死的吊诡辩证法；（十三）心性本体与神圣启示；（十四）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十五）生命教育与人性治疗；（十六）自我修身与人生境界。讨论时之语境虽不可能完全再现于纸上文本，但透过字里行间的语气仍可略窥说话者当时的心迹。

大乘佛教与禅宗的研究从来都是学刊极为重视的一个栏目。“佛学研究栏目”刊载了两篇重要文章。刘益的《海德格尔的“它”与禅者的“他”》，从海德格尔“本有”概念出发，讨论了海德格尔之“思”的几个重要特征：非逻辑性，独一性与自我反抗性，并将其与禅者之“思”的特征作了对比分析，目的在于发现二者的相似性，并就如何思及海德格尔文献中出现的“它”与禅宗文献中出现的“他”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证，以图在海德格尔之“思”与禅者之“思”之间建立一种具体的联系。欧阳镇的《印顺佛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歧义》分析了印顺佛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歧义，认为其歧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总体上来看，印顺佛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受学术界的关注，其中既有对印顺法师佛学思想给予肯定和赞叹的评价，也有给予质疑和批评的意见。但受到指责和批评的内容，在印顺佛学思想中所占比重很小，不可能否定印顺佛学思想的价值；（2）印顺人间佛教思想，在理论上得到一致的认同，但在实践上的不足却受到了指责；（3）印顺禅净思想涉及两方面，其对禅宗思想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赞同和肯定。相反，他的净土思想在台湾佛教界却引起了强烈反响，形成了鲜明对比和反差；（4）印顺中观思想，虽然有一些不认同的意见，但并不能掩盖印顺对中观理论研究的成就，相反，却表现了印顺法师的独特思维和理论特色。

对阳明学深入探讨，深挖传统形上智慧，继续扩大思想言说的现代空间，是《阳明学刊》一贯的宗旨，欢迎社会各界展开争鸣与讨论，《阳明学刊》将为大家提供思想言说的阵地。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