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妮丽】王阳明心学视域下的廉政思想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8-04-10 22: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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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妮丽

作者简介:龚妮丽,女,西历一九五一年生,贵州贵阳人。现任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兼职研究员。兼职贵州省儒学研究会理事,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阳明心学视域下的廉政思想

作者:龚妮丽

来源:原载《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0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廿五日壬申

          耶稣2018年4月10日

 


王阳明(1472-1529)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既“立德”、“立言”,又“立功”的大儒。他的思想经历了“出入释老”又“归本孔孟”的历程,至正德三年被贬贵州龙场,历经百死千难终于悟道,以此为起点,他相继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四句教”、“万物一体”等哲学思想,形成了他的心学体系,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心学时代。在他坎坷的仕宦生涯中,不忘讲学论道,学政合一,是儒家“修己以安百姓”的履践躬行者。王阳明的廉政思想中既包含道德主体的形上学基础,也具有修齐治平实践理性之精神。其“心学”思想指引下的“致良知”使廉政思想获得了坚实的哲学本体论支撑,以内省为主导而又不离实践的道德修养工夫——“正心”、“诚意”、“修身”、“亲民”、“知行合一”,对当政者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勤政爱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亲民”是王阳明廉政思想的出发点

 

王阳明的廉政思想是建立在儒家“仁爱”基础上的德治。《礼记》记载孔子之语:“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礼记·哀公问》)孔子将“爱人”视为施政的前提。孟子也十分重视“仁爱”精神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王阳明继承了儒家以仁爱为本的政治治理传统,从他的“亲民”思想中充分体现出来,可以说“亲民”是其廉政思想的出发点。王阳明说《大学》所谓“‘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1]王阳明认为“亲民”就要“如保赤子”,像父母爱护婴儿那样爱护人民,使民安富足。安民的前提是“修己”,“修己”便是“明德”,做百姓的父母官必须按圣贤的要求修正自己的道德,处处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自然就会奉行廉政勤政的为官之道

 

辰州府判官赵仲立问政于王阳明,阳明曰:“郡县之职,以亲民也。亲民之学不明,而天下无善治矣。”“敢问亲民。”曰:“明其明德以亲民也。” “敢问明明德。”曰:“亲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亲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亲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亲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亲民也,故能以一身为天下;亲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为一身。夫以天下为一身也,则八荒四表,皆吾支体,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间乎?”[2]王阳明认为治理一方之职责必以“亲民”为要,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以“亲民”为执政之宗旨,“天下无善治矣!”。故力主为官之道“明其明德以亲民”。只有“明明德”才能做到“亲民”,只有从仁爱之心出发,将政治治理视为自己的事,如亲吾之父、亲吾之子,并推己及人,才能做到政治清明。

 

王阳明生活的明代中后期,特别是正德、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腐败,信仰危机、道德缺失、人欲泛滥,官场腐败的现象触目惊心。“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3]选官以相貌美丑、家境贫富、行贿财物的多少迟速为入选依据。下级官员为保官升迁讨好上级,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大肆请客送礼,时人谢肇淛如此记述官场的吃喝之风:“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4]史料记载,当时“纳贿受赂,公行无忌”,“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5]。正德五年(1510年),贪腐宦官刘瑾被凌迟处死,籍没其家产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余两,银元宝五百万锭又百余万两,宝石二斗,其他珠玉金银器皿无数[6]。官场腐败除贪污受贿,更有甚者,结党营私、嫉贤妒能、虚伪狡诈、不思进取。这些陋习不除,廉政从何谈起。

 

“亲民”不能是口头禅,官样文章,若不以立诚为前提,则可能成为图谋私利的摆设。王阳明将立诚、明德视为“亲民”的试金石。绍兴知府南元善问政于王阳明,阳明曰:“政在亲民。”并说:“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谋权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者,是不知亲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 [7]为官者若不注重明德修身,“亲民”或许就只是在玩弄权术,若没有“仁爱恻怛之诚”,也不过是以官爵谋私利之徒。在治理南赣期间,王阳明告诫官员:“凡我有官皆要诚心实意,一洗从前靡文粉饰之弊,各竭为德为民之心,共图正大光明之治。”[8]为官主政者都能诚心实意,怀有为民之心,“亲民”才不是一句空话。嘉靖七年王阳明总督两广时,表扬揭阳县立诚尽责的官员:“据揭阳县主簿季本呈为乡约事,足见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不卑小官,克勤细务,使为有司者,皆能以是实心修举,下民焉有不被其泽,风俗焉有不归于厚者乎!”[9] 阳明深知廉政就是对“亲民”的作为,“亲民”既要有诚心正念,仁爱百姓,“亲民”又关乎实学,须克勤细务,以实心修举。以“亲民”之道治理社会,必以仁爱、立诚、明德、勤勉为要。

 

二、“致良知”是王阳明廉政思想的核心

 

王阳明始终将“明明徳”(修己)与“亲民”(安百姓)视为一体,“明明德”是廉政得以实现的保证。《书朱子礼卷》一文中记载子礼问政于阳明,“阳明子曰:‘明德、亲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体也;亲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礼退而求至善之说,炯然见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学所以为政,而政所以为学,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10]王阳明认为“明德”与 “亲民”是体与用之关系,如何才能做到“明明德”,重要的是通过修己到达至善的境地,子礼明白这个道理后,从修己入手,呈现自己的良知。子礼因此感慨“学所以为政,而政所以为学,皆不外乎良知焉”。这就是通过“致良知”达到“明明德”,也就可以达到为政清廉。

 

如何能做到“明明德”,阳明开出了“致良知”的药方,可以说“致良知”是王阳明廉政思想的核心。与朱子将伦理道德视为外在“天理”的制约不同,王阳明认为伦理道德是个人内在心灵、良知的呈现,“良知即天理”[11],他指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12]在王阳明看来,仁义礼智、纲常伦理的“理”只能从人的本心上去求得,而不是外在于人心的“理”。“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13]正是在“心即是理”、“心外无物”的思想理路下,王阳明提出了“良知”的道德本体思想。阳明认为良知是每个人“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14]的善恶是非标准,要想正确地判断是非善恶,只要有本真诚意之心,凭借良知就能做到,因为良知本然是善,本然知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良知本体的明觉呈现往往会被私欲遮蔽,良知本体的发用会受到私欲杂念的干扰而背离本然的良知。通过“致良知”则可以治疗人心浇漓、贪欲妄念,重建道德秩序,可以让人回到良知本真的觉悟中,恢复至善心体的大用。

 

王阳明将《大学》提出的“致知”,转换为“致良知”,所谓“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15]”。刘宗周在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中写道:“《大学》首揭‘明明德’为复性之本,而其功要之‘知止’。又曰:‘致知在格物。’致知之知,不离本明;格物之至,祗是知止。即本体即工夫。故孟子遂言‘良知’云。”[16]揭示出“明明德”与“致良知”皆为“复性之本”的一致性,而“致良知”具有即本体即工夫的重要性。王阳明认为“致良知”着力在“致”的功夫上,他提出“静坐息思虑”、“省察克治”、“事上磨练”等一系列“向内”、“向外”的去敝工夫,意在克除私欲,让良知呈现出来。王阳明说:“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17]“静坐息思虑”,是要人沉下心来,去掉妄想贪欲,从人欲烦扰中回复平静;“省察克治”则是随时随地自我反省,去除私欲杂。阳明还指出:“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18]。即是让纯然本心——良知贯彻到行为中去,通过做事做人磨练自己。

 

王阳明时时提醒行走于仕途的学生,要他们以“良知”抵御官场污染,他称“仕途如烂泥坑,勿入其中,鲜易复出。”[19]给学生陆原静写信:“人在仕途,如马行淖田中,纵复驰逸,足起足陷,其在驽下,坐见沦没耳。”[20]他告诫他们对官场保持警惕,勿忘“致良知”,在给学生黄宗贤的信中写道:“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其工夫之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则其平日之所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夺,驰然日就于颓靡者。近与诚甫言,京师相与者少,二君必须彼此约定,便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21]王阳明深知官场的腐败,立志坚定也难免被腐败之风“潜移默夺”,要在官场中保持廉洁,事上磨练的工夫更其重要。他苦口婆心地嘱咐弟子,若发现稍有不慎的苗头,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提醒规劝。

 

王阳明“致良知”的思想,之所以是廉政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他不仅力求从本心上存天理去人欲,阻止邪恶、贪腐的念头,也从为善去恶的工夫上,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德性贯注到为政亲民的德行中去,从意识到行为都力主“良知”的到场,确保“明明德”与“亲民”,在“止于至善”之中得到实现,也即是对“修己以安百姓”,为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开出的良方。

 

三、“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廉政思想的原则

 

儒家“致良知”、“明明德”的出发点和目标都是服务于政治实践。“致良知”即是通过做去蔽工夫,事上磨练,克除私欲,呈现良知,实现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在政治上实现内圣外王。因此,修身与治世总是相统一的,知行合一便是这种统一的理论基础,也是王阳明廉政思想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则。

 

“知行合一”学说是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在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中,对生命价值经过实证体悟后提出的。王阳明将知与行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22]“致良知”、“明明德”就包含着以行动彰显良知,“行”的过程便是“知”的过程,也是祛除遮蔽、明心见性,让生命存在返回良知的过程。在道德活动中,主体道德意念的产生到行为实践的完成,应该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正如张新民先生所说:“主体进行道德活动,从动机产生到实践完成,乃是一个整体统一的过程。要而言之,道德意念的动机世界与道德实践的生活世界,应是一个和谐、完整、统一的世界。道德意念(特别是出于心性体认的道德意念)一旦产生,即含有行动之机,也就是行动的开始,行为则是将道德意念付诸实践,是主体道德活动的完成。”[23]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知”与“行”具有实践过程的同一性,这与他后期倡导的“致良知”即本体即工夫,强调通过“事上磨练”呈现良知,是一致的。王阳明深为当时一些读书人知行脱节,表里不一而忧虑,对问学者,他常以“知行合一”的思想开导他们:“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24]王阳明认为“知”已经包涵着“行”,“知”与“行”同时并进,才合乎生命实践的要求。

 

对于问政者,王阳明也十分强调“学”与“政”的“知行合一”关系。《书朱子礼卷》一文,以子礼问政的例子,阐明了学与政、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文中写道:“子礼为诸暨宰,问政,阳明子与之言学而不及政。子礼退而省其身,惩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恶也;窒己之欲,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趋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举。叹曰:‘吾乃今知学之可以为政也已!’ 他日,又见而问学,阳明子与之言政而不及学。子礼退而修其职,平民之所恶,而因以惩己之忿也;从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欲也;顺民之所趋,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复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期年而化行。叹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为学也已!’”[25]子礼在阳明的启发下,通过为学修身,从自省开始,明白了百姓之所恶、所好、所趋、所患;他以修身之心得,履践于为政实践,以革除私欲为先导,实现了平民之所恶、从民之所好、顺民之所趋、拯民之所患,做到了“知行合一”,故感慨“学之可以为政也”,“政之可以为学也”。学与政、知与行,都是相辅相成的,即阳明所说:“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26]

 

在阳明的学说中,“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是完全相通的,他指出:“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27]后学徐阶曰:“自公‘致良知’之说兴,士之获闻者众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践之以身否也?夫能践之以身,则于公所垂训,诵其一言而已足,参诸《传习录》而已繁。否则,虽尽读公之书无益也。” 并夸赞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的浙江巡抚谢廷杰:“其为政崇节义,育人才,立保甲,厚风俗,动以公为师,盖非徒读公书者也。”[28]徐阶感慨阳明“致良知”之说对学习者的影响,果真能“自致其良知”的人,一定是能通过自身行为进行道德实践的人,如果不能做到知行合一,“虽尽读公之书无益”。而谢廷杰能够做到廉政勤政,就是以行动实践老师教诲的范例。为政者只有知不离行,才是真知,即阳明所说的“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29]

 

王阳明本身就是“知行合一”廉政思想的履践者,他在治理社会的实践中,一方面注重道德教化,培养官员的德性之知、诚心正念,使其施行仁政,勤政爱民;对民众施以良知教化,端正人心,纯化家庭伦理与乡里民风。另一方面又注重以实学治世,平乱安民,淑世济民,惩治贪腐,严格监管,稳定社会秩序。他本人恪守良知,以孔孟“修己以安百姓”之德治思想为座右铭,屡建事功,真正做到了内圣外王。

 

总之,王阳明廉政思想中“修己以安百姓”的“亲民”思想,以“致良知”修正人心,治疗人心浇漓、贪欲妄念,重建道德秩序的理念,以及修己与为政相统一的“知行合一”主张,是难能可贵的。虽然这些思想含有较多的理想色彩,在社会实践中落实起来有较大的难度,特别是今天,在欲望与功利的障蔽下,极端利己主义的猖獗导致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在物欲牵引与市场竞争的社会现实中,要实践王阳明的廉政思想更其艰难,“廉政”似乎只能依靠法治和严刑峻法来维持,但是,执法的人没有良知行吗?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唤起从官员到民众对于信念、信仰、理想的精神追求,倡导道德自律。今天的廉政建设哪怕艰难,也应该有美好的理想光照,因此,王阳明以内省为主导而又不离实践的道德修养工夫——“致良知”、“正心”、“诚意”、“修身”、“亲民”、“知行合一”,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1]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一语录一,《传习录上》,王晓昕、赵平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6月版,第2页。

[2]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二十八续编三,《书赵孟立卷》第1181-1182页。

[3]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6页。

[4]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1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1页。

[5] 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6页。

[6](明)高岱:《鸿猷录》卷12《刘瑾之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页。

[7]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七文录四,《亲民堂记》第304页、第305页。

[8]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十八别录十,《裁革文移》第770页。

[9]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十八别录十,《揭阳县主簿季本相约呈》第764-765页。

[10]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八文录五,《书朱子礼卷》第341页。

[11] 《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刘宗周)》载《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序说·序跋”,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点校本,第1612页。

[12]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一语录一,《传习录上》第7页。

[13]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二语录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第52页。

[14]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旧序,《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序》第8页。

[15]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二语录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第56页。

[16] 《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刘宗周)》载《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序说·序跋”,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点校本,第1611页。

[17]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一语录一《传习录上》第20页。

[18]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三语录三《传习录下》第114页。

[19]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四文录一《与黄宗贤》第187页。

[20]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四文录一《与陆原静》第203页。

[21]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六文录三《与黄宗贤》第265页。

[22]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一语录一《传习录上》第5页。

[23] 张新民:《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孔学堂书局2014年版,第118页。

[24]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二语录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第57页。

[25]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八文录五,《书朱子礼卷》第340-341页。

[26]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六文录三,《答有人问》第254页。

[27]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三语录三《传习录下》第152页。

[28]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王文成公全书序》第2-3页。

[29]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三语录三《传习录下》第118页。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