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与人性、天命与天道”——欧美哲学与中国思想的一场精彩对话(张祥龙、马里翁、倪梁康、方向红)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8-04-09 23:09:54
标签:
张祥龙

作者简介:张祥龙,男,西历1949年生于香港九龙,后随父母迁居北京。1982年在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8年在托莱多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92年在布法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2012年起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人文社科一级教授,2017年起任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讲座教授。著有《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海德格尔传》《从现象学到孔夫子》《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先秦儒家哲学九讲》《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复见天地心》等。(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一八年)


“心性与人性、天命与天道”

——欧美哲学与中国思想的一场精彩对话

作者:张祥龙、马里翁、倪梁康、方向红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廿三日辛未

           耶稣2018年2月8日

 

  

 

从左至右依次为:翻译张逸婧博士、张祥龙先生、马里翁先生、倪梁康先生、方向红先生。(中山大学哲学系供图/图)

 

《南方周末》编者按:

 

2017年年底,法国著名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马里翁(Jean-Luc Marion)到中国巡回学术演讲,11月22日下午,他在中山大学与中国现象学家张祥龙教授、倪梁康教授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学术对话,就中西文明与思想的一些根源性问题,进行了直指要害的对谈乃至交锋,三位教授是现象学运动在法国与中国展开过程中的新一代的最杰出代表,这场对话,对体会何谓“学术共同体”及中西思想乃至文明的深度沟通,皆是生动的例证。

 

【正文】

 

欧洲哲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变,我认为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的一些命题,可以在欧洲哲学当中获得新的意义,中国思想和欧洲思想其实说的是同样的东西。

 

方向红(主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共同见证一场中法现象学的新时代的对话。马里翁先生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和巴黎索邦大学的教授,我觉得他的成就的第一点,是在国际学术界重新激活了对笛卡尔的研究;第二点,是他在现象学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第三点,他从现象学的角度回应了后现代哲学的挑战,指出了哲学或者未来形而上学发展的方向。第二位嘉宾是中山大学的特聘教授,张祥龙先生。张先生曾在北京大学担任现象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在现象学方面也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他较早地把现象学作为一门学问、一种方法引入到了对儒家、道家特别是对中国天道的思考和探讨里面,对中国哲学和现象学都做出了新的贡献,最近这些年他重点探讨孝道、孝敬,对现实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位嘉宾倪梁康先生,也是中山大学的教授。他是长江学者,是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早年在现象学的汉语翻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在现象学领域内之所以能够说话,说什么样的话,以及怎么说,这些词语和语法一开始是由他所规定的,他做了很多奠基的工作。最近这些年,倪梁康先生提出了“心性现象学”概念,他整合了胡塞尔的意识哲学、唯识学、儒学等等方面的思想,这在中国现象学运动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对话会的标题是四个关键词,“心性”与“神性”,“天命”与“天道”。其中的三个分别对应对话中三位先生的主导思想,倪梁康先生的“心性”,马里翁先生的“神性”(与现象学中的神学转向有关),张祥龙先生的“天道”,这些关键词与现象学传统,特别是经典现象学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中间的学理过渡是如何可能的?首先有请马老师。

 

中国和欧洲思想说的是同样的东西

 

马里翁:我先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在今天比在过去更加有可能在欧美哲学和中国的思想之间建立起关系?

 

中国的思想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为什么说现在有理由更新关于西方哲学和中国思想的对话?在二战后直到今天,所探讨的问题主要这两个方面:欧洲主要是继承了理性主义,德国哲学的传统,还是以形而上学与观念论为中心,主要任务在于为理性制定规则;中国,思想家把中国思想作为欧洲理性的对立面来看待,把中国思想解释为一种智慧,当作是不可被翻译为西方语言的思想,迄今为止的中西对话就一直表现为一种对立和冲突。

 

在法国,哲学家们总认为中国思想作为一个总体,是完全不同于欧洲哲学的。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一是认为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完全没有关系,另一种是认为如果要思考中国思想,就不能以欧洲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样也就假定了欧洲传统是一直不变的。

 

这种想法表现在许多的法国汉学家那里,一个代表就是法国汉学家于连。他认为中国思想,比如说“道”,完全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西方思想传统。

 

但我认为,欧洲哲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变,因为从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他们的继承人开始,已经赋予理性以一个新的意义,使它比传统哲学对理性的定义更宽广。

 

传统形而上学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同一性,一是充足理由律,现在都受到了批判和理论上的超越,在现象学中,这种超越就表现为,把认为是不能被对象化的现象纳入到现象学的领域中。现象不再只包括对象,也包括“事件”和我所说的“溢出现象”。“溢出现象”的意思就是说,直观是高于意义的,所以溢出现象扩大了哲学的舞台。

 

我认为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的一些命题,可以在欧洲哲学当中获得新的意义,中国思想和欧洲思想其实说的是同样的东西。

 

举个例子,《道德经》的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在黑格尔看来,这样的话是毫无意义的。但从当代哲学开始就不是这样了,海德格尔认为“道”就像他的“Ereignis”(中译“本有”),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最后一句话是:“凡是不能说的,必须保持沉默”。这两者就可以和中国思想联系起来,它们所表达的意思就是,知道的东西并不能够言说。在宗教思想,尤其在神秘主义神学中,也是这么看的。在神秘主义神学中,声音有三个意思:一个是言说,另一个是否定性的言说,最后一个是说不可说的东西。如此一来,它就可以和道家的“道”联系起来。那么,在后现代哲学或现象学的语境中,欧洲哲学家就可以和中国思想家一道去思考同样的问题,现在的欧洲哲学也在试图理解《道德经》提出来的问题,而思考这样的问题在现象学之前是不可能的。

 

现象学对中国天道的开启

 

方向红:本来想给三位先生一个命题性的问题,但哲学家都是自由的(众笑),马老师做了一个自由的发挥,我觉得非常好,引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现象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使得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具有了自己的合法性;第二,现象学赋予中国的思考者一条道路——如何表达那种无法表达的东西。我想,中国的两位哲学家有很多话要说。

 

张祥龙:非常高兴参与这次讨论,马先生讲的我基本上都赞同,他和于连先生不太一样,认为欧陆哲学中有一些新的进展,使得西方的思想和中国古代的思想能够进行某种深度的沟通,我完全赞同。中国从现代以来不是于连讲的那个路子。我们基本上都是通过西方哲学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的思想,只是在现象学引入之前,用的是比较概念化、逻辑化的方法,比如从柏拉图一直到黑格尔,这样就把刚才马里翁先生提到的“天道”或者“道可道”的思想概念化为万物的总规律或物质实体,完全忽视了老子讲的“道”有不可对象化的重要的一面。在现象学引入之后,对这种思想就有了一种矫正,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理解方向。

 

比方说,首先我们就会意识到,在理解哲学时,要从人的活生生的经验出发。所以理解终极的“道”或实在时,总有一些必要的盲点,思想的身体永远要投出一个阴影,使得这种理解不可能是“逻辑大全”的。这都是传统的西方哲学中所没有的意识,也就是一种“不”的意识,或者说是必要的缺乏。“不在场”是摆脱不了的。

 

这对我理解中国的天道有很重要的刺激作用,但这并不是说老庄的道是神秘的。孔子不直接讨论“性”与“天道”,或“仁”的意义,但天道对于老庄、孔子,恰恰是所有意义的源头,问题是怎么去领会这个源头?这方面现象学又给了我们一些肯定性的重要提示和开启,比如说,我们只有通过“直接经验的发生维度”才能去领会这个无声无臭的天道。又比如说,儒家把“天道”就看作是“天性”,“天命之谓性”,它直接体现在人的身上,体现在我们的天性中,而这个天性就可以“发生”出来,表现为良知良能,甚至是至诚,所以对儒家来讲,这种不可对象化的天道完全不抽象,而是离我们最近的东西。

 

儒家理解“良知”“良能”,或“天性”,要通过“孝”的经验,家庭关系的经验,尤其亲子关系。在“孝”的经验里,儿女无法直接直观到父母是如何生养他的,作为对象化的经验,这是缺失的,但是,一个孝子,确实可以以某种方式直接体验到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乃至体验到这种养育中蕴藏的恩情。这不能靠我的出生证明,靠父母或他人的复述来做到,但还是有一种直接体验的可能。

 

我在读马里翁先生的著作时,也很受启发,比如说讲到不可见和可见的关系,那不可见的凝视,恰恰是从圣像的瞳孔中向我们发出,这种不可见重新组建了我们可见的理解和实践。孝顺的儿女,恰恰是通过不可见的和可见的这种交织,比如当他/她自己去养育儿女时,就可能形成某种回视、回看或回想,使他/她能直接体验到父母当年养育的过程和经验,从而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形成一种自觉的意识,产生一种传承与开展的努力。这恰恰是儒家为什么特别强调孝道,认为孝是道德或美德之本,是所有可教性、可深度交流性的来源。

 

而且孔子恰恰认为在你热爱父母,孝顺与顺从父母之中,并不会养成一种盲目的,奴隶般顺从的人格,反而是因为你在父母对你的爱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就像(舍勒)现象学讲的——经验本身具有的某种先天的人格魅力,这样一个孝子在他的孝顺之中反而会培养出个体的独立人格,孔子认为当一个父亲犯了道德的错误,这个孝子绝不能盲从。他爱的是父亲的人格,不愿意让父亲陷于不义,他要委婉地、以不破坏亲子关系为前提地劝谏父亲,让他重归于义。

 

这就是我理解的现象学对天道的开启,它不论从否定性的还是肯定性的一面,都给我带来了传统西方哲学视野所无法带来的东西,而且它所带来的东西恰恰更贴近中国古人的思想和人生经验。

 

寻找对所有人有效的心的规律

 

方向红:谢谢张老师,大化流行,道法自然。从天的“道”,到人的“德”,到子的“孝”,道的每一次的道路虽然不一样,但是这个“道”一以贯之。另外还有一条进路,就是心性现象学的进路。有请倪梁康先生。

 

倪梁康:“心性”现象学我主要是跟着我的老师耿宁(Iso Kern)在做。他刚刚离开广州去了香港,没有能和马先生在中大会面。“心性”这个词在中国思想史上用得很多,在道教、佛教、儒学里都有。简单地说,就是帕斯卡尔曾说的“心的逻辑”或“心的秩序”,后来舍勒(德国著名现象学家)也一再地用到这两个词。中国传统上也有这个说法,陆九渊曾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我们全部的意识活动,心识活动,都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在里边。我基本上还是想寻找一种普遍有效性,对所有人都有效的一种心的规律,这也是我比较赞赏、崇敬的王国维所说的“学无中西,无新旧,无有用无用”,用这种方式来讨论一些问题,无论你是从中国还是从法国或德国的立场出发。

 

现象学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个问了一遍又一遍的问题。我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借重胡塞尔和早期的海德格尔。所谓“心性”,在佛教的传统里,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本性,一种叫习性。奥古斯丁说,“不要往外走”,这是胡塞尔巴黎讲座所引述的最后一句话:“不要往外走,要回到你自己。回到你的本心,真理就在你心中”。这基本上就是我说的“在心中找到正理”。而这两种“性”,或者说是两种意识的本质,一种是天生就有的,一种是后天习得的。在中国古代,孟子曾提出“四端”的学说。“四端”是指仁义礼智四种德性的萌芽。这四种最高的德性是由四种萌芽生长而成。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如果没有这四种德性的萌芽,他就不能算作人。但这不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不是文化的产物,而是生来就有的。孟子说“不习而能,不学而知”,意味着它们是不用练习就有的能力,不用学习就获得的知识。

 

这里主要展开对恭敬之心的一个思考。西方经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确实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是人皆有恭敬之心,有虔诚之心,而这就是宗教最基本的含义。在西方,Religions这个词讲的实际上是一种恭敬之心,或者说是一种虔诚、敬仰、敬畏。我认为可以将马里翁先生的思想放在我的心性思想研究里。恭敬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神性的恭敬(敬畏),这是马里翁先生在讨论的问题;另二种是对祖先长辈的恭敬(孝敬),这是张祥龙老师最近在做的问题。所以,当然我这是在挑起事端,我是在把张祥龙老师的思想和马里翁老师的思想都放到我的心性现象学思想研究里边来观察和思考,至少我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它们做一定的分析和解释,将它们纳入到我的思想座架中。我大致地做这样一个介绍,虽然带有一些论战性和挑战性的色彩。

 

亲子:给予,不是交换或权力关系

 

马里翁:张老师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按照过去欧洲人的理解,儒家思想是种礼教,是一种非常保守的生活秩序。但从张老师的视角来重新看待孝道,这个问题就非常有意思了。

 

如果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分析,会发现孩子与母亲和与父亲的关系,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是直接的,无中介的,孩子知道这是我的母亲,母亲也知道这是我的孩子。但孩子与父亲的关系是间接的,父亲是一种“缺席”,父亲与孩子有一定距离。父亲需要承认这个孩子是我的孩子,这是一个意愿的行为。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他要模仿他父亲,但可能两者有冲突,父子间的关系是有距离的,而这个距离又必须一直重复下去。

 

但父子关系不应用政治学的角度来理解,不能把这种关系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就像领导和下属,主人和奴隶,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就像张先生所说的,它虽然是可见的,但却是由一种不可见的东西组织而成。这种关系就体现在一种“看”和“回看”之中,只有当子女与父亲相互承认,子女才成其为子女,子女必须和父亲保持一定距离。子女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回报给他的父亲的,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生命,但他无法回报给他的父亲。这就像我所说的“给予”,因为给予不是一种交换。所以父子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我和列维纳斯(1906—1995,法国著名哲学家)也谈到父亲的角色和地位,父亲的角色或父子关系是很重要的哲学命题,而不能仅仅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待。

 

方向红:就像刚才倪老师试图把马里翁先生的整个现象学思想和张祥龙先生的整个中国天道思想统摄到心性现象学中来一样,马里翁先生也把张祥龙先生对“道”的看法,统摄到他的给予性的现象学中来,不知道张老师是不是同意?

 

中西思想中的“家庭关系”

 

张祥龙:很有趣。马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讲法对我很有启发,也有一些值得商量的地方。我很赞同他说的家庭关系、父子关系首先不是政治学、社会学的关系,它是一种对我们人类来讲更为根本的关系,我倒是愿意把这种关系和马老师讲的“人神关系”作某种对比。如果我理解没错,他讲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在这种关系中,神对人的爱,是一种超出了存在理解,也超出了胡塞尔所讲的先验意识的一种原初的被给予性,而这种原初的被给予性是一种正在饱溢的意义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馈赠给人的礼物。而在亲子关系中,父母不只是给我们生命,他们在养育经验中给我们带来了人格和心性,教会我们语言、行走和做人。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是我们自己,不只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一个意识的问题,而是说,我们的存在,意识,是不是首先是一个被馈赠的礼物?我们将之接受并意识到它的珍贵,这样我们才会把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尽可能的展现出来。所以我非常同意他对家庭关系地位的看法。

 

另外,他讲到父亲与母亲的不同,我也非常赞成。但这个不同在儒家看来是一种阴阳关系的差异。父亲和儿子的距离是一种“阳”和“阳”的关系所造成的,当然里面也有“阴”,而母亲在儒家看来主要还是“阴”的一面为主;但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与子女的关系,里面都有一种原生的爱,由亲子世代差异造成的时间化阴阳关系造就。我愿意把马先生讲的神的爱,以某种方式放到这种关系中来。我在基督教中,也看到了家庭关系的某种反映,比如基督教把神看作圣父,他对人的爱通过基督也就是圣子传达给我们。而至少在天主教中,对圣母的关注也是大量的,所以这就有一种又是“阴”又是“阳”的神爱。

 

另外,我非常赞成马先生后面一个观点,就是父母亲给予我们生命也好,人格也好,他/她是不期待交换的。所以亲子关系中不存在这种交换。由此看来,儒家对于孝子的要求中,是不是有一些超过了原本的亲子之爱的东西?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亲子之间不应该有的,是对象化意义上的利益交换、期望与要求。父母亲对儿女的爱,总的来说是无私的,并不期待这个意义上的回报。但是不是还有一种非对象意义上的或人格塑成意义上的回返?它是代际时间意义上的,叫交换也好,交织也好,或者称之为一种回旋的结构也好。比如,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就是说,你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和人格,实际上就是一种孝顺。所谓的交换也好,回旋、回报也好,它可以是这个意义上的,非对象化、非物质化、非实用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如果把你的子女养育好,像你的父母养育你一样把你的子女培养成人,这就是对父母特别棒的孝顺,因为你的父母最期待的恰恰是整个家族的繁荣与昌盛。你能够“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这就是一种大孝。这些孝行都不是对象化地施诸父母之身的,而是生存时间上的意义回旋和价值发生,是超出功利的,但对儒家来讲,却是特别重要的。

 

最后一点,孝顺关系,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也可以有某种体现。自然在中国古代语境中常被称为“天地”,在儒家看来,天是父亲,地是母亲,自然是我们的大父母,所以我们对自然也应有感恩意识。我们的生存是自然馈赠的礼物,如果抱有这样一种感恩之心与孝的意识,现在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生态问题,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而不只是从科技或实用的层面来应对这个问题。

 

中西相同的心性结构:本性与习性

 

倪梁康:如果把我的想法进一步端出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心性或者说整个人性或人格,都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本性,一个是习性。我刚才讲的本性的部分,孟子提出“四端”,与伦理道德意识有关系。但是还有很多与本性相关的意识组成,在佛教唯识学、情感哲学、意志哲学里面都曾有提及。

 

从我的角度来看,刚才张先生讲的恭敬之心,是一种人对比他更高的甚至是超感性的一种东西的一种执态或表态,可以是针对父母或长辈,这是中国的传统;而在西方的传统里面,可以是针对神灵。这个对神灵的敬重和敬畏,以及对父母的敬重和孝敬,在西方的哲学里是同一个词“piety(虔诚、孝敬)”,而在中国的语词里则分得非常清楚:孝敬与虔敬。它们虽然都属于恭敬,但彼此有根本性的分别。所以在孟子所说的恭敬之心这一端里面,它其实包含了宗教情感、伦理情感与家庭情感。

 

在这些情感里,哪些是本性,哪些是习性的?照孟子所说,四端是每个人都有的,但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出来?比如说,西方人更偏重于敬畏,对神的敬畏,但像张先生所强调的,中国人更偏重于对父母的孝敬,甚至还可能包含对君主的忠诚,都可以在这里面得到诠释。在我看来,这四端,它们的形式是先天的,是不习而能,不学而知的;但它们的内容是习得的,要是有人要教你孝敬父母,你就会孝敬父母;教你敬仰上帝,你就会敬仰上帝;教你敬仰菩萨,你就会敬仰菩萨;教你敬仰真主,你也有可能敬仰真主。在我看来它是一种先天的意识结构或“内道德结构”,很像是乔姆斯基所说的“内语言结构”。

 

“内语言结构”就是每一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所具有的一种语言能力,这个能力非常强,把你放到意大利,你长大就是讲意大利语;把你放到以色列,可能你长大就会讲希伯来语和英语等等。这个语言的能力是先天的,你教猴子讲话,它永远不会讲,因为它没有这个先天的能力。但是习得的内容是后天的,所有这些习得的东西,在四端里面都可以表现为纷繁复杂的东西,比如说,在非洲,有的人因为穿衣服而感到害羞,有的人可能因为不穿衣服而感到害羞,但羞这个本能是从来就有的。

 

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并不违背这个事实,即每个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后天习得的文化传承是彼此有差异,有矛盾和冲突的。冲突实际上是后天的,文化上的冲突。再落实到孝敬心上,我认为孝敬心或者说恭敬心每个人都有,但是孝敬父母需要后天的培养,而不是天生就会的。当然,你说我是同情一只小狗,还是同情一个病人或乞丐,这都是后天要培养的。但是具有同情,具有羞愧,具有那种脸红的能力,是先天生下来不需要别人教就有的一种东西。就跟幼儿一样,要么就有,要么就没有,学是学不来的。

 

方向红:我差不多被倪梁康先生给说服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论是张祥龙老师的孝敬还是马里翁先生对神的虔敬,它其实都是习得的,而更原本的,作为本性的东西,甚至作为萌芽,作为“端”存在的东西,还在孟子那个地方,还在倪先生那个地方。我想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众笑)。

 

(对话经各位教授审定,副题及小标题为《南方周末》编者所加,此为摘登版)

 

责任编辑:姚远